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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俏: 駁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
送交者: 梅俏 2005年06月21日11:56:2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毛澤東的“珠峰”—— 駁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 尾聲
作者: 梅俏
日期: 2005-06-17 19:41

駁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

凡是願意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真研究文革的人,都會得出一個結論:毛澤東的晚年是極其光輝的晚年。他傾其晚年的全部心血和智慧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財富。而那些對他晚年所有的質疑和指責都會在你的心頭煙消雲散,還你一個晴朗的思維空間。

(一) 文革是失敗了嗎?

一提起文革,不少人都以失敗論之。否定它的人這樣說並不奇怪;肯定它的人也這樣說,就值得考究。

我們從文革的全部進程看,由於有毛澤東的領導,文革是以全面勝利而昭告天下的。林彪事件出現以後,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這就是對文革的必要性產生了疑問。毛澤東以他的智慧回答了這個問題。所以,先進的人們對文革的認識不是動搖,而是深化。像《毛澤東傳》中那樣的結論:“‘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轉折。它在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這自然是否定派的結論。他們完全按照我國修正主義的調子,企圖把毛澤東寫成一個左傾錯誤累累屢犯的領導人,為他們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立根據。但是,人們透過全書提供的翔實材料,無論如何得不出這個結論;相反,人們看到的是,不論是文革前,還是文革中,凡是出現“左”的錯誤,都是毛澤東糾正的。即使是林彪事件的出現,也說明文革對黨內野心家的暴露和沖刷是毫不留情的。事件雖然帶有突發性,對毛澤東的震撼和干擾也是很大的。如同吳德在回憶中所說,“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不久的一天,在接見外賓時,“他見了毛主席,發現他老人家滿臉倦容。毛主席緩慢地說: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讓治。他說原準備在三中全會時解決這個問題,並且準備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還說:高崗不自殺,也準備安排他的工作。顯然,關於林彪的事情,他到這時還沒有撇下,甚至還困擾着他。”但是,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這種突發事件的處理,仍然是出乎常人的想象。他不僅重申了黨對錯誤路線的頭子“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一貫政策,而且繼續用文革的理論來解剖這種事件的發生,使這種突發事件得到必然性的解釋。我們在研究反對林彪反黨集團這一戰役時,不論是倡導學習馬列的六本書,還是批判林彪路線右的實質,以至後來的批林批孔、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都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怎樣深化文革的理論和實踐的。只要認真研究和對待這種深化,就不難看出文革理論和實踐是那麼的光彩照人。

長篇小說《雙水峪》最初構思時,作者只是看到“四人幫”被抓捕後有一股反文革的思潮,而且懷疑到領軍人物是鄧小平,就想用“紅燒鯉魚,我吃中段”的辦法,抓住粉碎林彪反黨集團這個不容翻案的事件,來描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那一時期作者生活在農村,農民群眾是完全按照自己的階級感情來理解這個事件的,作者深受教育和感染。平反進城以後,作者也聽到一些懷疑文革的傳聞;分配工作以後,也看到一些領導幹部不能正確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給知心領導寫的大字報就是《要正確看待文化大革命》;在小說中,也在宛(萬的諧音)書記身上反映了這種情緒,但現在看來,作者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很不夠。這是小說的一大缺陷。作者通過後來比較系統的學習和研究,才發現這個事件對我們黨的影響太大了。

首先說說周恩來同志。毫無疑義,周恩來同志是毛主席最信賴的那屆領導人之一。如果說在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那一戰役中,林彪是“高舉”的一面招牌的話,那麼周恩來則是實實在在的中流砥柱。沒有周恩來的輔佐,很難想象能取得全面勝利。可以說在整個戰役中,周恩來政治思想上都是緊跟毛主席的。周恩來的功績在這一段是最為卓著的。他殫思竭慮,夙興夜寐,把共產黨人忘我工作的精神推到了極致。就是林彪事件的突然發生,他處在一線處理也是別人替代不了的。他無疑是文革中國家機器運轉的第一行使者。在中美會談中,更是顯示了他的才華和魅力。人民視他為好總理,對他那顧全大局、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只求黨和人民安福的共產主義情操,更是崇敬不已。然而,不能不說在林彪事件之後,他的思想多少有些變化。也許由於這一點,在“批周會”期間,竟然發生了這樣的事:周恩來在寫檢討前曾要求向毛澤東當面作檢討,毛澤東說,沒有必要,要檢討就在會上作。接着,毛主席又批評政治局、軍委、外交部不抓大事、不議政,顯然是對總理不滿意。這恐怕是批評“反冒進”以來僅有的一段緊張關係。毛主席抓住郭老這個典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就是要教育廣大幹部特別是高層領導幹部自覺地同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決裂。這是挖修根的重大措施,也是正確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戰役部署。江青把運動搞歪,只是外部原因,內因仍然是這些高層領導包括總理在內,他們都沒有像毛澤東同志那樣同儒家思想實行過徹底的決裂。像李先念這樣的高級領導,在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談及批孔,竟然一句話也說不上,這不能不令人深思。但是,這畢竟是思想認識問題。當十屆二中全會周恩來表示要做檢討時,遠在長沙的毛澤東當即叫人告訴總理,不要檢討了。在對待鄧小平的復出上,周恩來是按照毛澤東的意圖行事的。據周恩來身邊的人回憶,鄧小平在婉拒了毛澤東要他主持作文革的決議後,就匆匆趕到三0五醫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恩來談了與毛澤東談話的前後經過。周恩來這時已到了生命的盡頭,但他還是瞪着眼對鄧小平說:“你就不能忍一忍?!”不久,他就親筆給毛澤東寫信,提議讓鄧小平取代他在黨和國家中所任的職務、位置。毛澤東沒有回應。這件事能說明什麼呢?當時,毛澤東雖然正在籌劃如何對付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但鄧小平不可能把這個情況反映給周恩來。周恩來按照毛澤東原來的信任寫這樣的推薦信,又有什麼奇怪。毛主席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發表了兩首詞以後,周恩來在醫院的病床上,以吟詠毛主席的詞的方式表達了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偉哉!周恩來在政治上跟隨毛澤東幾十年不變,那是難能可貴的,無可挑剔的。也許由於這一點,我國的修正主義者和右派先生們,一會兒把周恩來抹成白臉,說是他們的人;一會兒又把他塗成紅臉,說他對毛澤東“愚忠”。美國總統尼克松根據他在中美會談中的直觀,說周恩來“生活在毛澤東的陰影中”。國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則無容置疑地認定周恩來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任右派先生們將周恩來“零落成泥碾作塵”,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眼裡周恩來同志仍然“只有香如故”。周恩來一生嚴於解剖自己,正是這種革命品質,使他能夠在政治上跟隨毛澤東,完成革命大業。文化大革命,如果說是毛澤東在思想政治上的“珠穆朗瑪峰”,那周恩來應當是攀登此峰最高的一個人。也許由於晚年病魔纏身,心力交瘁,影響了他在中央領導層的作用。不然,哪有鄧小平搞右傾翻案的機會。

