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冼岩:執政集團與自由派精英 |
|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08月24日13:13:15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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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來稿:執政集團與自由派精英 --------------------------------------------------------------------------------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本文試圖比較中國社會的兩個極端--執政集團與自由派精英的利益立場,理性審視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客觀影響,澄清一些普遍流行、但其實只是“想當然”形成的觀念認識。
但是,執政集團並不僅僅只是政權的人格代表,他們同時是一群有着七情六慾自身需求的“理性經濟人”,他們也有需要利益資源才能填充的利益欲望。由於社會利益資源總量的有限性,他們的利益追求必然會與社會其他成員的利益追求發生衝突。由於執政集團擁有掌控社會的絕對力量,他們能夠利用政治權力在利益競爭中輕鬆勝出;這一情態又反過來刺激他們的欲望不斷攀升,不斷壓縮其他成員的利益邊界、擴張自己的利益空間。 執政集團一定程度的逐利性是基本人性的必然,符合集團的整體利益。但是,不斷的利益膨脹將危及全社會穩定,同時危及執政集團的根本利益--政權穩定延續。對其他社會成員利益邊界的過度壓縮不但會普遍激發對抗性矛盾,而且可能危及弱勢群體的生存;執政集團本身聚集過多財富也不利於經濟發展,因為他們不是財富的創造者,社會財富向執政集團成員個人傾斜意味着資源配置的低效浪費。所有這一切,內耗加劇與經濟衰退都會表現為國家綜合實力的衰退,成為外力干預的理由與動力。因此,執政集團成員個人利益的過度擴張既不符合全社會利益,也不符合執政集團本身的長遠利益與根本利益。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執政集團已將遏制自我利益擴張的“反腐”提升到“關乎政權生死存亡”的高度;而腐敗與反腐敗長達二十年難分難解的拔河較量,也體現了執政集團內部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的分殊。迄今為止,執政集團並沒有找到有效手段能夠在兼顧執政效率的同時抑制執政集團成員個人利益的擴張,腐敗與反腐敗使執政集團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再看自由派精英,他們的根本利益在於實現自己的政治理念--憲政民主。要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共計有三條道路:1,局勢平穩時促進“和平演變”(台韓模式);2,發生危機時促成社會變革(印尼、蘇東模式);3,國力衰弱時借外力強殖憲政民主(伊拉克模式)。由於蘇東劇變後中國執政集團已明確拒絕了西方政治模式,因此至少在可見的將來在中國已喪失和平演變的可能。除非將理想延諸遙不可知的未來,否則憲政民主的實現只能寄希望於後兩條道路。中國的自由派精英,尤其是體制外精英,大多數也作此期待,他們期待中國能在危機中引發變革,或由國際勢力主導中國的政治進程。 社會變革的前提是發生社會危機,社會危機的前提是經濟衰退、矛盾激化;外力實質性干預的前提是國力衰退。所以,自由派精英大多傾向於對中國社會作悲觀預期,對“中國崩潰論”情有獨鍾。他們主要注目於社會的陰暗面,誇張和期待陰暗面矛盾的激化能夠主導社會進程,並有意無意成為這一進程的推手。自由派精英的這樣一種主觀意願與客觀角色,使他們站在了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國力增強這一社會整體利益的對立面,這兩種利益在本質上存在難以調和的分殊。 另一方面,自由派精英並不掌握物質手段,只掌握一定的話語權。要實現他們的政治訴求,必須借力於其他社會成員--理論只有掌握群眾,才能變為物質力量。因此,一方面自由派精英對民眾進行了持之以恆的觀念灌輸即所謂“啟蒙”,另一方面他們近年來開始拿起“維權”武器,幫助弱勢群體抗衡來自強勢群體尤其是來自政治權力的權益侵害。