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個沒有童年的民族

一個人沒有快樂的童年，固然令人扼腕；但整個民族都缺少或者說沒有童年，豈止是令人痛心疾首。扼腕歸扼腕，痛心歸痛心，但我們不能自抹脖子了事，得面對現實，像我們這個民族，在她該具有童趣時，就是一個缺少童趣的民族。我研讀作為中國文化平台的先秦諸子，發現他們之間的不同之處，固然不少。但在面對現實社會的棘手問題，而難以處理時所採取的規避態度，卻是驚人的一致：即回到邈遠不可知的至德之世，這已經成為他們思考和觀察問題的一個路徑依賴。換言之，他們的視野里沒有未來，一個民族的思想精英或者說是思想庫里，對未來缺乏理性預期及合理前瞻，自然更沒有大膽的想象，這是一個我們必須窮根究底的大事件。

我不認為馬恩的論述都對，但至少在我看來，馬、恩論及古希臘藝術時所說的希臘先民們是健康且會遊戲的兒童，這個比喻使我至今記憶猶深。面對這個比喻，再看看我自己就生於一個沒有童年的民族，內心的悲愴及傷感真是不可名狀。為什麼會如此呢?那就是我們生存境況的不易，並隨之而在精神領域內伴生的活命哲學。生命是重要的，自然活命不會不重要。但問題在於，我們把如何忍辱偷生、匍匐蟻行當成了生活的全部，成了生活的重要準則。既然如此，為了活命，便會不惜一切代價，也就會達成“對不惜一切手段，達到最高目的”這樣所謂的高尚倫理的絕對信服。於是勾距之術、長短經、陰謀韜略便十分發達，甚至形成了像鬼谷子那樣專門以教謀略之術的老師，於是蘇秦、張儀學而成戰國末期“合縱連橫”唱雙簧戲的風雲人物。從遠古的生存講究孔武有力的尚武時代，到講究不擇手段進行智取的尚智時代，我們實在行進非常快，大有水到渠成之感。

在先秦諸子中，像莊子這樣偉大的人物，熱愛自由的戰士，他談到一個的人精神境界時主張逍遙，談到齊物時，以“喪我”始，而以“物化”終，在這整個兒無我的狀態中，無不遭遇着讀者對其偷生自保的誤讀。在他看似狂傲的言行中，實在包含着對生存的絕大憂患，以及一個人生存自保之不易，並且為此不得不付出的高昂成本。這一點在他有着某種精神對應的老師老子身上顯得特別明顯，並對後世的謀略家和無恥政客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將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世界去的林堂先生在研究《老子》後曾說：“據我的估價，這一本著作是全世界文壇上最光輝燦爛的自保的陰謀哲學。它不啻教人以放任自然，消極抵抗。……盡我所知，老子是以混混噩噩藏拙韜晦為人生戰爭的利器的唯一學理，而此學理的本身，實為人類最高智慧之珍果。”(《老子的智慧》)除了不認為“它是人類最高智慧之珍果”外，我認為林語堂先生的闡述符合我對老子的認識。當然更確切地說來，我們民族的成熟，更多的是在道德尤其是偽道德泛濫的領域，以及人際關係及名利場爭鬥的過於早熟，對於制度的創新包括對人的至高無上的尊重上卻是至今語焉不詳，在這一點上我們又是不折不扣的處於鴻蒙無知的狀態。

在我們這個注重謀略的國度，一個民族沒有童年，自然對兒童的要求也特別不一樣。我們對兒童的讚賞不是要他擁有真正的童心童趣，而是要他少年老成，做一些與他身份年齡極不相稱的老成之事，才能大人和成人社會的欣賞，而對成人中那些遇事說話直爽之人用“童言無忌”來進行批評，由此可觀我們對童言的忌諱。看一看我們對甘羅十二為臣相的推許，看一看我們對孔融李賀早慧的讚美，你就知道我們對一個人儘快成熟熱切期盼到了一種走火入魔的程度，你也就不難理解，我們許多人為什麼還在青壯年時期就透出一股無可奈何的未老先衰之氣，而這樣的人在生活中卻是如此之多，簡直可以窒息不少人的青春豪氣。

2 陰謀與????