再說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領袖們。在寫小說《雙水峪》時,作者借用了一位革命老人書中的話,說文革中毛主席用人不當。後來這位老人說,毛主席不用這幾個人又能用誰?老人的認識有了變化。通過這次研究,我認為老人的變化是非常對的。以江青為代表的文革派領袖們,在這場大革命中確實起到了衝鋒陷陣的先鋒作用。毛澤東對他們是非常信賴和愛護的。在他七十三歲生日的那一天,不愛過生日的毛澤東,特意把他們請到家中,向他們闡述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務是要同黨內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較量。並用這樣的語言來說文革小組:“天下的謳歌者,不歌頌堯之子丹朱而歌舜,現在天下的人民,不歌中央書記處、政治局而歌中央文革小組,人心所歸的是文革小組。”他曾指示用中央文革小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當“二月逆流”一些人圍攻他們時,毛主席挺身而出,保護了他們。可見毛主席對他們信賴到何等地步。但是,現在看來,他們大都是帶着小資產階級激進主義思想參加這場革命的。隨着革命的深入,他們的思想問題逐漸暴露出來,有的被敵人拉下水,如王、關、戚就是被林彪拉了去“揪軍內一小撮”、反總理(奪外交部的權矛頭也是對着總理的)而被分化出去的。江青在前期是起着領袖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弱點,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她和林彪之間一些不正常的關係,在林彪事件之後,毛主席也是有所察覺的。最嚴重的是,林彪事件之後,江青有了政治野心,不但為周恩來最先發現和抵制,而且多次被毛澤東所揭露。她對毛澤東後期深化文革的部署表面上是“緊跟”,實際上是拿它作棍子去打人。打葉劍英、鄧小平雖然在戰役上干擾了毛主席的部署,但有情可原;把矛頭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向周恩來,除了野心還有什麼!什麼叫野心?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政治上的惡性膨脹。毛主席遲遲不願處理她,主要是考慮到中央領導班子中左右力量對比的問題。毛主席把兩個右派清除出中央領導班子,讓江青繼續留在班子裡,就是給她一個機會:改過自新,團結多數;繼續胡鬧,自取滅亡。痛惜哉!江青辜負了毛澤東給她的這個機會。

正是由於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之後,發生了這樣兩種情況的變化,使毛澤東後期深化文革的完美理論在實踐上並不完美。毛澤東屢屢提及的“領導危機”恐怕是指這種情況。我們說文革沒有失敗,是指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沒有失敗。一個很淺顯的邏輯是,假如毛澤東生命不終結,不完美的實踐總是會完美的。要說勝利中有失敗的因素,除了毛澤東屢屢告誡的“不能說最後的勝利”,“這個階級還在”,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右的勢力以外,就是革命核心中的這兩種情況。在毛澤東逝世前的那屆領導班子中,幾乎看不出毛澤東深化文革的部署對他們的教育。所以,一兩個人後來成了鄧小平翻案復辟的高參和干將不足為奇;就是那幾個當了墊腳石的人,他們的言談和回憶錄,也看不出這方面的痕跡。他們容不得江青,卻把毛澤東為他們請出去的右派人物請了回來,演出葬送毛澤東事業的大悲劇!如果說逝去的人們已不應苛求,那麼活着的人們,還不應該利用生命的最後年月,補登這座高峰,向人民和歷史做出應有的交代嗎?難道還要把錯誤帶進棺材裡嗎?

至於江青的教訓,那更有歷史意義。一切願意從事無產階級革命的同志,都應以江青們為訓,鬥私批修,努力改造世界觀,任何非無產階級思想都是這個革命的大敵。可是,至今有些同志不願意吸取這個教訓,他們對江青只願意崇敬,不願意引戒,不願意聽取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甚至美化江青,這是很不應該的。難道毛澤東對江青的批評是小節嗎?是可有可無嗎?毛澤東是深知其人的,江青後來的思想變化怎麼能逃過毛澤東的眼力呢?毛澤東批評江青,實際上是拿親人作典型,教育那個年代的革命造反派。這是無產階級導師的偉大胸襟。“‘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那是鄧小平的“欲加之罪”;在黨內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幫派,總不是無產階級的作風吧。江青心胸狹小,挾嫌報復,在文革中,對老幹部打擊一大片,搞極左思潮,後期竟然把矛頭對着周恩來,引起很大的民憤。江青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她這些錯誤絕不能在革命中重演,這是革命取勝的必要條件。

我們分析了文革後期勝利中的失敗因素,就是要認真吸取這個歷史教訓,把前人失敗的因素轉化為勝利的因素。鄧小平的翻案復辟使文革徹底失敗了,他的翻案復辟暫時似乎是成功了,但是誰能說失敗不是它的必然結局。事情正在起變化。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即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勝利與翻案復辟派的徹底失敗都是不可避免的。

(二) 文革是悲劇嗎?

和失敗論相伴的是悲劇論。他們認為文革一是超前了,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二是超過了群眾的覺悟。這些人大都是歌頌毛澤東的,但他們歌頌的是毛澤東的第一件事,一說到第二件事,就是這也不對,那也不是,反正不願意投贊成票。

有篇紀念文章,叫《重讀毛澤東》。文章開始說了毛澤東一段好話,接着筆鋒一轉,寫道:“毛澤東也是一位悲劇英雄。他的悲劇在於晚年思想中空想的成分越來越大,理想主義的傾向過度擴張,他要向歷史尋求他不可能得到的東西,他要超越歷史,而歷史是無法被超越的,這就是歷史上所有理想主義先賢們必然會遇到的悲劇。毛澤東偉大事業的實現,需要的不是一兩個聖徒,而是一大批聖徒和准聖徒們,然而歷史卻不允許給他提供這些條件,於是他便要無條件地創造,去超越物質條件的許可人為地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這樣,悲劇便不可避免,但又何其悲壯!”

這裡提出了三個問題:一是毛澤東晚年思想是空想的嗎?二是毛澤東是人為地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嗎?三是毛澤東文革中所教育的人(作者稱聖徒、准聖徒是譏諷毛澤東晚年思想如同宗教一樣)是一兩個嗎?

