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文化的是生產關係——給老狐狸

這個帖子和老狐狸的《半窗齋夜話（十）》。我認為要想改變文化，最現實的做法還是改變生產關係。魯迅寫文章罵過中國的傳統文化，柏楊也罵過，好多好多的人都在罵，我覺得不管用，文人的憤怒從來都是不管用的。

真正對改變文化起作用的還是要改變生產關係。中國的封建制持續了幾千年，生產關係一直沒有大的變化，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文化也同樣是幾千年沒變的原因。

舉個裹腳的例子，清朝基本是個男權社會，女人要裹小腳，這個裹腳就是文化。而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女人不裹腳了。這個文化的改變，表面上看是政府行政命令在起作用，其實是生產關係的背景發生了變化，是婦女進工廠上班，與男性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客觀需要，是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女人裹了腳以後沒法幹活。

日本女人以賢惠聞名，其實就是失業後的專職主婦在家裡伺候丈夫的結果。一個日本男人回家後不做飯，不洗衣服，不幹家務。中國人看不慣批評他大男子主義，日本男人反駁曰：這是俺們的文化。其實他說得沒錯，專職主婦的文化同樣是生產關係造成的。女人負責家務和照顧、教育子女，這是日本社會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方式。日本女人參與社會生產的不徹底性，與日本資本主義改革（明治維新）的不徹底性同出一轍。

還有一個參照例就是剪辮子，明治維新沒有廢除天皇，但是明治天皇也割了發。現在的歷史學家把辛亥革命列為中國結束封建社會的標誌，剪辮子也就自然成了結束封建的象徵，其實剪辮子並不像裹腳那麼深刻。它更多的是滿清的象徵，而不是封建制的象徵。因為辮子不是勞動工具，而腳是勞動工具。

改變日本文化的動力是生產關係，歐洲也是如此。瓦特發明蒸汽機——歐洲工業革命開始——資本主義工商業興起——生產關係發生變革，這一系列變革之後，歐洲文化也才有了真正的變革。

辛亥革命總的來講是一次不太徹底的革命，溥儀跑到東北建立了滿洲國，而且又來了日本人。按照北京話說辛亥革命有點半半落落，不那麼徹底，所以裹腳廢除的也不那麼徹底，一直到了解放後小腳老太太也還是很常見。近代史上真正對中國文化做大手術的是毛澤東時代，因為共產黨非常徹底的改變了生產關係。在城市建立了國有企業和全民所有制企業，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這就嚴重改變了舊有生產關係。那時候的口號是“不勞動者不得食”當然也就容不得給女孩裹腳，也容不得脫離於一線生產的專職主婦。

改革開放後社會環境似乎寬鬆了不少，80年代中國的年輕人彈起了吉他，穿起了牛仔褲，現在想想這都是生產關係發生巨變的前兆。右派理論家們說，資本主義是必經階段，中國必須要走一遭才行。可是改革改到今天，資本主義的代表性文化沒出現多少，反而是一些封建集權為背景題材的文藝作品沉渣泛起。90年代電視上流行的古裝戲，什麼《戲說乾隆》《雍正王朝》《康熙帝國》《環珠格格》，這種帝王將相戲在社會主義國家沉渣泛起，本身就生產關係混亂的象徵。

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使很多原有公有制企業在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轉變的過程中，越來越失去制約，越來越呈現出封建專制的色彩。國有資產大量被侵吞，領導專權腐敗，在這種社會環境下，人們很自然地會對帝王將相戲表現出興趣，自然地試圖從歷史上類似的社會模式中尋找現實生活中的答案，以解決他們的困惑。

總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去解釋，改變文化的前提就是改變生產關係。也就是說，建立新型所有制的企業。

而文人們的反省、反思、甚至自殘、絕食，都是改變不了文化的。像什麼“文化批判”“破四舊”“保鮮運動”都改變不了文化。這些運動僅僅是文化變革的表象，並不是變革的內因。另外，某個領袖、智者、如魯迅、柏楊、甚至老狐狸這樣的文人僅靠個人之力寫幾篇文章，就更不可能對改變文化起多大作用了。

文化批判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新的生產關係。馬克思認為，在新生產關係建立的過程中甚至要不惜拿起槍桿子，採取暴力方式推翻舊的生產關係。從這個角度上講，我認為以魯迅為代表的批判型文人並沒有找到真正的救國之路，純粹的語言批判除了使自己滑向漢奸之路以外，對傳統文化的觸動效果微乎其微。

假如魯迅今天還活着，我就建議他不要寫文章了，不如找高利貸公司，借筆錢之後回中國辦個私營企業，為切實改變生產關係干點實事，比什麼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