我們周圍善玩陰謀並且樂此不疲的人，實在是大有人在。他們的頻頻演出，就像每天必須固定上演無數個“陰謀劇場”，更像一個愛吃蠶豆的人，成天????並以此為樂，似乎在用禮炮來歡迎別人並博取他們的好感一樣；如果有屁不放掉，反而容易使身體不適，肚子飽脹。同理，不玩陰謀，就會周身發癢，渾身無力，如同死物，愧對先人。因為我們的先人過早成熟，而過早成熟對我們後世的遺贈便是以處理人之際遇為核心，從而拿來處理我們生活的一切的最高準則——各種千奇百怪的謀略。

我之所以將陰謀與????拿來聯袂作比，是因為我們的整個社會中，幾乎無處不見謀略包括陰謀的影子。這一點正是西方世界與我們中國的不同之處。一些不知深淺常將克勞塞維茨的一些觀點斷章取義，拿來證明中國謀略的高妙，進而用日本商戰和海灣戰爭中流行《孫子兵法》來證明吾國文化高明到了可以使自己不知姓甚名誰的地步。誠然，西方人在非常時刻對謀略也極其重視，如戰場與商場。但在日常生活中，卻是遵循既有的完備而人生的法律體系及與此相配套的倫理準則，而不是無所不在使用謀略包括陰謀詭計。譬如一個人在生活中要講信譽，並不要你做一個道德楷模，而是為了自己生存之必須。如果你喪失了良好的信譽，那麼你將自絕於人民，無法在人生之江湖中行走。但我們卻不建立這種良好的信譽制度，人人都在其間巧取豪奪，於是坑蒙拐騙才四處泛濫，所謂一言九鼎，諾重千金，只不過為了少數那些德行高尚的人專門預備的讚詞而已，對人人都要講信譽並沒有實質性的幫助。因為沒有信譽制度的約束，諾重千金便成了一項道德桂冠，而不是人必須奉行的實質性要求。在一個不講信譽的環境裡，坑蒙拐騙所花的成本比諾重千金的成本要低廉得多，實際生活中不講信譽，而我們在道德上又大講特講，以至於這種道德要求最終變成了矯飾虛誇，將自己不義的行為披上一層大義的外衣，以矇騙他人的信任。如此一來，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了一個真正的充滿陰謀的名義場。

各種近乎奇技淫巧的謀略泛化到我們生活的各個領域，是毒害我們生活，降低我們生存質量，大批生產假道學、偽道德，而我們的實際權益得不到保障，人人自危，並且以“防人之心不可無”作為生存信條的真正根源之一。

3　全體人民裝孫子

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中和說了一句最著名的話——這句話概括了千百年來中國社會的現實——“你再聰明，也不可能比皇帝更聰明啊!”這一點再清楚不過的說明，誰比誰更聰明，不是聰明本身就能夠定奪的，而是因着無上的權力，才能夠變得“更聰明”。你也許會說這是和這個馬屁精的上佳表演，但我要說和只不過是露骨地說出了一個事實。這也是不少有成就的大臣如曾國藩等在獲得巨大成功後，反而心情並不快活的原因，因為功高震主是稍有心計的人，在專制制度下都不得忌諱的。推而廣之，大臣不可能比皇帝聰明，各級官員隨着等級的不同，下級始終比上級更愚蠢一些，直到最愚蠢的底層亦即廣大的民眾。這樣的結果，便是民眾中有稍微的反抗或者不聽話的聰明，最直接的稱呼便是“刁民”，本來民眾也並不是不習慣於裝瘋賣傻，而是裝瘋賣傻實在無法得到賴以活命的基本生存條件了，只好選擇“刁民”一途，正所謂逼上梁山。

