假如民國8年北平需要暫住證 |
送交者: 佚名 2005年05月01日10:20:3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假如民國8年北平需要暫住證 民國8年的春天來得特別晚。已經是3月了,依然寒意襲人,北海的湖面剛剛破冰,筒子河兩旁的垂柳初發嫩芽。 黃昏,景山東邊的北大紅樓大鐘“噹噹”地響了幾下,已經是下午6點了。這時,從紅樓裡面走出了一個身材高大的年輕人,他英俊而消瘦,雙目有神,長長的頭髮似乎幾個月沒理了,穿着一件已經褪色的藍色舊棉袍。 他,是北大圖書館雇來的臨時工毛潤之,從湖南來到北京已有6個月了。 潤之把圍巾甩到背後,長長地呵了口氣。這天真冷,想到馬上就要去見的人,他心裡才有一些暖意。 這兩年真是流年不利,想到剛才在圖書館一些教授和學生對自己的白眼,心理滿是憤懣。有什麼了不起的?不就是家裡有錢,能來北大讀書麼?剛才他向來借書的胡適之先生請教一個問題,這位潤之一直景仰的先生,竟然說聽不懂他的湖南話,揚長而去。北大的學生也很牛,那個在長沙就認識的張國燾,仗着現在是北大的學生領袖,對自己的造訪也冷淡得狠。好在昨天來借書的周作人先生不錯,得知自己是湖南人後,說,湖南出人才呀,曾文正公和黃克強、蔡松坡先生都是你的同鄉呀。並邀請潤之明天上他八道灣的寓所。明天是星期天,不知道能否見到周氏昆仲麼? 潤之又想到了楊先生。楊先生剛剛把自己介紹到圖書館做工,自己就撒手西去了,留下了開智、開慧和師母。在替楊家操持喪事時,常和開慧接近。剛剛喪父的女孩多需要安慰呀。在長沙省省第一師範時,開慧還是一個 14、5歲的小姑娘,幾年不見,已經是個美麗的大姑娘了。在景山上、北海旁,已經兩心相許,師母已經有所覺察。上午開慧讓自己晚上去她家吃飯,把兩人的事和師母說說。想到立馬就要見到開慧,要和師母說這大事,年輕的潤之心中蕩漾着幸福。 北大門前大街旁的飯鋪飄出好聞的香味,有錢的北大學生都在飯鋪里吃飯。楊家的豆豉辣椒做得和老家一般好。想到這兒,潤之加快了腳步,剛才看書看得太着迷,開慧肯定在着急地等自己。 往常潤之應該往西走,他和幾位窮老鄉一起在三眼井胡同租了間房子,結束了寄居楊家的日子。現在他得往北走,楊家在鼓樓旁邊的豆腐池胡同,離北大約有4里地。 潤之在路邊買了幾個熱乎乎的烤白薯,用手帕包着。開慧愛吃烤白薯,再說,買別的,自己也沒錢,每月就8塊大洋的薪水,而校長蔡先生每月800大洋,文科學長陳先生,每月40 0大洋,和這些有名望的先生,真得沒法比,這世道,就是不公平。 急急地走着,潤之出了身汗,已經看到了高高的鼓樓,還有5分鐘,就能見到開慧他們了。“站住”,一聲斷喝。 潤之抬頭一看,旁邊站着四個“黑狗子”——段祺瑞政府的巡警,惡狠狠地瞅着自己。 “你們講的是我波?”潤之用一口濃濃的湖南鄉音問到。 “說的就是你。”一口純粹的京片子。一位瘦猴似的巡警對為首的大胖子說:“這小子也不知說的是哪個地方的鳥語,肯定是從鄉下來北京不久。” 四條漢子圍上來了,潤之只得停下腳步。 “有暫住證嗎?” “還要么子暫住證?我沒有。” “沒有,跟我們走一趟。” “我約了人呢,我是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 潤之遞上一張紙片,大胖子巡警斜着眼睛瞅了一眼:“毛潤之。年齡25歲,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學圖書館職員。” “這東西不管用,得要北京市警局發的暫住證。沒暫住證就得跟我們走。甭廢話。” “你們這是侵犯人權,我是民國的公民,在民國的首都需要什麼暫住?我要去《京報》、《大公報》告你們。” “你小子以後愛去哪就去哪?今天可得乖乖地跟大爺走。” 被四條漢子抓住的潤之,掙扎不脫,被扔進一輛大車裡面,車門“砰”地一聲關了。 掙扎中,手裡的烤白薯摔在地上,巡警的大皮靴重重地踏在上面。車開走後,地下只剩下一團白薯泥,還有一塊髒兮兮的手帕.
“北大圖書館的”
交談中得知,老頭是保定府的,在“全聚德”作大廚,小伙子是香河縣的,來北京拉黃包車。 車到了炮局胡同的羈押所。這群人被趕到一個黑屋子裡面。潤之破口大罵:“你們這般????,我出去饒不了你們!”老頭勸道:“小伙子,好漢不吃眼前虧,跟這幫人,沒得理講。” 豆腐池胡同的一家院落里。 老太太說:“潤之怎麼還不來?他有事了?”
