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882)》批評(下)
武振榮
關於毛
正如我在上一篇的論述中所說的那樣,本書的一開始就先寫作了毛澤東思想的這一章,
表明了作者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的特殊性,因此在讀者們還沒有進入有關文化大革
命的正面閱讀時,就先已經對毛澤東思想有了理解。與這樣的情況相關的是,作者們沒
有象一般人那樣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毛當神或者魔鬼看待,而是把它放到了當時事件中去
理解,這是非常好的,也是難能可貴的,只是這樣正確的方式和方法並沒有幫助作者們
抓住更多更大的價值;分析其中的原因,我認為作者們沒有進一步的對文化大革命的毛
澤東本人做出突破性質的研究,沒有分清楚“政治的毛”和“精神的毛”的區別、“解
放的偶像毛”和真正的“壓迫者的毛”的區別、“人民中間的毛”和“制度的毛”的區
別是一個主要的不足之處,他們捉住了一個毛,認為他是一個肉身的具體的人,因此也
就只運用了一種政治的方式去對待他,於是,那些用政治的方式根本捕捉不到的意義就
當然也游離於他們的研究之外了。
在這本書中,作者們和普通人一樣地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的運動:“這場運動多半是
毛澤東個人決策的結果”。在展開議論這個觀點的時候,書中強調,“這一場政治危機
內是由這個政權的領導人有意引導的。對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提出疑問的是毛本人,動
員社會力量從下至上搞垮他建立起來的政府的是毛本人,為造反提供政治和理論根據的
還是毛本人。這位曾經進行過反對舊中國政權的革命人物,如今卻尋求發動一場革命來
反對自己創立起來的政治體制。”引證至此,我因為作者已經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反對
”現存“政治體制”的問題,但是議論又很快地離開了這非常重要的一點,最後就回到
了毛用它“維護體制”的一元化“錯誤”上去了,從而影響了他們揭去1966年人民運動
上面所披的那一張毛澤東之皮的行為。
但是,情況儘管是這樣,在這一本書中,作者們還是已經把毛澤東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
一個獨立的元素來看待,打破了那種認為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澤東依然代表共產黨這樣的
固執看法。譬如,在分析毛的真正的角色時,作者們提到了毛和“三個系統”的問題,
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和其他的黨的高級幹部代表的幹部利益”是第一個系統
;“江清、陳伯達和康生領導下的文革小組代表的造反派利益”是第二個系統;“林彪
和他在中央軍委的親信維護的軍隊利益”構成了第三個系統,而毛澤東則是和“這三個
系統的每一個之間不時形成緊張局面和矛盾衝突。”在這裡我並不評價這“三個系統”
的問題,我只是說,這本書是對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地位、作用的認識採取了一
種在我看來是變化的方式,可惜作者們沒有把這種方式堅持運用到全書,以至於作者們
絲毫都沒有涉及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中國人民”中間的毛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毛的問
題?而要理解和認識文化大革命——我是這樣看的——就必須要抓住這個毛。因此我認
為這裡已經提到的毛和“三個系統”的關係的問題其實只是毛和原班共產黨人馬的關係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的確建立了和“人民群眾”的新關係,而我閱讀本書時,卻沒
有發現作者們對它的論述,在書的關鍵的部分上,這種新關係事實上被一帶過。因此,
這本書就給人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印象,它和中國那些已經出版了的文化大革命的書沒有
更本質的區別,也不過是講了一個“文化大革命”的“二三子”的故事,殊不知這樣的
故事的最好的講述人是高皋、嚴家其先生和金春明教授。
在面對上述的問題時,我也思考,為什麼世界上的第一流的歷史學家在處理中國文化大