眾所周知，一個民族如同一個人一樣，要極富想像力和創新能力，那麼就得有一整套完善的保護創新能力的機制。不幸的是，幾千年來以至於今，都沒有這樣的制度保證我們。相反倒是“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水必推之”、“槍打出頭鳥”這樣的訓誡，孺婦皆知，成為全民近乎集體無意識的認可準則。有真正良好的保護創新能力的制度環境，人們的創新能力和聰明才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和發揮。這種環境下，人們比的是誰比誰更聰明，誰比誰更有才華，更有創造力。反之，人們不是比誰更聰明，而是比誰更愚蠢，幾千年的專制制度形成的文化是一個“比傻文化”，這樣的國家是一個比傻的國家。換言之，在這種情形下，人們不是堂而皇之比誰更聰明，而是比誰假裝不聰明，至少表面上要如何愚蠢，以便比自己“更聰明”的上司欣賞你，得到他的提拔，於是吹牛拍馬，裝瘋賣傻，便成了人們為了生存所必須的日常行為。

三十六計中的“扮豬吃虎”(有的版本名為“假痴不癲”)，便是典型的比傻行為，亦即日常生活大家所說的“裝孫子”。這一計謀的核心便是，先示人以弱，麻痹對方，趁其不備，尋機再戰而勝之。但是，這裡有一個好玩而且可能的現象勢必要出現，即人人都學習裝瘋賣傻，好像我們生活在一個傻子無所不在傻子國，但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不明白，而在心悅誠服地、一生不變地想要做一個傻子。對真正十足的傻子，沒有誰對他是持讚賞態度。我們讚賞的是一個人“面帶豬相，心頭嘹亮”，也就是裝得像一頭蠢笨的豬，卻把一隻兇惡的老虎都給吃掉了。鄭板橋的名言“難得糊塗”，一方面憤世疾俗地表明唯有他是清醒的，即“舉世皆濁我獨醒”，另一方面也昭示了一個真正清醒的人，要裝瘋賣傻到別人無法窺知的境界，實在也是天下難事，正所謂“糊塗”“難得”。接下來也許有人要問，我們的生活中為何有如此多的糊塗蟲呢?這是因為，我們無法保障一個真正的聰明人，因了聰明便可以在生存競爭中得先機，因為我們實在沒有保護創新以及激活人們想象力的傳統，這種不帶傻氣亦

即不會裝瘋賣傻的聰明人，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說得再明白一點，不會裝孫子的人最終就成不了江湖大爺。當然還有一個最真實的可能便是，蠢人的數量也不少，雖然現在我們常說找傻瓜要到月球上去找，因為地球上的傻瓜快要絕跡了，但明眼人是知道的，任何誇張都不能拿來做對此加以坐實的依據。

計謀的特性，是四兩撥千斤，以巧取勝，從而在總體上來講，計謀是個先示人以弱的東西。三十六計的精髓便是以巧制敵，實施計謀的境況，八成以上都是自己弱小或者假裝弱小來取勝對手的。這也就意味着，除非你不使用計謀包括陰謀，否則裝孫子就是你一個不可能逃避的選擇。我們不怕在非常時刻包括戰場和商場中裝孫子，那是因為非常時期需要運用非常手段，但問題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際交往甚至許多創新領域內，我們都不得不裝孫子，大家都看上去傻里巴嘰的樣子，雖然有一定的喜劇搞笑成份，但帶給我們更多的卻是悲劇的愴痛。

4　陰謀的深淵及其經濟學成本

雖然計謀(List)與陰謀(Stratgem)有一定程度的區別，前者中性，後者含有貶義。但就大多數謀略的總體特性來說，不可能像符合法律的合同一樣白紙黑字地被規定下來，雖然合同的簽訂過程中，可能要使用具有一定謀略的談判技巧，但如果合同本身不違法的話，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雙方當事人的意願的。但大多數的謀略使用，都是為了不讓對方知曉自己的真實意圖而設立的，因此存在信息上不對稱是絕對的。互相不摸底或者不完全知曉其根底，採用計謀，以巧取勝，似乎是別無選擇。就像說謊是非市場經濟時代一種普遍行為一樣，因為說謊的成本低而獲取的效益高，而不是我們常講的說謊僅是一種道德墮落。雖然真正的市場經濟不可能完全杜絕說謊，但卻可以避免大規模像大躍進那樣的全民撒謊，造成真正的人間慘劇。

