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6年夏從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畢業後分配到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簡稱法工委）經濟法室一處工作的。當時， 法工委是唯一一個在人民大會堂內辦公的實實在在的部級單位，法工委的一部分則仍在大會堂外辦公，只有部機關及部分處室在大會堂里辦公。筆者所在的經濟法室在大會堂南樓辦公，本人所在的一處則在大會堂南樓三層的一間辦公室。辦公室很大約有六、七十平米，房間裡九張辦公桌，包括經濟法室的一個付主任和一處的所有工作人員均在這間辦公室內辦公。 當時法工委的主任是王漢斌，我們處的付處長是彭真委員長的兒子傅洋。1988年四月萬里接任委員長前傅洋則去了康華公司法律部。王漢斌升為付委員長兼秘書長而法工委則由常務副主任宋汝芬主持。86年我剛去時，國務院趙紫陽為總理，人大彭真是委員長。 我記憶猶新的是在一次人大常委會審議《破產法》關於“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責任制”國務院報上來的草案几上幾下，直至本應在當天大會上通過的早上突接通知本次會議不做表決，使我這個首次進入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員才稍微注意到上層矛盾鬥爭的堅銳激烈的程度。

5月中旬

絕食以後廣場的學生越來越多，我們辦公室的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樣每天午休時打撲克（拱豬）為最大興奮點了，而是走出大會堂來到廣場親自到學生中間感受那裡的氣氛。而當你置身在其中時你也得到升華，仿佛那樣我們就自然而然成為他們之中的一份子而不再在這場運動中置身事外了。那些時日北京市的社會治安出奇的好，小偷小摸打架鬥毆的絕跡了。我們辦公室氣氛不再像五月初了， 那時我們辦公室除了我們經濟法室的付主任一人外，其餘八個人都是同情學生和支持他們的政治訴求，故常常辯論而成為八比一室付主任處於絕對劣勢。室付主任姓房剛解放時是一個窮孩子，由共產黨培養起來的幹部，故其樸素的階級感情使其迷失了方向。但這時他也再不會發表不同的看法了似乎不願處於那種孤立的狀態。而恰恰正是這時，國務院體改委的曹思源發起了徵集人大代表常委委員簽名以便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的行動。 而且他是從我們人大常委會工作人員開始的，而他那天下午來到我們三樓辦公室正好是我和房付主任從廣場回來，而這一次房付主任居然第一個搶上去帶頭簽上了他的大名“房維廉”，而這一次他又恰恰站錯隊了，“六•四”過後為此檢討寫了不知多少份。

5月20日我值夜班， 那時我們法工委的幹部輪流值夜班， 其實也沒有什麼事不過就是呆在部的辦公室里守着紅機子看一晚上書而已。那晚上我向往常一樣往我在安華西里小區我們單位分給我的那套單元房我的小家裡打了電話同時給住在虎坊路的樓房裡的媽媽打過電話後。我安心地看書幾次走上大會堂的頂樓平台從那裡去觀看天安門的情況。廣場上的學生們的大喇叭不時傳來廣場指揮部的聲音。先時指揮部鑑於李鵬發布戒嚴令學生們停止絕食行動。接着廣場上要求廣場上的糾察隊隨時準備犧牲保護好天安門廣場防止各類人員進入廣場，接著廣場上廣播了劉華清上將等軍中八人呼輿和平解決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問題， 廣場的上要求人們準備預備毛巾口罩等以便應付突發狀況。那一晚整個廣場氣氛越來越緊張

第二天，早上隨著辦公室同事的到來我緊張的心情多少放鬆了一些。上午十點左右我和同事又上了大會堂頂樓平台從這裡觀看廣場上情況。這時突然發現從東邊革命歷史博物館那邊傳來一陣轟鳴聲，當我把頭向上揚起來，只見五架飛機從頭頂上嗖的一下掠過，飛機飛的很低而聲音很大但這一切又是在極短的時間裡發生的，整個過程大約僅在一兩秒的時間裡它給廣場上的每一個人都帶來巨大的震攝，而我由於在大會堂的平台上更接近飛機所以感受更深。

六月二日快下班時，新到辦公室大學不足一年的小劉告訴我們，他從大會堂的鍋爐房打開水的時候遇到了幾個從五月初就從地下通道進入大會堂北樓的軍人，由於他怒目而視內心的俾視形之與外故彼此起了爭執。 其中一個大兵對他放話說，“你是在大會堂這裡，你要是在外面讓你吃不了 兜着走！”

六月三日晚飯後，我和與我同時分在法工委住在我的樓上13層的小黃一起隨着人群來到了緊挨着家門口北三環馬甸橋，大家都準備看一看或是親自嘗試着去參加堵軍車的行動中。在馬甸橋上有一二百人，除了十幾個認不認識的單位同事， 大部分的是30歲以下的年青人，大家聚集在馬甸橋三環北面的路上，然而等了一兩個小時也未見動靜，有的人就開使撤了， 我和小黃也一起回家睡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