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個十九世紀末誕生於湖南偏僻山溝里的鄉下青年，通過自己的不懈奮鬥，最終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舞台乃至世界歷史舞台上的世紀偉人。

　　毛澤東，他所創造的歷史功績，使中外歷史上所有那些曾經赫赫有名的人物與之相比都黯然失色。在他所經歷的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所展現出的文韜武略和政治家風采，曾使當代世界各大國的領袖們竟相為之折腰。

　　歷史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毛澤東創造的豐功偉績以及所創立的毛澤東思想體系，是前無古人的。

　　那麼，毛澤東的英明與偉績究竟源於什麼呢?

　　筆者認為，毛澤東的英明和偉績，一是來自個人的天才睿智和堅強意志，二是源於他所獨具的矢志不渝的“人民觀”。前者源於個人天資品性，後者則是毛澤東在他的個人經歷和革命實踐中逐步形成。

　　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所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之中說：“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此可知，在毛澤東思想的“詞典”中，“人民”一詞是有階級性的。所以，人民的主體應是通過勞動而創造社會財富的工農大眾以及那些能夠站在工農大眾立場上的社會各界人士。

　　在毛澤東的一生中，他的人民觀的形成，大體經歷了孕育、萌生、初步創立、發展、趨於成熟和爐火純青這幾個階段。

　　一、毛澤東的人民觀孕育和植根於他的少年經歷之中

　　毛澤東的童年和少年是生活在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然而，在這個家裡的毛澤東生活得並不快樂，專橫而又唯利是圖的父親與正直而又渴望學習知識的毛澤東形成了尖銳的矛盾和對立。在韶山的16年生活之中，在令人窒息的私塾和專制家庭環境下，基本來自他母親的一種道德感，加上讀書吸取來的社會責任感，促使毛澤東轉向了反對權威偶像。

　　毛澤東與他父親的鬥爭使一家人痛苦地分化成兩派。毛澤東和他母親聯合起來共同抵制他父親。他們偷偷地把大米送給一個挨餓的村民。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他這個家庭當時分為兩“黨”:他父親是“執政黨”，他自己、他母親、他的大弟弟澤民和長工是聯合的“反對黨”。

　　在父親的安排下，少年毛澤東不得不到村里各處去收取別人欠他父親的款項，他討厭這個差事。有一次他為父親賣了一頭豬，在回家的路上，他把賺來的錢送給了一個窮苦乞丐。

　　他最早表現出正義感，是在學堂里和人的交往中。有一個孩子窮得帶不起午飯，他就每次把自己帶的午飯分給這個窮孩子一半。他母親不明白為什麼他每天晚飯胃口會那麼好。當她得知自己精心準備的午飯的去向之後，這位善良的母親從此就每天為毛澤東準備兩份午飯讓他帶到學堂去。

　　一個被稱做哥老會的秘密幫會的幾個成員撬竊了毛家。“我認為那是好事，”毛澤東多年後回憶說，“因為他們偷的是他們沒有的東西。”不僅他父親不同意這孩子的古怪想法，“我母親也不肯接受我的觀點”，毛澤東後來坦承。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少年經歷，使他那痛恨封建專制與剝削壓迫、同情勞苦大眾的品性深深地植根於自己的思想意識之中，為他後來的人民觀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毛澤東的人民觀在五四運動中萌動

　　1910年，年方17歲的毛澤東走出了韶山沖，先後求學於東山小學堂、長沙中學和長沙第一師範學校，前後達八年之久。在社會學校里，毛澤東不但獲得了知識的長足進步，而且大大開闊了自己的眼界，了解了不少的國際國內大事，並以高度的熱情，參與社會上的一些政治活動。

　　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後，毛澤東在長沙中學成為第一批剪掉辮子的學生，而且還強行剪掉其他一些同學的辮子。隨後，他還主動報名參加了革命軍，在革命軍中服役六個月。1915年，當袁世凱要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條約時，毛澤東在長沙一師組織學友會上街進行抵制日貨的活動，並寫下四言詩以抒心志：“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所有這些，都僅僅反映出當時的毛澤東，仍然只能算是一個有正義感和愛國心的熱血青年學生，還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人生觀和政治信念。

　　發生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對毛澤東的人生觀和政治信念的萌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五四運動期間，毛澤東在長沙撰寫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這個時候的思想和心情。