革命這樣的題材和問題時顯得如此“外行”呢?答案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的
毛澤東”不是一個政治的而是宗教的問題和話題,因此嚴肅的歷史學家是不會涉及它的
,在他們看來,歷史和宗教的分離是人類走出中世紀的一個標誌,於是他們在書寫文化
大革命的這一場歷史的時候故意地迴避“宗教”性質的問題就好象是有一種道理的。其
實呢,我的看法不是這樣,我以為當歷史學家們所寫作的那一段歷史具有“宗教”的內
容或者性質時,歷史學家們的任務不是迴避它或者放棄它,而應該是努力的理解它,這
樣由歷史學家所寫的歷史書,才有可能是“真”的,否則歷史學家所講的故事可能是
“偽”的。如果說作者們沒有發現文化大革命中的“宗教”內容,那麼,情況也許例外
,但是作者們在寫文化大革命給人留下的“直觀的強烈印象”的時候,就寫了個“宗教
”的場面:紅衛兵見到毛時,“欣喜若狂”,“滿含熱淚”(見上篇的引文),……試
問這樣的現象何以會發生?我用我自己的體會來提問:那個時候,我們見了毛就流淚,
這種事情是假裝的嗎?人不是噩魚,眼淚能夠隨便流出來嗎(除非他是演員)?現在,
我就是見到了江澤民、胡錦濤這樣的人,你用100萬人民幣誘惑我,我也是哭不出來
的啊!可那時,見了毛,毛沒有給我一分錢我和我的同學們(那時叫“革命戰友”)卻
“滿含熱淚”。《劍橋史》的作者們是一批富有自由主義熱情的歷史學家,他們對中國
專制主義的那種宣傳是一屑不顧,因此他們對諸如林彪、“四人幫”用過的詞,“靈魂
的大革命”、“史無前例”、“精神上的造反”等等都可能是充滿了厭惡的感覺,書中
一般都迴避之,可是,這樣的情況如果造成了如下的現象,就是把厭惡的對象和這些對
象所要說明的事情混淆起來,就一定會造成寫作方面的失誤。
1974年,我在寫作論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本書——《絕妙的戲》的時候,就已經注意到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宗教化”問題,在書的第2章中,我專門地寫作了“宗教化時期”的
一章。當然這樣的寫作方式就要求我作為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要真實地記錄這一段歷
史的事情。到那時候為止,我還對世界上的偉大運動往往帶有宗教的性質的問題缺乏專
門的研究,後來當我在廣泛地接觸其他世界上我認為的“偉大作品”的時候,我才發現
這樣的問題,托克維爾在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著名的著作中就已經提到了它。在《舊制度
與大革命》的書中,他提出了“大革命如何是一場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其
原因何在?”的問題,他自己的回答是,“法國革命仿佛致力於人類的新生,而不僅僅
是法國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熱情,在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產生這樣
的熱情。大規模激發了傳播信仰的熱望,掀起一場宣傳運動。由此它終於帶上了宗教革
命的色彩,使人為之震恐;或者不如說,大規模本身已成為一種新宗教,雖然是不完善
的宗教,因為即無上帝,又無禮拜,更無來世生活,但它卻象伊斯蘭教一樣,將他的士
兵、使徒受難者充斥整個世界。”如果說現代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脫離了如法國大革
命這樣的傳統的運動的話,那麼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在更多的意義上帶有古典革命
的色彩就是一個可以論證的問題了。
我的看法是這樣,當一個政治上的問題在運用政治的方式和方法不能夠解決之的時候,
一個政治的代用品——“宗教”——的出現就好象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就是
這樣,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問題,不要說在那個時間中我們說不清楚,就是在今天
,我們要能夠說清楚共產黨的主席——毛澤東為什麼要在1966年忽然支持廣大紅衛兵造
反派“炮打共產黨各級機構和各級當權派”的行為也是力不從心的。但是對於中國人民
來講,政治解放是一樁刻不容緩的事情,因此,同歷史上任何的一次革命的偉大運動一
樣,它不可能發生在人們對它完全說清楚了之後,而是在“天意”的支配下,先發生而
後再說!
