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

馬克·米利將軍(Mark Milley)，嚴重觸犯了軍人不得干涉政治的美國立國原則，居然兩次在五角大樓召開秘密會議宣布：“任何人給你們命令，都必須經過我的程序允許，因為我就是程序！”

另外私下和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秘密通話：“完全同意川普是個瘋子！”

米利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現役軍人，依法不得干政。

這個勾當，導致九十餘位退休將領發表共同宣言，要求米利走路。

軍人干政，是現代普世價值與憲政法治的天敵，如此軍人，必須炒魷魚，必須滾蛋！

現代文明政治的共同標準，有議會制度、全民選舉、權利制衡、言論自由等，其中不允許軍人干政，更是不得妥協的先決條件。

在現代文明政治制度里，軍人必須無條件的聽令於三軍統帥，在美國就是民選的現任總統。

效忠個人或政黨，軍人干涉政治，與軍隊非國家化，全是憲政之賊，必然導致社會動盪，國家覆亡。

軍人是否干政，是鑑定文明政治和獨裁暴政的試金石。

沒有允許軍人干政的政治是憲政民主體制，也沒有任何獨裁暴政的體制，不是任由軍人在恣意干涉政治，這也是為什麼所有的獨裁暴政，永遠沒有穩定政治的淵源理由。

有鑑於此，美國先賢們，用法律硬性規定軍人的職責，成為國會責無旁替的首要任務。

1878年5月13日，威斯康辛州第七選區聯邦眾議員漢弗萊(Herman Humphrey)，連同馬里蘭州第三選區聯邦眾議員金梅爾(William Kimmel)，聯名提出《軍事集體法(Posse Comitatus Act)》，又簡稱為《陸軍撥款法》，除了規範美國陸軍，不得介入在境內的民事執法外，還為禁止軍人干涉政治，奠定了法理的基礎。

1878年5月18日，眾議院以130票同意117票反對票數通過，1878年6月6日，參議院以36票同意23票反對票數通過，1878年6月6日，海斯總統將之簽署成法，是為著名約束美國總統與美國軍隊權力的《美國法典第18章第1385款》。

由於此案對象是陸軍，1956年與1981年兩度修改，涵蓋了國民軍以外的所有兵種。

沒有理想的政治體制可以速成，從軍人不得介入國內民事糾紛，到軍人不得干涉政治，美國人民經歷了一條漫長的演變道路。

政府是由大量公務員組成的實體，職位為政客提供了假借權力酬謝式安插的機會，個人利益輸送的演變必然是貪污腐敗。1883年的《彭德爾頓公務員法(Pendleton Civil Service Act)》，應景而生。

《彭德爾頓公務員法》的立法動力，來自1881年7月2日，暗殺加菲爾德總統事件。兇手吉托(Charles Guiteau)是個失業的瘋子。

數年前，筆者曾寫過一系列的《美國刺客列傳》，吉托就是其中主角之一。這個神經病相當可愛，受刑時，居然嘴上哼着小調，腳下踏着華爾茲舞步，旋轉着上的斷頭台。

吉托是視死如歸的英雄，還是神經錯亂的瘋子，未有定論。

《彭德爾頓公務員法》建立了完整的任免制度，杜絕了政客不斷獎勵忠誠黨員，把公職視為政治贊助戰利品傳統，開始了公開公平的競爭性考試錄取，與選拔政府官員，和監督他們工作的擇優制度，並嚴格規定政府公務員，不得介入政治與保持中立的立場。

違反者將受到《美國公務員制度委員會》的調查和懲罰。

1883年5月，《美國公務員事務委員會》首次發布規則，嚴格規定不得以政黨或意見相異為解職理由。

《彭德爾頓公務員法》只允許在位總統和副總統，可以超越規定而從事政黨活動。美國軍人不得干政傳統，一半是來自《軍事集體法》與《彭德爾頓公務員法》的啟發，一半是來自五角大樓的自我升華約束。

為了確保和落實軍人只服從三軍統帥和憲法，五角大樓發布《國防部指令(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供全體美國軍人遵守。

其中最著名的《國防部指令第1344.10條》《國防部指令第1325.06條》，就是嚴格規定，美國軍人不得干涉政治的軍事法律，違反者重罰之：革職、降級、懲戒、禁用五年，與最高罰款一千元。

《國防部指令》規定在職軍人，不得穿着制服參加任何政治聚會，不得為競選者募捐，不得發表政見，但可以寫信給報紙，不得在汽車杆上貼政治標語，不得在軍營或政府土地上，安插標語或海報，不得參加任何的政治示威遊行，不得接受任何需要總統提名或國會認可的文職，不得利用公家網絡，轉達他人政見等。