　　他把近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社會變革歸結為一點：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用平民主義替代強權統治，這是他當時的思想基調。

　　以往，毛澤東一直着重致力於從精神方面來探討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釋一切，很少注意決定精神觀念的社會物質基礎。如今，在五四運動大潮的有力衝擊下，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於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

　　他開始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問題了。他意識到：“世界上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無非就是“知識”、“金錢”和“武力”這樣一些東西。顯然，毛澤東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並以此觀察社會歷史。

　　他表示，今後要“踏着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讚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以往，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裡，總是極力推崇聖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出世，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個“透底的變化”了。

　　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中，他開始看到過去他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

　　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麼?是由於有着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為此，他號召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他在這篇文章中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這種用語上的差別，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變化。

　　從這以後，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於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關於民眾聯合起來後的行動方法，當時存在着兩種主張。一種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激烈派，一種是信仰克魯泡特金的溫和派。他當時的思想矛盾在於：一方面稱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倒強權。後一點，在他當時的思想中顯得更為突出，在《創刊宣言》中被作為行動方針提了出來：“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麵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他不贊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會“起大擾亂”，還覺得強權者也是人，是我們的同類，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得到的仍是強權。

　　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澤東在這時選擇的仍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覺得“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些”。然而，軍閥統治下的現實，卻毫不“溫和”。八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

　　三、中共建黨前後，毛澤東的人民觀初步形成

　　毛澤東是一個終生不斷追求真理的人。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對毛澤東的認識觀念有極大的影響;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毛澤東一生的真實寫照。

　　毛澤東1918年第一次離開家鄉湖南到北京後，曾經在北京大學裡有過半年多的生活和工作，這對於青年毛澤東的成長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在這期間，毛澤東不僅直接在我國馬克思主義啟蒙大師李大釗手下工作，而且通過在北京大學旁聽，結識了陳獨秀、蔡元培、鄧中夏、邵飄萍、胡適等新派人物，這對於他思想的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後來在接受斯諾的採訪時說：這次北京之行，使“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大，思想也越來越激進”。

　　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的第一次北京之行，是他逐步接受與研究馬克思主義，從而走上共產主義道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步。

　　1919年底，為達到驅逐當時湖南軍閥張敬堯的目的，毛澤東率請願團開始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在京期間，由於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20年初，毛澤東在他北京臨時住處的香案前讀完了一本油印的《共產黨宣言》，開始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當然，毛澤東並沒有在一夜間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為了更進一步解決自己信仰中的一些還沒有理清楚的想法，他賣掉在北京過冬的外衣，買車票到上海拜見陳獨秀。

　　陳獨秀是那年春天給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影響最大的人。毛澤東後來回憶說:“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與此同時，他當時在上海洗衣店打工的經歷，更加深了他對馬克思關於“無產者”一詞含義的理解。

　　毛澤東從一個小村莊的孤立狀態發展到開始信仰一種世界革命的學說，前後經歷了十年的時間。在他尋求改造社會的第一個階段中，他曾興致勃勃地研讀過西方思想。在1919年，無政府主義也曾對他產生極大的吸引力。

　　在那些年代裡，為了服務於更大範圍的社會，他十分強調個人的鍛煉。的確，在1917年到1918年那段時間，他常常讓人覺得像個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者。然而，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這幾年間，他逐漸從主張自上而下地由一位強人促成變革，轉而主張自下而上地通過由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革命活動進行變革，從而使這個才智非凡、意志堅強的革命者在全新的道路上執着前進，一步步地爆發出自己的無限生命力。

　　四、毛澤東的人民觀在革命實踐中不斷生長

　　在國共第一次合作，即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的人民觀中，有兩個重要問題成為毛澤東最為關心的問題：一個是如何認識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另一個是關於通過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的聯合陣線問題。

　　1、關於農民問題

　　從中共建黨到1923年中共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前後，在黨的最高領導層，農民問題都是一個基本被忽視的問題。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在以俄國為首的第三國際支持和領導下創建的，因此，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進入中國後，成為總S記陳獨秀為代表的大部分領導人思想中的固定教條和模式，那就是以工人運動為主體，通過工人武裝暴動奪取中心城市而獲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度。這種教條主義在中共的政治思想路線中長期處於主導地位，對中國革命事業造成過巨大的損失，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才在黨內逐步得以克服。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從不迷信和盲從於任何所謂“權威”的東西。在中共建黨前後，他雖然已經把馬克思主義確定為自己的信仰，但中國革命的道路究竟應該怎麼走，他更注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來考慮，而不是什麼俄國的經驗和道路。

