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析日本對華強硬政策 |
| 送交者: 張伯玉 2005年06月02日09:54:0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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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4年下半年始,日本以咄咄逼人的架勢在中日間各潛在矛盾領域挑起全面摩擦。先是制定“西南諸島有事方針”,遊說歐盟成員國放棄對華武器出口解禁,進而制定並公布將中國視為防範對象的新《防衛計劃大綱》,最近又在美日“2+2”會談聯合聲明中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日本對華政策緣何日趨強硬?是小泉內閣一時心血來潮,還是長久戰略?這種強硬政策的“來龍”與“去脈”如何關聯?我們應該怎樣應對這種強硬政策?這些令人焦灼的提問就是本文將要嘗試探討與回答的問題。
一日本對華強硬政策探源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和科技實力的發展開始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國內一度出現要與美國共建世界秩序的呼聲。80年代初期,中曾根康弘上台伊始就匆匆忙忙地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路線,竭力扭轉戰後的和平主義思潮。到了90年代,小澤一郎又提出“普通國家論”,為日本新的國家定位做出了新的註解,要求日本在外交上要有更多的自主性,而在安全領域則要與其他國家一樣發揮作用,包括派兵出國、行使集體自衛權等等,這意味着日本將徹底摘掉“戰敗國”的帽子。多數日本政治家對“21世紀是日本的世紀”充滿自信。“日本可以說‘不’”成為風靡一時的流行語。 然而,好景不長。泡沫經濟崩潰之後,日本經濟長期徘徊不前,科技水平尤其信息產業與美國的差距拉大,與歐洲各國相比,其優勢也多有喪失。與之相反,中國從1991年起進入高速增長時期,近十年來的GDP平均增長率為世界之首,技術研究、開發能力也有很大提高。中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結構由原來的垂直分工走向水平分工,在最尖端的科技研究方面開始急起直追,給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壓力。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以及一些中國民眾對於日本的看法改變,也反過來影響到日本對華觀的變化。誠如克林頓時代的美國國務院官員奈爾·西爾佛(Neil E.Silver)所言:“近幾年,日中關係的政治力學受國際關係中兩極體制的消失、中國的崛起、日本經濟的比預想更糟糕的低落這三者的影響而發生了變化。” 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等“中生代”政治家,似乎屬於“承上啟下”的一代,他們既意識到兩國關係的特殊性和歷史問題的重要性,同時又開始積極地“超越歷史”,尋求日中關係的新模式。進入新世紀以後,日本年輕一代政治家的意識轉向“超越戰後”,希望成為不願讓人“說三道四”、與美中兩國平起平坐的“普通國家”的願望越來越強烈。日本各界主張以經濟實力為背景在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進而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人越來越多。隨着時代的變遷,日本年輕一代政治家大批走上前台。然而,他們往往卻不了解近100年中日之間充滿曲折的歷史,尤其是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害及心理創傷,也不了解中日關係正常化的來之不易。這使得由他們主導的日本主流政治意識發生巨大變化,推行對華強硬政策的苗頭日趨明顯。
二日本對華政策緣何日趨強硬