先說第一個。從上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晚年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他贊同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很有道理的。(1)從西柏坡出發進北京“趕考”,他就說:“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他晚年思想的形成完全符合這個初衷,是名實相符,過人甚遠的。王力在他的“反思錄”里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說法是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提出的,主席認為修不修要看是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二月中旬,主席要我寫文章,並規定了文章的題目:《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2)這個思想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繼續和發展,是它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3)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探索,對由社會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探索,都是科學的,是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的。凡是認真研究了毛澤東晚年思想的,都會得出這些結論的。請問:在這樣完整而又科學的思想體系裡,誰能看出它空想的成分呢?馬克思主義自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把革命的理想主義同革命的現實主義相結合在一起,這是它這一學說不同於其他學說的獨有的風格。難道理想就是空想嗎?什麼叫空想?就是否認階級鬥爭的人類文明史,想在這個前提下實現社會公平。馬克思叫它空想社會主義。毛澤東晚年思想是建立在對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科學分析基礎上的,而且為現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我國的社會現實所證實,這樣的思想有一絲一毫的空想成分嗎?沒有。只有那些爬行主義者、目光短淺者、開歷史倒車者才會得出這樣不實際的結論。君不見,我國的修正主義者和他們的御用文人這麼多年在馬列著作里尋找空想成分,污衊馬列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是“烏托邦”嗎?《共產黨宣言》所揭示的真理,不是在曲折中實現嗎?不能把一時沒有實現或在曲折中實現的真理就貶為“空想”,那是庸人的短見。作者說:毛澤東“他只看到了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他不願意看到他親手締造的新型國家最後成為追求物慾的大市場。”二十多年復辟的慘變,人們已經看清了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把市場經濟“嫁接”到社會主義身上,那純粹是騙人。毛澤東親手締造的新型國家已經面目全非,倒退到如同舊中國那樣的黑暗社會。很多老同志看着這樣的慘變,都無不悲憤地說:“白幹了!”作者大概把這樣的倒退視為前進,把毛澤東“根本不屑於採用”市場經濟視為“空想”吧。那這就是“什麼樹開什麼花,什麼階級說什麼話”了!
再說第二個。毛澤東在文革中提出要鬥私批修、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並且開闢了許多途徑,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這是自《共產黨宣言》誕生以來,人所共知的一條共產黨的主張。“宣言”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爾後,馬克思又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裡說:“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社會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毛澤東在文革中發動億萬人民群眾鬥私批修並且學懂如何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是在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綱領,是執政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列主義發展到毛澤東思想階段的重要標誌。億萬群眾鬥私批修的熱潮有如江河湖海的洶湧波濤。凡是經歷過的人,只要在這方面有過自覺的行動,誰能說這是毛澤東“無條件地創造,去超越物質條件的許可人為地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呢?只有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他們硬着頭皮頂過來,在“改革開放”年代,和修正主義路線一拍即合,才會有這種“回頭望”的認識。君不見,當年帝國主義宣傳家把中國人的思想改造誣衊為“洗腦”,但是,毛澤東的“改造社會改造人”的偉大思想,不僅把末代皇帝及其遺老遺少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把國民黨一大批軍官改造得認罪服法,重新做人,就是朝鮮戰場上被我俘獲的美帝及其幫凶的俘虜們,面對志願軍工作人員,好像到了“做人”的另一個世界,驚奇、激動得熱淚盈眶。只是到了要和“私字”徹底決裂的文化大革命中,黨內的走資派不幹了,他們死守資產階級世界觀這塊陣地,搞修正主義。作者所推崇的“那些刺激經濟發展的辦法”是毛澤東所反對的。毛澤東歷來是啟發人的覺悟,調動人的積極性,引導人們樹立公心,一句話,利人以公;而修正主義者則把人的自私看成人的本質,想盡辦法“刺激”人的私心,一句話,誘人以私。但是,這些辦法在“改革開放”年代運用又產生了什麼結果呢?首先是“刺激”出一個侵吞國家幾代人民血汗換來的國有資產的官僚買辦階級,其次是用農民破產、工人下崗失業的悲慘遭遇餵肥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這一群吸血鬼“私字”膨脹,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在社會上製造了多少罪惡。而人民群眾被“刺激”得沒了勞動權、休養權、受教育權,更沒了參與和監督國家管理權;從主人翁地位滑落到社會的最底層。社會道德、人的良心都金錢化了,農民的兒子上大學,成了父親的討債人。“刺激”私字的物質基礎是豐富了,而社會私有化程度也加劇了。社會變到這種程度,還為“私字”唱讚歌、為“刺激”評功擺好,指責毛澤東是“人為地改變人們的意識形態”,這種話為誰說還不清楚嗎?
關於文革培養接班人的問題。首先,毛澤東晚年思想是科學而不是宗教,這一點必須弄清楚。“宗教說”實質上是誣衊文革是“造神運動”的翻版。他們把人民群眾對解放自己、為自己謀福利的毛澤東思想的無比信賴同對宗教的信仰等同起來,好像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把人民群眾信仰的科學從人民群眾的生活里剔出去。“聖徒說”就是對人民群眾特別是毛澤東戰士的誣稱。但是,誰也看得出,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以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接班人為基礎的;一兩個中央一級的接班人沒有成功,造成修正主義篡黨奪權,使“千百萬”斷送了革命路線的指引,長時期被壓抑在修正主義路線的統治之下。“寶劍鋒從磨礪出”。修正主義的摧殘和迫害從反面教育了“千百萬”,他們對毛澤東晚年思想的認識更加堅定,更為升華;手中鬥爭的“寶劍”更為鋒利。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一波又一波的“毛澤東熱”不正是顯示出這“千百萬”種子的作用嗎?譏諷毛澤東沒有培養好接班人,是閉眼不看這些事實,形而上地看待修正主義篡黨奪權。“千百萬”種子深植於人民群眾中,一定會生根、發芽,把修正主義污染了的中華大地重新綠化為毛澤東思想之花盛開的家園,毛澤東的故鄉一定會重振毛澤東思想的雄風。

作者還說:“他(指毛澤東)的悲劇還在於他堅信他所奔赴的方向是帶領他的人民達到天堂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他熱切地希望帶領人民跑步進入理想中的幸福天堂,結果卻讓他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為人民謀幸福的悲壯探索卻造成了另一種苦難。”由於作者把毛澤東晚年思想宗教化,他很自然地把毛澤東帶領人民奔赴的方向稱之為“天堂”。事實上,人民群眾在喪失政權以後,對毛澤東帶領他們奔赴的方向更加明白,更加期盼,更加嚮往;那絕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對於他們來說,文革是演練,而不是苦難;他們付出的慘重代價,不是文革,而是“改革開放”。只有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他們對文革有訴不完的“苦難”,有說不盡的“慘痛代價”。所以,在堅持文革的方向上,不是毛澤東脫離群眾,而是走資派和頑固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他們眼裡根本沒有群眾。他們把自己對文革的“苦難”、“代價”說成是全體人民的;在人民尚不覺悟的時候,還能欺騙於一時,一旦人民覺醒過來,再唱這種調子還有誰人相信!這就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次“毛澤東熱”中,有人到農村調查,發現農民並不反對文革而驚呼“文革至今還很有市場”的道理。

毛澤東晚年有過憂思,他憂思的是在黨內尤其是中央領導層對他晚年辦的這件事“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而贊成的人理解的程度又不一樣。這就為走資派篡黨奪權埋下了隱患。他做了種種努力。可以說他是帶着這種憂思離開人世的。但是,這和悲劇又有何干。什麼叫悲劇?恩格斯說,“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構成的衝突,就叫悲劇。魯迅說“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就是悲劇。毛澤東的憂思是對中央領導層力量對比的憂思,並不是對他的思想、他的事業能否勝利的憂思。他一再對國際友人說,中國可能變,變成修正主義,但一定還會變回來的。這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清醒。所以,魏巍同志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謁毛主席紀念堂時寫詩說:“世事驚逆變,偉人仍安詳;自信興亡事,人民有主張。”

所以,我們說,悲劇不是毛澤東,悲劇在於作者至今還站在修正主義門檻里觀看文革,觀看毛澤東;至今還在津津樂道:“我們已經跨入了MTO(世界貿易組織的英文簡寫——引者)的門檻,這是值得慶幸的。”

(三) 文革有沒有黑暗面,有沒有一條“左”的路線?

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在革命中,正確路線總是在同錯誤路線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文革也不例外。大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文革中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劉、鄧的資反路線不僅表現在文革初期五十多天裡,而且主要表現在鄧小平所刮的右傾翻案風裡。這一條路線自始至終成了文革的主要危險,它在文革中造成的黑暗面是最大的。這裡不僅有他們直接導演的鎮壓群眾的白色恐怖,更有他們地方代理人的瘋狂反撲。吳德回憶所講的北京郊區大興、昌平兩個村子,發生了亂打亂鬥,一夜之間打死了幾十個人的事件。原來是村子裡的黨支部書記為了轉移鬥爭目標,煽動群眾斗地富及其子女。吳德把這兩個支部書記比喻成後來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是很有道理的,他們都是劉、鄧路線下的走資派。只是那時的走資派(人們叫他“土皇帝”)還是假手群眾斗地富,禹作敏就是直接對着群眾了。這反映了錯誤路線從從屬地位到占統治地位的變化。現在看看各地的“土皇帝”對待群眾的殘忍程度早已超過了禹作敏。鄧小平後來刮的右傾翻案風更是把一批老革命領到了翻案復辟的黑暗道路。

