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紅旗教授的“物質重構論和基因設計論”(2) |
| 送交者: 二野 2005年07月27日22:02:30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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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人如何才能認識自己?這是兩千多年前,西方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的問題。在其之前,東方哲學家老子在《道德經》裡說:“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提出了人類性狀遺傳問題;在其之後,楚國政治家、文學家、哲學家屈原在《天問》中提出了人類是如何起源的問題:“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對比之下,孔子與弟子的言論集《論語》記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可見,雖然曾參每天都要從三個方面反省自己的行為,但是卻沒有思考“反省者”是誰的問題。 一般來說,人類的起源,也就是“我”的起源,人的自主意識就是“我”。不過,問題並不如此簡單。因為我們並不能確定地回答下述問題:動物有沒有“我”呢?植物有沒有“我”呢?微生物有沒有“我”呢?還有那些無生命的物質,它們有沒有“我”呢?如果說人的“我”能夠提出“我是誰”的問題,那麼其它的“我”(如果有的話)是不是也在提出“我是誰”的問題呢?也就是說,都有誰在問“我是誰”呢? 1989年,筆者在撰寫《神秘的星宿文化與遊戲》(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1年出版)一書時,在扉頁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大自然想了解自己,它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人。”也就是說,“我是誰”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大自然在問自己。 1992年,筆者在撰寫《宇宙的重構》(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書時,在序言裡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所謂智慧,就是一種結構物能夠認識和理解另一種結構物。對於自然的宇宙來說,這是不可思議的;對於人類來說,擁有智慧則是最大的幸運。至於如何運用自己的智慧,似乎取決於不同的追求;但是,要想實施任何一項追求,都離不開對有關結構的了解,因為我們始終生活在各種結構之中,而人類生存的實質就是用思維重構宇宙。” 在《重構論》一文中,筆者指出物質的基本屬性之一是重構性,千奇百怪、奼紫嫣紅的大自然可以概括為:信息重構物質,電子編碼重構物體,基因重構軀體,思維重構宇宙。
在《智慧的基因》一文中,筆者指出這樣一個矛盾:自認為至高無上的人,乃是由基因用越來越複雜的電子編碼將其鏈接而成的,然而人卻不願意承認基因是有智慧的。事實上,如果承認基因有智慧,那麼基因也就會存在着“我是誰”的思考,儘管我們人的大腦思維尚不清楚基因是如何進行思考的(有趣的是,人的大腦思維細胞也是由基因鏈成的)
顯然,這裡提出了一個更為有趣的問題,即無生命的物質、物體,它們是否也存在着某種類似智慧的行為?事實上,這裡涉及到如何定義“智慧”的問題。如果我們把智慧定義為“根據某種條件做出某種反應”,那麼,大自然就是有智慧的。當然,不同的物質或物體,它們的智慧層次是有着差異的。大體而言,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層次: 一 、條件反應
二 、條件取捨
三 、條件反射
四 、條件預設
綜上所述,“我”就是存在者或生存者,亦即重構者,而一種結構物就相當於一種存在或生存方式,重構則是結構物對自己存在或生存方式的創造。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的萬物有靈論,實際上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這個理由就是物我合一,亦即中國古代哲人所說的天人合一。 有必要指出的是,正如“智慧”是有層次的一樣,“我”或“靈魂”也是有層次的。筆者傾向於認為,動物和人類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或者可以觀測到的“我”。這是因為,動物的條件反射具有預期性,而人類的條件預設具有預演性;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我”起源於條件反射,“我”在進行對條件的評判,“我”有處理條件信息的樂趣,以及創造信息、重構宇宙的欲望。 與此同時,微生物與植物,由於它們的“我”深藏在基因之中,我們難以觀測到這些基因的智慧,因此也就難以描述基因的“我”。但是,既然基因能夠重構出微生物和植物的軀體,它們的智慧就不應該被忽視。也就是說,基因的我,大腦的我,以及新結構物的我(不能排除將來會出現某種具有生存欲望的電腦或機器人),它們都是智慧的我。