我們對選擇計謀包括陰謀的團體和個人，一般說來會做道德上的否定評價，老奸巨猾的小人就是常用的標識。但選擇謀略包括陰謀最真實的動機，絕不是為了與對方進行道德上的比拼，以一爭高下，而是具體境況下的實際利益所誘致。傳統的新古典經濟的一個基本假定是信息完全，即經濟活動所需要的信息是完全知道的。此點遭到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的有力反駁：“儘管以完全知識的預設為基礎而展開的關於道德和社會問題的討論，作為一個初步的邏輯探究，偶爾也會起些作用，然而試圖用他們來解釋真實世界，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它們的作用實在微乎其微。這裡的根本問題乃在於這樣一個‘實際困難’，即我們的知識在事實上遠非完全。”(《自由秩序原理》)這也就是說，知識包括信息不對稱是絕對的。這也是謀略包括計謀得以實施的先天基礎。之所以幾千來，計謀在中國特別發達，那是因為以謀各取勝成了成本很低而收益最高的事，這在軍事生活和商場爭競爭中尤其如此。

但這裡有一個被大家所共同忽略了的問題，我們必須清理。即我們將謀略泛化到我們的日常人際交往之後，帶來的對我們民族品格，個人品質的災難性後果，並且大大降低了我們經濟生活中的公平與效率，影響了個人生活質量及社會進步，抑制了整個民族的創造性。柏楊說中國人是醜陋的，愛窩裡鬥，中國人的文化是醬缸文化，並沒有錯。但中國人為什麼一個人是一條龍，兩個人是一條蟲，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擔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呢?柏楊及很多人的思考就不那麼讓人滿意了。因為許多思考中國文化的人，總是喜歡說我們的文化及民族性格的缺陷，而對造成這種缺陷的“罪魁禍首”或語焉不詳，或姑息縱容。那是造成我們這種文化及民族性格缺陷的專制制度，因為人是受制度影響很深的動物。這種制度長几千年之久，已經深入侵淫到我們的生活及文化的各方面，使得各色人等習焉不察，或者對此安之若素。因為專制制度缺乏現代民主制度所能夠造就的以人為本，信譽至上的環境，於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便缺乏安全感、信任感，民眾之間互不信任，政府與民眾之間也不信任，這種人際環境使人對自己的將來缺乏理性預期，致使坑蒙拐騙的一次性博弈增多，這樣的話，那麼選擇不說真話而搞陰謀詭計反而成了一種理性行為。

在我們的經濟生活中，如今許多人依然將各種各樣的謀略，當作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說白了，是因為選擇這種不符合市場規律的原則，所需要的成本相對較低。但問題在於，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大家都想選擇帶各種謀略的低成本方式，而導致整個市場的交易成本增高，自然效率下降，獲利偏少。交易成本增加，資源配置的失敗而導致市場低迷甚至失敗，不能不說與我們的謀略文化過於發達而沒有現代信譽制度有關。交易成本簡要地說，就是相互扯皮以及對付扯皮的成本，一旦說謊話、不講信用、違約增加，就極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而使經濟效率降低。這是很要命的。而真正要實現市場經濟，實現制度創新是當務之急。市場經濟的價值核心是民主、平等、自由、公平競爭，這一切在制度不變革的情況下，根本就不可能實現。