正因為有着上述的意義和內容,所以我以為在1966年偉大運動爆發的那個年頭上,所有
的一切說不清楚的事情和道理,都被“毛主席”這三個字說清楚了。這樣來看,文化大
革命實際上是出現了一種新思想和新思維方式,這種新思想和新思維方式會把人們用正
常的、社會一貫使用的思想和思想方式所不可能說清楚的問題一下子給說清楚了。譬如
,在“17年”的時間中,一貫被認為是“社會的花朵、最最幸福的一代人”為什麼在一
個突然的時間中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的“受害者”?為什麼一個被認為是“紅色的
江山”在一夜間變成了“黑色的社會”?為什麼一貫正確的共產黨和當權派人物又在一
個瞬間統統地變成了“反動派和牛鬼蛇神”?為什麼中國共產黨的“17年”專政是“資
產階級專政”?——所有這些舉不勝舉的問題,誰能夠在文化大革命中說清楚呢?但是
,我告訴大家,雖然沒有一個上述問題被誰從理論上說清楚了,而這一切並沒有影響運
動的爆發,運動中,只要有了“毛主席”事情就是不用說也會是清楚的。從文化大革命
爆發的那一刻起,中國社會上就一直存在着一個“理解”的問題,而到運動後期這樣的
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倒是從共產黨人擴大到了億萬紅衛兵造反派,原因就在於被理解中
的事物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這本書可以因為要故意迴避“毛澤東是神”的問題,
而沒有對此作出任何的議論,於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實的事物就被作者們當成虛假的
事物給擯棄了。
關於武鬥和派性的問題
中國的學者們不能夠為出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由派性引起的武鬥作出有價值的說
明,這情有可原,但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學者們卻也不能夠這樣這作,就有些不好說
了。在作者們的思想中,可能產生出了這樣的疑惑:一個用毛澤東思想包裝起來的中國
人的派性就似乎就沒有民主或自由的意義可言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作者們理解不了文
化大革命中出現的派性和為派性衝突而引起的武鬥,把它放到毛的“錯誤”當中去解讀
就不可能寫作出世界上一流的文化大革命史。
就同我在上篇的“論紅衛兵”的那一節所說的一樣,作者們對紅衛兵作了一個“幹部軍
隊子弟”和“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子弟”那樣非常粗糙的分類之後,就認為自己為紅衛兵
運動的派性提供了說明,同樣在說到工人中間的派性的問題是,作者們又提供了“臨時
工”和“正式工”的矛盾,好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問題的不是出於一般意義上的人性
之“水”,而是有一個毛的“階級論”的“淵源”。正因為這樣的看法是非常錯誤的,
我認為由本書寫作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史才完全可以安排在鄧小平的那個“線”上。我的
看法是:人在沒有自由和民主的時候是一派,一旦在有了的時候就一定會分成為兩派或
三派——這不是一個中國現象——而是人類的共同的現象;對這樣的一個共同現象,作
者們卻熟視無睹的,這就不能不令人納悶。
在書中,作者們沒有企圖解釋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為什麼在都在相信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的情況下何以分成兩派的問題,這是完全正確的。道理很簡單,那就是:人一旦獲得了
民主和自由(哪怕是一點),就非得分派不可,有原因的要分,沒有原因的也要分。因
此我在去年寫作的《論政治生活中的派性》的文章中已經強調了這一點,我認為一個沒
有原因的派性分裂和有原因的派性分裂是沒有價值上的差別的。在說明這個問題時,我
引用了美國偉大的民主主義的創始人傑斐遜所講過的一個出於富蘭克林的看守燈塔的
“兩個人”分成為“兩派”的故事。如果說這個故事是一個最好不過的民主的故事的話
,那麼用這個故事所包含的精神去解釋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問題,不就是可以打破鄧小
平的模式的嗎?但是,這本書在這個問題上卻兜了個圈子,從政治問題的多元化的現象
中又回到了毛的“一元化”的觀點中去了。
所有把文化大革命視為“動亂”的人們的潛意識中的東西可以這樣的表述:即文化大革
命的主要產物是派性,而派性這樣的東西在構不成一種價值的時候,運動就沒有任何意
義存在的了。因此就從這一點來說,“中國在動亂之中”的題目是好象包括了這樣的意
識。因此作者們沒有寫作出在派性組織被毛取締之後,那些派性纏身的人們在失去了組
織後同毛所展開的鬥爭,所謂“10年文革”的話若還成立,後面的7年就包括了這些內
容,但是,書中卻沒有這方面的內容,一個黨內的上層人物們的“權力之爭”現象掩蓋
了一切,根本沒有報道出我在《66運動論說》中所提出的這個“第二戰場”上的哪怕一
點點信息。這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化問
題,也是中國政治上現在亟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沒有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因此書中所說的
那個“動亂”同中國文化程度低的人所說的“瞎折騰”就沒有什麼區別的了。
“到目前為止”,作者們說:“文化大革命一直被作為一個簡便的標籤用來描述從1966
年開始的這一時期,但是還沒有對它本身的含義作進一步研究。”在作這樣的研究的時
候,書中如此寫到:“暫且撇開偉大這一形容詞不談,它的確切意義純粹是為了修飾或
加強語氣,那麼它是‘無產階級’的嗎?它是‘文化’的嗎?它是一場革命嗎?顯然,
毛相信這三者是名實相符的,但我認為,這三者是名實不符的”。是的,作者們對毛的
“文化大革命”的這一種批評是一針見血的,非常的好,但是他們沒有由此而看到毛的
“文化大革命”一詞所指示的事物的真正本質卻是非常遺憾的事情,如果說在這裡民
主、自由這樣的東西出現在一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社會中不具有“革命”的性質,又如
果你對“共產黨文化的新生代”對共產黨體製造反的事情做不出“文化”的解讀的話,
那麼“革命”與“文化”的意義你是沒有辦法安頓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了這是一場沒有
“自由”字眼的自由革命和沒有“民主”旗幟的民主運動,那麼你發現的東西就是“歷
史長河”中的東西;基於同樣的道理,你又如果發現這一場運動的“城市文明”性質(
本書已經發現,認為它是一個“城市的運動”),那麼你認為這一場運動包含着對共產
黨30-40年代的“農村革命和農民革命”的一種“反動”的話,那麼你就有可能在當年
共產黨當權派頭上所戴的那頂高帽子上面發現“反動”二字的真正意義了。結論是:對
毛澤東和共產黨來說,的確不存在“革命”,但是對人民,對於那些以滿腔熱情參加了
文化大革命的人來說,你就不能夠作出這樣的判斷了,絕對不能!