7. 生命與物種起源新學說:基因設計論
B 、物種不變論:物種自始至終都沒有發生變化,原來是什麼樣,現在仍然是什麼樣,將來也仍然是什麼樣。 C 、物種突變論:由於某種自然環境變化或其它誘因,而使某一個物種突然(在地質時期意義上的突然)變化成另外的物種。 D 、達爾文進化論:所有的生物都起源於同一個原始細胞,眾多物種都是由其它物種一點一滴的變異而極其緩慢地形成的;在物種生存和變異的過程中,存在着生存競爭、適者生存現象,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自然選擇。 眾所周知,上述觀點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為此,我提出了生命與物種起源的第五種新學說:基因設計論。該理論主要內容如下: 1 、根據重構論,所有的物質都具有重構性。由於物質具有重構性,因此物質的結構才能不斷複雜起來,而且不斷出現新的結構物。 2 、某些原子、分子(主要由氫、氧、碳、氮、硫、磷等化學元素組成)具有複雜的電子編碼結構,它們構成了生命的信息和物質結構基礎。 3 、生命的前身是某些具有特殊複雜的電子編碼結構的大分子重構出來的准基因、准酶、准調節結構。 4 、最早的生命形式是裸體基因,原始的裸體基因不止一種。 5 、最早的裸體基因是單鏈基因,初期的單鏈基因不止一種。 6 、由單鏈基因重構出雙鏈基因,早期的雙鏈基因不止一種。
8 、單細胞生物的基因,逐漸設計、製造並重構自己的軀體,出現若干種多細胞生物。 9 、多細胞生物的基因,逐漸設計、製造並重構自己的軀體,出現若干種多器官生物。
11 、個體和群體生物的基因,逐漸設計、製造並重構自己的軀體,出現生物圈。
8. 基因的主動變異與自主軀體設計 一 、基因設計論概述
本文將繼續深入討論基因的主動變異與自主軀體設計。不過,在此之前,我們先要了解一下目前學術界流行的基因變異觀點,看看這些觀點存在着什麼樣的問題。 二 、基因的隨機微量變異與達爾文進化論 眾所周知,一百多年以來,生物學界流行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這種理論只承認基因存在着隨機微量變異。所謂隨機微量變異,是說基因在自我複製的過程中,由於這樣那樣的因素會隨機發生沒有目標的沒有方向的各種各樣的很小的很少的微量的變化。 這裡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在量變與質變之間存在着兩種現象。第一種現象(A)是“量變不導致質變”,例如生物個體成員之間的差異(高一點,矮一點),生物個體自身在不同生存環境的差異(胖一點,瘦一點),這些量變都有着某種變化範圍,通常都不會產生質變(例如出現巨人族)。因此,現象A又可以稱之為有限範圍變異,這種變異不會導致新物種的誕生。 第二種現象(B)是“量變導致質變”,例如某種偏愛吃樹葉的鹿類,它們的脖子變得越來越長,以致形成了長頸鹿這種新物種(這是長頸鹿形成的一種常見的解釋,其實長頸鹿的脖子與恐龍的脖子更相似一些)。也就是說,上述脖子變得越來越長的微量變異得到了累積,並且最終形成了累積效應。因此,能夠產生量變導致質變效應的微量變異,又可以稱之為累積變異。 達爾文進化論認為,新物種的誕生是一種基因隨機微量變異在“適者生存”的“自然選擇”下,由量變導致質變的過程,這種累積變異過程足以使生命物種積累起定向的變化直至新物種的誕生。不過,這裡應當指出的是,適者生存、自然選擇原理並不屬於達爾文進化論的專利。這是因為,適者生存、自然選擇乃是生物與自然環境相互關係的一種普遍規律。道理很簡單,生物只能生存於某種適當的環境之中,生物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結構(包括基因的隨機變異和主動變異)也就只能是自然環境“選擇”的結果。與此同時,由於生物本身也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而且生物也在創造着新的自然環境,因此“自然選擇”的表述並不準確,更準確的表述應當是“生物與自然的雙向選擇”。 三 、基因的突發變異
