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預言，一個深深的擁抱

           ——紀錄片《1989的女孩》

                                                  (瑞典) 茉莉

觀看這部人文紀錄片對我而言，是一個獨特的體驗。眼前，一個熟悉而又陌生的群體突然冒出來。那是一個人數眾多卻長期被遮蔽的群體——六四第二代，其中也包括我的孩子。

富有創意的紀錄片總是棲居於某個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在歷史的斷裂之處。楊雨的紀錄片《1989的女孩》在日常生活的氛圍中，娓娓講述了三個中國女孩——楊倩怡、王芷怡和陳橋在美國的故事。她們溫馨而又平常的故事波瀾不驚，卻衝擊着我們的神經，喚起我們的情感，填補了當代歷史的某一段失憶的軌跡。

@ 喚起我們的情感，審視過去的歲月

這是三位曾在中國“和諧社會”無聲無息生活過的女孩。她們曾長久沉默，不敢對外人說出自己父輩的身份。後來她們有機會來到美國這個自由的國度，在政治犯楊海的妻子王菁的監護與照顧下，在華盛頓郊區組成了一個臨時小家庭。

導演楊雨靜悄悄地，把鏡頭投射到在這個充滿愛意的臨時小家庭。毫無疑問，凡紀錄片導演都有一種“見證者”的身份。但楊雨的見證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宏大敘事，而是通過紀錄三個姑娘在美國的生活故事，透視出將近二十八年的中國歷史。“八九的孩子”這個隱秘而敏感的群體，因此得以被人們看見。

觀看這個影片，我們會情不自禁地重新審視那過去的滄桑歲月。二十八年前，風起雲湧的大規模的民主抗爭在血腥中悲壯地結束了，那些沒能全身而退的人們——死傷的、入獄的、以及其他因此受迫害的人，他們及其家庭的遭遇如何呢？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劫後餘生的家庭，無論如何艱難悲苦，生活仍然如常人一樣繼續，孩子們也在成長。然而，這種不尋常的家庭生活給女孩們帶來什麼？作為政治犯的女兒，她們成長中有什麼痛苦，又獲得過什麼心靈滋養? 在表面的平靜中，楊雨用推拉搖移的鏡頭敘說這一切。

@ 隱藏在日常瑣事中的沉重主題

影片的開頭，我們看到華盛頓的郊區一所公寓，帶着三個女兒（一個親生，兩個乾女兒）的王菁在廚房裡做飯。王菁笑着對鏡頭說，洗碗機費水，所以不經常用。一幅日常生活的真實圖景，展現在觀眾面前。

在吃飯時，王菁的女兒楊倩怡有一段話外音，談到王菁生病的事情。這幾年，一個女人拖着三個孩子在異國他鄉，王菁的苦楚我們可想而知。在零零碎碎的表象背後，導演想要說明的很多。

上乘的紀錄片都會有一種社會性。無論表面上如何個性化，如何瑣碎平常，都會自然透視出社會的深層問題，讓我們知道，影片中的人物生存於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狀態里，處於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裡面，以及她們的情感與記憶。

無論紀錄片的畫面看起來如何輕鬆，這個題材的紀錄片仍然繞着“八九”，影片中的孩子生來就是“六四第二代”，她們身上有着父輩的基因。因此，作者在講述她們的故事時，其使命感和厚重感隱藏其中。

這幾年，因為尚在國內的楊海被拒發籤證，無法回國的妻子王菁只能在視頻上和丈夫相見，而且不能談政治，否則丈夫又會被騷擾。在美國自由的藍天下，她承受着夫妻分離的痛苦，分擔丈夫被限制人身自由、被恐嚇與威脅的沉重壓力。這一切，都寫在這位妻子的臉上。

孩子們知道自己是蒙恩的人。導演觀察到她們對美國及美國人民的熱愛，讓鏡頭停留在餐桌上，那墊盤子的墊子是用美國國旗做的。用一個寫中國書法的鏡頭，導演就交待了影片中角色的個人身份與文化背景，其價值取向自然凸顯。

如此注重細節的紀錄片，既是觀察型的，也是參與型的。它並不掩蓋導演的在場，其中還有導演楊雨與被拍攝對象的互動：對話、吃飯、一起祈禱。這樣，由導演參與其中，更能捕捉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實——內在的、本質的真實，引導被拍攝者透過鏡頭自然地表達自己。

@ 創造意義——紀錄片價值所在

整個紀錄片沒有出現“八九民運”的鏡頭，由幾個少女來表達一代“89的孩子”，這主題似乎難以企及。但一個優秀的紀錄片，其核心價值就在於創造意義。拍攝影片的過程，就是一個尋求意義的過程。

那麼，這個紀錄片是怎樣創造了它的意義呢？導演的創造，主要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他在二十八年的漫長時間裡，橫截了一個時間點，在一塊異鄉的土地上，由一群青春煥發的女孩，對那場大悲劇進行了詮釋、理解與認同。

在影片中，女兒楊倩怡朗誦父親楊海的詩歌：“六月四日那天起／我把你最後的照片／印在我的心里／我放不下的／是良知／是正義／還有你／我永遠的愛情……。”

陳橋是至今仍然系獄的天安門事件參與者劉賢斌的女兒，她自幼很少與父親生活在一起，曾因父親的案子被中國當局騷擾，因此對父親理解不夠。到美國後，女兒終於懂事了，她說：“我現在不需要向人撒謊講我父親是做外貿生意的長期不回家，我把我父親的故事講給美國人聽，他們都認為我父親是個英雄。”

在理解並認同了父輩的道路之後，這些女孩在美國參加紀念六四的活動，為獄中的政治犯送賀卡，呼籲釋放良心犯，展現了她們的信心、正義感以及繼承父輩理想的願望。

紀錄片還通過評論者的介紹，讓觀眾獲知其他“八九的孩子”的遭遇。例如，著名人權捍衛者高智晟的女兒，在父親遭受酷刑、自己被暴力對待後，曾一度留下了心理創傷，現已成為一位有堅定信念的年輕女性。維吾爾族學者伊力哈木的女兒，因父親被判無期徒刑而改學政治學，她想要幫助父親完成未竟的事業。還有政治犯郭飛雄那隨母出國的兩個孩子，……。

因此，這個紀錄片不只是一種簡單的見證，也不只是讓人們看見，而是承擔起一個重要的社會功能，富有創意地展示一種願景，讓人們重新審視這二十八年：我們經歷了什麼？我們失去了什麼？我們還有什麼沒有完成？我們應該讓我們的後代知道什麼？

出於一種深沉的道德激情，導演不動聲色地譴責了製造悲劇的政權，告誡人們不可忘記那一切。紀錄片展現出維護人性尊嚴的勇氣，映照出八九的精神傳承。

這是一個關於未來的預言，中國的未來畢竟是年輕一代的。這也是一個紀錄片對自由的貢獻，忠誠的導演已經代表我們觀眾，給所有“八九的孩子”一個深深的擁抱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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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7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