對於林彪路線,分歧點在於是“左”還是右。堅持“左”的同志認為林彪執行了一條極左路線。的確,林彪在文革中是從“左”的方面干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他提出的“現在革命是革過去革過命的人的命”,就把“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篡改了,必然在幹部問題上重複劉、鄧路線打擊一大片。他“大樹特樹”,名曰樹人,實為樹己;並以這面旗子製造了很多冤假錯案。但這些都是台前的,只要把幕後的一系列陰謀活動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們就不難看出他在推行一條什麼路線了。網上有一篇根據林彪、葉群的日記整理的林彪林立果父子的談話,完全暴露了林彪“九一三”事件前的反動思想。誰能想到這個“一貫高舉”、上了黨章的接班人,這時竟然在背地像魔鬼咒罵神明一樣,咒罵毛澤東是“萬能的上帝”、“閻王當家”。攻擊毛澤東思想“整個就是英雄造世界的理論,比尼采還厲害!”公然說:“毛打擊王明,往死里整,亂了套。對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都過分了。”誇讚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寫得很好”;“他們整人也不像毛那麼厲害,所以建立了勢力”。他還講述他在毛澤東身邊是怎樣隱藏下來的。他說:“說到韜晦,我不否認。誰不韜晦?就看誰搞得像樣罷了。很難說啊。對毛澤東,你還是得韜晦。曹操說,胸有大志,腹有良謀。一切是非,不說,不解釋,只附和。不成熟的話不說,寧肯沉默。把自己的興趣都隱藏起來,使他不知道我們想什麼。當他是外人,是賊骨頭,不示以感情。同時,要吸取他的智慧。”就是在這種“韜晦”中,和兒子商討“兵諫毛澤東”的罪惡計劃。看看這些野心家、陰謀家的“韜晦術”,真是令人難以不發指!所以,林彪的“左”,完全是為了掩蓋他的右。正如周恩來在十大政治報告裡揭露的那樣:林彪是一夥“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反革命野心家。

毛澤東在揭露劉少奇五十多天裡白色恐怖時說:“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毛澤東這裡總結了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就是當着正確路線占上風的時候,錯誤路線就被迫地表現出“左”的傾向,一旦在正確路線出現困難時,錯誤路線就完全以右的面貌出現了。劉少奇、鄧小平是這樣,林彪也不例外。只是他把封建的、法西斯的、日本武士道的東西都用上了,在文革取得全面勝利的背景下搞反革命政變。他的失敗之慘,連毛澤東都感到了意外。毛澤東之所以不同意周恩來批極左,一是因為林彪路線的實質是右不是“左”,二是批極左很容易批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場與舊世界決裂的大革命,其一切新生的事物都表現出初生的脆弱性,亟需無產階級專政加以保護;批極左,很容易把群眾在革命運動中,由於極左思潮的影響和群眾自己的認識水平而出現的過激行為相混淆,棍子打在群眾頭上,那是會挫傷群眾的積極性的。毛澤東所說文革的主要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一是指幹部和受衝擊的人,二是指群眾組織。這兩點,毛澤東在後來都身體力行,加以糾正。這就極大地保護了群眾的革命積極性。

再一個問題是,江青一夥是不是執行了一條極左路線?江青一夥有極左思想和行為,這主要表現在對待幹部問題上。據付崇碧同志回憶,文革前期,他受周總理之託,把一批老幹部集中到北京西山保護起來,江青知道後就追問他,意思是你把這些人保護起來,群眾沒了鬥爭對象,怎麼發動群眾。情急之下,有人建議他向毛主席匯報。他向毛主席匯報,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江青就不好再追問了。顯然,江青是把斗幹部作為發動群眾的條件來看待的。雖有一定道理(即指那些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不批判他們的錯誤,群眾就發動不起來),但很容易打擊一大片。至於毛澤東和張春橋面談,要為賀龍平反,張春橋沒有行動,也表現出“左”的情緒。特別是吳德回憶說,毛澤東明令要解放幹部,江青一夥在政治局多方阻撓。顯然,這時的行為就同江青個人野心分不開了。至於江青背着毛澤東製造的一些冤案、錯案,那完全是出於個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們和林彪不同,自己並沒有形成什麼路線。他們的活動主要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從事的。再說,毛主席領導革命,從來是堅持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右又反‘左’,保證正確路線的貫徹,文革更是如此。王力在他的“反思錄”里舉了一系列事例,說明毛主席反“左”糾“左”的鬥爭。他說:“毛主席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堅持奪權鬥爭,誰也不能阻礙,另一方面一旦出現了左(應為‘左’——引者)的東西,不合適的東西,他也抓得很緊,一出現苗頭就批評。”他還舉例說毛主席當時批評文革小組(主要是批評陳伯達、江青)沒有民主集中制,沒有請示報告制度。整個文革中,毛主席都是嚴格限制江青參與外事活動的。就是後期,江青自批孔以後,毛主席基本上不怎麼用她。其他幾位,毛主席還在任用;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寫作組還是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那些反覆辟、反倒退的文章,至今還閃耀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芒。鄧小平假手打擊它的領導人,毛主席毫無疑義地加以保護,道理就在這裡。如果那些抓捕“四人幫”的人,能夠從這個角度看待“四人幫”的問題,就不會做出那樣令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來。他們把“四人幫”定為“反黨集團”,實際上是批他們的所謂“極左路線”。結果呢?大批革命造反派受到打擊和牽連;待到鄧小平把“四人幫”上升為“反革命集團”以後,造反派就作為“三種人”受到殘酷的鎮壓。這時,鄧小平批的“左”就徹底演變為左了,成了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代名詞。這就是批極左的歷史教訓,我們不能不記取。

現在值得總結的是,革命者自己混淆兩類矛盾的嚴重教訓。文革初始出現的給“黑幫”剪頭髮、掛牌子、遊街,批鬥會上讓“黑幫”坐噴氣式等等帶有侮辱人格的舉動,都是極不文明的,實際上這都是變相的武鬥,並不能觸及靈魂。雖然事後很多吃過這種苦頭、受過這種侮辱的同志都不計較,但畢竟這和革命相去萬里。正像一位老同志總結時說的,我們應該把這些對敵鬥爭的不文明行為遠遠地拋到太平洋里去。

最值得引出教訓的是,文革中成立的一些專案組,權力過大,辦案人員政策水平和經驗參差不齊,寧“左”勿右的思想相當普遍。有了這種思想,辦案中難免不搞逼供信。有些辦案人員濫施淫威,逼出人命。北京大學歷史學家翦伯贊就是這樣被逼死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毛主席講,對一些學者,所謂學術權威,不要做過分了。馮友蘭、翦伯贊,還有吳晗,也還有某種用處。你如果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毛主席的講話全文以播放錄音的形式向全國傳達,在北大放了兩天。師生聽了都說:“毛主席保了翦伯贊!”“翦伯贊快要解放了!”駐北大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給翦先生和夫人傳達了毛主席的講話,說:“毛主席保你了,你要感謝毛主席!”並在生活待遇上給以改善:原工資350元,文革中降到30元,現在改為120元;原住在北大燕東園樓房,後遷到蔣家胡同一間小平房,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這次回遷到燕南園,仍住樓房;並派了一位姓杜的退休工人給他做保姆。翦很感激,連夜給毛主席寫了感謝信。毛主席看了,說:“翦伯贊的信寫的很好嘛!”接着,北京市委書記丁國鈺將翦夫人接到市委大樓,向她再次講述了毛主席有關“保”翦先生的講話精神,要她好好照顧翦先生的身體和生活。翦夫人非常高興,從衣袋中掏出一枚大型毛主席像章,問丁她能不能佩戴?丁回答說:“怎麼不能帶?完全可以帶!”老太太當時就將毛主席像章佩戴在胸前。這幾天,是翦氏夫婦幾年來難得高興的日子。可是,就在這之後,劉少奇專案組的一個副組長,在調查劉少奇的一件事時,開始也不通過北大工宣隊領導,先後多次直接找到翦,要翦交待他所知道的劉少奇的問題。翦交待不出,他就威逼,給他念《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拍桌子說:“你不老實交待,我們給你拿出人證、物證、旁證,你就得去坐牢!”“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並指着外面他坐的車嚇唬翦先生說:“你再不交代,外面有車,就抓你坐牢!”還說:“你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翦被逼急了,舉起手張開五指說:“我的手只有這麼大,我能掩盡天下耳目嗎?”另一組員罵道:“你是想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嗎?”翦冷笑一聲,轉身對那個負責人說:“我告訴你們,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隨便亂寫,我要實事求是。坐監牢獄,我不怕。國民黨時代我不怕坐監牢獄,今天我更不怕坐監牢獄。我死都不怕,還怕坐監牢獄嗎!”這個負責人還不死心,臨走時還威脅說:“你要好好考慮一下,把假的去掉,把真的倒出來,明天繼續交待。”這種“解放”和“被逼”的巨大反差,一時擊垮了翦先生的精神。在這之後的一天晚上,翦讓杜師傅明天晚一點叫他起床,他自己熱了一鍋奶,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制的高效安眠藥速可眠放進去,夫婦倆一併喝下……在翦的口袋裡發現了兩個紙條:一個寫着“我實在交待不出來,就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條寫着“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毛主席、周總理知道後,極為震驚和氣憤,指示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把專案組的人叫到人大會堂狠批了一通。責備他們“為什麼在劉少奇的專案已經結束之後,還要找翦伯贊繼續調查劉少奇的問題?”指責他們對翦進行逼供信,致將翦逼死,違背中央的政策。批評他們說:“毛主席保的人,你們有什麼資格讓他坐監牢?你們對毛主席不忠!”這個施淫威的副組長到北大檢查了兩次,先是給了個警告處分,後改為留黨察看兩年。

