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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美國的自由與表演式的戰鬥
送交者: 余杰 2005年05月24日22:36:5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駁莊禮偉《警惕“聖徒式的潔癖”》兼論如何理解美國的宗教精神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新京報》時事專欄刊登了莊禮偉先生《警惕“聖徒式的潔癖”》一文,是對我的批評文章的回應。莊先生曾寫過一篇評論美國總統大選的題為《總統大選,一地雞毛》的文章,我寫了《且說“一地雞毛”》一文批評之。莊先生在那篇文章指出:“此次選舉,花錢很多,撒得到處都是,創下了歷史紀錄,可留下了什麼呢?一地雞毛。”他認為,美國總統大選的投票率不到半數,說明美國公民患上了“普遍的政治冷漠症”,而“受金錢和媒體操縱的競選聒噪太虛偽令人噁心”。於是,我在批評文章中針鋒相對地指出:

美國的民主制度固然不是一套至善至美的制度,正如其開國元勛傑斐遜所說:“我們的制度的偉大,正是因為它的不完善。”但毫無疑問,在世界民族之林,美國走在了民主化的前列。對於像中國這樣人權問題嚴重的非民主國家來說,究竟是高高在上地挑人家雞蛋裡的骨頭,還是虛心地學習人家的長處;究竟是通過批判對方來獲得心理上虛幻的滿足,還是通過吸取對方的優點來促進自己的進步,應該不是一種艱難的選擇。遺憾的是,莊先生選擇了前者。

莊先生顯然沒有認真閱讀我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批評我“完全拜倒在某種‘經驗’或‘模式’面前”,“他比較關注某種事務的優點,他承認這種事物有不足但總是忌諱提及,就像愛一個女人愛到別人一說這個女人的有據可查的不足,他就要跳起來,這就有點將心愛之物‘聖潔’化的傾向了。”這種批評顯然是出於莊先生的“自我想像”,我個人從來沒有把美國的政治制度聖潔化、完美化的企圖,我在看待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的時候,始終是以老邱吉爾的名言“民主制度僅僅是最不壞的制度”為前提的。美國的歷史固然有光輝燦爛的一面,也有污穢不堪的部分,如早期殖民者對印第安原住民的屠殺,延續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對黑人的種族歧視,二戰後屈從斯大林的壓力未能竭盡全力確保東歐諸國的自由與獨立,冷戰時代喧囂一時的麥卡錫主義,以及為適應冷戰形勢而支持過南美、中東和非洲的若干右翼獨裁政權等等,對這些問題我從來都不曾諱言。我亦深知現實中的美國政府的政策與《獨立宣言》和開國元勛們所設想的美國之間仍然存在着相當的差距。我在諸多文章中都曾尖銳批評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地緣政治和功利主義的傾向,正是他們的縱容才延續了若干專制政權的壽命。最近,美國總統布什在波羅的海國家紀念二戰勝利六十周年的活動中,亦公開對當時美國默許斯大林帝國侵占波羅的海三國及其他東歐國家的外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我欣賞布什總統這種自揭傷疤的作法——我也相信,還會有更多的美國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這樣做的。我從來就不曾將美國作為某種凝固的“經驗”和“模式”而理想化,而美國民主制度中像 “三權分立”這樣的原則,也正是基於基督教中“人皆為罪人”的觀念而設計的——他們並沒有將華盛頓、富蘭克林等開國元勛當作躲在修道院裡一塵不染的聖徒,我自然也沒有愚蠢到將其“聖徒化”的地步。因此,莊先生如果要將“聖徒式的潔癖”這頂高帽子硬塞給我,我是受之有愧的,莊先生還是改送給別人吧。

