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冼岩:中國輿論監督的雙重困境 |
| 送交者: 冼岩 2005年08月26日12:42:2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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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來稿:中國輿論監督的雙重困境 --------------------------------------------------------------------------------
【萬維讀者網】萬維讀者冼岩來稿:“輿論監督”被世界各國普遍載入憲法,輿論對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是社會保持良性運轉的清潔劑。但是,輿論監督的實踐效果往往並不理想。即使在相對較好的西方發達國家,輿論監督也存在不少漏洞與死角。
究其原因,是因為輿論監督受到權力與利益兩種力量的牽引。在權威政體下,它更多受到權力的限制;在民主社會,它更多受到利益的牽引。 在當前語境下,中國的輿論監督主要受限於政治環境。但是,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利益對輿論監督的牽引力也越來越明顯、強大、普遍。在市場社會,輿論監督的主要載體--媒體,同樣是商業機構,同樣追逐自身利益;它雖然承載着輿論監督的功能,但並非專職監督工具,這使輿論監督難免受到利益的牽引與扭曲。當商業利益與社會功能發生衝突時,從企業本位出發,大多數媒體在大多數時候棄後者而取前者。 利益對媒體輿論監督功能的牽引、扭曲,是通過內外兩層機制實現的,外部主要通過收買、威懾兩種手段。收買的實質是利益交換,它的實現源於雙方各自擁有可交換的利益。這其中也可能有權力介入,但此時權力並非行使強制、限制的功能,而是依據手中掌握的利益資源及傷害能力與媒體的輿論監督傷害力作交換,這仍然屬於收買的一種。 以“利益傷害”威懾媒體,這在我國還是新興事物,主要手法是訴諸法律狀告媒體報道失實,要求高額賠償。在西方國家,這類官司屢見不鮮、已被許多人運用嫻熟,它是強勢利益集團制衡媒體的重要手段。有些東西在海外之所以無人敢惹,就因為凡有不利言論出現,它即將作者與媒體告上法庭。即使每次訴訟都以原告敗訴告終,但只要原告不依不饒、死纏不放,就可以讓媒體即使勝訴也要付出金錢、人力、時間等方面的重大代價。作為以實現股東最大利益為最高目標的媒體,當然玩不起這種資源消耗遊戲。當年《華盛頓郵報》等美國媒體願冒風險揭露“水門事件”,其間媒體的堅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對此設置了正向反聵機制:不畏強權,揭批權力,將為媒體及新聞人贏得聲譽、擴大影響,並帶來難以估量的現實利益。最近圍繞水門“深喉”所披露的系列糾葛,無情揭去了籠罩在此類故事上的神聖面紗。但如果媒體與之糾纏既無從得名,還要消耗大量利益資源,就沒有誰會願意玩這種遊戲,只能謝絕奉陪。因此,即使是明顯的荒謬,媒體往往也視若不見。 由國內近些年狀告媒體的訴訟越來越多、且大多以媒體敗訴看,這種對付媒體的手段在國內同樣相當有效。它極大威懾了媒體,使後者在行使輿論監督時如履薄冰。國內有效性與國外不同,國外有效靠的是拼消耗,前提是你必須擁有無盡資源的注入、行為可不計成本;國內有效性靠的是地方利益集團內部的相互支持。眾所周知,國內很多掌握各種利益資源及傷害能力的人已聯結成一個個利益共同體或關係網,這是腐敗瀰漫的最普遍形式。如果被輿論批評的人無權無勢,那麼他只有自認倒霉,反正本來就誰都可以踩他一腳,再多一隻腳也無所謂。但如果被批評的對象掌握了一定的利益資源,他很可能已介入某一利益共同體/關係網中,此共同體很可能覆蓋了司法權力;即使現在還沒有,關係網也可憑其利益交換能力很快建立這種聯繫,將其觸角伸展到此一權域。於是,當關係網中的權力干預及利益交換等手段均告無效時,被輿論批評的利益主體就可以依託司法權力與輿論監督抗衡,起訴媒體,要求媒體認錯並支付高額賠償。 這就是此類司法判決大多不利於媒體的原因。有人主張以“司法獨立”破解此一弊端,這只是流於表面、想當然的書生之見。“司法獨立”不過使司法成為一種相對於黨政更獨立的權力而已,作為權力資源之一種,它同樣會成為利益共同體尋求建立聯繫的對象,同樣會被納入關係網中。當前的司法腐敗,固然不乏黨政權力介入其中,但也有很多是司法人員獨自直接腐敗。