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反日情緒的人很多,其中很多人是從感情上厭惡日本,顯然這是日本侵華的後遺症,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化解。另外在中國政府高層部門裡我們可以見到許多精英都在非常理智性地表達他們對抗日本的態度,與這種感情上反日不同,他們的反日思維和策略純粹是基於中日雙方的博弈和利益的考量。而這些人中,很多都曾經在日本留學過,都能說流利的日語。這個現象就是連日本人也經常議論的中國人的留日反日現象。
中國許多老一代精英都曾留學日本,在日本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在日本的京都城郊外的嵐山有一個龜山公園,周恩來當年留學時寫的《雨中嵐山》的詩被刻成石碑在這裡展示着。詩中顯示了周恩來在模糊中尋求真理的心懷。在日本的北方重鎮仙台,有個魯迅先生紀念館,在千葉縣市川市有郭沫若先生舊居紀念館,分別展示着魯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當年的文稿和遺物。在離東京不很遠的鎌倉古都的海灘旁,有一個聶耳公園,年輕的抗日作曲家聶耳就是在這個海灘告別人間的。常有中國的留學生和觀光者來為他掃墓。這些震撼中國,震撼世界的偉大人物都曾留學日本,而且都是堅定的抗日分子。這讓當地的日本人有種說不出的感覺,一方面他們為當地能跟這些偉人有淵源而感到驕傲,另一方面很多人也在質疑,為什麼中國的留學生會出現留日反日現象。
本人經過仔細考察後找到了一個答案,即“一個中國人在學習了日本思維方式,並按照同樣的思維方式為中國服務時必然會反日”。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年的情況,當一個中國留學生,抱着尋求救國真理的信念來日本求學,他首先的印象是井井有條的街道,工廠,鐵路,汽車;規規矩矩忙忙碌碌及訓練有素的人民。於是他一定會非常想學習日本的治國理念來為祖國服務。但當他深入學下去就會發現,日本治國的特點除了對內創建和諧社會好的一面外還有對外損害鄰國利益巧取豪奪的一面。日本整個國家就象是一個大的公司,一方面是對內用各種制度和紀律規定了人與人的關係,組織與組織的關係,形成一個非常高效率整體運行機制,另一方面是對外積極競爭,積極擴張甚至損人利己。
當這個中國留學生通過努力學習,有了這些發現後,必然會把日本的對內協調對外爭利的策略和中國推崇孔孟之道,克己復禮的治國策略進行比較,因此必然要想辦法參考日本的治國策略改造中國。於是,立志改造中國的留日的留學生們在歸國後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發展科技,富國強兵的要求。而當時,要按照日本的治國策略改造中國必然要和在中國攫取利益的日本發生衝突。他們越是學習日本思維方式和管理文化,就越會發現日本創造的繁榮中很多是以損害中國利益為前提的。老一代的留日精英之所以湧現出那麼多抗日領袖,不是因為他們在日本留學時不虛心向日本學習治國理念,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虛心學了日本的理念,站在中國的立場執行這些理念時才導致了他們必然要與日本對抗的結果。
這就象有兩個相鄰的村莊,一個由錢串子組成另一個由活雷鋒組成。錢串子村想方設法占便宜損人利己,而活雷鋒村則克己復禮不在意吃虧。逐漸,錢串子村越來越富而活雷鋒村越來越窮。而當活雷鋒村的人也學習了錢串子村的思維方式,必然就不再讓錢串子村來占便宜。所以,當年留日本的留學生回國後就開始打倒孔孟之道,再也不想做活雷鋒讓錢串子們占便宜後,這些人自然就成了反日先鋒。留日反日的留學生們就相當於那些雷鋒村到錢串子村的取經者。他們學習得越好,越努力,雷鋒村就越會和錢串子村發生衝突。而那些根本沒有努力學習,只是在那裡給錢串子打工混個文憑的留學生,回來還是原來用儒家思維當官混事的人就是留日親日的那幫人。