關於農村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沒有在中國農村深入開展,沒有觸及60年代後期生活在那裡的6、2億農民
”——這是本書的作者們的一個觀點,用這樣的觀點去看待和分析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當然是不會承認它的廣泛的“人民性”的。與此相關的是作者們也就自然地認為關於“
7億人的運動”是一個“修飾詞”,1。正因為有這樣的看法,所以作者們在把文化大革
命作為一種“動亂”時卻發現了“令人費解”的問題:“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階段經濟
上受的的損失不大,糧食生產在1966年和1967年都有提高,1968年減產,不過仍與1966
年和1967年持平。……說明文化大革命對農業產量的影響是有限的、暫時的”。作者們
其所以得出了這樣的觀點,據說是有那時的“中國報刊提供的數字”,這些數字因為過
多,我不可能引證,只引證其從數字中得出的結論即可:“換句話說,文化大革命主要
是一場城市運動。”
如果我們把1966年中國出現的革命性的變化放到一個相對長的時間中去觀察的話,那麼
它在“文化”方面的意義是不是可以這樣的表述: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所指導下的中國共
產黨的革命在40年代末的勝利主要是一種農民、農村文化對城市文化的勝利的話(所謂
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話就很典型),那麼1966年的運動從城市開始的現象,首先表現
為“城市運動”的事情就包含着一個“文化”的意義。當然這樣的意義不能夠因為用毛
的“文化大革命理論”解釋不通就否定它。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從城市(大城市)發生的
運動,但是它卻在6億農民這個“汪洋大海”中掀起了最後的同時也是最為壯觀的一波
,因此,即使在運動消解之後,運動的最終的積極影響也還是從農村的變化中率先表現
出來了。正因為是這樣,所以本書的作者們在沒有認識到上述的情況時,就難免會說出
如下的話:“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一種非此即彼的特點。當中國社會的重
要部分飽受極端手段的影響的時候,其他同樣重要的部分幾乎完全沒有觸及。同樣,當
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後果已被證明是短命的時候,它的另外一些後果則繼續影響中國的未
來數十年。”
其實,對於沒有生活在農村的中國人來說,他若要觀察和理解農村中的文化大革命也是
有困難的,何談外國人。因此,這本書所寫的農村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是非常膚淺的
,根本沒有勾畫出這個偉大運動在農村社會中的“波瀾壯闊”的場景,因此對這一場由
城市傳入農村(紅衛兵起了重要的作用)的政治運動,從而解放了“6、2億農民”這樣
的事情就完全的沒有論述,所以到70年代末,當政治運動的消極時期在度過後,其不可
壓制的積極因素被華國鋒、鄧小平的政策所靈活的反映時,作者們就認為這是“令人費
解”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起源於大城市的運動,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表現出來
典型意義被許多的研究者都看中了,但是進一步的發現表明,如果說這樣的“典型意義
”與毛為首的那一小撮人具有比較近的“親緣關係”的話,那麼發生在小城市、縣城和
廣大農村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才更加具有人民性的問題就很容易得到證明。因此當你說北
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由毛身邊的那幾個人操縱的,我不跟你爭辯,但是你認為
其他省會和省會以下的中、小城市也是這樣,就沒有多少道理的了,特別是農村的運動
,它是完全運行在政治自治的道路上的——這一點你若看不見,就和本書的作者們一樣
對運動作出錯誤的評價。
就運動展開的過程看,文化大革命是由北京、上海——各省會——中、小城市——縣城
——農村這樣的路線發展的;就階級而言,它是由在校學生——市民——工人——一般
幹部——農民這樣的路線運動的,因此如果在上面的兩個路線中少了農村和農民,那就