第二天黎明,炮局胡同的羈押所里。 老頭和拉黃包車的都被保出來了。輪到潤之,一位警察說,你在北京有親戚嗎?讓他花二十個大洋贖你出去得了。 “為什麼要花錢贖,我犯了民國哪條法律?你們就是為了撈錢,出去後我得把昨天的經歷在《京報》上寫出來。” 潤之又是破口大罵。 瘦猴似的警察和胖子說:“那小子還大罵我們,要不給點顏色他看看?” “行,老子當了20年巡警,還沒見過這般不識時務的主,給我狠狠的揍,看他服不服?” 黑屋子裡,只剩下潤之一人。門突然開了。進來五個如狼似虎的大漢。一語不發,皮鞭、警棍、鐵鏈,將潤之一頓暴揍。 藍棉袍破了,背上的皮綻開了,頭,也流出了血。十五分鐘後,潤之終於昏迷過去了。 “老大,不好了,不好了,這小子快不行了”。胖子得到打手們的稟報,有點着:“要是死在巡捕房裡就不好看了,那些小報記者知道後,不知該如何造謠呢。” “送醫院,這小子怎的這樣不經打。” 送醫院前,潤之又醒過來了。一名警察拿出筆和紙,對他說:“小子,你真行。要想活命,好好給我寫,在這巡捕房裡,我們對你很好,你很滿意。” 潤之想我就這樣死去得了。可想到遠在湖南的媽媽,想到開慧。他流着淚,用那隻已不停使喚的手,顫顫巍巍地寫道:“我對這裡很滿意。” 車到了協和醫院,搶救了一個小時,主治醫師,美國籍的黑格先生聳了聳肩,很遺憾地說:“他們送來太晚了。” 死亡原因寫着:因鈍器打擊,顱內大出血,脾破裂。黑格先生簽下自己的名字。”本警察局局長一看死亡報告,大罵手下:你們怎樣辦事的?讓他吃吃苦頭就行了.。怎能把人打成這樣。這樣的死亡報告我怎能拿出手?不是給南方那些亂黨分子攻擊政府的口實嗎?一群豬!好好想想辦法。 協和醫院黑格醫生的辦公室,警察局一位官員笑着對黑格說:“我們局長和貴國大使一向很親睦,您看這死亡原因能不能改成:因為心臟病?” “那位青年很健康,沒有什麼心臟病。” “你看咱們商量商量?”官員拿出一張花旗銀行10000元大洋的支票遞給黑格先生,“一點小意思,給你喝喝茶。” “你們政府是不是總是這樣,讓我們醫生說假話?告訴你,我只想說真話,我得對得起醫生這個職業,也得對得起上帝。” 黑格先生用一口流利的中國話,訓斥着這位官員。官員悻悻走出辦公室,說:“媽的,不識抬舉,要不是洋人,看老子如何收拾你。” 四天后的北大圖書館,李大釗先生坐在辦公室,一位職員報告說:“毛潤之沒有請假,已經幾天沒有來上班了。” 李先生記得這位年輕人是過世的楊先生推薦來的,平時做事認真,十分好學上進,他怎麼招呼不打一聲就走了? 這時電話響了。大釗先生一接電話,對方說:“你是北大的守常先生嗎?我是北京警察局,你們館的職員某某死在協和醫院。” 電話“哐”的掉在地下,這樣一位生龍活虎的青年怎能說死就死掉呢? 第二天北京街頭,報童拿着《京報》,大喊:“看報呢看報呢,北大一個職員被打死呢。”一位西裝革履的先生買了張報,頭版大幅標題是:北大職員因收容,死在醫院,警方稱是同室病友群毆而致。
“媽,我得替潤之伸冤。”
一個月後出版的《新青年》上,有李大釗先生和魯迅先生的文章。李先生在文章里寫着:“毛君的遭遇已經是我們看到,俄國革命的道路是正確的。” 魯迅先生的文章是《紀念一位年輕人的死》文章寫道:“一位年輕人就這樣死了,我和他不是很熟悉,只在他那裡借過幾回書。然而他死了,因為沒有暫證證那張紙片。警方說他在巡捕房裡受到了很好的對待,有這位青年的親筆簽字為證:滿意很滿意。果然很滿意,滿意得死了。據警方說,他因受到同屋的病友群毆而死。我疑惑這醫院恐怕不是醫院吧,該是練武場。這些病號們尚有如此的火氣和如此的好力氣,動不動就能把人打死。而且據說打死人後,他們一夜之間就跑到外省去了。警官老爺公務繁忙,自然難以去抓這幫人。我只是奇怪,這般行兇的人難道都是《封神演義》裡出來的?學會土行孫的遁土法,一夜間就遁走了?可那是在樓上呀,土行孫也是沒法子的。這位死去的青年最終沒有辦暫住證,不知道陰曹地府需不需要這玩藝。如果需要的話,恐怕閻王爺都不收留他。那麼,他的魂靈去哪兒呢?只好在陽世間飄蕩。” 所幸,這一切都只是筆者的假設,悲劇沒有發生。因為那時不需要暫住證。 30多年後,那位活得好好的毛潤之先生帶領着滾滾鐵騎,進了北京城。他已不是北大圖書館遭人不待見的臨時工,而是革命的領袖。他大筆一揮,滿懷豪情地寫下:
後來,便有了暫住證。
飛雲 中國黨要做「秦檜」將遺臭萬年 岳飛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南宋偏安時面對北方強敵,國內分裂為「
當岳飛在外征戰連連告捷,保護國家安全時。國內「主和派」卻占了
但同樣的情形,卻在21世紀的台灣重現。 當台灣面對「北方強敵中國」時,國內分裂為「主戰、主和」兩派。 國防部正與「美國」合作軍演(漢光演習),依美軍經驗做「軍棋推
但國內「主和派、投降派」(中國國民黨)卻占了上風,連續13次杯
並競相上演「南蠻向北京朝貢」的戲碼,爭相北京朝聖,以誰能受中共「
中國國民黨聯共賣台,以「攤瘓國內軍事、內政為榮」爭相北京朝貢
而中共卻持續在外交、經濟上打壓台灣、欺壓台商,並以平均是過去
歷史總是一再重演。有人說,中國國民黨是台灣「吳叄桂」、引清兵
不過我卻覺得,他們將是台灣的「秦檜、吳叄桂、兒皇帝」的混合體
我只想請問連宋去「北京朝聖」後: 一、共匪有減少「任何一毛」國防預算嗎?(今年共匪軍費以叄倍成
答案是:「沒有!」 而連宋「北京朝聖」,所帶去的貢品,是「閹割台灣國防部」,加速
只是為「正在降溫的台商赴中投資」做解套,只為了加速台灣經濟外
只要是正常人一看便知,何謂「聯共賣台」,一清二楚。歷史殷鑑不
演講的成功,政治的失敗——淺談連戰演講中的六大致命失誤 1、“1949年之後北大好多好多的老師跟同學們好象種子一樣,跨洋過海到了台灣,尤其到了台灣大學,把自由的種子帶到那裡去,在那裡開花結果。”——首先,這句話的確誇大了北大在台大發展中的作用,台大學生感到憤怒,是理所當然的;其次,這句話不僅是關於北大、台大兩校的關係那麼簡單,泛綠陣營很容易把它往“殖民統治”“本土化”這些概念上面扯,攻擊連戰貶低台灣本土的學術水平,進而為國民黨貼上“非本土政黨”的標籤。本土化本來是國民黨近年來竭力推行的方針,現在連戰為國民黨的本土化投下了相當嚴重的陰影,容易引起台灣本地人民的不信任。 另外,說台灣的“自由種子”是北大帶過去的,無異於攻擊台灣在歷史上沒有自由傳統,反過來又為民進黨說中國對台灣的統治是“殖民統治”提供了炮彈。大陸和台灣的文化傳承、政治思想傳承,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話題,應該慎之又慎,現在連戰片面誇大北大對台灣的影響,就讓台灣本土人民很不好想了。 2、“但是終極在最後,能夠吸引、號召青年人正式的號召,不外乎還是以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三民主義的路線和中國共產黨所代表的社會主義總路線兩條路線。”