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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看似並非太糟
送交者: 九哥 2006年01月19日08:31:5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元旦前我因家事突然回國。這次在祖國呆了十天。其總的感覺是“祖國看似並非太糟”。

我是從名古屋飛往香港(因為不知道上海辦不辦理對外國護照的落地簽證)。一抵達香港,從機場就有去澳門的氣墊船,而且港幣人民幣通用 (比過去方便多了) 。我交了200人民幣一船到了澳門,兩塊五港幣一公共汽車就到了拱口海關。通過中旅辦了個落地簽證就進入了珠海。

一進入珠海,不到20幾分鐘,就連連碰到我在歐洲和日本20幾年沒有碰到過的事情∶首先是被抱着孩子的婦女要錢。本以為給10塊錢就算了,想不到給了一個,引來一大群。接着是被騙子當成靶子,只是花招太古典,即前面一個老闆模樣的人從口袋掏手絹帶出一大疊美金,後面一個農民工模樣的人撿起後叫我不要出聲。我哪能不出聲,一聲大吼“抓騙子”把那兩傢伙嚇得撒腿而逃。其實我那一吼,與其說是嚇騙子,不如說是給自己壯膽子。我右手按住胸前的錢包,左手按住挎肩包,提心弔膽走了一段路,在一個路口被年輕的女性服務工作同志們團團圍住。被強迫塞進我大衣外口袋的電話條子總有幾十(此故事另文《新中國的性氣象之2》)。突破重圍,在去酒店的路上又連連碰到打工妹模樣的女青年聲稱打工沒有拿到工錢問我要錢買飯吃。

從過海關到酒店這前後20來分鐘的經歷,都讓我想起海外的各路媒體和一些中文網站對祖國的各種描述∶“中國啊,真是糟透了!”

但這種“糟透了”的感覺從我在酒店住下後開始逐步改變。我住的是一家三星級酒店,因為普通間香煙味太濃,我要了間豪華間(普通間180人民幣,豪華間220人民幣)。房間雖不能跟日本的比,但相當不錯。最不錯的是每一層樓已經沒有值班員(看守),也沒有時不時來人敲門給你“送開水”(偵探)。應該說,至少酒店的服務是開始有些與世界接軌了。

住下來接着是吃飯。酒店走出去幾十米就有一家小籠包店。我要了一份我喜歡的干炒牛河16元,其分量足夠餵養一支軍隊。接下來的炒菜小籠包當然只好打包,出門順手就給了問哥哥要飯吃的打工妹(妹模樣的人)。

緊接着是去網吧,在日本炒的股,豈能不看。網吧環境比想像的好得多,寬敞、安靜、空氣也過得去。一小時3塊4塊。匆匆打開網,嘿!又掙了幾萬日圓!!遺憾的是,我的九哥網仍被擋在國牆外。我這小小的日本九哥網,在江主席手裡存在了十三年,一進入胡主席就給胡掉了。希望胡主席得閒時能糾正這個誤會。

飯吃好了,網上的事情也辦好了,正好是晚上9點,離睡覺還有兩個來鍾。幹什麼呢?當然是去散散步。在步行街,有一排小露天酒吧。我選了一家不太人氣的酒吧,坐下來,10塊錢一杯西瓜汁,與老闆娘一席話,學到了好多靠自己學不到的常識。然後是讓性工作同志們現身說法,精選三位後幫助她們各人解決了一個小時的就業問題(具體見另文《新中國的性氣象之2》)。

第二天一大早,乘7點的機場巴士去機場。巴士非常準時。為什麼說“非常準時”呢?因為在我的記憶中,在祖國,“準時”往往是“非常”的。

在機場拿登機牌時,那機場工作小姐給了我一個陌生的笑容,那笑容熟悉得讓我情不自禁說起日語來。

飛機也是“非常準時”,準時得差點讓我錯過了來機場接我晚到了幾分鐘的3親戚。

說起我那個3親戚,過去一直是我們家的弱勢群體,當過知青、教過書、最後在一家報社當記者。記得過去我在劇團每月拿60元工資的時候,哪怕口袋裡只剩下5塊錢,與他見面都一定是要分給他兩塊五的。在我出國以後,每次回國也都是要優先接濟他。而這一次,想不到對我的提問∶“要不要搞點錢用?”的回答居然是∶“不用。”他是坐在他自己剛剛購買的小汽車裡邊轉方向盤邊說這兩個字的,那使得這兩個字顯得格外真實神氣。

