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苗疆全圖，把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東區域定為苗疆，東、南、北三面環水，西面以高山為屏蔽，橫跨湘黔兩省的大臘耳山逶迤而來，在其腹地因地質斷層而構成台地地形，星星點點的苗寨散布於台地之上，鳳凰城正在其間。城池被苗寨團團圍住，雙邊的關係又相當緊張，這小城四面受敵的氣氛一定令人不堪，斷不會有今天這份和諧與悠閒。
對苗族祖先起源，眾說紛紜。《戰國策·魏策》云：“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明清以來多以古代之“三苗”附會為後世的苗族，傳說是以尚武強盛一時的蚩尤後裔，屬於號稱“九黎”的部落。在長年與炎黃堯舜禹各部落的爭戰中，多次戰敗，逐漸從其生息之地黃河下游與長江中下游被迫南遷，陸續定居於西南荒涼的崇山峻岭，史稱“南蠻”，其中居住在湘鄂川黔地區的一部分，在漢唐被稱為“武陵蠻”或“五溪蠻”。

湘西苗族流傳的史詩《休巴休瑪》，記錄了苗族先民不斷遷徙的歷史。當他們還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國江漢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魚如蝦，收穫堆積如山；人數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堅；生活越來越好，樹屋蓋瓦砌磚；女的戴銀戴金，男的穿綢穿緞；牛馬滿坡滿嶺，豬羊滿欄滿圈”。後來遭到惡鬼“枷嘎”“枷獰”的破壞，被迫離開富饒的平原，遷往“高戎霸湊”（武陵山區邊緣地帶），在瀘溪峒重新建設新的家園，“男的又來立家立業，女的又來積麻紡線”，“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炊煙繞過九十九嶺，歌聲響徹萬里長天”，不料惡鬼追趕而來，“禍害遍及九十九嶺，世上人間住不成家”。苗族七宗七房反抗失敗，只得像“河裡的魚逆水而上”，從大河邊被趕到小河邊，從小河邊被趕到小溪邊。一次又一次的創業，帶來的是一次又一次向更貧瘠的地區遷徙。如今已經很難想象苗族的先人當年是如何扶老攜幼，戀戀不捨告別昔日的家園，一步步深入猛獸出入無常林深不見天日的湘西腹地的。苗人愛唱山歌，但即使是在今天的一些十分歡愉的場合，苗歌出口仍然會讓人聽來淒涼哀傷，那些哽哽咽咽斷斷續續的曲調，絕無半點娛人娛己的意思，反倒露出一步一喘氣五步一回頭的印跡，也許這些苗歌誕生的環境，正是苗家先人艱難險阻前途莫測的旅程吧。

到了明末清初，中原漢族人口激增，為解決人口與土地矛盾，不斷侵占苗疆，而苗人已經退無可退守無可守，致使漢苗兩族為爭奪生存空間時時兵戎相見。苗族被一步步逼入西南山區的高寒地帶，生存環境更趨惡劣。據《苗防備覽風俗考》：“苗中四時氣候與內地向異。常有黑霧瀰漫，卓午始稍開朗。當朦翳之時，人畜對面不相見，寸趾難移。春夏淫雨連綿，兼旬累月，常駐泥滓難行。雨勢甫霽，蒸濕之氣，侵入肌骨。其泉為山洞岩漿，性極寒冽，飲之敗胃，水土惡劣，外人居其間，常生癘疫。”

1947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的凌純聲、芮逸夫《湘西苗族調查報告》認為：“苗人終歲勤勞，豐年僅免凍餒；一遇災荒，則不能自給。弱者鬻子女以換斗升之食，占者則結伴四出搶劫。有司追捕過急，常常釀成大亂。故諺曰‘苗疆五年一小亂，十年一大亂。'此非苗人生性好亂，實因地狹人稠，為生計所迫。”

從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到清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這四百九十多年中，湘西黔北苗區共發生規模大小不等的戰爭三十九起，前後歷時九十八年。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清乾隆嘉慶年間。這一帶曾有二十萬苗漢居民參加抗暴起義，範圍涉及三省六府十三廳縣，前後持續十二年之久，清政府為鎮壓這次起義，曾調動湖南及周邊七省兵力，僅湖南一省用兵兩年就耗費軍費多達七百萬兩白銀。義軍先後與清軍交戰百餘次，死於此役的清軍總督、提督、總兵等高中級將領達到二百餘名，至於義軍方面的損失那就更是可想而知。此後，道光、咸豐、光緒、民國年間，都有規模較小的苗民暴動發生，最終都以起義首領壯烈犧牲，起義失敗而告終。