現在,中國留學生留日反日的問題仍然嚴重存在,日本的許多學者也曾在電視上公開提到這個問題。那麼站在日本立場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才好呢?假如有一組中國學生來日本學習豐田汽車公司的經營方法和技術開發經驗,如果這些人學習優秀,那麼他們回國後在自己的國家按照豐田的方式和豐田的技術組織生產,他們必然要成為豐田的競爭對手。由於他們了解日本的公司是如何巧妙哄騙對手並占領市場的,日本公司很難用同樣手段對付他們。可見他們在日本學習得越是努力,對日本的理念和手法越是精通,他們就越變成日本的可怕的對手。可是如果這些留學生在日本刷盤子背死屍什麼都學不會,然後給他們個碩士博士學位回中國當個當領導或學者什麼的,這些在只會給日本老闆打工的人回國後自然也只能幹那些替日本人當買辦或替日本公司做下家的工作,這樣他們當然不會與日本發生利益衝突,也就會成為親日分子。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努力學習掌握了日本的技術和理念的留學生回國後,必然在同一個領域成為日本的對手,因此必然要與日本爭利而成為留日反日的人物。相反一個在日本刷盤子背死屍什麼都沒學會然後拿個碩士博士學位回國後,滿腦子仍然是出國前的孔孟儒學的人就不會與日本爭利,就比較容易親日。換句話說就是,留日反日的留學生的產生正是由於他們努力向日本學習的結果,只不過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做事情而已。而那些留日親日的人是根本沒有學習,仍然是出國前的舊思維的人,在日本只是學會了刷盤子背死屍給老闆打工掙錢,回國後自然還是繼續為日本老闆打工掙錢而已。
我們知道,中國在堅持本國利益方面作的不如日本,至少不如日本作的巧妙。而中國如果和日本一樣,都對本國利益寸步不讓,中日兩國作為鄰國,雙方的衝突就必然會增多。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他們當然希望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上學雷鋒,堅持孔孟之道。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可以多占便宜。
這樣一分析,大家可能會對中日關係前景感到悲觀,雙方都只想占便宜不吃虧,那麼中日兩個鄰國就永遠無法和睦相處了麼?當然在現階段,除非中國按那些迂腐的專家們建議那樣,堅持孔孟之道,堅持克己復禮,在外交事務上也去做活雷鋒,去表現大國民風範,不與日本人計較小利,讓日本人步步得逞,否則中日之間的競爭和對立就是必然的。不過,用不了多久,當中國國力進一步增長,超越了這個階段後,中日就一定會出現和睦相處的友好局面。
原因也很簡單,在過去的上千年歷史中,中國強大,日本弱小,中日兩國作為一衣帶水的鄰邦,基本相安無事。只是到了中國衰弱,日本超過中國時,中日關係才出了問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一篇叫《我的履曆書》的文中說過,中國是階級鬥爭的社會,日本是同級鬥爭的社會。幾個課長只有一個能升部長,幾個部長只有一個能升局長,所以日本人同級鬥爭觀念很強。中國公司里對上司開口就罵的情況在日本看不到。你看過日本人跟上司鬧彆扭麼?沒有。當日本覺得自己跟美國同是世界強國時也曾挑戰過美國,但很快就發現自己不在一個級別。美國的東京大轟炸,兩顆原子彈,到現在還對日本實行的軍事占領,你看日本人有脾氣麼?沒有。所以,現在,當中國和日本站在同一個級別時(至少日本是這麼認為),日本的競爭會是非常激烈的。
現在,中國正在對內協調各種矛盾,爭取建立協調社會。對外開展全面外交活動,爭取國家政治經濟利益。類似王毅大使這樣的許多留日精英在政府高層中任職,他們對日本的各種謀略詭計見招拆招,令日本右翼頭疼不已,中日之間的博弈日本已無勝算。隨着時間的推移,當中國國力逐漸強大,達到4個5個日本的時候,當日本發現它與中國不在一個等級的時候,日本就會象現在不挑戰美國一樣,不再挑戰中國,那時中日兩國又會恢復漢唐以來的一衣帶水友好鄰邦的局面。
最後,我把以上議論總結一下:
1,留日反日是中國留學生向日本學習後,拋棄原有的孔孟之道,按照日本的思維方式建設中國時的必然現象。
2,留日親日的中國留學生是那些在日本沒有好好學習,靠刷盤子背死屍掙了點錢混了個文憑,回國後仍是舊思維的那些人。
3,靠孔孟之道和學雷鋒無法解決目前中日緊張關係。只有在中國國力強大後,日本才自然成為友好鄰邦。
補充:大學者馬立誠只是來日本幾個星期,根本不了解日本,憑着表面現象就拿自己的孔孟思維和雷鋒精神提出了對日新思維。其實他應該去到小學校去當老師,給小學生們講如何知書達禮,如何學雷鋒才對。在國家間博弈的外交事務中沒有他這套思想用武的地方。
還有一些中國人來日本雖然學習優秀,學會了日本人的思維方式的同時卻背棄中國,轉變到日本的立場看問題。這些人基本都已經加入了日本國籍或正在申請加入日本國籍。這些人留日親日並不與我這裡定義的《中國人學習了日本的思維方式必定反日》的推論相矛盾。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中國人而是日本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