——這個說法固然是為了和大陸套近乎,但是無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這個說法都會引起相當大的爭議。居然把社會主義總路線和三民主義的路線並列,一則泛藍的台灣民眾心理不能接受,二則泛綠會趁機攻擊三民主義是“賣國”,三則讓大陸也比較尷尬,既不好否認,又不好繼續闡發。從上下文來看,連戰是想說明“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由北大的“自由主義”發展出來的,國共兩黨的觀點系出同源——且不論歷史上真實的脈絡是不是如此,即使真的是如此,此話難道是可以亂說的嗎?還是欺負民進黨沒有斷章取義抓把柄的天才? 國共兩黨過去數十年的恩恩怨怨,在今天已經沒有太多糾纏的必要,大陸的態度就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放下意識形態的矛盾,大家一起探討經濟建設。連戰最好的選擇是繞開國共意識形態的盤根錯節的聯繫,選擇其他爭議較小的領域為突破口。國共兩黨在歷史上合作的時候很多,同仇抗日就是最好的話題,何必非要在“社會主義”和“三民主義”的關係上做文章? 3、“因此到今天,一個台灣海峽,一條海峽阻隔了兩岸,不曉得阻隔了多少的家庭,造成了多少的不幸、哀怨,尤其還形成了若干民族之間的嫌隙,尤其到今天迴蕩不已。”——此話的要害在於“民族之間的嫌隙”,國民黨一直不認為大陸和台灣是不同的民族(當然,台灣本土的高山族除外),只有泛綠陣營才鼓吹大陸和台灣是不同民族,以此作為台灣建立“民族國家”的理論依據。現在倒好,國民黨昨天還說着“海峽兩岸同文同種”,今天就冒出一個“海峽兩岸民族矛盾”,這不是主動向泛綠陣營繳械嗎? 或許,連戰的意思不是說海峽兩岸是“民族嫌隙”,而是說海峽兩岸的鬥爭牽扯了其他國家參與,造成了更大範圍的嫌隙,但這就有點和今天的主題不搭界了。無論如何,這個“民族嫌隙”是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極容易被人拿來做文章的命題。 4、“在整個的發展層面,除了經濟的發展,政治的發展層面也很快速。比如說現在我了解到,在很多基層,所謂定點的民主選舉制度,在《憲法》裡面也提到,所謂財產權是最基本的人權,我相信這都是正確的歷史方向,都是值得鼓勵的歷史的步伐。”——連戰可能是想讚揚一下大陸在人權和民主方面的進步,順便肅清一下台灣人心目中關於“大陸獨裁、不講人權”的虛假印象,但是這個話題太敏感了,我想,大多數大陸人是不希望一個台灣人品評大陸的“人權”的,正如大多數台灣人不希望大陸人干預台灣的“政治”。連戰想拉近大陸與台灣的距離,還是強調經貿路線最穩妥、最有說服力,為何非要強調“人權”的進步? 大陸和台灣之間的交流,多少年來一直呈現“政冷經熱”的局面,在台灣人民對大陸政治發展、人權進步不了解的情況下,應該強調台灣與大陸在經濟上的聯繫,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也是台灣人民最關心的。但是連戰的整個演講,都是“重政治,輕經濟”,從歷史講到台灣內部的現狀,從“自由主義”講到“民粹主義”,反倒是在經濟上花的筆墨太少,不免有“哪壺不開提哪壺”之感,給對手留下了更多的攻擊空間。 5、“甚至於有一種批判,認為我到這裡來,是為了進行所謂第三次的國共和談,所以我的目的是要“聯共制台”,那個“台”下面還是有個“獨”字。”——這句話本身是連戰批駁的觀點,但是他說的實在太有歧義,好一個“所以我的目的是要‘聯共制台’”,聽者還以為他的目的就是“聯共制台”,真是一個莫大的誤會!現場響起的掌聲更是為這個誤會加上了更大的籌碼,相信連戰今後怎麼解釋都解釋不清。他如果把“聯共制獨”說出來,或者當即補充說明這是他反對的,情況可能會好一點,可是現在由於表達不清和現場的氣氛,導致台灣那邊出現嚴重誤讀,可以說是難以挽回的結局。 即使是批判,“聯共制台”這句話也是不應該輕易講出來的,即使講出來,也不應該把“獨”字分開講。在這樣氣氛熱烈的演講中,提到這樣敏感的觀念,很容易被對手予以肆意歪曲。果然,連戰話音剛落,台灣泛綠評論家立即拿“聯共制台”大做文章,大有把連戰打成“大陸特務”的架勢。恐怕“聯共制台”今後將成為泛綠進攻泛藍最大的口實。 6、“今天來的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有幾十位,但還不全,他們都要來,我說不行,我說這樣就放空營了,人家會偷襲。”——這大概是連戰為了活躍現場氣氛而講的,但是講的有點莫名其妙,是誰偷襲?民進黨嗎?還是台灣島內的其他人?無論這個“偷襲”是指誰,只能給民進黨提供更多指責國民黨“聯共制台”的罪證,他們可以對台灣人民宣傳:你們看看連戰,把台灣人民當敵人,把不贊成他訪問大陸的人當敵人,而且公開對大陸人闡明他對我們的敵意,這是什麼行為?顯然是“賣國賊”啊! 連戰訪問大陸是“跨越60年鴻溝之旅”,在宣傳活動中,總是突出大氣,即“為台灣2300萬人民謀福利,為中國13億人民謀福利”,擺出一幅超脫黨派之爭的架勢。但是,在演講的後半段,連戰突然談起了台灣的黨派之爭,矛頭明顯指向泛綠陣營,看似批判的很過癮,卻容易給台灣人民留下“把黨派之爭帶出國門” “名義上大氣,實際上小氣”的印象。既然連戰確信自己的這次訪問有深遠意義,為何還要在“立法院偷襲”這樣的小節上做文章呢? 總體說來,連戰這次演講,在贏得大陸群眾上是成功的,但在贏得台灣群眾上是非常失敗的,這就決定了連戰政治生涯失敗的大方向。從連戰兩次“大選”的方方面面我們可以看出,他並不是一個善於口舌之人,也不是一個善於臨敵機變之人。在北大的演講,是面向海峽兩岸的十幾億人民,尤其是面向台灣2300萬人民的一次 “政治交代”,不能簡單的討好現場觀眾,講些觀眾愛聽的話就完事了,這樣雖然可以贏得許多掌聲,卻無異於政治自殺。 遺憾的是,連戰似乎沒有意識到北大演講蘊涵的政治意義和政治風險,從他沒有攜帶講稿、演講中經常出現“口誤”或一時難以接續就可以看出,他對演講並沒有非常充分的準備,甚至可能沒有成型的觀念,講到哪裡算哪裡,而且很容易被現場熱烈的氣氛所感染。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最重要的是在鼓動群眾的時候不能反過來被群眾鼓動,我認為今天連戰的表現是不合格的。歸根結底,連戰忘記了他的“大陸之行”究竟要向誰匯報——不是向歡天喜地的大陸人民匯報,不是向堅決支持統一的藍營“急統派”匯報,而是向長期對大陸心懷疑慮、對訪問大陸有深刻戒心的中間派或泛綠派人民匯報,因此尺度的拿捏要特別小心、特別精細。 連戰此次的演講,從“本土化”的陷阱,到意識形態的“觸雷”,再到對泛綠陣營不必要的刺激,可謂犯下了難以彌補的錯誤;這些錯誤在我們大陸人民看來不是錯誤,甚至是進步的象徵,但在台灣人民看來卻是難以接受、難以原諒的。連戰將如何面對泛綠陣營的攻擊?宋楚瑜又將如何吸取教訓,選擇一條更穩妥的表達方式?讓我們拭目以待。