在這種意義上,自由派精英與弱勢群體利益、與社會正義站在了一起。 但是,正如前面對執政集團的分析,自由派精英同樣也不是弱勢群體利益與社會正義的抽象代表,他們同樣也是有着自身特殊利益的具體社群。他們的根本目標是實現“憲政民主”政治理想,“維權”只是他們藉以贏得群眾、獲取民心、獲得力量尤其是社會影響力的手段。一旦他們擁有足夠影響力能夠掌握群眾,他們就會把這種力量運用於自己的政治目標,這就是曾在歷史上反覆上演的“群體運動、運動群眾”劇目。當然,他們認為他們政治目標的實現符合中國社會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整體利益,只有憲政民主才能保障公民權利。但是,理念目標與現實利益是否契合,不取決於觀念世界的抽象推演,而取決於具體的現實條件。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國的具體約束條件下,由於憲政民主的推進必須以經濟衰退、矛盾激化,社會發生危機或外力實質性干預為前提,因此它至少在現階段並不符合大多數中國人包括弱勢群體的利益。當社會正常的分工合作體系被損壞後,災難的首先承擔者就是弱勢群體。正是在這種情境下,自由派精英也陷入了目的與手段的二律背反。 執政集團與自由派精英各自立場的悖論必然導致各自行為的悖論,從而導致其他社會成員對他們態度的矛盾性與複雜性。毫不奇怪,執政集團與自由派精英都對事實作了僅僅有利於自己的片面描述。執政集團強調自己與社會整體利益的一致性,淡化自身利益擴張對社會的危害性;強調自由派政治目標對社會的破壞性,警惕其“維權”背後的“包藏禍心”。自由派精英或者否認當前社會對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國力強盛的迫切需要,或者否認二十多年來中國在執政集團主導下實現了經濟增長、政治穩定、國力增強這一現實,以此否定執政集團整體利益與全社會利益的階段一致性,否定憲政民主目標與中國全社會利益的階段性對立;強調現行體制才是萬惡之源,憲政民主是萬民福音,而自己則是掌握了可致中國於富強幸福獨門藥方的先知。當下中國社會許多人對政府的基本信用、對自由派激進主張的厭惡既源於執政集團的“正面宣傳”,更源於對已有生活的珍惜;許多人對政府的不滿、對自由派激進主張的歡迎既源於自由派精英的辛勤“啟蒙”,更源於由近年來劇烈社會變化所引發的不滿。由於人心期待永遠高於現實可能,也由於執政集團被視為一切現實弊端無可推卸的責任人、而自由派精英無須對現狀承擔任何責任,因此前者在這場輿論戰中必然處於劣勢,這是執政集團對輿論嚴加監控的重要原因。 拔開種種表面現象與空洞許諾,民眾應該從自身利益出發看待執政集團與自由派精英及其主張。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場上,民眾的態度不能不複雜、矛盾。對於執政集團,民眾應該支持其發展經濟、穩定社會、增強國力的主張,抵制其成員個人利益的擴張;對於自由派精英,民眾應該在“維權”上與其結盟攜手,但對其整全性政治訴求應保持警惕。現實既然已經不是簡單的黑白分明,是非曲直也不再能不言而喻。在這一曲折晦暗的進程中,行為選擇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頭過河,不能奢望一步登天。從對未來的期待而言,如果暫且寄希望於執政集團,民眾的處境很難即時獲得根本改善、充分滿足內在期望,但確實有可能逐漸得到有限改善,一步步積累寸進後又可以作出更多選擇。如果即時走上自由派所指點的道路,那對於民眾來說是一條成本極高(需要以經濟衰退、社會動盪作為前提)、風險極大(結果會怎樣,誰也不知道)之路。如果不準備付出這種成本、承受這種風險,就沒有理由支持這樣一條道路。 必須明白,利益分殊是當代社會的基本特徵。不但執政集團與民眾利益有別,自由派精英也一樣,自由派精英對憲政民主的積極態度源於他們與民眾面對的是不一樣的利益格局。在現階段的具體約束條件下,自由派要徹底贏得民眾需要與憲政民主的實現相類似的前提;也就是說社會演變會為自己創造條件、開闢道路,人為的努力建構不是拔苗助長,就是多餘。當許多人已經沒有了值得珍惜、不能失去的東西時,自由派政治上的勝利就不可避免;反之,如果這一天還沒有到來,自由派的主張不但在理論得不到充分證明,在實踐上也不可能獲得充足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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