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啟立:我心中的耀邦 (2) |
| 送交者: 胡啟立 2005年12月08日10:47:18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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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村改革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耀邦同志敏銳地感到以城市為主的經濟體制改革如果不及時跟進,中國的改革是無法持續下去的,全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不可能取得最後成功。所以他在對農村改革做出部署後緊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萬里同志和我專門到天津進行了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調研。萬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為把“死、懶、窮”變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當時企業的所有經濟活動都得按照國家計划進行,管得死死的,這樣就形成了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的局面,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不能獎勤罰懶,就不能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甚至使人變懶,懶就必然導致窮;改革就是要把死的變活,企業生產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縛,逐步給企業放權,干多干少不一樣了,人們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就主動爭取多干,這樣人就變勤了,勤了就會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贊成這個思路,他說,農村改革的核心是給農民自主權,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給企業自主權;農民和企業有了自主權,就必然打破長期形成的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僵化模式,給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帶來勃勃生機。 圍繞城市經濟改革,耀邦同志親自做了大量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經常與經濟學家、企業負責人和省市領導同志一起商討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國務院領導同志齊心協力、幾經周折,終於在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農村、城市改革先後鋪開後,耀邦痛感教育事業發展的滯後和人才的缺乏,讓我組織力量,與教育部門一道着手研究教育體制改革問題。他認為,農村和城市的改革為我國兩個文明建設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今後事業成敗的關鍵在於人才。而要解決人才問題,必須從改革教育體制入手,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調整教育結構,把實施九年義務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擺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強基礎教育和發展高等教育的同時,要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加快培養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各類專業技術人才。要改革同社會主義現代化不相適應的教育思想、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導下,我和教育部門的同志到幾個省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研究,進一步明確了教育體制改革的目標、任務和指導思想。1985年5月,教育體制改革方案終於形成,經過各級黨委政府以及廣大教育工作者認真討論,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贊同後,以中共中央決定的形式發布執行。 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為執政黨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眾對黨風中的某些不正之處反響強烈。耀邦清醒地意識到抓好黨的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為了實現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個根本好轉(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黨風的根本好轉)中後兩個根本好轉,在小平的關心和指導下,耀邦不失時機地親自主持抓黨風建設,並於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 在積極推進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的同時,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醞釀一個新的重大問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問題。他認為,現在需要搞一個行動綱領,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戰略地位、指導思想、根本任務、關鍵環節等都要作出明確的闡述,具體地說,就是要制定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和經濟體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體推進、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為此,他做了大量調查研究,開了一系列專題會議,光書記處就召開過多次會議。文件歷經多半年的時間,反覆推敲,反覆修改,直到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成為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所有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親力親為。從中我也深切領會到耀邦同志在“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中所謂“全面”、“開創”的實際內容和深遠意義。這裡,我想要強調的是,對待中國的改革開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覺的,是積極主動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項改革主張,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貫注,全力推進。如何對待特區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 特區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後就提出:要在深圳搞個對外開放的窗口,窗口發展得好,就搞特區。他的這番話引起了極大的爭論。有些一時思想不通的人說,特區就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典型,認為在特區社會主義已經變了性質,痛哭流涕,力陳不可。有的同志甚至當面指責耀邦同志說,你搞的特區實際是“租界”。耀邦同志面臨種種責難,不為所動,他回答說,舊社會的租界,主權是人家的,而我們開始搞個窗口,現在搞個特區,主權都在我們手裡。我們搞試點,好就搞下去,不好還可以收,這和舊社會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圍繞特區姓“社”姓“資”問題,爭論一直沒停。從耀邦發表意見後,無論廣東、深圳出了任何一點問題,就有人說三道四,向耀邦同志發難。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堅決頂住,盡全力支持和保護特區的健康發展。當時,耀邦同志保護特區、保護廣東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的,稍有點私心雜念,就有可能使改革開放的大局受挫。 