車進入市區,遠遠看見一堆人,像是出了什麼事情。具有新聞意識的記者親戚立刻把車朝那堆人開去,但不靠近而停在遠遠的地方。3親戚叫我呆在車裡不要出來,自己拿了個小小的照相機朝那堆人的外圍走去。他停在外圍有相當距離的地方,邊問旁邊的人,邊顛起腳拍照。這時,一個穿着保安制服的人衝上去抓着我的親戚。我一看不好,趕緊跨出車門朝他們跑去。等我來到他們附近,看見我親戚正在往那保安口袋裡塞一包煙。他示意我原地不動不要出聲。這時,那堆人群里又發生一陣騷亂,那保安便放開我親戚朝人群里擠去。

我親戚趕緊又拍了幾張照片,然後拉着我就往車裡跑。

“那保安抓你幹什麼?”我問。

“問我拍照幹什麼。”他答。

“你為什麼不亮記者證?”我問,因為在我記憶中,中國的記者在外面是最最閃光的職業。而對我的這個提問,3親戚的答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怕挨打。”他答覆到,停了停,見我二丈摸不清頭腦,又解釋到∶“我很少出示記者證。現在,記者已成了一種危險的職業。身邊再跟着個假洋鬼子,就更危險了。”

接着,3親戚把話題一轉,問我中午想吃點什麼?然後深深感嘆到∶“如今,掙點錢是可以的,只要不去惹事。”

午飯桌上,親戚都到齊,唯獨象徵着一家之主的大親戚遲到。據說他是在趕着出一批照片。大親戚在一所學校當攝影師。每月工資只有千把塊。太太早早退休(下崗),每月只拿150塊活命象徵費。就這兩口子,還要供一個兒子讀大學。因此,大親戚一家人的經濟一直是我的擔心。

一家人邊等大親戚邊聊天。

“你那輛國產車還好意思去接外國貴賓。應該開我的進口車去接才對。”說話的是我們家小親戚的太太。她過去是一名普通的小學教師,後來不知什麼時候調到教育局去了。

“你也有汽車?”我驚訝地問。

“嘿嘿,她不但有車,而且比我的車貴十倍。”3親戚自卑地說。

“車呢?”我急着想看。

“停在家裡。我還沒有辦駕證呢!”。小親戚太太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着說。

通過談話我了解到,小親戚的太太是因為自己為小學生編寫了什麼教材,為出版社創了收入,而那輛進口車,是出版社給她的感謝。其實,如今在中國有車已經不是什麼稀奇事,據某國內報紙報導,去年全國教育界給處級幹部買車的費用是全體教師工資的6倍。自教育產業化以後,學校基本就成了公司的運作方式,其他行業就更加,處級以上的單位都有相當的獨立經濟處理權。“工資基本不用”的階級似乎在不斷成長壯大。

等了半個小時,一家之主的象徵大親戚終於到場。剛坐下,大親戚太太就側身問他∶“今天搞了多少?”

“還不知道,千把來塊吧。”

什麼!一天,不,是半天就搞千把來塊?

聽大親戚一解釋,才知道他是在利用休假日給畢業班的同學們拍集體相。得來的利潤當然自己支配。他們攝影部只有兩個人,除去成本費,關係費,剩下的兩個人分掉。當然,拍集體相只是大親戚的業餘業務之一。那麼,只拿150塊活命象徵費的大親戚太太呢?當然也在外面工作。甚至連他們讀大學的兒子,也在校外兼課,據說一堂課收費100塊。這麼看來,我大親戚一家人的官方收入,只是他們實際收入的一小部分。中國大多數的家庭,是不是也都這樣?別人我管不了,至少我們家是脫貧了。

在老家長沙呆了個把星期,每天不是你請客就是我請客,再是他回請客,基本就沒有在家裡做過飯。去餐館,自然餐餐都是大魚大肉。對我這個正宗的假洋鬼子而言,最可怕的就是菜太油膩。魚肉泡在油里不算,連蔬菜夾起來都掉油。雖然打包文化已經被國人普遍接受,但餐桌上仍剩下不少。在最後揚廠長請客的那一頓,(他們廠過去曾窮得發不出工資)我多了句嘴∶“如果現在的有錢人在飯桌上少浪費點油水,祖國的經濟應該還要好一些。”