毛澤東正是從這些事例中看出專案組的弊端,批評了專案組的工作,並且在後期解放幹部時,明令把原來專案組人員換掉,重新派人去搞。一些專案組在定性上混淆了兩類矛盾,下放到群眾中實行群眾專政的對象,也必然會受到各種錯誤的對待。

還有一個教訓值得記取,就是不分青紅皂白,凡被打倒的高級幹部幾乎都被關押起來,一關就是幾年,有的長達十年,有的受到非人的待遇,傷害身心,甚至身殘人亡。毛澤東批評:“久關不是辦法。”“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那些被長期關押過、受過非人待遇的老同志,在看清了鄧小平翻案復辟的真面目後,毅然舉起革命旗幟,站在反覆辟、反倒退的行列里;有的對青年不講個人遭際,專講文革反修防修的偉大意義,其心胸何等寬廣,其精神何等感人。然而透過他們的遭際,可以看出那是實實在在的錯案、冤案,教訓令人刻骨銘心。而那些跟着鄧小平搞翻案復辟又作惡多端至今不悔悟的人,就很難說文革把他們打錯了,關錯了。
現在否定文革的人,恐怕有些同志正是在這一問題上過不了關,他們心中的陰暗面總是揮之不去。但是,只要仔細分析,造成陰暗面的種種原因,就會一清二楚。有的老同志長時期對文革的認識扭不過彎來,這次從《毛澤東傳》裡看到毛主席對這些陰暗面幾乎都有過分析、批評和解決,心裡一下明亮了:“那不是人家毛澤東搞的。”從而站到了毛澤東旗幟下。

至於走資派和右派先生們天天在收集文革的陰暗面、荒唐事、死人賬,出版了大量的書籍,甚至揚言要建文革展覽館,作為他們恨文革(恨中有怕)的紀念碑。但是,他們的企圖只能是“桀犬吠堯”、“蜀犬吠日”罷了。隨着歷史的進展,文革的思想光芒將日益照耀着人們的心靈,它的陰暗面不但人們會正視,而且會認真吸取。那時,人們就會說,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收穫最大、損失最小的一場大革命。

(四) 文革生產是不是下降了,國民經濟是不是到了“崩潰的邊沿”?

否定文革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也大做文章,他們抓住華國鋒的一句不慎之言,演繹出文革生產如何連年下降,最後到了“經濟瀕臨崩潰的邊沿”的神話。但是,經過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還有好多研究家的研究,這些神話都不攻自破了。

統計數字說明,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相當的發展。年平均增長率: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十年(一九六六年有人認為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可不記入)間,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只有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兩年是下降的,其餘各年均為正增長。這十年發展指標:一九七六年與一九六六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

從當時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看,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五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承擔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後十年任務。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一九五二年的43.1:56.9,變為75.2:24.8。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
鄧老力群同志還特別指出文革時期的幾項經濟成就:(1)具有戰略和長遠利益的三線建設成就。鄧老說:三線建設“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動員之廣,行動之快,在我國建設史上是空前的”。(2)國防尖端科技的突破。第一枚導彈核武器發射成功,實現了原子彈、導彈兩彈結合;首次全當量氫彈空爆試驗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掌握氫彈製造技術的國家;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在重量和一些技術上超過了美國、蘇聯的第一顆衛星;第一艘魚雷核潛艇的泊系試驗和航行試驗相繼完成,交付海軍使用;第一顆返回式人造衛星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發射成功,標誌着中國衛星發射技術實現了第二個飛躍。鄧老高興地說: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國國防科技尖端技術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個里程碑階段。”(3)石油、電子工業的發展。(4)地方“五小”工業(主要指地、縣辦的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小煤窯、小水泥工業)的發展。(5)“四三方案”和對外經濟工作的新開拓。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提交《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建議利用西方處於經濟危機、引進設備對我有利的時機,在今後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這個方案被統稱為“四三方案”,是繼20世紀五十年代的156項引進項目後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計劃。
這些成就的取得,在否定文革的人看來,他們認為都是和文革相對立的事物;說起原因,或說是周恩來抵制極左路線的結果,或說是鄧小平“全面整頓”的結果,或說是廣大幹部和群眾對動亂抵制的結果。總而言之,不能記在文革的賬上,更不能記在毛澤東的頭上。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這些成就的取得,主因確是文革對勞動者自身解放的結果,是毛澤東思想又一次被勞動者掌握的結果。

鄧老說得對:“文革中,毛澤東解決經濟問題的一根思想主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這六個字是毛澤東關於政治和業務、政治和技術、政治和經濟辯證關係一系列闡述的最簡要、最形象的表述,因而最易為群眾所掌握。這一方針最早是在毛澤東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里提出的,爾後,毛澤東在印發全黨全國的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上批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是否在什麼地方加進去,請考慮。”在視察大江南北的談話里又說: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也就是蘇聯對我實行核訛詐最緊張的年頭,我國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躍進高潮。毛澤東針對它說:“管理經濟很不容易,早先我們不會搞,經過幾個周折才學會了一點。”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他發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十一月他又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可以看出,文革十年,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是“抓革命,促生產”的。

有的同志還從“三個代價”方面來看待文革的經濟建設:即“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代價”——認為文革時期經濟建設投資積累率高、消費率低,重工業投資大、農業輕工業投資少,生產性項目多、生活性項目少,投資效益低、見效慢,實際上是實現工業化目標中進行基礎性建設階段的特點,有相當一部分屬於為以後發展預付的代價,和單純的損失是不同的。“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代價”——認為絕不能用大規模戰爭至今沒有爆發的事後估計,來判斷當時的戰備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況下的價值準則來判斷三線建設和發展國防建設是否“合算”。這一時期的外援,也帶有改善自身環境、扼制霸權主義擴張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得到應有的提高,包含有為維護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犧牲。“調整工業布局不合理狀況所付出的代價”——認為如果沒有當年三線建設改善了內地的工業交通和科技狀況,在“改革開放”時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經濟水平,將面臨着更加艱巨的任務。三線建設的成本可視作國家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種必要的扣除;何況從經濟發展的後續性看,落後地區的開發一旦進入收穫期,原來的投入將會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裡得到補償。在這一點上,三線建設中的一部分效率、效益損失是暫時性的,與純粹為防禦災害而墊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純粹的軍費開支也是不同的。這樣的分析都是實事求是的。

毫不誇張地說,毛澤東生前文革時期國家的局面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黨不腐敗,軍不腐敗,政不腐敗,干不腐敗,民風正,國勢待發。如果能夠按照毛澤東的既定方針辦,恰當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給右派任何翻案的機會,那麼,我們的國家將是多麼燦爛啊!痛惜哉!毛澤東離世不久,一切都變了,變得黑白顛倒,指是為非,連毛澤東光輝的晚年也被指責成是“犯嚴重錯誤的晚年”,從而造成當代最大的認識誤區和陷阱。

(五) 駁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

所謂毛澤東晚年錯誤,就是指毛澤東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製造這個誤區和陷阱的始作俑者。這個決議用了四條篇幅對文革作了如下結論:“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歷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它把文革分為三段:認為“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一九六九年四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是“毛澤東同志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從黨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第二階段,這個階段發生的林彪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從黨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是第三階段,認為這個階段“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依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在作了這樣的敘述之後,寫道:“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當然,這一切絕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毛澤東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決議”寫道:“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作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悉而過時已經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鬥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霧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這是講毛澤東犯“錯誤”的思想、理論根源。另一方面,“黨在面臨着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夠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是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這就是“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同志的結論。我們從這些結論里能看到什麼呢?