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 本月二十六日,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飛抵大陸,這是自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兵敗退台之後,近六十年來對大陸的首次正式訪問。中外媒體普遍稱之為“破冰之旅”,更有人將此形容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開始。二十九日胡錦濤會見連戰,隨即推出了《新聞公報》。公報稱:兩黨共同體認到,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謀求台海和平穩定,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維護兩岸同胞利益是兩黨的共同主張。兩黨基於上述體認,提出了五項共同促進的工作目標。 對此,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認為: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在此時訪問中國,角色,立場,時機均不對。兩黨所發表的《新聞公報》中,除了第五條:建立兩黨定期溝通平台之外,第一至四條了無新意。並無基於兩岸人民長遠利益的政策性突破。連戰所代表的國民黨在這一輪和共產黨的會談中,自我矮化,放棄原則,扮演了替中共政權背書的可悲角色。 在相隔了半個多世紀後,國共兩黨都經歷了世道滄桑的變遷,中國共產黨早已墮落成一個沒有理想,沒有主義依仗暴力統治的利益集團。這次連戰受中共之邀訪問大陸,是在中共對台政策連連失利的情況下進行的。對於中共來說,急需改變反分裂法出台後國際反映不利的現狀,特別是胡逄偽救嗽諤ㄍ邐暑}上急須尋求一種突破,對內穩定局勢,對外改變形象。 而國民黨則在台灣開放黨禁之後的民主選舉中連續兩屆成為在野黨,地位和性質也發生了根本變化。對國民黨來說,在總統大選失利,選舉無效上訴失敗,立法院選舉後親民黨與民進黨謀和所造成的困境。加上連戰本人又面臨國民黨中生代馬英九、王金平競選黨主席被迫交權的壓力。因此,雙方都有一種對通過這次訪問打開局面的期待。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國共和談會有什麼實質性的結果。今天的國民黨已是在野黨,不能代表台灣政府作出任何決定。和共產黨所談的,所承諾的,如果得不到執政的民進黨認同就形同空談。共產黨當然明白這個道理,國民黨在兩岸的政治談判中沒有多大的份量。中共不可能就此改變對台政策,給於台灣國際生存空間,同意台灣加入重要國際組織,放棄對台灣的武力威脅,而國民黨也沒有政權資本向中共做任何實際承諾。因此,在兩岸問題上,這次國共會談只能是形式大於內容的一場政治秀。 我們認為:站在歷史發展的高度來看,如果國民黨是以重返中國大陸為其歷史使命,情形則會大為不同。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產生於大陸的政黨,作為一個推行三民主義的政黨,敗於共產專制的中共,實是中國的不幸,致使中國人民在中共執政後的半個多世紀里遭受了史無前例的劫難,在大陸的原國民黨舊部及家屬均遭受了中共殘酷的迫害。連戰身為國民黨主席,重登大陸後理應要求中共對曾遭受迫害的國民黨人員和家屬作出賠償。並公開倡導三民主義正本清源,以告慰國人,重聚民氣,方能開時代之新潮,謀國家之未來。 我們建議:作為實現政治和解的前提,連戰先生應正式要求中共順應歷史潮流,放棄專制,開放黨禁。重新恢復國民黨在中國各地的黨部,使國民黨在大陸合法化,並把它作為兩黨和談的基礎。另一方面,國民黨可以自身的經驗,引導中共放棄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改革,走政黨輪替的道路,促使共產黨轉型為一個民主政黨,從而在民主,均富的基礎上實現兩岸的和平統一。這樣的話,國民黨才有可能憑藉昔日的歷史,迅速在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大黨,以民主的方式和共產黨一爭中國大陸之未來,而不必在乎於台灣選戰中的輸贏得失了。 令人遺憾的是,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在此次大陸之行中並無展現這樣的魄力和雄心,連戰先生不光拋棄了國民黨留在大陸的深厚歷史資源,並且自我矮化和為中共專制塗脂抹粉。將國民黨從一個有着光榮歷史的中國第一大黨,蛻變成一個仰中共鼻息賴以偏安求存的附庸黨,在與中共的會談中,連戰先生捨本逐末,空談作秀,讓共產黨牽着鼻子走,對兩岸人民的利益來說,此次會談的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並且,開創了一個民主政黨向專制政權屈服的恥辱先例。 必須指出:連戰先生此行是在中共正走向歷史消亡之時,僅為一己之私向中共投懷送抱,為共產黨做嫁衣,將國民黨做陪葬的。其最終必將自食惡果,從而落為歷史的笑柄。今天,中國大陸的社會現實和兩岸政治格局所面臨的困境已清晰地擺在面前,如果不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則絕無化解之道。只有迫使中共放棄專制,開放黨禁,才有可能藉助國共和談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如此,中國才有和平統一的希望,這才是真正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為此,我們向所有認同在中國結束中共專制,再創民主共和的人士呼籲:人民覺醒,拋棄專制的時代已經來臨。讓我們團結海內外一切民主進步的力量,包括國民黨內堅守反共理念的人士,共同促進新的全球民主反共大聯盟的形成,為早日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實現中國的自由民主而共同奮鬥!(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30/04/2005) -------------------------------------------------------------------------------- “角色,立場,時機均不對。”比李燈飛的“五不對”少了兩個不對。 -呼延
曹長青 連戰的中國行被國民黨稱為「破冰之旅」,但從連戰和胡錦濤的會談
連戰避談 兩岸四大問題 因為在前天的「連胡會」上,連戰根本沒有提出影響台海兩岸關係的