近年來,日本頻頻出招。如在歷史問題上,小泉連續四次參拜靖國神社,政界主要人物在否認侵略歷史方面態度強硬;在釣魚島問題上,從政府出錢“租借”釣魚島諸島中部分島嶼,到由政府出面宣布直接接管燈塔並將燈塔標入政府編制的海圖,為加強政府“實際控制”造成既成事實;在東海專屬經濟區劃界問題上,對中國在無爭議海域進行天然氣開發橫加指責,並揚言將在其單方面主張的“中間線”以東海域進行能源勘探;在歐盟對華軍售問題上,從外相到經濟產業大臣都不遺餘力地遊說歐盟國家不要解除對華軍售禁令。最近,更發生了在公開文件中將中國視為防範對象並將台灣問題作為美日共同戰略目標的新事態。日本對華政策緣何如此日趨強硬? (一)由日本國家發展戰略所決定 近年來,日本政壇新老交替,老一代政治家相繼退出政治舞台,在對外關係方面持強硬立場的戰略派新生代政治家登場,並逐漸占據政壇主流地位。這些新生代政治家與老一代政治家顯著不同,對內對外均以“高姿態”出現。在外交問題上“該說就說”,敢於突破禁區;在國內問題上則以“銳意改革”為旗幟,藉以博取輿論與民意的支持。小泉是第一個掌握最高權力的新生代政治家。在目前日本的權力核心中,除小泉外,自民黨代理幹事長安倍晉三、外務大臣町村信孝、總務大臣麻生太郎、經濟產業大臣中川昭一、環境大臣小池百合子等人,在外交和國防上都傾向於對華強硬。主張推動日中關係發展的政治家野中廣務、加藤紘一、河野洋平等人已被邊緣化,其影響力大大削弱。小泉執政四年來,已經形成比較清晰的國家發展戰略。具體地講,就是軍事上尋求“強兵”戰略,強化並藉助日美軍事同盟走向世界,成為所謂的“普通國家”;外交上堅持與美協調優先的路線;在國際問題上主要通過軍事、經濟手段進行“國際協力”,力爭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基於這種國家發展戰略,日本開始對快速發展的中國採取兩手政策:在經濟上利用中國,即藉助中國經濟發展帶動日本經濟復甦;在政治和安全上則將中國作為競爭對手與威脅,開始增強對中國的戒備,將中國視為其發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因而在國內極力製造反華、厭華輿論,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在對華關係上站在“不怕摩擦”的強硬立場上,擺出以實力對抗甚至不惜武力介入的架勢來解決釣魚島歸屬、東海海域劃界、海洋資源開發等爭端,干預地區事務。總之,其對華政策在向對中國堅決說“不”的方向發展。 (二)日本社會總體保守化、右傾化趨勢加強的必然反映 日本對華政策日趨強硬,並非是小泉的個人行為所致,而是冷戰結束後日本社會總體保守化、右傾化趨勢加強,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促使歷史、意識形態等問題凸現並逐漸影響到對華關係的結果。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日本民眾厭華情緒顯著增強,對華強硬比較容易得到民意的支持。2004年12月18日,日本內閣府公布的“外交相關輿論調查”顯示,回答“對中國感到親近”的日本人較2003年進行的上一次調查減少了10.3個百分點,下降到37.6%。這是自1975年此項調查開始以來最低的一次。有六成多日本人對中國感到不親近。 2. 輿論右傾化傾向增強。近年來,日本民族主義情緒逐漸上升,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政策的觀點在日本國內頗有市場。在趨同心理極強的社會傳統影響之下,一些原本相對客觀的主流媒體正在向右轉。戰後相對寬鬆、平和的輿論環境已經面目全非,堅持日中友好的言論和主張很難在媒體上出現,相反,敵視中國的言論卻被部分日本媒體大肆報道,如中島嶺雄、岡崎久彥、古森義久等人的反華文章常在《產經新聞》大篇幅刊登,毒化日本輿論。 3. 日本民間右翼勢力活動猖獗。有中國學者指出,如今,日本精英層中誰要為日中關係說句公道話,輕者受到右翼勢力的電話恐嚇,重者家中就會被丟進子彈或炸彈。如日中友好21世紀委員會日方主任委員小林陽太郎要求小泉不要繼續參拜靖國神社後,便遭到右翼勢力的圍攻恐嚇。起初是右翼分子的宣傳車經常圍堵小林住宅,後來發展到向小林住宅門口擲燃燒瓶的地步。日本皇民黨還於2004年4月製造了用宣傳車闖入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事件。日本青年社多次登上釣魚島。 (三)欲借美國身陷中東和西亞,無暇東顧,需要日本在亞洲分擔更多責任之機遏制中國,“聯美制華”,控制東亞 日本對華政策日趨強硬,其主要動因是日本自身的戰略取向,但也必須看到其主動藉助、利用美國“聯日制華”戰略的一面。日本自身在軍事和外交上還不足以與中國抗衡,不敢單獨有所舉動。但日本將繼續依靠美國的軍事強權與中國對峙。冷戰期間,日本曾被動地置身於美國的東亞地區安全戰略之中。冷戰結束後特別是現在,日本已不再是被動追隨美國,而是主動地將自己與美國的東亞和全球安全戰略捆綁在一起,主動地藉助、利用、影響美國。儘管美日兩國仍強調同中國合作的重要性,但從最近日本將中國視為防範對象,美日明確提出應對台海局勢是其共同戰略目標來看,日本的“聯美制華”戰略與美國的“聯日制華”戰略互相配合,日美對華軍事戰略已走向“一體化”,企圖建立以美日為主導的東亞秩序。