眾所周知,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缺陷之一就在於,它迴避了生物基因突發變異的事實,而試圖用基因微量變異來解釋所有的生物物種現象。為此,達爾文進化論學者熱衷於在兩個不同物種之間去尋找“中間物種或過渡物種”,以證明其理論的正確。但是,經過一百多年的大規模搜索,上述努力沒有獲得令人信服的證據,所謂的中間物種或過渡物種的化石始終沒有被發現。 一般來說,當生物所處的自然環境發生突變的時候(例如氣候發生巨變或者地形地貌以及重力場發生巨變),或者當生物基因受到環境的強烈刺激的時候(例如處在放射線的強烈照射下或者某些化學分子的強烈刺激下),生物基因往往會產生這樣那樣的突發變異,其變異量、變異程度與基因隨機微量變異明顯處於不同的數量級。因此,基因突發變異往往既能夠導致該生物及其個體的病變或衰亡,也能夠促成該生物及其個體轉型出現新的器官(包括新的生存方式),從而形成新的物種。 舉例來說,爬行動物的前肢變成鳥類的翅膀(這是鳥類形成的一種流行的說法),如果用達爾文進化論來解釋,就會顯得十分笨拙而且自相矛盾。首先,在爬行動物與鳥類之間尋找過渡物種就是一個大麻煩,而且至今也沒有找到;其次,處於過渡狀態的“爬行始祖鳥”本身就不適於生存,它的爪子已經變得不再能奔跑和捕食,而它的不成形的翅膀又不能飛起來。對比之下,如果用基因突發變異來解釋鳥類的出現,以及各式各樣新物種的出現,則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這也正是突變論或災變論能夠長期在生物學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原因所在。 這裡的真正難題在於,災變論或突變論不能夠很好地解釋如下一系列問題:基因為什麼會出現突發變異?基因又是如何進行突發變異的?這些突發變異是被迫的,還是隨機的,擬或是主動的、有目的的、有方向的? 四 、外來論、神創論與人工基因工程 有人主張或者相信地球生命及其物種均來自地球之外,它們是由外星人(不排除也有外星神)把生命及其多種多樣的物種帶到地球上的,或者是由隕石等不速之客把宇宙其它星球上的生命帶到地球上的。儘管這種地球生命外來論時常會流行一陣子,但是它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為它不能夠回答宇宙其它星球上的生命是如何產生的問題。因此,相信這種觀點的人,實際上是把地球生命如何產生的問題,變成其它星球生命是如何產生的問題,並以為這樣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比較而言,神創論比外來論更直截了當,它認為或宣稱所有的生命及其物種都是神(上帝)創造出來的。由於上帝是有智慧的,因此上帝創造的生命及其物種也就體現着上帝的智慧。從這個角度來說,神創論又可以稱之為智慧創造論或智能創造論。有趣的是,主張神創論的人,一概拒絕回答上帝的智慧是如何產生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神創論事實上是在生命與物種起源領域劃出了一個禁區,人的大腦思維不能夠進入這裡。因此,如果誰接受了神創論,他的大腦便可以停止思考生命與物種起源的問題,這倒是一個節省腦力勞動的好辦法。
五 、基因的主動變異與自主軀體設計
1 、在各種各樣的基因隨機微量變異現象中,不能排除其中存在着基因主動變異的情況。因此,許多能夠用達爾文進化論解釋的現象,也同時能夠用基因設計論得到很好的解釋;而且用基因具有主動變異與自主軀體設計能力的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生物的進化(更準確的詞彙應該是“演進”),例如基因變異中的量變導致質變現象。 與此同時,許多不能用達爾文進化論解釋的現象,諸如生物及其器官的整體性、複雜性、協同性、精確性或精巧性,卻能夠用基因設計論給予合理而又充分的解釋。眾所周知,達爾文對眼睛結構的精巧性,就感到心中沒底,因為他深知眼睛的精巧性是難以用進化論給予解釋的。 事實上,單憑基因的隨機微量變異,就能夠製造出眼睛來的幾率微乎其微,而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例如,心臟的形成,必須同時協同有血管的形成,而器官組織之間的這種協同關係,由基因隨機微量變異就能夠製造出來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正如一隻老鼠在打字機鍵盤上的隨意動作不可能敲出屈原的長篇抒情詩《離騷》,一隻猴子在畫布前的隨意塗抹也不可能畫出再現4200年前華夏文明景觀的42平方米巨畫《帝禹山河圖》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與其相信矛盾重重的達爾文進化論,實際上不如轉而接受基因設計論,因為基因設計論能夠輕而易舉地解釋生命軀體、生物器官的整體性、複雜性、協同性和精巧性。 2 、在各種各樣的基因突發變異現象中,同樣不能排除其中存在着基因主動變異的情況。事實上,突變論或災變論只是看到了事物變化的表面現象,而基因設計論則揭示出事物變化的深層原因。為什麼生物物種會突然出現?為什麼找不到過渡物種?在基因設計論看來,上述問題非常簡單:這是因為基因只有在準備好了的情況下,才會實施軀體重構工程,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相應的軀體重構工作。 這裡的“準備好了”,是說基因已經把重構軀體所需的“原材料”、“構件”和“施工圖”(即相關的物質分子和能量,以及基因長鏈上的功能片段)準備妥當。這裡的“很短的時間”,類似於由蛹變蛾的過程,蠶的成蟲在基因的指令下收縮成蠶蛹,其原來的軀體結構在基因程序的控制下迅速地轉型成為軀體結構完全不同的蠶蛾。 也就是說,無數生物學家窮其畢生之力、耗費無數科研經費之所以始終不能找到所謂的過渡物種,其原因就在於“過渡物種”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更準確地說“過渡物種”僅僅存在於生物的基因內部或者表現在“過渡軀體”(類似蠶蛹)中,而並不表現在通常意義的生物軀體上。 