第二應該要求中共撤掉瞄準台灣的七百枚飛彈。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
第叄應該要求中共廢除「反分裂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成員
第四應該要求中共改善人權,放棄專制。台海局勢不穩定的根本原因
兩岸對談 北京找錯對象 美國等西方媒體對連戰的中國之行普遍負面評價,《紐約時報》說這
為什麽人家的在野黨都不這樣做,因為這樣做等於告訴國民,我們這
兩岸分歧 在於價值對立 但連戰為什麽就不顧一切,非要和中國的獨裁者握手、拍照?主要的
今天,仍然靠「清算」制度維持的中共政權,故意迴避兩岸的民主和
訪中本質 與獨裁者共舞 說白了,連戰的這次所謂「破冰之旅」,實質上是和中國獨裁者的「
「冰上共舞」還會影響歐盟對中國的武器禁運決定,因中共制定反分
造成假象 有助中國統戰 連戰的中國行另一個嚴重後果,是有助於共產中國的統戰宣傳,增加
連戰去年敗選不認輸,煽動街頭抗爭,已嚴重損害了台灣的國際形象
連戰為了今天一時的風光,為了發當不成總統的一口惡氣,就要把自
在美國等西方成熟的民主國家,在野黨主席根本就不會是新聞人物,
雖然在去年立委選舉中,由於技術層面的失誤和賄選文化的作祟,直
思公 剛看到參加國共高峰會談記者的一篇報道《眉也不挑的胡錦濤》,文中對中國共產黨的這位總書記,有一番有趣的描寫,記者寫到:“一位團員以「深不可測」形容胡錦濤。他說,胡雖不是表情嚴厲,但會見過程在入座坐定後,除了手腳幾乎都不曾移動,表情更完全沒有任何變化,連轉個頭、挑個眉毛都沒有,彷佛非常專心聽人談話,若胡沒說話,就像一尊入定老僧,甚至是塑像,不像連戰、吳儀等其他人,還會轉個頭或移動一下。他覺得,胡的「定力」真是太厲害,太深不可測了。 文傳會副主委鄭麗文則形容胡說,胡的肢體動作連角度都擺得剛剛好,讓人完全抓不住缺點,她不曾看過這種政治人物,忍不住給胡的「演出」一百分。例如胡坐著,臉看似朝側邊,角度始終沒變,卻不會讓坐在鄰座的連戰認為胡沒看著他說話。她忍不住,每隔幾分鐘以手邊數位相機拍了不同角度的相片,七、八張相片都發現胡的坐姿、臉的朝向,甚至雙手握著的角度,絲毫未變,「真是太厲害了」。” 看到這,我不禁覺得好笑,覺得少見多怪了,胡何止從外表,舉指像一尊塑像,在十幾年的公眾場合亮相,公開講話里,沒看到他有過一絲個人的情感表露,也沒聽過他說過一句不是報章里出現的話。這個人永遠不犯錯誤,永遠不動聲色,沒有自己的感情,沒有自己的觀點,只有黨員的表情,黨員的思想,沒有辮子可抓,沒有缺點可找。他是中國最殘酷的政治鬥爭產生的爐火純青的政治怪物,他是共產黨八卦爐里煉出的真君,是幾千年中華文明錘鍊出的又一個神靈。你誇他不是,罵他不是,反對他沒口實,支持他無依據。 我曾經在一次私人聚會上,碰到一位退下來的前高層領導人的秘書,酒酣杯熱之際,大擺龍門,說起常委級人物,都是親見親聞,江澤民的拍肩膀,朱熔基的訓人,李瑞環的小聰明,都說的活龍活現,唯獨別人問起胡總,老兄一時語塞,竟無一故事。可見胡是何等人物。 中國傳統的老子學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以前總認為古人的暇想,沒想到今日得見高人。不過咱是俗人,又覺得時空桄乎,都21世紀了,看着大多數民主國家領袖滿處竟選,演說,用盡十八般武藝為讓人多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觀點,總覺得咱的領導這麽神密,這麽高深莫測,這麽沒個性不太對勁,不合潮流。 我記得讀近代史晚清年間,讀過這麽個人物,叫葉名琛,翰林出身,為官中規中矩,直升任到兩廣總督,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亞羅灣事件”中,因洋人船上水手被殺,葉處理糾分時採用,不卑不亢,不理,不談,不表態,不接觸。直到事態擴大,洋人打到廣洲,葉大人仍是不打,不降,不守,不跑,不死。最後讓洋人直入總督府抓起來送到印度去了。人都認為葉象個傻子,其實不然,老先生學問不錯,在印度還寫了不少詩。葉很可能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主打的林則徐治了罪,主降的艾耆善也治了罪,才耍小聰明總結出這套不說,不干的不動經。但結果還是誤國誤民。 胡總書記是怎麽個人,怎麽個領導人,咱離着遠,真摸不准,如真象台灣客人一眼看出的,像個坐定的老僧,深不可測,這對人民的可不是福份,國家別出點事,一出事,會發生什麽,誰也沒底。。
傅清
從一月份起,胡錦濤發動的第一場政治運動《以實踐“三個代表”重
安魂曲 堪稱當代海外中文網第一雜文作家的蘆笛先生評價中共有一個極其一針見血的比喻:那就是“痞子黨”。 環看世界上僅有的幾個共產國家,朝鮮金家王朝連綁架日本平民的招數都使得出來,“痞子”勁比中共有過之而不及;古巴則天高皇帝遠,其痞子性中國人不了解也無法比較。。。那麼,中國人相當熟悉且具備複雜感情的越南共產黨是不是也算一個“痞子黨”呢? 我對越共也了解很少,但我曾有幸在加拿大這裡的圖書館借到過由越南華僑難民寫的幾本南越淪陷回憶錄----這些人對越共自然是痛恨無比,因此回憶錄中自然充斥了對越共的批判攻擊文字。。。 可我讀完這些通篇充滿傷感和不平氣氛的回憶錄,卻發現在這些反共華僑的回憶錄中,基本找不到越共攻占南方後大規模“鎮壓反革命”的相關記錄----我記得僅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他的某個知識分子朋友被逮捕云云,除此之外對南越“淪陷”後之“白色恐怖”就都是道聽途說。。。可見越共統一越南後並沒有效仿中共“鎮反”“肅反”、大肆屠殺前政權軍政人員,在這個問題上相比中共顯然要人道許多。 ----但更引起我注意的則是一個很有趣的細節:某部南越淪陷回憶錄的作者回憶說,越共剛剛攻陷西貢不久,就頒布法令,要求居民登記自己的外幣和黃金資產。當時大部分南越居民顯然根本不會信任越共,害怕越共趁機沒收他們的外幣和黃金,因此敢於去如實登記的人很少。。。但後來越共允許越南人自行出國避難(這本身也比嚴厲禁止不喜歡自己中國人隨便出國的中共仁慈開明)時,此前只要登記過自己外幣和黃金資產的難民,到時候就可以被允許全數攜帶這些外幣和黃金資產出境。。。對越共信守諾言的這一做法,就連通篇反共的回憶錄作者自己也在文中給予了正面評價。 不要小看越共對南越居民信守諾言着一個小小的細節,這個細節反映了越共和中共的一個很大不同:那就是越共畢竟懂得對自己的人民、哪怕是明顯不喜歡自己的人民要遵守信譽、言出必行(哪怕是為了樹立自己統治威信的需要)。。。也多少懂得尊重普通人的合法財產權和自由出國權,換句話說就是“痞子性”不那麼足。。。 反觀中共,剛一建國就在重大政策問題上屢屢出爾反爾:本來承諾對國民黨軍政人員寬大處理的,兩三年後就翻臉不認人、開始大規模“鎮壓反革命”;本來承諾保護民族工商界利益的,沒過幾年就開始“三反五反”,把民族資本家往死里整!。。。