當然,開創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是全黨同志共同努力的結果,特別是小平同志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團結和凝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種不可阻擋的潮流和態勢;但作為總書記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領導下,披荊斬棘,衝鋒陷陣,為我國改革開放作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功不可沒。 耀邦同志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着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長制,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後,耀邦同志給我的一個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識,民主作風。身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他始終把自己看作中央集體的一員,胸懷博大,光明磊落,謙虛謹慎,從善如流,時時、處處、事事注意傾聽黨內黨外的不同意見,自覺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 十一屆六中全會,耀邦同志當選為黨中央主席之後,發表了一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講到他自己,他說,我個人職務的提升,並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胡耀邦。這個意思,他當年對我講過,其實,他對自己也是這麼認識,可見他政治上的冷靜和清醒。有幾位老同志聽了他這段話,高興地說,就憑這個話,看來這個人我們選對了!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耀邦同志這一番話,絕不是做做政治姿態,而是作為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準則。他說到做到,在總書記的位置上,始終保持着一個普通黨員的本色,從來沒有因為自己職位提升了,就盛氣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長制,處處突出個人,甚至把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清醒和自覺,除了他個人的歷練、修養,還與他對我們黨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的深刻認識直接相關。他常說: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聽不進不同意見,搞個人崇拜,使黨內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現了家長制,導致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幫”興風作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給黨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使我們黨的事業蒙受了重大損失,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耀邦同志深刻地總結了這個歷史經驗,念念不忘這個歷史教訓。他時刻告誡自己、也告誡別人,再也不能搞過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聽取各種不同意見,要把黨內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對我說:我們黨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運動,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要重蹈歷史的覆轍,重犯歷史的錯誤。 我清楚地記得,我當了中辦主任後去拜訪老領導,有一次見了葉劍英元帥,葉帥問我,你們民主集中制怎麼樣?我說,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許人發表不同意見,大家都能暢所欲言,重大問題都要反覆討論,最後集體決策。葉帥說,那很好。你讀過《出師表》嗎?其中有一段話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它是我們黨付出鮮血的代價得來的教訓,每當我們能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我們的黨就興旺發達,每當我們的黨不能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時候,我們的黨就會遇到挫折、失敗,甚至付出血的代價!我覺得葉帥和耀邦同志在黨內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則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體現耀邦同志博大胸懷和自覺執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完善農村生產責任制問題。耀邦同志講話以後,很多省市委書記都表態贊成,但當場有位省委書記明確表示持有異議,他在講了一大堆理由後明顯帶有情緒地說:“我們那裡情況特殊,不能搞聯產承包責任制!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這位省委書記發言之後,會議氣氛顯得有點緊張。儘管耀邦同志當時非常急切地要推動農村改革,也滿心希望在黨內高層能形成共識,但當他耐心聽完那位省委書記的意見之後,平靜地說:各位如果對聯產承包責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許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嘛,讓實踐來證明哪個辦法好,你們看這樣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話,讓整個會議氣氛輕鬆下來。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暢。久違了的黨內民主終於又回來了。會議過後沒多長時間,這位省委書記通過學習和實踐,主動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在本省農村積極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類似這樣的事情還很多。耀邦同志允許大家發表不同意見,有時是有意識地啟發和鼓勵大家發表不同意見,甚至允許身邊的普通工作人員和他辯論。他明確講過,在一個領導班子裡,沒有一點不同的聲音,是不正常的。鑑於歷史上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的違背民主原則,壓制不同意見,甚至因發表不同意見而罹禍的經驗教訓,耀邦同志鮮明地提出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要堅決執行“四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裝袋子(不進檔案)。從來沒發生過,至少是我沒聽說過,因為某個幹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見,他就發脾氣或者打擊報復將其調離崗位的事情。他允許別人有不同意見、有保留意見,甚至允許別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問題上,在原則問題上,他從不讓步,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同時又堅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擔任總書記期間,書記處的重大問題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 據我的觀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為總書記,他不僅是把民主意識、民主作風視作政治家個人必備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品質,而且一直在思考,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應該為誰執政和如何執政的問題。耀邦同志曾經說,我們要在複雜的環境中增強治國安邦的本領,要運用民主法制的辦法解決各種複雜的社會矛盾。耀邦同志實際上是提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黨要如何正確分析和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問題,如何處理新時期改革中各個社會階層之間的利益格局調整的問題。他歷來主張是非要分清,原則要堅持,但不贊成動不動就上綱上線,用過去搞階級鬥爭、搞政治運動的方式解決新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而要堅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領域裡的問題,要按思想認識的規律,要講道理,讓人說話,以理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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