3 、基因的微量變異特別是突發變異,如果它們是隨機的、無目的的、無方向的,那麼在基因設計論看來,生命有可能為此而付出高昂的成本,甚至慘重的代價;因此,這樣的隨機變異是不值得的,而且也不符合基因對原材料和能量的精確利用的特性。這是因為,當基因發生某種程度的變異時,如果不是有目的之所為、有準備之所為,這類變異通常都會對原本正常協同精確運作的基因及其生命體造成相應程度的傷害。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多數有利變異,都可以成為基因主動變異的證據;而大多數有害變異,則可以歸結為基因受到了被迫變異和強制變異(當然,並不排除存在着一些無利無害、無關緊要的隨機變異)。 4 、對於神創論所持的觀點,基因設計論很高興地欣賞其“生命結構具有設計性”的內容;同時也願意指出,用基因具有主動變異與自主軀體設計能力來揭示生命結構的精巧性,要比用上帝來解釋要簡潔的多。因為上帝是個黑匣子,是個禁區,也是個引起爭論的麻煩,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捨近求遠,去抱上帝的大腿。 對比之下,基因設計論則在生物學領域開闢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廣闊天地,引導人們去進一步探索基因是如何進行軀體設計等一系列課題。這就好象是我們在生物學領域發現了金字塔(只要承認生物軀體是由基因智慧所設計出來的,那麼每一個生命體都是一座金字塔),接下來的問題是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也好比我們知道大腦思維具有設計能力,接下來的問題是大腦是如何進行智慧創造的?顯然,我們不能因為尚不清楚金字塔是如何建造的,或者尚不清楚大腦是如何實施智慧行為的情況下,就否定金字塔的存在,或者否定大腦思維的存在。 5 、基因設計論可以更好地解釋物種及其個體的多樣性現象,這就好象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愛好一樣,不同的生物基因也有着不同的追求。例如,蝴蝶的翅膀圖案千變萬化,與其把它們統統看成蝴蝶基因的隨機變異,不妨轉而看成其中也體現着不同蝴蝶基因對“美”的不同追求(美的本質之一是安全,即保護色圖案,例如類似花草的圖案有助於迷惑捕食者、類似眼睛的圖形有助於嚇退捕食者、類似頭部的圖案及其結構有助於誤導捕食者)。 9. 基因智能學:關於基因思維的猜想 前言:生命的結構是如此的精妙,然而她卻不被認為是智慧所為。一個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草棚,被稱之為智慧的創造;而一朵美麗的花,卻被認為是沒有智慧的隨機而為。這樣的判斷正確嗎?合理嗎?人類的大腦是不是太看重自己的智能,而完全忽視了基因的智能? 2004年夏,我提出並闡述了生命及物種起源的新學說基因設計論,以及相關的自然哲學新學說重構論,這意味着我們人類有必要承認基因具有某種程度的智能和某種層次的思維能力。因此,在我撰寫的一系列相關文章里,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基因思維的問題。 為了減少“基因”一詞的誤解,我在《西方學者為什麼與基因設計論擦肩而過》一文中強調指出:基因設計論里的“基因”,是指具有主動的自我複製和重構能力的某些複雜的電子編碼結構物。又在《基因的主動變異與自主軀體設計》裡指出:筆者在基因設計論里所說的基因,屬於廣義的基因,即那些具有控制生命生存與繁衍功能的生命體內的結構物;它們既包括生物學裡通常所說的DNA(細胞染色體內的雙螺旋結構),也包括早於DNA的“裸體基因” 進一步說,基因設計論的“基因”與通常所說的基因(DNA)概念有所不同,前者是指生命過程的控制者,它可以有許多種結構形式,而後者(DNA)僅僅是生命過程控制者的一種形式。這裡所謂的“生命過程”既包括生命的繁殖,也包括生物的成長。對於有神經細胞的動物以及大腦細胞的人類來說,它們的生命過程控制者,既有DNA,也有神經細胞;也就是說,神經細胞同樣可以解釋為生命控制者的一種結構形式。有鑑於此,任何形式的“基因”,包括DNA在內,它們的定義本身,就已經表明它們具有某種程度的智能或智慧,因為它們都是生命過程的控制者,而生命控制者是離不開思維能力的,也離不開智能或智慧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建立一門基因智能學,討論基因存在的思維現象,包括基因思維的結構、基因思維的方式、基因思維與大腦思維的異同,等等一系列的問題。由於這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學術界對此知之甚少,甚至一無所知。因此,本文的探討,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推論和理論猜想的性質。儘管如此,這仍然將不可避免地引起人類思想認識史上的一場深刻的革命。 一 、什麼是智能?什麼是思維?