第一、 拿這些結論同我們上述的研究情況相比較,誰是唯心主義誰是唯物主義不是很清楚嗎?毛澤東曾講過這樣的話:“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決議”的作者們和當年的艾奇遜們何其相似乃爾!當年的艾奇遜們和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就是用這種唯心史觀向其主子美國總統杜魯門解釋中國革命勝利的原因的。毛澤東抓住這一反面教材,一連寫了五篇文章,對這種唯心史觀進行了辛辣的諷刺、揭露和批判,宣告了唯心史觀的破產。“決議”的作者們重新拾起這種唯心史觀來評價文革和它的發動者毛澤東,豈不也落個艾奇遜們的下場嗎?他們完全站在文革的對立面,不顧歷史事實,不顧當時的歷史條件,憑主觀意志評價這場大革命,評價毛澤東同志。這是他們反動政治目的決定的。他們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從而徹底否定毛澤東。因為這是他們翻案復辟的最大障礙。且不說所有的結論,單就他們例舉的三條“教條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即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問題,關於小生產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問題,關於黨內的思想路線鬥爭是社會上階級鬥爭的反映問題。毛澤東在這些理論問題上到底是“誤解或教條化”了馬克思主義,還是極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個是非難道還不清楚嗎?歷史是最好的教員。當年高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炮製的“決議”被他們“改革開放”的實踐檢驗得一清二楚,連當年參加起草的兩位老同志都覺悟到“決議”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一位熱烈讚揚勇敢批判“決議”的文章是“氣壯山河”;一位寫文公開聲明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仍然存在階級鬥爭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這就充分說明凡真理是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的;偽真理再包裝也會被時間和歷史剝開,露其真面目的。

第二、 我們以上駁的幾條否定文革的謬論,其源蓋出於此“決議”。所謂失敗論,悲劇論,左傾錯誤、左傾路線論以及生產、經濟發展成果與文革無關論,在“決議”里都可以找到。這說明“決議”的的確確是當代否定文革謬論的總根源,它啟開了否定文革的堤壩。此後,關於文革的種種污泥濁水都洶湧而至。毛澤東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決議”就是我國的翻案復辟派企圖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宣言書。因此,我們要打退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挽救中國的社會主義命運,就必須首先打掉“決議”這面旗子,任何保留它、寬容它、為它辯護的言論都是完全錯誤的。“決議”里確實有說毛澤東好話的地方,但那是掩人耳目,為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晚年思想所設的障眼法。曾記否?“決議”初稿拿出以後,大家意見很大,說這不是把毛主席全否定了嗎?另一位高參出主意說:這樣寫當然不行,要把民主革命時期的功績在前面寫一段。他們就是這樣用肯定毛主席一個肩膀來否定毛主席的另一個肩膀。第一個肩膀扛的是他們和毛主席一塊戰鬥過來的民主革命,第二個肩膀扛的是他們從一開始就反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他們就採取了這種肯定前者否定後者的伎倆。至今有些同志看不透這一點,仍然站在“決議”的門框裡,以人間最美好的語言歌頌毛澤東,洋洋灑灑幾萬言,卻在最後說出“毛澤東晚年的失誤”,要“走出毛澤東的這個誤區”。有的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晚年失誤論’是無產階級敵人精心設計的一顆毒丸,把毛主席的過去吹得越好,就是使毒丸包裝越講究,其毒性就越大。”有些人至今不敢面對歷史,不敢面對真理,仍然按照“決議”的調子在“塑造”毛澤東,最典型的就數《毛澤東傳》(1949——1976)。人們讀着它,往往被書中那些大量的、翔實的特別是毛澤東本人的講話、批示、信件、文章所感染而心悅誠服,卻對書中的結論諸如“左”的錯誤啦、晚年失誤啦、這也“失敗”那也“失敗”啦,總要嗤之以鼻。作者津津樂道它不僅是一本傳記,而且是歷史。人們要問:這反映的是什麼歷史?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嗎?錯了!這是我國翻案復辟派眼中的歷史,亦即“決議”眼中的歷史。你們就是以這種眼光辛辛苦苦地寫出這本1300萬字的《毛澤東傳》,讀者一方面感激你們用你們的地位和條件為他們提供了那麼豐富的材料,第一次接近毛澤東尤其是晚年毛澤東,為研究毛澤東晚年思想提供了極好的資料,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為你們的奴性而惋惜。

誰都知道,“決議”的總設計師是鄧小平。如果我們把鄧小平在設計“決議”前後的態度作一瀏覽,就可看出“決議”不僅是唯心主義的傑作,而且是實用主義的傑作。這個“決議”充分暴露了鄧小平作為陰謀家、野心家的真面目。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抓捕“四人幫”、十月六日公布了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十日,鄧小平就給華寫信:“東興同志轉呈國鋒同志並中央: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第二年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又給華寫信:“華主席葉副主席並黨中央: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我感謝黨中央弄清了我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人民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至於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

也許由於這兩封信,鄧小平便由毛澤東罷了官的人一躍成為華國鋒的座上客。七月二十日,他在華國鋒出席的同省黨委負責人的座談會上講了如下一段話:
“我們黨是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社會主義路線的,但有些人卻不要馬列主義,不要社會主義,這些人往往利用我們以為風平浪靜相當安穩的時候,暗中絆我們一交,使我們四腳朝天,他們就乘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着鼻子走。這說明什麼?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的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裡體現出來。

文革前,我過分重視事務,跟劉少奇多接觸,就少請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曾經批評說:‘我開口講鬥爭,你厭了,也少來了,不要單是你們泡在一起,會泡出毛病的。’回想起來,一針見血。當時多聽毛主席的話,就不會犯路線錯誤,就不會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打倒了,毛主席又讓我工作,我怕辜負了他,一急,‘四個現代化’路線覺悟又出了問題,‘綱’、‘目’混為一談,結果讓四人幫揪住尾巴一頓痛揍。可能同志們會說這是毛主席撤我的職,罷我的官。其實不然,所謂命該如此。江青就笑我腦袋尖,紗帽總帶不穩。毛主席有獨到的眼光,選定了華主席做接班人,這步棋下的對,把四人幫將死了。華主席堅持毛主席路線,一心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這都是老一輩革命家所信任的,完全放心讓他當家。我們要熱烈支持擁護。”

聽聽這段話,這是在全面肯定文革,並且深刻地檢討自己,感激毛主席的挽救。其語言多麼形象,其感情多麼真摯。

過了一年,即一九七八年,他已經恢復了副總理職務。談及文革,他在肯定中就有了否定。這年七月十七日,他在會見英國客人詹金森說:“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還是要肯定。”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同日本公明黨訪華代表團談話要點有如下一段話:“五、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是複雜的。從總的來看,是肯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從要防止像蘇聯那樣變修開始的。毛主席想發動群眾起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是,林彪和‘四人幫’要奪權,被他們利用了。因而,發生了違背毛主席和黨的本意的事情。這(指文化革命)是新生事物,也是前所未有的。今後必須很好地總結經驗。不能輕率地否定。不想匆匆忙忙地總結文化大革命。”