（二）

苗族內部支系繁多，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紅苗之分，主要以衣着的顏色相區分，散處山谷聚而成寨。一般史學認為，苗族“有族屬，無君長，不相統屬”，指的是有史以來苗族只出現過為數不多的小土司，從來沒有過大土司，因此難於形成自己相對穩定的世襲制度，也無法建立相對穩定的地方政權，逢有大的起義爆發，只建立一些臨時性的應變政權，如乾嘉起義時擁立首領吳八月為“吳王”，封石柳鄧等人為“將軍”，但隨着起義的失敗，臨時政權也土崩瓦解。究其原因，除了跟苗族在歷史上不斷進行大的遷徙有關，苗人崇尚個人力量與自由的習性也起了一定作用。

湘西的苗族屬紅苗，在苗人中首推為最強悍勇猛且有見識的一支。是因為紅苗居住在苗疆邊牆一帶，屬於苗漢拉鋸爭奪的區域，與漢人交鋒開戰的機會最多，逐漸發達了自己的武功，也是因為與漢區接近，相對更封閉的苗區，文化視野比較開闊，在見識方面自然勝出一籌。所以人們認為紅苗在苗族中是最厲害的。

既然紅苗的威名是在與統治者的交戰中打出來的，那麼可想而知，他們定為這種威名付出過比別支苗人更多的代價。果然就從《鳳凰廳志》上找到了答案，縱使那些發黃的紙片上，蠅頭小楷工整娟秀，但句句字字透出一股血腥的氣息，清政府對苗疆的統治，非“鐵血”二字不能形容：“爾殺內地一人者，我定要兩苗抵命，爾擄內地一人者，我定要拿爾全家償還” ,“苗邊惡習凡有不平等事，或力難泄忿或控斷不卿（清），投入苗寨勾引多人潛入內地，不論何人墳墓斷棺取顱，不論何姓人牛非殺即擄”。

有些膚淺的考證總愛把少數民族的特有的居住、飲食、民俗習慣歸入異族風情範疇，獵奇之餘，很少探究其在形成過程的痛苦和無奈，導致了我們的誤讀誤解。

湘西至今可見山谷深處的一些苗寨，建在又高又陡的峭岩上，遠遠就可望見，但要真想進去看看，就大有可望不可及之感。寨子裡的道路曲折複雜，小巷頗多又互相可通，進了寨門之後，右彎左轉，要是沒有熟人引路，就像走進了諸葛亮的八卦陣，進去容易出來難。倘若不知道苗人悲慘的民族歷史，就很難想得通這些寨子為什麼修築得如此險峻。憑險而居占據易守難攻的地形，是舊時苗人自保其全不得已而為的法子。苗家至今喜歡吃酸辣食物，被品食的人們稱為苗菜特色，其實不過是舊時苗人居處深山，鹽巴奇貴，貯存的食品很容易發酸，為了掩蓋其味道，只好多放辛辣佐料，久而久之形成了特殊的飲食傳統。逢有節慶，訪客們在苗寨里或可遇到大小集會，只見着苗裝的女演員滿頭滿身亮閃閃的銀飾，小伙子用蘆笙吹出歡快的曲子，男女老少圍在一塊擊鼓歌舞。讓我們難以想象的是，即使是這樣載歌載舞的娛樂活動，也是早先為抵禦外族的部落聯盟組織形式“合款”演變而來，它由有着共同風俗與血緣關係的人們組成，規模大小不定，小至幾寨大至幾十寨，偶爾有上百寨組成一個款會，以跳鼓的形式推行維護民族生存的合款制度。清朝實行“改土歸流”以後，合款制度逐漸消亡，跳鼓成為單純的娛樂方式流傳直今。一個民族的娛樂形式里倘且攜帶着防範的因子，足可見其受到的壓抑已滲透了生活的每一根神經。

生存的壓力一旦到了極限，就會走向反面。史書中曾說到“苗人剛狠輕生”，而湘西的歷代軍閥都愛招募苗兵苗將，認為他們“賤不惜命”。幾百年的磨擦使苗漢關繫緊張已極，“銅不沾鐵，苗不沾客”是苗人對雙方敵對關係的通俗比擬，而漢人對苗人的歧視亦難免不溢於言表，凡見醜陋事物，動輒以“苗”字形容：粗碗粗筷，謂之“苗碗苗筷”，相貌不美，謂之“苗相苗形”，住所簡陋，稱為“苗屋”，體臭汗氣，稱為“苗氣”。如此往來，必生齟齬；干戈相向，就成了定局。