對此,有中國學者指出,未來中美日三邊關係格局有可能滑向美日在安全領域共同對付中國的“二對一”格局。 (四)借外交攻勢轉移內政頹勢 小泉執政三年多來,在解決國內問題方面沒有取得明顯進展,結構改革阻力重重,進展甚微。內閣支持率持續下降,已由執政初期接近90%的高水準跌到目前的30%多一點。同時,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的實力不斷上升,對政權虎視眈眈,使自民黨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為扭轉這種局面,小泉的對策是設法轉移國民視線,將矛頭對外,轉移民眾的不滿,迎合日趨上升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對外關係上採取強硬姿態,為自己塑造敢於捍衛日本國家利益的強勢政治家形象,重新博取選民支持。
三日本對華強硬政策將會持續
耐人尋味的是,日本的對華強硬政策浮出水面,恰恰發生在中國根據自己的睦鄰外交政策着手改善中日關係上的“政冷經熱”局面的努力過程中。這種中方越是善意親和、日方越是冷峻回應的“負相關狀態”,昭示着中日政治與安全關係未來幾年內不大可能“風平浪靜”,中日摩擦的基本格局還將持續下去。這主要是由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 1. 日本對華強硬政策是日本國內政治發生質變的必然結果。而日本政壇權力核心在短期內不會發生變化,自民黨更不會在短期內調整對華方針,中日關係將會摩擦不斷。這種狀況在小泉內閣期間不會改變,在後小泉時代也不會很快發生變化。小泉下台後,自民黨內無論是強硬????ǎ故俏潞團芍髡氈徑曰坑艙叨冀嶂蔥邢氯ァV腥照餵叵到嵊匆桓鮁暇募窘凇? 2. 日本即使出現了民主黨政權,對華強硬政策也不會有大的改變。隨着1955年體制的解體,以社會黨為首的革新勢力日漸衰落,戰後初期形成的保革對立格局已不復存在,正在形成自民黨、民主黨分別主宰朝野的“兩大保守政黨體制”。目前,這兩個政黨占據了國會參眾兩院70%以上的議席。民主黨與自民黨的政策差別不大,如在修改憲法問題上,兩者都主張修改憲法,只是在修改的具體內容方面意見不同。曾有讀者在日本大報上對自民黨與民主黨的區別作如下的比喻:一個是“咖喱飯”,另一個是“飯加咖喱”。在某些方面,民主黨甚至比自民黨走得更遠。如目前民主黨在準備提交國會的《資源勘測限製法案》中,明確表示要對在東海專屬經濟區進行海洋資源勘察或從事海洋科學考察的中國船隻動武。 3.社民黨、共產黨等革新在野黨所起的牽製作用已經非常有限。如上所述,冷戰結束後,在日本政治總體保守化、右傾化的趨勢下,主張日本反省侵略戰爭歷史、高舉護憲旗幟的日共和社民黨所起的牽製作用,同1955年體制時期相比已經今非昔比。對於日本的這一變化,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做好長期應對的心理準備。為此,我們應該在堅持《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日聯合宣言》的基礎上,深化經貿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同時重視發展民間外交,擴大民間友好合作與交往。民間友好是我們對日工作的傳統優勢。在目前中日關係發展不順暢的困難時期,更需要深入、紮實地開展對日民間外交,團結絕大多數可以團結的人士,孤立極少數頑固的右翼分子。
2005年2月19日,美日“2┼2”會談聯合聲明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作為美日在亞太地區的共同戰略目標。該聲明指出:“亞太地區共同的戰略目標包括:發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歡迎該國在地區及全球事務中發揮負責任及建設性的作用;推動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台灣海峽問題;促進中國提高軍事透明度。” 實際上,自民黨草案中追隨美國的單邊主義、走向政治大國與軍事大國的意圖十分明顯,字裡行間都在明火執仗地搞正式軍隊、主張發動集體自衛權。相形之下,民主黨的憲法草案從文字表述上看調門比自民黨要低一些,但所謂“最大限度地限制”這一定語之後使用的仍然是“行使武力”。所以,就其本質講,同樣是對現行憲法中“放棄集體自衛權”原則的否定。相關問題可參見日本民主黨2004年10月發表的《憲法提言中期報告》,以及自民黨2004年7月在《自由民主》雜誌上公布的《憲法修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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