不是文化大革命。在這裡,毛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的說法一點也不過分和一
點也不錯誤,文化大革命正因為觸及了億萬農民的“靈魂”才使它變成為中國近300多
年來的最偉大最深入最文明的一場運動。在這樣的運動中,產生了中國農民的第一次的
政治派性超越宗族的分化,出現了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分裂為兩派的現象,使每一個農
民幾乎都拿到了一個屬於“我”的“觀點”;值得說明的是這樣的“觀點”在運動消解
的同時並沒有隨之消亡,所以它才引帶出了1979年的農村的“巨大變革”。庶幾,對那
些欲尋求中國農村“巨大變革”根源的人來說,他們若不把眼睛放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麼是看不透農村變化真相的。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造反了的中國農民對共產黨制度的
批判已經追溯到了“土地改革”運動時期,認為那時的共產黨就已經犯了錯誤。關於這
一點,我們大隊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派組織——“聯合造反總司令部”——把曾經在“土
地改革”運動中住在我們村的“工作隊隊長”——催西鋒“楸斗”到我們村來批判的事
情就是證據(見我的書稿《對一個偉大時代的回憶與理解》)。當然我不認為這樣的
“深度”在所有農村都是同等被達到的,農村地區存在的運動差別肯定要大於城市,特
別是那些邊遠的山區。
文化大革命在農村的最大的收穫是億萬農民因“觀點”的產生而萌生了一種“我字頭”
的意識和思想,因此,當農民們認為社會應該為“我”字提供出頭露面的機會的時候,
共產黨農村的公社制就已經面臨着事實上的解體,華國鋒、鄧小平的“新政策”不過是
使它的解體“合法化”而已,就象當年的毛“支持”學生和人民造反運動使之取得了
“合法”意義一樣。在這裡,與其說歷史是按照毛、鄧這樣的大人物的“意志”轉動的
,不如說“歷史長河”是按照自己的潮流流淌的,所有的“歷史弄潮兒”只有在“符合
歷史潮流”時才可能被“推上浪尖”,否則,他們就會象水面上的所有的漂浮物一樣地
“一起一落”。“歷史通常只畫人,並且只畫本來面目。”布封如此說:“因此歷史家
在只有給最偉大人物畫像時……筆調才變得壯麗;而在其他的場合,他的筆調只要尊
嚴、莊重就夠了”,言下之意,好象是說歷史很難為普通人畫像的。在這裡如果我們認
為布封是一位古典作者的話,那麼我們聽一聽現代的歷史學家是怎麼說的,豈不是更好
?詹姆斯、哈威、魯濱遜在《新史學》中說:“假使有人問歷史家,近代最新奇、具有
最大影響的發現是什麼?他可以回答;近世最新奇、最具有影響的發現就是我們對於普
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認識和興趣。我們的民主精神,和它的所有的希望和志願
,就是以尊重普通人為根據;我們的科學和它所有的成熟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
為根據。”
關於材料的收集、解讀和運用
文化大革命雖然是一場影響了全世界的事件,但是文化大革命發生時的中國卻自成一個
“世界”,或者說是“第三世界”的“頭兒”,與“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很少來
往,因此所有生活在“第一、第二世界”的人來寫作文化大革命歷史,的確存在着一個
“冒險”的問題。但是如果說世界上到底存在着一個人性的相通的話,那麼“冒險”的
問題就可以轉化“實驗”的問題。就“實驗”的意思講,寫作這一段歷史的第一步是材
料的收集問題,而這樣的事情如果只表現在對於當時的文字材料的編排的話,那麼一個
最重要的問題就發生於此,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本身就是矛盾的人,他們口裡
說的、心理想的和手中作的完全的不一樣。因此,你就是把我們當年的紅衛兵所有的材
料、資料收集在一起,你靠反映在文字上的話,去理解我們當時的精神,你一定會犯錯
誤的。譬如我們的任何一篇文章中幾乎都大罵“資產階級”,而你把“資產階級”同社
會上真正的“資本家”聯繫起來(如本書的作者們所作的那樣),你就沒有理解我們的
話的意義,中國有一句話,叫“聽話聽音,鑼鼓聽聲”。因此,你在寫作文化大革命時
,桌子上即使被“原始資料”充滿,你解讀不出它的意思,你也是寫作不出來有“質量
”的文化大革命歷史的,你不是跟着毛走,就是跟着鄧轉。因此,對於那些沒有文化大
革命的“切身感觸”的人來說,書寫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的確存在着巨大的困難。同樣一