　　在中共一大會議上所通過的關於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黨成立後的“中心任務是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毛澤東作為新成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中共一大結束後，在湖南的實際工作中，他也曾遵照黨組織的要求積極開展工會工作。

　　為此，他先後四次去安源煤礦做工作，同時還深入到鐵路、紡織、土木建築、印刷、縫紉、人力車、理髮等行業的工人中，通過做工作，建立湖南各行業的工會組織，其中還組織過幾次工人罷G活動。

　　1923年初，在京漢鐵路工人大罷G中所發生的“二七慘案”，使全國的工人運動被反動軍閥鎮壓下去。而毛澤東經過近兩年工人運動的親身體驗以及對全國範圍工人運動成敗得失的了解，開始認真思索中國革命的主力軍究竟在哪裡這一關乎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

　　1923年6月，毛澤東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主要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言，則是重點介紹湖南農民和工人運動的情況，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

　　對於毛澤東的這個發言，張國燾在他晚年所著《我的回憶》中說：“毛澤東的發言是強調農民革命的重要性，進而指出中共不應只看見局處一隅的國民黨，而應重視全國廣大的農民。……只有農民運動，是一個新提出來的問題。在中共的歷次討論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會，代表們才注重這個問題。尤以毛澤東為然。他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這種看法，是毛澤東這個農家子弟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

　　這時的毛澤東已經開始從政治上考慮農民階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敦促持懷疑態度的同事把農民作為革命一部分的可能性加以評估。毛澤東對國共關係的看待和處理並不是他最為關注的。他最在意的是擁護者問題。革命是為了誰?什麼樣的火花能把中國龐大的軀體點燃，並使革命之火熾熱到足以熔化舊的中國，並塑造出新的中國?

　　毛澤東的答案來自湖南農村。革命是為了窮人，他們絕大多數是農村人。毛澤東判斷，韶山周圍各縣90%的人是貧農或中農，革命就是為了他們。火花將在農村燃起，因為地主的壓迫比城市裡的老闆們更為殘忍，也更為廣泛。在毛澤東的心目中，這是現在的基本事實。

　　2、關於國共合作問題

　　至於在中共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討論與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合作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聯合，不能孤軍奮戰。”他很快就成了和孫中山的國民黨人聯合的熱心人。

　　毛澤東為什麼熱心於和國民黨人聯合?他長久以來就認為，建立新中國的鬥爭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1923年的國民黨人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毛澤東贊成組成儘可能廣泛的中國各階層的統一陣線以反對外國對中國的蹂躪，這與他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所倡導的“民眾的大聯合”這一雛形“人民觀”是一致的。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新的政策中關於“扶助農工”的舉措，在毛澤東看來，這對當時全國僅有九百多黨員的中共來說，也是大力發展自己力量的難得良機。

　　國共合作後的第二個月，國民黨採取了一個特別吸引毛澤東的步驟——成立了農民部。中共還從來沒有這樣做過。這是毛澤東熱心於統一戰線的又一個理由。這更促使毛澤東走上意義重大的新道路。

　　從1924年到1927年4月國共合作的幾年內，毛澤東利用自己在兩黨內分別擔任要職的有利條件，把大量精力傾注於農民運動。他深入農村幫助建立農民協會和農村黨的秘密組織，主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並多次擔任講課老師等，為後來共產黨創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培養造就了一大批農民革命骨幹力量。

　　1927年，國共合作下的國民革命處於緊要關頭。當時，在國民黨以及共產黨內外一些人對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進行責難和攻擊。毛澤東於元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湖南農村進行了32天的調查，於3月初寫出並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該文針對那些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黨外的國民黨右派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非難和誣衊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毛澤東在文中指出：“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毛澤東用大量的事實證明：“農民在鄉里造反”，“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

　　毛澤東在詳細例舉介紹了農民協會帶領農民群眾所干的十四件大事後質問道：“就其基本精神來說，就其革命意義來說，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

　　毛澤東最後譏諷那些國民黨右派領袖和共產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說：“嘴裡天天說‘喚起民眾’，民眾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有什麼兩樣!”