英國著名思想家波普爾曾寫過《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的名著，開放的社會自然是民主社會，而民主社會的敵人便是專制社會。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道理，不僅適合於社會需要開放，而可以拿來作為人也需要開放的例證。但我們幾千來的人際格言，“防人之心不可無”卻是此種道理的大敵。我敢說，一個中國人從生到死，花在人際交易上的成本是最高的。逢迎、吹牛拍馬、說假話、虛套煩瑣的應酬都可以說是人際交往中必不可少的，這會消耗掉人的多少青春才華，可惜沒有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來做個真切的算度。我曾經說過，在我們這個社會，你有七分才華，三分人際，你失敗了；倘若是相反，你倒有可能取得成功。這也就是為什麼你才高八斗，也可能懷才不遇，不能獲得成功的道理，因為你在人際方面的投入太少了。沒有真正的法治，沒有信用制度，自然就會使人際投入增加，而人際投入一增加，大家不免互相傾詐，都想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效益，從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在我看來，耍陰謀詭計或者哪怕是濫用較為中性的謀略，都使我們的經濟生活及相應的社會生活成本增加，本來要用謀略來降低交易成本，反而增加了交易成本，這就是我們的社會發展滯後，人的創造性萎頓的真正根源，當然最終是由於制度的缺失所致。

5　陰謀的幾種方式

三十六計當然有不少的版本，而且中國人的智謀也多種多樣，但無論是王公大臣還是平民百姓，都脫不了三十六計的概括，何況三十六計互相之間尚有重複。我想概括地說，三十六計包括中國所有的謀略，無非坑、蒙、拐、騙、誘五個字。而坑、蒙、拐、騙、誘這幾種行為互相滲透，不少時刻難分彼此，只不過為了言說的方便，將三十六計大致分成這幾類而已，這不是學術區分，而僅是一種現象概括。

坑的最直接方式便是轉嫁用心與災難，使對方不明了製造事端的主體，從而坐收漁人之利。譬如借刀殺人、無中生有、笑裡藏刀、反間計等。

裝作不知實情，或者故意隱瞞實情，以達致戰勝對方的目的，可視為蒙。如瞞天過海、暗渡陳倉、混水摸魚等。

將此事或人而帶至彼地，掩人耳目，混淆視聽而消滅之，或可稱為拐。如順手牽羊、調虎離山、金蟬脫殼等。

騙作為一術，自然是很古老的，但騙的核心是不能讓對手看得透，這就是騙作為計謀的實用之處。如唱籌量沙、增兵減灶、聲東擊西等。

誘和拐均可視作計謀中的“搬運之術”，甚或是示人以弱。欲擒故縱、假痴不癲等。

6　用陰謀來了斷

謀略哪怕是陰謀可能要與人類相始終，因為這不只是中國人的特殊產品，即便是西方的《聖經》中也有大量的運用和記載——耶穌的教導人們“一方面要像鴿子一樣溫柔”，另一方面要“像蛇一樣機警”(新約，馬太福音)。對此林語堂曾說過，“只有基督教的一個思想，中國老百姓一定樂於接受，也就是耶穌要求的：像鴿子一樣溫柔和像蛇一樣機警”。這說明東西方文化雖然有不少相異之處，但在謀略的某些方面也可獲得“共識”，這也正是像瑞士勝雅律這樣的漢學家也能做出《智謀——平常和非常時刻的技巧》的內在理由。最後我想採取一個討巧的辦法，用幾個計謀將我的謙虛串聯起來，做為本文的了結，以滿足我對計謀的遊戲態度。所涉及的計謀後面均按最古老的本子《三十六計秘本兵法》的順序，用括弧作有標註，以便讀者查證。

關於中國的計謀，我所知極為有限，只知道混水摸魚，找不到多少理由的時候，不得已，我便指桑罵槐，有時恨不得立馬釜底抽薪，因而措辭激烈。或許一不小心我就有偷梁換柱之舉，但還不至於無恥到瞞天過海，頂多了就是金蟬脫而已。雖然你可能說我借刀殺人，其實那只是我做得不夠地道而打草驚蛇。如果你讀了本文，還能對你看“中國陰謀”有所幫助，那麼即便你們上屋抽梯，我也心甘情願，這絕非我的假痴不癲，我知道自己既不會唱空城計，也不會使苦肉計，終於投降，於是只好走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