“司法獨立”除了改變利益共同體/關係網內部的分肥機制,讓司法人員分到更大份額外,很難再起到其它作用。 但是,去年廣州僑房公司訴《中國改革》雜誌社一案,以《中國改革》勝訴告終,改寫了媒體屢訴屢敗的歷史。今年3月21日,央視《新聞調查》節目介紹了這一案件。考察《中國改革》的勝訴,可發現其中存在很多“偶然”因素:當時《中國改革》的總編輯、法人代表溫鐵軍是海內外頗有影響的學者,被海外傳為中央政府智囊;《中國改革》介入廣州僑房公司國有資產流失、員工利益受損事件,是由於“中央領導”布置的國企改革調研任務;《中國改革》的主管單位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具有強大的中央背景。訴訟實質是一場多方力量介入的利益博弈,由於廣州僑房公司背後的地方利益共同體抗衡不了《中國改革》背後的種種中央權力及意志,尤其是地方司法承受不了判《中國改革》敗訴後所可能要面對的後果,因此《中國改革》勝出。 利益能夠牽引、扭曲輿論的內部機制是因為媒體是一種商業機構,它承載着股東(投資方)與企業員工的切身利益。當行使輿論監督功能可能損及媒體本身利益時,儘管可能還有人會堅持輿論監督原則,但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會服從現實利益槓桿的牽引。堅持理想原則的人最終會被清除出局,不然,媒體本身可能被市場淘汰。 仍以廣州僑房公司訴《中國改革》雜誌社案為例,案中,廣州僑房公司以報道不實為由,將《中國改革》告上法庭並索賠590萬元。如果僑房公司勝訴,《中國改革》只能宣告破產,不但投資方血本無歸,《中國改革》員工也將失去生計。這種訴訟當然使《中國改革》倍感壓力,溫鐵軍曾對央視記者坦言:“如果敗訴,我就向執政黨的中央和紀委上訪;如果不成,就以法人代表身份抗拒執法,以此下獄也在所不惜”。 最終《中國改革》勝訴了,但可以想象當時利益相關各方都曾為此捏一把冷汗。不知道隨後溫鐵軍的出局是否與此有關,但此後《中國改革》在行使輿論監督時必然以此為鑑則無疑殆。 市場社會是一個利益博弈場,參與博弈的各方總要達成某種均衡,社會才能穩定有序。從廣州僑房公司訴《中國改革》雜誌社案看,媒體在博弈中勝出的關鍵是要儘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可增加己方勝率的籌碼,包括此案的法庭判決書中對媒體是否侵權的解釋,即 “記者根據自己獲取的一系列證據材料撰寫的。這些材料,在一般人看來均相信其為真實;報道的主要內容以消息來源為依據,所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這些報道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文明和諧,因而在主觀上不存在惡意或者過失”--這一解釋本身也可作為今後同類訴訟中媒體一方的籌碼,並作為判例引用。但是,社會如果過分增加媒體一方的籌碼而不能加以有效制衡,那麼在強化媒體輿論監督功能的同時,也會強化媒體的“合法傷害權”,對博弈均衡造成新的破壞。近年來一些媒體濫用職權,牟取暴利,被人們稱為“新聞黑社會”諸事,已對此一趨勢敲響了警鐘。 在利益博弈中,任何一方的特殊力量都不能任其不受限制過度增長。真正的進步之道是全體成員力量的共同增長、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力量較快增長,縮小強弱之間的懸殊差距。當民眾維護自己基本權利的能力大幅增強時,輿論監督的力度自然大幅增強;由於無須依賴特殊的群體和個人,這種增進沒有負面性。 輿論監督的目的之一是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但它本身又需要民眾維權能力的維護。在民眾自我維權能力明顯提高以前,輿論監督、社會公正仍然只能依靠少數人的正義良心。無疑,當下還有不少媒體人深懷正義,但在現實利益的染缸中,這種人正越來越少,儘管不斷還有新鮮血液注入。部分媒體人的理想主義與媒體本身的現實主義之間的拉鋸,仍將繼續,但前者註定不敵後者。媒體的市場化註定了它的世俗化,輿論監督在權力限制外,很快又被套上利益牽引的枷鎖。因此,形勢不容樂觀。儘快促成社會力量的多元化,似乎是唯一的破困之方。歷史早已證明,能夠有效保障社會秩序有序運行的根本因素,正是社會本身的多元化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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