這裡提出了“不能輕率地否定”,“不想匆匆忙忙地總結”。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裡也重複這個精神。他說:“關於文化大革命,也應該科學地歷史地看。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至於在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這對統一全黨的認識,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總要總結,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

但是,到了一九八零年,他就開始大談毛澤東的所謂“錯誤”了。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時,他說:“但是很不幸,他(毛澤東)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來訪者問:毛主席的錯誤從何時開始?鄧回答說:“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當時,經過幾個月的時間,毛主席首先很快地發覺了這些錯誤,提出改正這些錯誤。由於其他因素,這個改正沒有貫徹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幹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毛主席在世前一兩年講過,文化大革命有兩個錯誤,一個是‘打倒一切’,一個是‘全面內戰’。只就這兩點講,就已經不能說‘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錯誤,這個錯誤不算小。另一方面,錯誤被林彪、‘四人幫’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他們的目的就是陰謀奪權。所以要區別毛主席的錯誤同林彪、‘四人幫’的罪行。”

這個談話總算揭開了鄧小平想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的真實用心。為什麼這時他才敢於這樣談呢?這是和鄧小平背後一系列的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分不開的。最主要的是圍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所進行的活動。他們為了扳倒華國鋒,就大批特批他提出的所謂“兩個‘凡是’”的錯誤。誰都知道,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就是要維護毛澤東、維護文化大革命、維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毛澤東逝世後出現權威真空的時候,提出這樣策略口號,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能勇敢地堅持下來,鄧小平哪有翻案的機會。正是提出者的軟弱無能,人家一攻,他就檢討;抓住把柄,他就下台。這時,右派完全掌握了輿論,所謂“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所謂“理論務虛會”的召開,都是在大造特造否定毛澤東、否定文革的翻案復辟輿論。這是台前的。幕後的,那就是不擇手段地給毛澤東抹黑,香港(回歸前)出版物、西單“民主牆”(北京西單大街一塊鳴放貼大字報的地方)都成了他抹黑的工具。西單“民主牆”開始醜化毛澤東,他積極支持,後來矛頭指向他,他就慌忙鎮壓。條件有利時,他就大講毛澤東的所謂“錯誤”,造否定毛澤東的輿論;遭到反對時,趕快說毛澤東的好話,以穩定局面。一位親自參加三中全會前後活動的工作人員親口對我說過,他看到鄧小平這種復手為雲、翻手為雨的表演,厭惡地說:“這哪裡是無產階級政治家!”很快,他就離開了胡耀邦的辦公室,到別的地方去工作了。

三中全會成了鄧小平篡黨奪權的重要標誌。伴隨否定毛澤東、否定文革的輿論,他就急不可耐地炮製自己的復辟綱領。據傳,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開始是由一位筆桿子起草的,他不滿意,自己寫了三頁提綱,交另一位筆桿子照着起草。這位筆桿子看到第二頁提綱里有兩條:一條是先讓一部分人好起來;一條是要搞一段資本主義。這位一貫很右的筆桿子大為震驚,就給另一位與鄧小平交情很好的人通報了這兩條。這位交情很好的人一聽,躊躇了一陣子,說:“前一條可以,後一條不行。你按照提綱起草,我和小平去說。”也許他的高見被鄧接受了,正式發言裡就只公布了前一條,後一條一直向黨和人民隱瞞下來,變成了只干不說。其實,“先讓一部分人好起來”就是階級分化的一大綱領,它是從劉少奇“三馬一犁”式的富農經濟脫胎出來的。劉少奇當年就是鼓吹“農村階級分化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社會主義是招牌,資本主義是階級分化的必然結果。

由於毛澤東晚年思想是通過長達十年、在七億人民中演練並且在世界人民特別是亞非拉人民中有深遠影響的一場大革命傳播開來的,鄧小平的“非毛化”自然受到國內外的質疑和反對。為了“統一”輿論,他就着手設計“決議”。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裡,他多次談他對“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見。僅“文選”節錄的九次談話,就可看出他是怎麼炮製的。

為什麼要起草“決議”?他說:“這個決議,過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於搞?不行,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面,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怎樣起草“決議”?他說:“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怎樣評價文革?他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同志是犯了錯誤的。在講到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要對這一時期的錯誤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說毛澤東思想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說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這些都對。”“‘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毛澤東同志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麼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繫起來呢?”“‘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錯誤相比,是嚴重的、全局性的錯誤。它的後果極其嚴重,直到現在還在發生影響。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泛濫,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決議”為什麼不提毛澤東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他說:“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過去我們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實際上,現在這次決議對‘文化大革命’錯誤性質的分析,超過了過去所謂路線錯誤的概念。”

鄧小平一手炮製了這個“決議”,製造了當代最大的認識誤區和陷阱。可是,他在黨內是怎麼說的?他說:“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決議”出來以後,據傳他給民主黨派人士卻講:現階段,我們這一代只能對毛澤東一生功過這樣評價,黨內不少同志不接受,上層建築各界、各民主黨派、工商聯更難接受,也是有道理的。我只能說,請諒解,我難承受赫魯曉夫的處境,還是再過十五年、二十年再作較嚴謹、科學的評價好,也能經受歷史檢驗。民主黨派人士一聽就明白,徹底否定毛澤東,有待來日。果然,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先後三次在黨內高層講再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他說:“作為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作一生政治評價,我們是違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顧到當時的政治環境,顧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認識和情緒。我們是錯的,這錯誤要由我們的一代來負責,主要由我來承擔。但要說明,我們是清醒的。毛澤東作為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個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黨內機制不能正常開展,我們都有責任。毛澤東從部署、策劃,到展開文化大革命,到要達到的目標,我們大多數人是不知的,連周總理都難知道。這當然毛要負很大責任。中央對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盤否定,並定為浩劫,是符合事實的、是嚴肅的、是尊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實際也包含了對毛的評價。黨內對文化大革命結論的爭議基本沒有;但對毛的評價還是有爭議,這裡面有多種因素。再過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對毛再作評價是必要的,時間成熟了。”他把他要做的“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式的事業,留給了他的繼任者。繼任者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和本世紀初,先後兩次要對毛澤東一生作再評價。那個“要吃米”去找的人,面對人民群眾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的熱潮,竟然向中央寫信,說什麼現在重新評價毛澤東“是時候了”;那個和鄧小平關係很好、至今不向黨公布“要搞一段資本主義”密綱的人,竟然對搞國史研究的領導人下指示說:“二中全會(指七屆二中全會)以後,毛主席沒有幹過一件好事!”這些繼任者就是要按照“革命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的標尺“再評價毛澤東”。這樣就可以“從建國、治國思想路線上,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撥亂反正;改建毛澤東紀念堂;把毛澤東肖像從天安門上除下”。兩個民主黨派人士(據說還是中共黨員、所屬民主黨派中央的黨組書記,實乃混進黨內的反共分子)也外內呼應,叫嚷着要按照鄧小平的囑託,對毛澤東“再評價”。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的這番表演,豈不是給“決議”作了最好的詮釋嗎?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鄧小平的表演使人們很容易想起馬克思筆下刻畫的一位歷史人物,他就是鎮壓巴黎公社起義的梯也爾。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裡寫道:“梯也爾這個侏儒怪物,將近半世紀以來受法國資產階級傾心崇拜,因為他是這個資產階級的階級腐敗的最完備的思想代表。還在他成為國家要人以前,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就已經顯出他的說謊才能了。

一嗅到人民風暴將臨的氣息,便以冒牌英雄的口吻在眾議院中聲稱:‘我屬於革命黨,不但屬於法國的革命黨,而且也屬於歐洲的革命黨。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溫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這個政府轉到了熱烈人物以至激進派的手中,我也決不因此放棄我所擁護的事業。我將永遠屬於革命黨。’

雖然他有些隨機應變的本事,雖然他的主張反覆無常,但是他終生都極端墨守成規。不言而喻,現代社會中比較深刻的變動,始終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頭腦的全部精力都用來耍嘴皮了,所以甚至連社會表面發生的最明顯的變化也不能領悟。