個“資產階級”的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同的意義和不同的用法,1966年2月,它有
一個含義,主要是“學術意義”的,5月它又有一個含義,變成了一個政治上的東西的
指稱,8月份它又指“黨內的當權派”,以後又指造反派組織的對立派成員,最後它還
指所有不願意放棄“我的觀點”的人。
我這樣的設想,如果你——讀者們——是麥克法夸爾教授,要寫作的文化大革命史不是
全國的,而是我武振榮個人的,那麼,你可能是什麼樣的呢?我想,你一定要聽我現在
的回憶,但是事實上我們這一代人對自己的這一段特殊的經歷並沒有深刻的理解,在我
們不理解的年頭上我們以從來也沒有過的巨大的瘋狂參與了運動,但是未待我們理解這
個運動就曇花一現地消解了!因此,如果我若不是在30多年的時間中反覆地思考這一段
歷史的話,我講出來的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就和林彪、“四人幫”的沒有多少差別,但是
,我如果出身於“當權派家庭”或“資產階級家庭”,那麼我講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就同
鄧小平的差不了多少,因此你不過最多是有就一個“草稿”性質的文化大革命的本子而
已。如果你要看我的文化大革命日記(恰好就已經發現了我們當中的人的這樣的東西)
,你也是如看“天書”一樣地閱讀不懂,因為那上面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馬克思
主義的道理”、“毛澤東思想的萬丈金光”、“排山倒海的革命形勢”和“頭可斷,血
可流,自己的觀點不可丟”的口號的“時代含義”你能夠解讀出來嗎?至於說存在於說
我們“心中的那個金光閃閃的毛澤東頭像”也是需要認真的辨認的,否則,你會把一個
當時我們自己還不能夠直接出頭露面的“我”的“頭像”的“包裝紙”誤認為是毛澤東
的,這樣以來那個運動的真正的“我”的意義就必然地遠離你的研究工作,到最後,你
寫作出來的我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也最多不過是一個事件的排列,所以你即使發現了在
這個運動中我變成了“觀點”中的人,我為自己的“觀點”的正確性在拼命地奮鬥,以
至於出盡了風頭,經歷了大辯論,參加了“擺觀點大會”,進行了數百次的遊行、示威
活動,寫作了可能有數百篇的批評、批判性質的文章,發表了無數次的演講……等等,
你也是會運用“動亂”二字圈點它的。
話一說回來,如果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象李世英那樣的名噪大西北的“學生領袖”(毛
的批語),那麼,你整理出來的我的文化大革命歷史有可能是帶有“毛澤東的陰謀”成
分的(我不否認),但是我是文化大革命中數以千萬記的普通紅衛兵中的一員,在文化
大革命中,我除了僅僅看見過毛一眼外(只有幾分鐘),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一直在陝
西省內活動,你整理出來的我的歷史如果不屬於普通人歷史的話,你的方式就有問題。
因為我經歷的這些事件如果不被放到“革命”的坐標上去的話,那麼,民主——這東西
之於我們就變成了大人物們的一種恩賜了,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毛澤東也沒有叫我
們坐享其成,他努力地給我們要灌輸一種“鬥爭的精神”!上一個世紀80年代以降,當
我們在批評毛的錯誤的時候放棄了毛的“鬥爭哲學”——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我們也
由此而放棄了民主的鬥爭精神,於是,我們13億中國人當了幾個小人物的“聽差”,這
不就是人類最大的悲哀嗎?我作為文化大革命中過來的人,我的體會是:當毛澤東的
“兵”不可恥(除去“偉大”二字,毛本身就是“統帥”),當江澤民、胡錦濤的“狗
”才可恥哩!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中國人是有脊梁骨的,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鄧小平的刀子割去了這
脊梁骨,於是我們就變成了一些“中國式的軟蛋”,這樣的現象於我們如何對待文化大
革命這樣的事件是有極大的關係的。就此而言,〈〈劍橋史〉〉沒有寫作我們中國普通
人的文化大革命史,就使自己的歷史學的價值減去了一大半。
幾點價值的閃光
這篇名為“批評”的文章中的“批評”二字是取文學批評的意義,沒有政治批評那樣的
意思。在我的看法中,一本負責任的歷史書我們不可能把它放到“好與壞”的選擇中去