“有錢人?”揚廠長自嘲地笑笑∶“窮人才在這裡吃館子。有錢人早到鄉下吃農民飯菜品山中野味去了。”

“現在還吃什麼飯,連‘請玩(按摩洗澡)’、‘釣魚’都快過時了。現在的時尚是打高爾夫球了。”我那3親戚說。做記者的,說的應該接近事實吧。

對了,還是應該交代一下我這次突然回國的理由。那理由便是我那年邁的母親情況不佳,是該為她老人家準備後事的時候了。說起老人家的後事,其實也沒有什麼太複雜的。她老人家辛勞一輩子,既沒有財產也沒有債務,所以沒有什麼麻煩,有的只是她一直用她微薄的離休金支助讀書的那幾個貧窮孩子。我立刻表示願意繼承母親的那份“多事”。

千萬不要以為九哥是位慈善家,因為我不是。我只是因為經常從海外的媒體聽到國內城市貧民的孩子讀不起書的故事。(聽說國家已經決定在鄉下實行9年義務教育。這是一大好事。)加之多年來我老也忘不了在我年少餓肚子的時候,要不是有一個人把自己的肚皮壓得更貼近背脊梁,擠出20塊錢給我買了我的第一把小提琴,就絕對不會有我九某人的今天。如今,既然三、五百塊錢就可供祖國的一位貧困小學生讀一個學期的書,我何不在日本少泡幾次溫泉,回祖國少“洗”幾次“腳”少“休”幾次“閒”,或者少買幾件玩具給自己的孩子們,試試看自己的這點剩餘愛心是不是真的能改變幾個孩子的命運?

既然我不是慈善家,支助就會有選擇。我想支助什麼樣的孩子呢?首先應該是些不甘貧困求上進的、其次是真正想讀書又確實交不起學費的,還希望那是些比較聰明會讀書的,如果再能長得漂亮機靈一點的就更好。

我並不是想再搞一個什麼“九哥顯微希望工程”,因此決不敢給祖國的政府添麻煩,所以想直接聯繫被支助的孩子們。我也不會把現金直接交到孩子的手裡,(我還怕他她拿出玩電游或者被他她的父母搶去買酒喝或搓麻將呢!)我想委託我信得過的人拿着我的錢帶着這些孩子去學校幫他她們交學費。

為此,我拜訪了我堂爺爺開辦的長沙市楚怡小學。與校長一見面,本以為立刻會有個把連隊供我選助,卻想不到校長說學校的確有很困難的學生,但窮得連學費都交不起的畢竟不多;再說,對於特別困難的同學,學校以及各級政府還有其他慈善機構都在不斷給予一些幫助。總之,一個小時談下來,校方只答應與班主任老師聯繫,為我們了解一些情況後再說,而沒有提供任何一個具體立刻需要幫助的同學。具體的事情那天只做了一件,那就是我自願為堂爺爺的銅像捐了10000塊錢,以迎接該校的百年校慶。

我不信找不到需要支助的小學生,便走訪了一些過去一起長大的朋友同學,其中有幾個還是在我印象中比較困難的同志。但一進屋,都住得不錯。聽了我“助學育才”的想法,都表示贊同,有的說也要支助一兩個,有的說願意幫忙做義工。最後乾脆約好大家一起來開了個會。結果也是說好大家去找,而沒有任何具體結果。散會前,有一位老兄說∶“說句老實話,如今只要不是喪失了勞動力,就是上街擦皮鞋也能掙錢生活。城市貧民中有些人就是懶,除了喝酒打麻將就是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髒活累活不原做都給農民工包了去;也有的是因為還沒有從大鍋飯的夢境中甦醒,拿着那幾個可憐的工資天天喝稀飯等着政府來救濟……”

不管那位老兄說的有多少是事實,但在我所熟悉的範圍內,城市貧民的孩子窮得讀不起書好像並不是一種普遍現象。

看着城市裡一座座新高建築,一條條新寬馬路,馬路上跑的新寶馬奔馳,餐館裡前出後進的人群,娛樂場所不斷上漲的營業額,女人們不斷更新的化妝品,男人們不斷更新的大哥大,孩子們不斷更新的遊戲機,這一切一切……總而言之,祖國看似並非太糟

經過我在祖國十來天極其片面的了解和膚淺的感受,我在想∶是不是“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策略開始在生效,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在富起來呢?

希望是那樣!


成丹 九哥
於日本名古屋提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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