由於人同時既是物質、又是生物,因此也可以說人是由三個司令部,即物質司令部、基因司令部和大腦司令部來共同管轄的。例如,人往上一跳,這是大腦的意願;而肌肉的收縮,則受基因的指揮;而人體的運動又受到引力的控制。顯然,上述三個司令部之間是否存在着信息溝通,應該是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當然,這也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究竟什麼是智能、究竟什麼是思維的問題。 眾所周知,在傳統的觀念里,智能、思維是屬於人類的專利。一般來說,思維是智能的基礎,智能除了思維能力之外,還包括實施能力,能夠把思維創造出來的信息結構,轉變成為實際的物質結構。 根據我提出的基因設計論,如果我們人類能夠拋掉人類的偏見,那麼就應該承認基因具有主動變異和自主軀體設計能力,而基因的這種能力也就應該被同樣視之為智能,而基因智能同樣也是建立在基因思維的基礎之上的。
二 、基因的智能 生命結構的精妙,它的整體性、複雜性、精巧性、協同性、多樣性和目的性,無一不充分表明基因智能具有相當高超的水平。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千奇萬妙的生命結構及其生存方式,都是基因自主設計並施工建造出來的,只有人工基因工程所設計製造出來的轉基因生物除外。不過,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人的大腦思維細胞,實際上也是基因的傑作。 對於人類大腦的智能和思維來說,可以表述為:我想做什麼,我能做什麼,我如何做什麼。因此,如果基因智能與大腦智能有可比性,那麼基因智能也應該包括上述三個方面。舉例來說,許多動物都具有偽裝的技巧和本領,例如變色龍,例如蝴蝶翅膀的各種各樣的造型圖案。這些偽裝結構形成的過程,顯然不是隨機的,或者至少不全是隨機的;因為這些結構,已經表達了基因在想做什麼的目的(偽裝),並且展示出基因如何實施偽裝的措施(相應的器官結構)。 問題是,基因的“我”,究竟在哪裡呢?基因思維的信息載體,基因的語言、符號又是什麼呢?根據基因設計論,生命基因起源於複雜的電子編碼結構。因此,基因的電子編碼結構應該就是基因思維的物質基礎,而基因電子編碼結構所儲存的生命信息則是“基因之我”所在的地方。 我可以進一步推論的是,基因長鏈的某些特定的信息功能段(包括信使),以及基因長鏈螺旋體的屈伸、扭曲、振動,可能都承擔着盤點、掃描基因自身所有功能段狀態的作用。 如果說單個基因長鏈的信息功能與大腦思維相比仍然偏低,那麼多細胞生物的基因彼此之間的信息聯絡,有可能構成類似互聯網多台微處理機集合成巨型計算機的效應。這種基因信息共享的基因互聯網,可能正是那些高級複雜的生物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眾所周知,基因與大腦是兩種不同的信息結構物。因此,如果說,基因思維與大腦思維,基因智能與大腦智能,彼此存在着巨大的差異,應該是可以接受的。
我在《探尋聖人的足跡》(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年)一書中指出,老子主張回歸自然,摩西主張回歸動物(伊甸園即動物樂園),孔子主張人就是人,佛祖主張人修煉成神。所謂回歸自然,實際上是說生存目的要與物質相同;所謂回歸動物,是說生存目的要與動物相同;所謂人就是人,是說人有着自己的生存目的和生存樂趣。 對於基因來說(我們所能夠看到的),它們的生存目的和生存樂趣,主要表現在軀體(包括基因)的生存、繁衍與重構這三個方面。基因的生存與繁衍,創造了繁榮的生物世界;基因的重構,則創造了越來越豐富多樣化的生命形式。因此,可以說基因正在耕耘宇宙並樂在其中,儘管大腦似乎並不知道基因的這種樂趣。 對於大腦來說,除了要完成基因的任務之外(大腦的生存尚離不開基因的生存,儘管許多大腦都希望擺脫軀體這個“臭皮囊”),還有了自己的生存目的和生存樂趣。俗話說“鳥為食亡,人為財死”、“飽暖思淫逸”,揭示的正是兩者的差異,即人對身外之物有着更廣泛和強烈的追求,對生理刺激、情感刺激、思想刺激有着更多的追求(許多生理刺激已經失去其原來的意義和價值),而這種追求正在導致或者促進着大腦思維重構宇宙的效應,人類發射的太空探測器僅僅是上述效應的一種新進展。 