分析的,正確的做法是看此書運用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記錄這段歷史,這段歷史如果是
象“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樣的共產黨一元化運動,那麼,記錄和書寫
它的歷史的行為可能不會存在很大的差異,可巧,這段歷史卻是一個多元的歷史,它既
有共產黨運動的一元,又有毛澤東運動的一元,還有人民的一元,因此要記錄這段歷史
的人就必須要先對它作出一個理解與選擇,也就是說他認為哪一元的東西是運動的價值
的落腳點。如果說這本書有一個最值得批評的地方,那就說它事實上把運動放到了毛的
那個落腳點上,於是,它就同中國社會上那些庸俗的作品立在了一個出發點上了。
情況儘管如此,依我的見解書中到底還是道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東西,就好象作者們在
記錄這一段的“歷史河流”的時候,突然發現了躍出水面的魚兒,並且把它出水的情況
給寫了出來。這樣的事情很多,限於篇幅的關係,我只能列舉一二。譬如,作者們在批
評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盲目信仰”問題之後,又發現了價值:“文化大革命的悖論
之一正在於,當人們的盲目信仰被最為充分地調動之時,也喚醒了他們獨立思考和深刻
的懷疑。”
又譬如,在議論毛如何能夠控制文化大革命的局勢時,作者說了這樣的話:“最後一點
分析,是只有一種辦法才可以恢復對文化大革命的控制,那就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正如我在80年代的初期所說的那樣,在中國,“否定文化大
革命的第一個人,不是別人,就是被外界廣泛認為‘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本人
”。但是這樣的情況對毛澤東來講卻是一個矛盾,他在從“政治”上“徹底否定”文化
大革命以後,卻在“精神”上一直要求要把文化大革命“繼續下去”,`誠如本書告訴
我們的那樣,“他從未放棄‘文化大革命’這一概念,無論是隱含於其中的思想,還是
相應的策略。”
書中還有一個很有價值的觀點是它對文化大革命的“長期後果”沒有作出肯定的判斷,
這就為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意義”準備了未來的空間。在對文化大革命“是否成為一種
慣例,或是不再發生類似的事情”的問題擱置後,作者們說:“不過,事過境遷,”文
化大革命“留給人們的印象可能會變得模糊起來,回想文化大革命可能被今天更壯觀和
有益。如果是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仍會成為中國下一次為政權而鬥爭的樣板,或者另
一次試圖通過發動群眾糾正特權、腐敗和人治現象的樣板。”是的,明年5月,正逢文
化大革命的40周年紀念日,回憶40年前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許會給人以“更壯觀和有
益”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如果可以非常容易地產生出對上述的兩個“樣板”的認同,那
麼《劍橋史》一書的價值就是非常可觀的了。
後記
1992年底,《劍橋史》的中譯本剛一上市,就被我購買了,變成了我家庭數千冊藏書中
的一種。不幾天,我幾乎可以說是一口氣地讀完了。在讀的過程中,我作了大量的圈點
,寫了許多字的眉批(這是我的習慣),但是因為當時我要埋頭寫作“大本”的書稿,
所以就沒有想着要寫一個書評。即使這樣,在後來的時間中,本書的內容也還是變成了
我和朋友們議論文化大革命的一種題材。2002年11月來到韓國後,我沒有中文讀物可看
,所以就到處尋找中文書籍,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我在漢城(現在叫首爾)一家教會
的小圖書館發現了此書,就借了來再看。因為這是公共圖書,容不得我亂批和亂畫,所
以就只得把讀書時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寫在紙上,於是就有了這篇文章的提綱,在幾經琢
磨之後,就產生了這篇文章。正因為歷史性的文字需要大量的資料,而資料恰恰又是我
根本缺乏的,所以這篇文章在組織上就顯得粗糙,還請讀者們指正;最後,如果這篇文
章能夠被麥克法夸爾教授等人看到,並且我能夠聽到他們的意見,本人將甚是感激(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