《國防部指令》的法理和精神，源自1939年8月2日開始生效的《防止有害政治活動的法案》。

《防止有害政治活動的法案》是由新墨西哥州聯邦參議員哈奇(Carl Hatch)提案，按照國會命名慣例，亦稱之為《哈奇法案(Hatch Act)》。

此案賦予在任正副總統不須遵守此法特權，因而正副總統，可以在任何包括政府建築在內的地方，合法地進行政治活動。

1979年1月1日，為了確保美國政府公開公正地依法運作，設立了獨立的《美國特別顧問辦公室(U.S.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進行監督。

2017年10月，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Nikki Haley)，在推特上轉推川普支持共和黨諾曼(Ralph Norman)的推文，立即受到《美國特別顧問辦公室》的書面嚴重警告。

川普的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經常在白宮內外，大事攻擊民主黨，明顯觸犯了《哈奇法案》。

在多次警告無效後，《美國特別顧問辦公室》在2019年6月，致函川普，建議他將藐視法紀的康威革職。

當然建議是泥牛入海了，當記者追問川普時，這位熱愛白人至上主義的種族主義總統，居然輕藐地回答:“那是她的言論自由！”

川普藐視法紀，把《美國法典》當成他的破鞋，法盲如此，寧不敗乎！

米利將軍是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乃美國軍人最高的官銜，也是美國軍人的楷模。在這種軍人干政的醜聞爆發後，在全民追求普世價值的美國，他只有兩種選擇，不就辭職，不就解職，絕對不應該有第三種選擇。

米利軍人干政醜聞，引起筆者探討美國禁止軍人干政的立法淵源，與軍人不得執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和案例。

在美國歷史上，這種案例有數十起之多，毫無新鮮感。即使在最低能的卡特總統，也不容忍軍人干政。

辛格勞布少將(John Singlaub)，資歷顯赫：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創辦人之一。1977年，辛格勞布以駐韓美軍參謀長的軍人身份，公開批評卡特的從韓國撤軍計劃，輿論譁然，卡特立即解除他的駐韓美軍參謀長職位，但沒有趕盡殺絕，將之革職查辦。

一年後，辛格勞布的老毛病又發作，在喬治亞州理工學院的講演中，又再批評卡特的國家安全政策，卡特這次不再客氣，立即下令他立即退休。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是美國軍事領導人，曾擔任美國陸軍上將，菲律賓陸軍元帥。 他在 1930 年代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聯合國駐韓國最高指揮官，在日本，他就是太上皇。

1951年4月5日，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馬丁(Joseph Martin)，在議會大廳上，大聲朗讀一封麥克阿瑟的信函：

“有些人似乎很難意識到，在亞洲這裡，是共產主義陰謀家，選擇為征服全球而發揮作用的地方，而我們也加入了戰場。我們在這裡，用武器打歐洲的戰爭，而那裡的外交官，仍然用語言來打仗。如果我們在亞洲輸給共產主義的戰爭，歐洲的淪陷是不可避免的，贏得這場戰爭，歐洲很可能會避免掉戰爭，同時保持住了自由。”

馬丁是美國眾議院第四十四任議長，權傾朝野，由他捅了蜜蜂窩，當然具有政治殺傷力。

1951 年 3 月，美國情報局攔截了一些在日本的秘密談話。麥克阿瑟在談話中，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東京大使表示，相信他會成功地，將朝鮮戰爭擴大為與中國共產黨的全面衝突。

這根杜魯門的極欲通過談判，結束朝鮮半島危機的遠東政策，完全背道而馳。

在國會公開朗讀麥克阿瑟的私信，就是直接打臉杜魯門。

杜魯門召集了國防部長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商業部長(William Harriman)到白宮，討論如何處理麥克阿瑟。

會議結論是：麥克阿瑟觸犯了軍人干政原則，違反了杜魯門在1950年12月6日頒布的“不得就政策問題發表公開聲明”總統命令。

1951年4月10日，在確定炒那位日本太上皇魷魚，無害於自己政治生涯後，杜魯門通過布拉德利，下達對麥克阿瑟的革職令。

2021年9月14日，米利的軍人干政醜聞沸揚，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盧比奧(Marco Rubio)，致函拜登總統，提議將米利革職，以正視聽。

與盧比奧同時要求米利下台的，還有代表密蘇里州的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和代表田納西州的聯邦女參議員布萊克邦(Marsha Blackbum)。

無論白宮的決定是什麼，任期在2022年9月30日任滿的米利宦途，已經畫下了可恥的句號。

這些醜聞，是由《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 和科斯塔 (Robert Costa)合寫，在下周出版的新書《危險(Peril)》裡爆料的。

伍德沃德是美國新聞界元老級記者，德高望重，信用度極強。著有二十一本書，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是他緊咬水門醜聞不放，最後導致尼克松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逼辭職的在任總統。