　　這篇令人震聾發聵的文章被美國作家羅斯·特里爾稱為“第一部關於中國革命的經典”。時為中共領袖之一的瞿秋白在為該文出版的單行本所寫的序言中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1927年5月、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後轉載《嚮導》周報刊發的《報告》。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評價《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五、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鬥爭再到江西蘇區的五次反“圍剿”鬥爭，毛澤東把他的人民觀首先實踐於軍事鬥爭之中

　　繼蔣介石的4.12政變後，汪精衛緊隨其後的7.15政變宣告國共合作的徹底破產。八七會議後，中央臨時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徵求毛澤東去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意見。毛澤東表示：“不願去大城市住高樓大廈，願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

　　於是，毛澤東回到湖南長沙，開始組織農民進行秋收起義。在策划起義的過程中，他安排何長工設計了一面自己的新旗幟，圖案為在紅色旗面的中央有一顆黃色五角星，紅色象徵革命，星星代表中國共產黨;五角星的正中間有交叉的鐮刀和斧頭，代表工農群眾;旗的靠旗杆一邊有一條從上到下的白布，白布上繡有“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字樣。這面旗子表明，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一支工農武裝正式誕生了。這面軍旗的問世還表明，毛澤東決心按照自己的人民觀創建一支共產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的革命實踐開始了。

　　1、文家市會議的重要意義

　　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部隊幾經挫折後，於9月19日會師瀏陽文家市，尚有一千五百餘人。晚上，毛澤東在里仁學校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的行動方向問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最後，通過了毛澤東關於放棄進攻長沙的主張，決定轉向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求落腳點，以保存實力，再圖發展。

　　9月2O日早晨，毛澤東在里仁學校操坪向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全體人員講話，宣布前敵委員會關於不打長沙轉兵向南的決定。毛澤東說:大城市現在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我們要到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去，發動農民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這次文家市會議是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的新起點。從此，毛澤東走上了一條實踐自己的人民觀，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一支新型人民軍隊的光輝道路。

　　2、三灣改編確定了人民軍隊的雛形

　　9月29日，起義部隊進駐永新縣三灣村。當地群眾由於不了解工農革命軍，大都躲進山里。毛澤東要求各單位立即分頭上山喊話，向群眾做宣傳，群眾陸續回村。當晚，毛澤東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主要是:一、整頓組織，將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二、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和黨代表制度，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建立黨委，部隊由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三、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長不准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連、營、團三級建立士兵委員會。

　　這次改編，稱作“三灣改編”，奠定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

　　3、“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形成

　　1O月3日，部隊從三灣出發前，毛澤東在楓樹坪向戰士和幹部講話，並宣布行軍紀律為：說話要和氣，買賣要公平，不拿群眾一個紅薯。

　　10月24日，毛澤東在帶領部隊上井岡山與王佐部隊匯合之前，宣布工農革命軍三項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個紅薯;三、打土豪要歸公。

　　1928年1月25日，毛澤東在遂川縣城布置部隊分兵下鄉時對部隊進行紀律教育，宣布工農革命軍最早的“六項注意”為：還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伕，請來伕子要給錢，不打人不罵人。要求部隊每到一地，都要檢查“六項注意”的執行情況。

　　1928年4月3日，針對部隊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發生違犯紀律的情況，毛澤東在沙田集合部隊進行紀律教育，宣布和解釋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三大紀律”是：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六項注意”是：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從“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到：毛澤東為創建一支新型人民軍隊而在紀律建設方面進行的不懈努力和執着堅持。紀律是執行路線的基本保證。毛澤東所創立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不但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工農革命軍是人民的子弟兵。軍愛民，民擁軍，軍民一家人，從而使這支軍隊能夠深深地植根於人民之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4、“古田會議”決議把紅軍的“人民軍隊”性質以黨的文件形式確定下來

　　對於一支主要成分來自於暴動農民和舊軍隊起義人員的隊伍來說，要想把“人民軍隊”的觀念貫徹於部隊的各個方面是很不容易的。為此，毛澤東同黨和軍隊內的各種錯誤思想觀念進行了長時期的不懈鬥爭。直到1929年底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後，由毛澤東起草所形成的“古田會議決議”，才把紅軍的“人民軍隊”性質以文件形式確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