他的一個1830年的眾議院同僚貝累先生(本人是一個資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個忠誠的委員)在一篇公開聲明中對梯也爾說了如下一番話:‘使勞動受資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礎。從你看到勞動共和國在巴黎市政廳內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沒有停止過向法國叫喊:“這些人都是罪犯!’”
鄧小平就是中國的梯也爾!他製造的當代最大的認識誤區和陷阱並沒有禁錮住人們的頭腦。隨着他翻案復辟活動的歷程,人們終於看清了他的真實面目。在徹底否定鄧小平和他的“改革開放”的同時,這些同志也就勢攀上了毛澤東和他聳立起的馬克思主義的珠穆朗瑪峰之巔!“無限風光在險峰”,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啊!在蓬勃興起的反覆辟、反倒退的神州大地,這種事例俯拾即是。網上已有很多老同志的自述,我這裡就不舉例了。

至於青年一代,他們沒有歷史沉重包袱,“決議”製造的認識誤區和陷阱,對他們就沒有逾越的困難。我接觸××大學“××學會”的一些會員,他們幾乎都是在按照課程安排學了“鄧選”以後,再學馬列,發現“鄧理論”和馬列對不上號。思想上的疑問,促使他們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再經過社會實踐,認識了毛澤東思想不但同馬列主義是真正的一脈相承,而且是極大的發展。有了這個認識,他們就如饑似渴地研究起文化大革命。他們登“珠峰”的勇氣不亞於奧運會田徑賽場上那些接力賽的勇士們。他們正在用他們研究的成果,深入工農,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

古人講:“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又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改之,人皆仰之。”列寧講得更科學,他說:“聰明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聰明人是不犯重大錯誤同時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糾正錯誤的人。”毛澤東晚年也一再講,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拿這些道理來看待毛澤東:縱觀他的一生,在戰略上,在革命的方向道路上,他是沒有錯誤的,他嚴格而又純熟地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行使他“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宏圖大志,在為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的道路上迅跑了一生,直到他生命終結的那一天。他確實有過錯誤、失誤,但那都是戰役、戰術上的。而且,每每都是他最先發現,並予以堅決糾正。我國的修正主義者不顧這一基本事實,在毛澤東離世不久,就顛倒黑白,指是為非,把毛澤東光輝的晚年誣衊為“犯嚴重錯誤的晚年”。從而在中國上演了資本主義復辟的鬧劇。但是,歷史無情地為他們刻下了形象:他們不過是與鷹比高低的雞,與戰士比完美的蒼蠅。

尾 聲

文革需要平反、恢復名譽嗎?它在人們認識的歷程上,像一切偉大真理一樣,是要經過反覆曲折的,它有自身真理的光芒,像太陽一樣,烏雲是遮不住的。讓那些貨真價實的走資派們在他們復辟的天堂里瘋狂表演吧,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終有一天會收拾他們的。那就不是“演習”了,而是如同當年消滅一切反動派一樣。

文革在人類認識史上無疑是一座奇峰。這裡有一個比較:俄羅斯歷史學博士尤里•茹科夫的新著《另類斯大林》披露,斯大林也曾“把黨員幹部的退化腐敗看作最嚴重的內部威脅。當時的地方黨委逐漸成為計較個人恩怨、爭權奪利、搞臭政治對手的舞台”;也看出“聯共(布)在完成奪取和控制政權的歷史使命後,已經潛力耗盡,無所作為。建設新社會,需要一個革新了的黨”。他想實現黨內民主化,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實行差額選舉,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是,受到黨內執掌政權的官僚們的抵制,沒有實行。這是一九三七年的事,也就是蘇聯建國二十年認識到的事。往後,十多年間他也就沒有再提及這事。(見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六日《參考消息》)毛澤東是在一九四九年建國前就注意到這個問題。真正下決心解決這一問題的是在一九六四年末和一九六五年。這期間,毛澤東的心境最值得研究。欲讓人攀高,首先自己登高。這一年,毛澤東寫了《重上井岡山》、《鳥兒問答》、《井岡山》、《洪都》四首詩詞,心中思念的是“聞雞起舞”的故事,湧起的是“九死一生如昨”的豪情,呼喚的是“上九天”、“下五洋”、“風雷磅礴”、“天地翻覆”,期盼的是“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這些詩詞把毛澤東心中驚天動地的醞釀,非常形象地描繪出來。毛澤東是偉大的歷史唯物主義者,他不但從群眾的認識中吸取力量,造就胸中的醞釀,而且不斷地把自己的心思傳遞給群眾(當時主要是一些高級幹部)。鑑於當時他對黨內走資派勢力的充分估計,他採取了許多隱喻的方式。最典型的一例是,王任重在他的記錄中記載: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二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有這樣一句插話:“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這就是毛澤東發動這場大革命的心胸。以如此心胸成就這場大革命,毛澤東是何其高遠啊!

按照毛澤東的教導,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歷史時期里,始終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因此,反覆辟、反倒退就成為這個時期階級鬥爭的主要課題。正是因為這一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要進行多次。毛澤東不僅提出了問題,而且為解決問題開闢了道路。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首創性是不容置疑的。正如戴愚公最近在他的新作《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初探》裡說的:“尤其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活生生的實踐告訴人們:命運不是掌握在他人手裡,而是掌握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手中。一旦中央出了修正主義,黨內出現了走資派,群眾是可以造反的,是可以組織力量,把失去的權力重新奪回來的。可以說,作為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這種開創性的意義,是最深刻最偉大的。不論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有多麼不完滿,也不管它有一千條一萬條缺點錯誤,僅僅有這一條也就足夠偉大了,後世的人民就可以效法了。正像馬克思評價巴黎公社說的:‘公社失敗了,但它的原則永存。’”
毛澤東發動文革面對的是黨內篡奪了部分領導權的官僚階層,即走資派。如今這個官僚階層已經全部篡奪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並且依附於國際資產階級,在國內培植了一個新生的資產階級,自己也變成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把社會主義中國拉回到毛澤東“糞土當年萬戶侯”那個年代。以獻身毛澤東事業為己任的革命者,要解決中國新的命運問題,是相當繁難的。只有誠心誠意地站在毛澤東的旗幟下,苦讀馬列,深入實際,深入工農,繼續革命,才能完成這一共產主義大業。

毛澤東的戰士一定要準備經受各種嚴峻的考驗,有這個準備和沒有這個準備,那是很不一樣的,那是覺悟高低的一個重要尺度。要知道,變了質的政權對革命者的迫害和軟化將會加劇。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形成抗日統一戰線以後,劉少奇、張聞天背着毛澤東,以黨中央的名義,通知國民黨監獄中的61個共產黨員在敵人“反共啟事”上簽字,只有一人沒有簽,他就是劉格平。在敵人的監獄裡,獲知這個通知,他明確表態:“是黨中央的指示我也不能執行。”國民黨又把他交給日本人,快到抗戰勝利他才坐滿刑期出來。解放後,劉少奇給他解釋說:“你不了解形勢,當時需要像你們這樣的人投入抗日戰線,發揮很大的作用,你不出來對黨的事業有影響,你自己也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做不了多少工作。”劉格平說:“我不是不了解形勢,我了解形勢,也相信中央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可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看了‘反共啟事’,於心不忍,我不能在上面簽字。既然是中央指示,別人出去我並沒有反對,只是我不能簽字。”這就是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毛澤東的戰士就要在或明或暗的迫害和軟化面前,保持共產黨人這種革命氣節。
地火在運行,熔岩將噴發。文革必將在人民群眾新的大革命的烈火中釋放它的威力。毛澤東的旗幟必將高高飄揚在神州大地!
讓我們用生命和鮮血去迎接這一勝利!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下午四時完稿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七日和二十七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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