我從來沒有否定過美國的諸多缺點,也沒有否認過所有人都有罵美國的自由和權利。但是,我認為,罵美國首先還是美國人的事情,那不僅是他們的自由,更是他們的責任。我在美國訪問期間,所接觸的大部分美國民眾,對自己的政府都充滿了怨言,即便是那些投票給小布什的百姓,也不見得就對白宮、共和黨及小布什本人有多麼“愛戴”。而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我始終認為,我們還有兩項比罵美國更重要的使命:第一是拓展我們自己的言論自由,尤其是批評中共政權的自由。否則的話,就有可能淪為那個笑話里的主人公:美國人和蘇聯人爭論誰的國家裡享有更多的自由。美國人說:“我們可以到白宮門口去遊行,去罵羅斯福”;蘇聯人立即說:“我們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宮去遊行,去罵羅斯福”。其次,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比對美國的民主制度雞蛋裡挑骨頭更重要的,是在中國這個依然一黨專制的國家中進行民主的啟蒙——包括客觀全面地報道和介紹美國的選舉制度,而不是像莊先生那樣居高臨下地作“噁心狀”。莊先生輕率地將美國的總統大選貶斥為“一地雞毛”,不僅讓普通的中國民眾遠離了美國這個可以部分借鑑的制度資源,而且使得中共政權更有理由拒絕政治體制改革——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是比這“一地雞毛”的選舉更好嗎?因此,莊先生的“噁心”顯然用錯了地方:包括莊先生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公民們,迄今為止就連選舉街道辦事處負責人的選舉權都還不具備;就在莊先生生活的廣州,像孫志剛這樣的大學生會因為沒有暫住證而被警察活活打死。莊先生不會為自己身邊發生的這些邪惡的事件感到噁心和憤怒,卻對美國大選感到“噁心”——這種“噁心”也未免太過於矯情了吧?這種“噁心”究竟是表演給誰看呢:是取悅於那些唱反美高調的民族主義的“憤青”,還是取悅於中宣部呢?

莊先生還宣稱:“我比較喜歡做的事,仍然是對各種成為‘中心’的現實事物‘冷嘲熱諷’,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污跡和雞毛。這是我個人的作戰崗位。” 莊先生一邊故作公允地作旁觀的哲人狀,一邊又把自己打扮成“戰士”的模樣,仿佛自己真的有一個“戰鬥崗位”似的。其實,與其說莊先生是在真誠地戰鬥,不如說這位“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是在作一種表演式的戰鬥,就像魯迅先生形容的戲劇舞台上的“二丑”一樣 ——莊先生當然知道在今天的中國批評美國這個“龐然大物”是毫無風險的。在今天中國缺乏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前提下,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中共的宣傳和教育機構對美國大肆進行“妖魔化”。雖然在全球範圍內美國已經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文化成為一種強勢文化,但在中國這一特殊的環境裡,美國及其價值觀並未占據“中心”的位置,占據“中心”位置的是“三個代表”和“保先運動”。在大部分中國民眾心目中,美國的形象是負面的——這是一九八九年 “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的宣傳和教育部門緊密合作的結果。真正的戰士,真正的作戰崗位,不是色厲內荏地指出美國的“雞毛”,而是指出中國這個“和諧社會”的“不和諧”之處,並對這個所謂的“太平盛世”發出“盛世危言”——這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包括“副所長”的烏紗帽,莊先生願不願意試一試呢?

莊先生在反駁文章中將“聖徒”作為一個負面的概念提出,認為“這位校友所喜歡的美國,它的歷屆領導人中間可以說沒有一個‘聖徒’,應當說這是美國的幸運”。而在我看來,“聖徒”乃是一個正面的概念,真正的“聖徒”並非像羅伯斯庇爾、毛澤東那樣企圖將別人變成聖徒、而自己卻大肆殺戮的暴君(不幸的是,包括莊先生這樣的飽學多思之士在內的大部分中國人都把兩者混同起來);其實,真正的“聖徒”乃是像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曼德拉、約翰·保羅二世那樣的偉大人物,他們所展示出來的人類天賦的向善的能力以及精神的崇高,成為人類文明中超越種族和國家的共同財富。由於缺乏宗教感,莊先生無法理解這種精神價值的維度,以及此維度能夠對現實政治發揮何等巨大的作用。美國的開國元勛和歷屆總統們,絕大多數都有基督教的信仰背景。當然,他們與其他所有人一樣,都是有缺點的人,我在為美國歷史學家約瑟夫·J·埃利斯所著的《那一代——可敬的開國元勛》一書所寫的書評《他們是偉人,更是有缺點的人》中指出:

美國公眾對獨立戰爭的領袖們的崇敬,並不同於納粹時期德國人對希特勒的狂熱迷信、以及蘇聯人對斯大林複雜的敬畏之心。美國公眾對開國元勛們的基本看法是:“他們是偉人,但也是有缺點的人。”