明代以後民國以前，官府禁止苗漢兩族通婚。雍正三年（公元1726年）曾經有過禁令，對苗漢通婚者“照違制律杖一百，仍離異”，對促成婚姻的媒人則“杖九十”。由於湘西地方天高皇帝遠，禁令形同虛設，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5年），湖南巡撫又奏請開禁，認為此舉“可使氣類相感，自當聞風慕及”有利於“化苗”。結果在乾嘉起義期間，苗漢親戚之間互通消息致使軍機泄露之事頻頻發生，讓清廷深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又重申禁婚法令。以後漢族上層人物或有將苗族婢女收房為妾的，也都視為隱私秘而不宣，有的更是在苗妾生下傳宗接代的男丁後，將其遠遠地嫁到外鄉去，再在本地做一處假墳讓子孫祭拜，以免有着苗族血統的孩子遭受社會歧視，不能參加文科武舉。沈從文的親祖母就是一位苗姑，所生第二子過繼給官至滿清提督、貴州總督的大伯為嗣，結果卻被遠嫁他方。沈從文直到二十歲才從父親口中得知真情，原來自己小時候在黃羅寨鄉下磕頭祭拜的是苗裔祖母的假墳。有着四分之一苗族血統的沈從文，時常在文章中特別誇耀自己健康的苗人血液，正是對苗族所受屈辱的深切同情和義憤的表達，於是在許多場合被稱為苗族作家，而詩人屈原在《離騷》的開篇，稱自己為“帝高陽之苗裔兮”，或可見出苗族血統在古代並不卑賤。

苗族人愛將自己比喻為牛。牛這種動物平時性情溫順內向，一旦被惹得發怒，將會倔犟無比難以招架。為了對付牛，使牛的人用繩子串在牛鼻子上，算是掌握了牛的要害，關鍵時候一根牛韁繩就決定了人定勝牛。對於牛一樣辛勤也牛一樣倔犟苗人來說，鳳凰城的三王廟差不多就是他們的牛鼻子，吃貓血的舊制就是牽在統治者手中的牛韁繩。

三王廟建在城東南觀景山麓，舊名天王廟。清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由同知傅鼐擴建重修，改名三王廟，相傳廟中所祭白面、赤面、黑面三尊塑像，就是宋代名將楊業第八世孫應龍、應虎、應豹三兄弟。這三兄弟曾受朝廷派遣，南征蠻夷之地，殺苗人九千。傅鼐擴建三王廟時，正值乾嘉苗民起義期間，修廟祭奠三王的用心不言而喻。三王廟建成之後，被稱為“苗疆大理院”，約定俗成的苗民最高訟院，官吏們深知苗民畏鬼甚於畏法，無論大小訟案，苗人不服縣府衙判決時，就令當事人去三王廟“吃貓血”。

“吃貓血”即是在三王廟中，以雄貓一隻刺殺，將血滴入酒碗之中，請監血人見證，由訴訟雙方當眾飲下，其中最為嚴重的一種為全家父母妻子男女老少一同飲血發誓。吃血之後當事人必須盟誓說，“你若冤我，我大發大旺；我若冤你，我九死九絕。”血酒下肚，絕無反悔，苗人畏此莫深。據《苗防備覽》記：“當其入廟吃血，則膝行股慄，莫敢仰視；理屈者逡巡不敢飲，悔罪而罷。”於是，哪怕多年糾纏不清的訴訟也可當即決斷。

更有甚者，1911年辛亥革命首義之後，鳳凰光復軍起義響應攻打廳城，以失敗告終。鎮壓的大屠殺開始之後，三王廟裡押滿了四鄉捉來的人犯。縣太爺要選出其中的一些殺頭，又嫌選擇的手續麻煩，於是讓這些被胡亂捉來的鄉下人自己擲竹筊定生死，勝筊陽筊者開釋，陰筊者斬首，死生存亡一切交給供台上的泥塑三王安排，真是駭人聽聞。那年剛剛九歲的沈從文每天忙着在河邊看殺人，又在三王廟裡看鄉下人擲筊，看他們“如何閉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拋去，有些人到已應當開釋時還不敢睜開眼睛。又看着些雖應死去，還想念到家中小孩與小牛豬羊的，那分頹喪那分對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遠忘不了”。多年以後他在文章中寫道。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湘西曾長期為歷史所遺忘，直到康熙年間，清王朝對湘西實行“改土歸流”之前，苗族聚居地還是既無土司管理，又無流官轄治的“生地”。 （編輯 劉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