甚至到最近,還在煽動反日風潮不久就突然翻臉、大肆抓捕“反日愛國人士” ----中共建政數十年,在重大政策問題上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撕毀默契、承諾的例子比比皆是,這樣無賴的政黨恐怕不用“痞子黨”這樣的稱呼還真的很難去形容了。 除了說話耍賴不算數之外,中共更絕不可能向越共那樣在自己最孤立最需要外匯的時期就允許居民隨便攜帶外幣黃金資產“叛國投敵”----一直到現在,大陸的海關銀行仍然對普通居民將自己的合法財產攜帶出境施加種種刁難限制。。。比起當年越共的大度,中共對中國人的這類外匯攜帶限制本身就反映了其作為“痞子黨”的蠻不講理。 話又說回來:越共對越南人民犯下的罪行,遠不如中共對中國人犯下的罪行更深。。。但如今越南政府在北美越僑界那裡幾乎是毫無影響力;相反北美華人社會卻受到中共很深的滲透和控制,甚至即使在文革那樣的荒唐年代,北美華人中還是有不少親共人士和社團的存在和招搖。。。對這個問題很多人都百思不得其解,其實,其中道理說起來也很簡單:越共從來就沒有去花大力氣分化、收買海外的越南人社會過,尤其不屑於使用經濟、親情、特工等手段脅迫、拉攏海外越南人,而是基本順其自然----反而中共卻始終對海外華人施展威逼利誘的種種痞子手段,更大量向國外派遣滲透特工人員,長期經營下來,自然會利用人性的弱點在海外造就一大批恬不知恥甚至數典忘祖的“愛國華僑”。。。越共對海外越南人社會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也說明其“痞子性”相比中共是大大地不如。 當然,也許越南人相比我們自己,根本就屬於一個更少痞子性、更多堅韌性、更不容易忘本(但也更加開明,比如不介意美軍士兵訪問懷舊等等)的優秀民族。。。所以就連人家的共產黨都比我們自己的“中國共產黨”要相對文明善良得多。這樣的民族將來一定會比我們更快走上繁榮富強的道路,這一點看看今天越南的發展勢頭就一清二楚了。
東海一梟:孟子精神的現代意義——五四反傳統思潮再思考 一 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滋養薰陶出中國歷史上燦若星群的仁人志士、聖人賢士、義人俠士、高人大士、狂人逸士、奇人異士,我都喜歡,都欣賞,但自古以來最讓我傾倒的統一了真善美的圓滿人格,非孟子莫屬,或者說孟子最配作我的人生模範與精神導師。自從小小梟上初中時在故居閣樓上發現塵封蟲蛀的儒家經典之後,儒家的倫理道德,尤其是孟子這個“有英氣”的儒家亞聖的言行事跡人格風範,就深深印入了我的腦海,融入了我的學脈。 孟子曾遊說諸侯,推行其政治主張,到過梁(魏)、齊、宋、滕、魯等國,但其仁政學說被普遍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不為世用,遂退居講學,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他繼承孔子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認為君主負有保護人民和維護國家的責任,要“泛愛眾”,“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要行仁政。仁政具體內容包括經濟、政治、教育以及統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要求君主與民同樂,戒戰戒殺,省刑罰減賦稅蘇民困,使民以時,“制民恆產”,讓每家農戶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有起碼的生產資料,關懷救助鰥寡孤獨等窮愁困頓者,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等,具有相當鮮明的人民性和人道主義特徵。 二 識者皆知,民本不如人本,德治不如法治,仁政不如憲政----用今人的標準去衡量,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學說當然已經大大落伍了。這是歷史的局限。孟子做夢都想不到還有一種可以直接通向仁政的自由民主制度。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憲政民主誕生之前,仁政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的君主專制,是最合適的社會制度,是社會各階級的最人道最理想的選擇,不僅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也符合廣大民眾的利益。所以,以儒家學說為治國理念的君主專制在歷史上有其開明性、合理性、合法性和進步意義,曾創造了令人艷羨的東方文明,創造了無數的人間奇蹟和輝煌。儒家成了傳統政制中抑制君權的思想淵源。仁政,縱然難免偽善,也比赤裸裸的苛政惡政暴政霸政更人道、更進步。因為儒家的寬容,中國歷史上沒有過宗教戰爭;因為道統的制約,歷史上也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政權,在和平年代,沒有出現過西方中世紀宗教裁判所那樣的極端黑暗和野蠻。 儒學之所以成為歷代王朝的意識形態,首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權力對正義觀念的選擇。董仲舒勸皇帝獨尊儒術的基本邏輯,就是強調儒術於民眾於國家有利從而於根本上合乎皇家的利益,避免重蹈秦朝的覆轍;其次,歷代統治者在實際操作中並不嚴格遵守孔孟之道,而把它當作一種手段和裝飾,或者一面漂亮的招牌,甚至陽儒陰法、明儒暗法。漢朝獨尊儒術,但漢宣帝卻教導兒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 第三,歷代統治者及御用文人不同程度、別有用心地對孔孟之道進行了歪曲和閹割。如宋明理學,把本來頗為通情達情,中庸寬仁的孔孟之道“發展”成了喪失人性和彈性的“毫無寬容度的爛貨” (蘆語),以致理學無理,道學不道,以“天理”滅人慾乃至滅人命,以“天理”壓倒一切,就象以穩定壓倒一切一般。又如朱元璋讀到孟子書中有關“民貴”、 “君輕”、“草芥”、“寇讎”等論述君民關係、君臣關係的言論,怒道:“這老兒要是活到今天,非嚴辦不可!”,下令撤消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資格,同時下令,有為此而諫者,以大不敬論。還組織了一批名儒多次刪改《孟子》,其中不利於皇權專制的話就有近百條,為適應科舉考試而另編一本《孟子節文》。朱元璋篡改孟子,與秦始皇重用法家一樣,孟子地下有知,自必深惡痛絕。 