在這些“有缺點的人”當中,曾經有人支持蓄奴制度,有人沉溺於政黨鬥爭,有人參與決鬥而無謂地死去,但他們在參與政治的時候並沒有忽視道德和信仰的力量。 “五月花”號上的成員們遠渡重洋、美洲殖民地的繁榮以及美國的誕生,其內在動力乃是為了追求自由——更確切地說,是信仰的自由;換言之,信仰高於自由。因此,我們不能忽略深深影響美國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層面的新英格蘭的清教傳統,如美國學者雅各布·尼德曼在《美國理想》一書中所說:“人類‘平等’和 ‘獨立’的概念都是有一定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上帝或者一盞‘內心的明燈’,人生的目的在於讓每個人都認識到有意識地和置身‘內在的神性’相通,並且在社會生活中身體力行的必要性。這個‘內在的神性’——用威廉姆斯·潘的話說,‘內在的耶穌’——是一個人的幸福、智慧以及道德力量的真正來源,這個‘神性’應該作為我們知道自己的行為以及衡量我們生命和義務的最高準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華盛頓為何在革命成功之後毅然辭去軍職,為何在總統任滿之後平靜地回到農莊。“美國的誕生代表了人類歷史上所做的第一次這一類的嘗試,其最終目的在於將道德標準和精神價值引進人類的日常生活之中”,於是,華盛頓讓到了一邊,其目的在於讓高尚的精神力量自己發揮作用,讓一種高於個人榮譽的力量在人類的生活中發揮作用。也許這樣的舉動只有聖徒才能做到——為了公眾利益自動放棄積累的個人權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夠理解富蘭克林在制憲會議上的旁觀、等待、發言、傾聽和祈禱,這位百科全書式的巨人,堪稱在平凡的世俗生活中追求崇高境界的典範,他把“通往道德的最高境界”當作人生的目標。在儒家文明的框架內,我們無法理解這些事件的發生:中國的政治家們無不將對軍隊的控製作為權力的源泉,也都把憲法當作一紙空文般的幌子;而在基督信仰的層面上,他們這樣做乃是水到渠成、理所當然的:富蘭克林、華盛頓和傑斐遜們都有他們堅信的“真正的宗教”——富蘭克林的自傳中寫下了這樣一些原則:“只有一個上帝,他創造了萬物”、“我們必須對他崇敬、祈禱和謝恩”、“最佳的為主服務的方式是為人類造福”;華盛頓則嚴格遵守以下的戒律:“當你談到上帝和他的功德,態度必須嚴肅、虔誠和尊重”、 “在你的心中努力保持一星叫做良心的聖火”。大概這就是莊先生所批評的“美國意識形態中的原教旨主義症狀”吧?莊先生反覆說自己尊重美國的“立國原則”和 “根本制度”——殊不知,美國的“立國原則”和“根本制度”的最深厚的基礎乃是對上帝和聖經的信仰,在高度世俗化的今天仍然九成以上的美國人承認上帝的存在,有七成以上的美國人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而多元、寬容和差異這些莊先生所推崇的價值,也是從猶太教—基督教傳統中生發出來的——這裡的多元、寬容和差異,乃是在尊重人權和自由的普世價值之下的多元、寬容和差異,而不是混淆民主與專制、文明與野蠻的“絕對的相對主義”。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美國的歷史與現實——包括從威爾遜到小布什的當代美國的外交政策。不理解這一點,即便是像莊先生這樣的“國際問題專家”所做的洋洋灑灑的分析和評論,也都是驢唇不對馬嘴,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也。

基於我們所生存的中國的現實,我當然不能容忍莊先生將美國大選形容為“一地雞毛”——正如生活在豬圈中的豬嘲笑在湖水中游弋的天鵝。美國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在《論》一書中指出,美國的《獨立宣言》建立在上帝的律法和人類的良心之光之上,《獨立宣言》中的自然權力哲學“是一種仁愛高尚的信仰,提倡以善意取代仇恨,以和平取代戰爭。它教導人們說,縱然有着種種時間地點的差別,縱然有着將人權和民族區分開來的各種表面上的特質和稟性,可是就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人性而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最終籠罩着世界的不是爭鬥而是和諧。它促使人們去促進將他們與他們的同胞聯繫在一起的人道,塑造他們的行為和制度以與之相協調。”這正是我認識美國的方式,願與莊禮偉學長共勉之。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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