2 、使用材料的差異 基因智能所使用的物質原材料,必須進入生命體內才能夠得到利用,因此它們必將受到生命結構自身的嚴格限制,這就意味着基因只能使用常溫、常壓和水溶性的原材料。對比之下,大腦設計的產品(例如大廈、機器),可以廣泛使用各種原材料,而且可以對原材料進行非常溫、非常壓、非水溶性的處理和加工。正是由於使用材料種類的差異,使得大腦智能可以在更廣闊的物質世界施展其才華。 值得注意的是,基因對材料的使用,具有相當精確甚至恰到好處的特點,因此它們很少浪費原材料;而且,整個的生物世界,對材料還在儘可能地循環使用,從而形成了食物鏈現象。對比之下,大腦對原材料(包括能源)的使用,在技術層面上的表現得相當笨拙,在觀念層面上的表現就像是愚昧的暴發戶。不言而喻,這與兩者的生存目的、生存樂趣和生存方式的差異有關,人類對身外之物的追求是無止境的,而宇宙又是如此的龐大,顯然這會是一個長期揮霍的過程。 3 、思維速度和行動速度的差異 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大腦的思維速度是相當快的,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回顧自己的一生,或者在瞬間從南極飛到北極。但是,基因的思維速度,我們卻知之甚少。或許,我們有理由相信,基因的思維過程,比大腦要慢,甚至要慢許多。 這是因為,從大腦思維所想,到我們採取具體的行動,通常只需要幾分鐘、幾天、幾年的時間,最長也不過幾百年幾千年的時間。但是,生物一個新器官的設計和實施,至少需要數以百萬年計,甚至更長的時間;即使是一個原有器官的部分改進,例如蝴蝶圖案的變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大腦的信息採集是通過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器官進行的,而對所採集信息的處理,則是通過語言、文字等符號載體來進行思維的。 基因的信息採集,我們知之甚少,生物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器官(或者類似的感覺結構)所接收的外界信息,可能要經由多次翻譯和轉錄,才能被基因所接收並解讀。至於基因所使用的思維語言符號,究竟是什麼樣的電子編碼,我們目前仍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過,我們對大腦是如何使用語言符號的過程,同樣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四 、基因智能與大腦智能的信息溝通 基因智能與大腦智能這兩種不同智慧或智能之間能否實現信息傳輸,能否達成相互理解?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課題。一般來說,兩者的信息傳輸可能存在着嚴重的障礙,因為它們缺少共同的語言和共通的“文化背景”(相當於符號學裡的上下文)。 不過,種種跡象表明,基因與大腦之間存在着某種程度的對話。事實上,人的大腦思維活動,往往可以改變人的生理活動,好的心情有助於身體的健康,壞的心情有可能觸發身體的疾病。進一步說,由於大腦也是基因創造的器官之一,因此大腦這個器官的活動也就應該始終受到基因的監控,而這種監控是需建立在信息傳輸的基礎之上的。 與此同時,大腦思維的能力,還遠遠沒有展示出來。既然大腦能夠重構宇宙,那麼大腦也就能夠重構基因。在這種情況下,或許有一天,我們人類的大腦,不再需要使用笨拙的基因工程,而是能夠直接對基因發布指令,讓基因的設計工作(包括軀體的重構)更加符合大腦的欲求。當然,人類的大腦,並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思維結構。也就是說,人類的大腦同樣面臨着被重構的可能,而有能力重構人類大腦的又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思維結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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