五四新文化運動,群起指斥孔孟之道為專制主義的思想根源。如陳獨秀說:“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政治道德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剛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三綱之說為之也。”殊不知“三綱”思想源於強調“君權至上”的法家,尤其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與孔子或孟子無關。孔子主張“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和“中庸之道”,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指的是君與臣、父與子各自內在的自我約束修養,屬相互對應關係,孟子則更重視臣或民,都與“君為臣綱”之類邪說風馬牛不相及。 五四反儒不反法,以致馬列趁虛而入,法家繆種流傳,文革反儒而崇法,為一黨專制張目,以致孕育出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當代極權暴政。中共黨文化乃亞西方馬列主義與歷代君主暗中祟奉的法家思想“私通”所產的曠古惡物! 三 時至今日,許多自由知識分子把現在中國社會無數問題,把中共的暴政統統歸咎於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把中共專制視為儒家文化的結果,大筆如刀,利舌如劍,紛紛向一個虛擬的幻影殺將過去。這實在是一個巨大的誤會,可謂中共造孽,儒家遭殃。 一黨獨大的中共專制,不僅反民主反自由,本質上也是反傳統反文化反道德的。經過五四的打倒、中共的摧殘,儒家文化奄奄衰微,傳統道德早已崩潰,全社會淪為文化沙漠,道德真空,無數假惡丑的黑洞吞噬了信仰,吞噬了希望,吞噬了一切良知正氣,一切真善美。當今中國,還有什麼仁義道德忠孝節義?還有什麼溫良恭儉讓?只剩一雙雙被物慾和貪婪燒紅了的眼晴,在一片漆黑中鬼火閃爍!潘朵拉的盒子被打開了,什麼人間惡人惡事惡跡惡行都被創造出來了。 所以,沒有任何朝代的官員象中共官員那樣無知無德空前腐敗,沒有任何古代君主象中共領導人那樣無法無天威福無邊,沒有任何專制社會象當今社會那樣死氣沉沉黑暗無邊…,總之,沒有任何專制王朝象中共王朝那樣沒有倫理沒有底線,那樣慘無人道滅絕人性,那樣????成群爪牙密布,那樣惡行累累黑雲滾滾,那樣唯權唯術唯利唯物,那樣集假惡丑之大成! 近年來,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全面破產之後,中共確偶爾揀起傳統文化中的一鱗半爪,如德治呀、和諧呀(這對中共,實為一大進步),有些人便以為中共與儒學血脈暗通,實為大謬。同時有必要指出,不僅中共的法制遠遠不如法家法制的嚴肅,而且中共的“德治”也遠遠沒有古代王朝的真誠。 文化與制度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並不存在絕對的“客觀規律”,不少民主國家,並非基督教文明占主導地位,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南韓、日本等早已實現民主,台灣的中華文化保存得比大陸好得多,卻成功實現了民主轉型。這都說明儒學傳統與現代民主並非天生死敵頭,也可以是好夥伴。儒家文化中確存在不少有利於專制的糟粕,但也有很多普適性的精華,與民主款曲暗通,完全可以成為民主力量的同盟並在民主制度下發揚光大。 四 拜中共愚民政策、愚民教育之賜,普通民眾和知識分子不僅對民主自由的理念頗多曲解誤讀,對儒家文化也往往誤解多多。特別是忠孝二字,幾成眾矢之的和儒家大罪。例如一位素所尊重的著名民主同道,對忠孝的理解就是“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這些說法在舊戲、評書、舊話本小說里所在多有,實乃被歪曲了的違仁悖義、非忠非孝的忠孝觀。 關於“忠”,孔子認為忠是君子必具之品德。《左傳??桓??六》:“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元》:“臨患不忘國,忠也”,《論語》:“為人謀而不忠乎?” 《滕文公??上》:“教人以善謂之忠”這是春秋時代人們對“忠”的理解。可知,忠就是誠實無欺地為別人着想,就是居上位者想着如何有利於百姓,就是在危患中不忘國家,就是教人學好、導人向善。忠,做為一種待人的應有品德和行為準則,其對象是寬泛的:對待師友、民眾、親人,都應忠。 儒家的忠君是有條件的,就是君主行為要符合仁的道德、禮的規範,君的利益要與民的利益、國的利益相一致。孟子說,“殺一無罪非仁也。”殺了一個無辜,就有悖於仁。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子??離婁??上》)孟子主張君臣關係應以道義為基礎,體現了君臣某種程度的“對等”關係。事君以忠,是事君的態度;事君以義,是事君的原則。如果君主無道,臣民不僅可以不拋棄之,甚至可以推翻之誅滅之。商紂王是有名的暴君,武王伐紂,孟子就認為伐得對。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加犬馬,則臣視君如同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他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賊殘之人謂之‘一夫”’。 五 如果說孟子的政治理論比孔子更具有平民品格和民主色彩但難免有其歷史局限性的話,孟子那種以德性為財富的高尚情操,以個體人格為中心的倨傲風範,那種“說大人,則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種“聖人與我同類,萬物皆備於我”的充滿主體意識的樂觀向上的心態,那種“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尤其是他的那種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則不僅對後世士大丈階層人格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然值得人們引以為楷模。 公孫衍、張儀二人遊說諸候、合縱連橫、權傾諸候、名振天下,乃戰國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 “大人物”。