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貴講姚依林下流好色故事，總是唾沫星子四濺。還說他姚依林偷情故事隨手可得，不過我查了一陣，沒有收穫，倒是讀到一段早期革命事跡和文革回憶。

根據水新營 、支 銳（安徽）記載：姚依林的祖籍在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梅街鎮（2007年與劉街鄉合併）劉街村，祖輩是個大家族，甚至在民國初年還出現了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北洋政府顯耀一時。姚依林的父輩兄弟6個，比較著名的就有4人，包括他的父親，姚捷勛，排行老四。清末，任江蘇候補道。民國時，任上海巡警總局局長、順天督捕局總辦、京兆巡防營務處處長，1913年被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授予陸軍少將銜。後調任廣東警務處處長兼省會警察廳廳長、瓊崖水上警察廳廳長。因響應孫中山革命，在粵護法有功，榮膺陸軍中將軍銜。1917年病故，時年36歲。

1934年秋天，姚依林進入清華大學化學系讀書。不久，他認識了北平師範大學學生周小舟，他們經常在一起交換對時局和社會的看法。1935年，經周小舟介紹，姚依林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簡稱武衛會)”。此後，他經常將“武衛會”的傳單刻印後，在校內外秘密散發和張貼。1935年七八月間，黃河泛濫成災，災民流離失所。在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北平“武衛會”組織發起籌建了黃河水災賑濟聯合會，11月，在此基礎上，北平市學生聯合會成立(簡稱北平學聯)，擔負起組織和發動北平各校學生開展抗日救亡工作的任務。姚依林擔任學聯秘書長，並於當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華北事變，進一步控制察哈爾，並指使漢奸殷汝耕在冀東成立傀儡政權。國民黨政府繼續堅持不抵抗政策，竟準備於12月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響應日本帝國主義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要求。在這一緊急時刻，得到消息的北平學聯黨團組織果斷決定，在12月9日這一天，發動一次抗日救國學生請願遊行。12月9日，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黃敬等人的具體組織和指揮下，東北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學的學生湧上北平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揭露國民黨政府的妥協投降政策。隨後，他們又組織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到工農中去，到民眾中去，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吞併中國的陰謀，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亡主張，推動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新高潮的到來。1936年1月，中共北平市委正式改組北平學聯黨團組織，姚依林任黨團書記。

1984年4月到1986年3月間，姚依林的堂妹姚錦曾與姚依林有過多次長談。經姚依林同意，在姚依林逝世後的1998年，出版了單行本《姚依林百夕談》。較詳細地記載了姚依林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遭遇。

“1966年‘文革’發動前夕，回顧當年可有什麼預感呢？”姚錦問姚依林。

“就是覺得黨內很不平靜，不斷出事。”姚依林誠摯地說：“習仲勛同志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4年突然成為所謂‘利用小說反黨’的‘發明家’！牽涉到國務院副秘書長高登榜，還涉及一批陝北幹部。……爾後，1965年又批羅瑞卿‘不突出政治’，羅瑞卿被免職；批判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把吳法憲提上去。當時林彪已被選為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葉群任林辦主任，林彪提出了一套辦法，即所謂‘突出政治’、‘政治可以衝擊一切’、‘全國解放軍化’……現在看來，他當時已在有意識地掃除進一步奪權的障礙。”

姚依林從天津搞“四清”返京後，已是“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1966年他照舊工作，1967年1月被奪去了商業部長之職；他被安置在財貿政治部一間屋裡，那時財貿政治部尚未被奪權。財貿政治部地處養蜂夾道文津街，北京圖書館隔壁。他住進去，仍可回家，但他經常不回家，因為有人抄家，不如不回。

在當時，紅衛兵進不去財貿政治部和中南海。兩地相隔很近，每到晚上，國務院那邊便來人把姚依林找了去，他直去國務院東花廳財貿辦公室。當時中央文革已完全代替了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劉、鄧均已被打倒，只剩下了國務院。周恩來辦公、居住就在西花廳。除周外，就是林彪、江青，還有剛調上來不久的陶鑄。當時，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陳毅等對時局關心，晚間常常湊到一起在國務院內討論時事。他去後也參加了他們的議論，時常是議論到凌晨2時，然後他們派車送他回家，次日從家裡又去上班。大家關心議論的內容自然是對於發動“文化大革命”和國家形勢的惶惑及擔憂。……

姚依林那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存好重要文件，他始終把鐵櫃鑰匙掌握在自己手中。後來，中南海受到衝擊，他怕辦公室靠不住，便把重要文件統統地轉移到後院李先念辦公處。家裡什麼文件也沒有留下，抄他家也抄不到任何東西。

商業部被奪權後姚依林住進國務院。那時各個單位負責人，一大批人均住進了國務院。待到3月份便又叫大家回家住，以便參加運動。姚依林本來是一半靠邊站，商業部叫他去開會時，便自己去開會；開了會還可以在家裡和李先念同志通電話，也無秘書監視。財貿政治部被控制之後，他在不開會時仍可去財貿辦公室，直到1967年7月。王力8月7日講話後，姚依林被宣布完全靠邊站，他便交了汽車，回家去住。不久，北京商學院造反派學生來找姚依林，讓姚依林住到馬神廟北京商學院一間屋內，星期六可以回家，每天應付調查、詢問、寫材料。之後，學生不怎麼來了，臨近陽曆年，也可請假回家。1968年上半年，對姚依林的審查升級了，給姚依林開批鬥會，開始時還讓姚依林講話，到八九月被批鬥時光聽不許講話了。姚依林當時謅了幾句打油詩曰：“堂上一聲傳，押到台前。四顧茫茫皆不見，惟見腳尖！”

“反而舒服了。”姚依林笑着說：“可是沒多久，‘清理階級隊伍’，1968年3月17日把我從家裡抓到商業部關起來了，審查歷史，就不能回家了。”

“審查你什麼呢？”姚錦問。

“無非是想搞出個‘假黨員’、‘叛徒’，不然沒法子‘打倒’啊！”姚依林說，“但毫無實據。”

“‘一貫右傾’倒是有事實。”姚錦說。

“是啊，‘一貫右傾’有根有據！”姚依林笑道。

姚依林當時住在一間小屋裡，兩人合住。同屋是商業部一個工會幹部，他們相處很好。當時每月給姚依林百元，大部分交付做家用，只許家裡給他送手紙、煙捲和書籍；每月只許給他21元。但收入仍比那人多些，姚依林便每月給那人5元和5斤糧票。那人行動比較自由，出去看了大字報便來告訴他，新的大字報寫了什麼，楊、余、傅如何如何……被關押的這段時間，肚子填不飽，每頓只許花5分菜金，只許要窩頭、稀粥。

炊事員同情姚依林，姚依林去買菜時總撿好的給，早、中、晚都給他一塊臭豆腐，從這時姚依林開始愛吃臭豆腐。每天關在屋裡，一個人在屋裡做“早請示”、“晚匯報”，然後是寫不完的材料，檢查歷史。每逢年節，不許他們留在北京，便被送到京北七十來里地外的農村，在商業部幹校參加勞動。他幹的活是刨花生、修整梨樹枝、收鴨梨等等，飯食比在機關里好一些，這種時上時下的情況直到1969年8月。8月林彪的一號命令下來，商業部全體遷到盤錦商業部幹校。當時姚依林不能通知家裡，同屋卻可以回家幾天，他便請同屋幫助給妻子周彬帶去了一封信。

“這位同志現在商學院當管理員，我們至今還有來往。”姚依林說。

“真是奇遇。不知今後還會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情況？”

“我想不會了。”姚依林斷然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