孟子卻不屑一顧,認為此二人沒有仁義沒有原則,無非擅長搖唇鼓舌、曲意巴結、溜須奉承等“妾婦之道”而已,根本不配大丈夫之稱。《孟子》裡這一段話是大丈夫精神的最佳寫照:“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以大丈夫精神自勵和勉勵後人,再三教導不能"苟且",不能"詭迂",不能"鑽穴",不能行"妾婦之道",言論、行為、手段要合乎"大丈夫之道"。有了這樣一種精神,當然就可以不失赤子之心,就可以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就能夠自愛自尊,笑傲王候,毀譽不動,寵辱不驚。孟子為推行其政治主張辛勞奔波不遺餘力,但在那個充滿詭詐、傾軋、勢利、強權的時代,面對君王依然保持大丈夫的倨傲形象,不肯絲毫暫時性彎曲自己。孟子學生陳代勸孟子“枉尺而直尋”,以屈求伸,如蘇秦、張儀等縱橫家那樣,以妾婦之道博得諸侯們的好感,再慢慢實施自己的思想主張。孟子堅決不同意。他譴責那些不由其道,不擇手段去爭取做官的人,頌揚“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的方正剛直為行為,強調君子在立身出處上不能苟且,不能投機取巧搞機會主義。雖然孔孟都很倡導通權達變,但在立身處世的原則性問題上,卻是非常認真毫不苟且的。 六 《公孫丑下》有個“不召之臣”的故事,典型地體現了孟子這一大丈夫的脾氣: 孟子準備去朝見齊王,恰巧齊王派了個使者來到孟子處,把辭齊王得了不可受風的寒疾,想召孟子往見。孟子見齊王並無誠意,也託辭有病不能成行。第二天,孟子要到東郭大夫家裡去弔喪。齊王打發人來問候孟子的病,並且帶來了醫生。 孟子硬是不見,避至景丑氏家裡去住宿。於是孟景圍繞着君臣關係展開了一場爭論。 景丑說:“在家庭里有父子,在家庭外有君臣,這是人與人出問最重要的倫理關係。父子之間以慈恩為主,君臣之間以恭敬為主。我只看見齊王尊敬您,卻沒看見您尊敬齊王。” 孟子說:“哎!這是什麼話!在齊國人中,沒有一個與齊王談論仁義的。難道是他們覺得仁義不好嗎?不是。他們心裡想的是:這樣的王哪裡配和他談論仁義呢,這才是他們對齊王最大的不恭敬.至於我,不是堯舜之道就不敢拿來向齊王陳述。所以齊國人沒有誰比我更對齊王恭敬了。” 景丑說:“禮經上說過,君王召喚,不等到車馬備好就起身,可您呢,本來就誰備朝見齊王,聽到齊王的召見反而不去了,於禮不合吧。” 孟子說:“曾子說過:‘晉國和楚國的財富,無人能及。但他有他的財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義。我有什麼不如他的呢?’曾子說這些話難道沒有道理嗎?天下有三樣最尊貴的東西:一是爵位,一是年齡,一是德行。朝廷上最尊貴的是爵位;鄉里最尊貴的是年齡;至於輔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貴的是德行.他怎麼能夠憑爵位就來怠慢我的年齡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為的君主一定有不召之臣。如果他有什麼事情需要出謀劃策,就親自去拜訪他們。這就叫尊重德行喜愛仁道,不這樣,就不能夠大有為。因此,商湯對於伊尹,先向伊尹學習,然後才以他為臣,於是不費大力氣就統一了天下;桓公對於管仲,也是先向他學習,然後以他為臣,於是不費大力氣就稱霸於諸侯。現在,天下各國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間誰也不能高出一籌,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君王們只喜歡用聽他們的話的人為臣,而不喜歡用能夠教導他們的人為臣。管仲尚且不可召, 更何況連管仲都不放在眼裡的人呢?” 七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乃“集義”所得,由平時精心培養,長期積累所得,是一種充滿仁義道德的正義之氣。孟子的大丈夫精神,是其內在“浩然之氣”的深厚培養和自然抒發,故狂而不妄,奇而不怪,高尚而不悖人情,毫無虛驕之氣、做作之態。後世有理學家批評孟子“有英氣”洵為知言。卻說什麼“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乃鄙陋之見。有圭角鋒芒,恰是孟子有血有肉可敬可愛處,是大丈夫精神的自然流露,具有一種英雄主義的人格魅力。 孟子是依循內聖外王的思路構築人生理想和價值的途徑的,他肯定治國平天下的功利價值,又重視修身誠意的內在道德價值。他寄託於聖君賢臣身上的仁政理想,當然無法與訴諸於公民意志、依賴於制度保障的憲政理想相比,其思想中的人文關懷,只能針對社會性群體人格而不可能針對個體人格。同時,他對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人的力量的自信,也都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在落後的生產力水平下,個體生命對集體具有普遍性的深度依賴,個體性絕對從屬於集體性。儘管如此,孟子作為儒家"亞聖",對歷代知識分子(士大夫)的人格影響是巨大的,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依然歷久彌新,千古崢嶸,啟發了歷代進步知識分子(士)的尊嚴意識和叛逆精神,成了他們批判現實、抨擊苛政、為民請命、改良社會的思想武器和精神資源。這一筆巨大的精神資源,值得我們去挖掘、開發。前無古人的民主大業,同樣需要那樣的資源和武器。一些“自由門徒”異議人士曾宣稱要埋葬孔孟之道,然而他們身上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特立獨行,那種為民請命的以道自任、當仁不當,那種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無畏精神和大丈夫品格,卻與孟子的大丈夫風采千古遙接、互相輝映。 八 孟子不愧為真善美的典型,大丈夫的代表。大丈夫,貴在一個大字,大仁大義大知大德大尊嚴也,小是小非,一笑置之,小恩小怨,一笑了之。這種大丈夫精神,陶冶着我的情操,鼓舞着我的鬥志,開闊着我的心胸和視界,讓我自信自貴自尊自強敢言敢怒敢想敢幹,讓我在政治高壓下保持思想的獨立和自由。吾仰孟夫子,每讀《孟子》,深感處處閃耀着思想和人格的光輝,深感與夫子意氣相投、心靈相契、精神相通,深感當今國人向孟子學習、向孟子看齊的必要性。老梟生於兩千年前,便是主張仁政的孟子;孟子生於二十世紀,應是追求民主的老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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