1974年出版的《所有的總統人馬(All the President’s Men)》，家喻戶曉，暢銷四十餘年，成為影響美國二十本書之一。

最近減肥成功的科斯塔，乃八十年代新生代後起之秀，憑着劍橋教育背景，流暢口才，父親是律師，加上《華盛頓郵報》提供的用武大舞台，早就超越他自己的雙胞胎兄弟，成為美國新聞界的明日之星，《危險》的鼓譟面世，更使他躋身為百萬富豪之列。

《危險》的爆料，瞬間轟動全球，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焦點，都集中在米利的動機上。

2021年9月14日，川普被採訪時，就用“叛國”來定調米利的軍人干政事件。

事實也就是如此。美國憲法規定，在職總統是唯一的三軍統帥，也是唯一軍事行動決定者。總統是沒有實戰經驗的文職，不可能有能力操作一場現代化戰爭。

總統在政治決定後，交由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執行，也就是美國第二十任該職位的米利。

至於如何執行，總統無權過問，甚至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也不得過問，兩個職位都沒有戰爭指揮權。

在法律上來說，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美國總統、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土安全委員會的首席軍事助理和顧問。

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由杜魯門總統在1949年，根據《美國法典第10章第152款》設立，任期兩年，2017年國會將之修改為四年，除了國家處在戰爭狀態外，總統有權將之提名兩次共八年。

七十年來，該職位由陸、海、空、陸戰隊四個兵種的四星上將輪流擔任，通常是由四個兵種的參謀總長輪流擔任，但美國總統有權不依輪流擔任的傳統，肯尼迪總統就是其一。

法治國家的基礎就是要守法，米利是現役軍人，必須嚴格遵守國防法典《國防部指令》和美國法典《哈奇法案》的規範，米利沒有任何特權，可以凌駕法律之上。

1986年的《高華德—尼可拉斯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更將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法律職責，清楚的規範出來。

米利應該知道：美國軍人有不服從非法命令的法定權利。

《高華德—尼可拉斯法案》是國防部根據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案》成立以來，最將指揮系統改頭換臉的立法。

明文規定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是“總統的首席軍事顧問”“沒有向任何兵種簽發命令與指揮的權力”“那是各兵種參謀總長和戰鬥指揮官的獨家權力”。

非法命令的依據，是不合常理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命令。比如說長官命令下屬屠殺無辜，或下令下屬跳樓跳海自殺等。

在美國歷史和軍事法庭上，不服從非法命令的案例，層出不窮，累見不鮮。

2017年11月18日，米利的現任副座、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海騰空軍上將(John Hyten), 是負責美國核子武器與儲備安全的最高負責人，當時是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舉行的哈利法克斯國際安全論壇(Halifa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發表演講。

 聽眾問：如果川普命令他使用核子武器攻擊某國時，他會如何應對？

海騰堅定地回答說：“我的工作是向總統提供建議，他會告訴我該怎麼做，如果這是非法的，我會說：總統先生，那是非法的。他會說，什麼是合法的？我們會想出多種能力組合，來應對任何的情況，這就是它的運作方式， 沒那麼複雜。”

聽眾又問：美國軍人執行非法命令的後果是什麼？

海騰堅定地回答說：“你如果執行了非法命令的話，你就要坐牢，有可能要坐一輩子的牢!”

《國防部指令》規定：無論是服從與抗命，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2017年11月14日，參議院四十年來首次召開的《命令使用核武器的權力聽證會》，海騰強調，美國軍人有責任執行合法的命令。也就是說，美國軍人不執行非法的、不道德的非法命令。

於此可見，拒絕執行上級的非法命令，已經是現代美國軍人的共識和天職。

最新的拒絕執行上級非法命令事件，恰恰發生在川普和他的副總統之間。

《危險》爆料說，2021年1月5日，為了扳回已經失敗的選舉結果，川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向將於次日到國會，認證全國選舉結果的副總統彭斯施壓，要他否決選舉結果。

事實上這是川普在發白日夢，因為副總統彭斯，並沒有這種權力。

基於節約與平衡權力原則，美國憲法規定，參議院不設議長，由民選副總統，有條件的兼任之：除了投票結果，發生絕對相同時，才有投票權。因而參議院議長亦有“平衡突破者”的雅號。

當副總統依法在1月6日，赴國會主持選舉揭曉認證時，是以美國參議院議長，而不是美國副總統的身份到會的。

《危險》爆料說，當彭斯解釋說，他並沒有那種權力，因而是不可能時，川普威脅彭斯說：“不不不！你不明白，邁克。你是可以這樣做的。如果你不這樣做，我不想再做你的朋友了。”

陷進極度困境的彭斯，打電話給老布什的副總統奎爾諮詢說:“你不知道我所處的位置。”

奎爾回答說:“我確實知道你所處的位置，但你並沒有這種權力！”

彭斯決定依憲行事，不接受非法命令，自此和川普翻臉，形如陌路。

2021年1月6日早上，在出發前往國會前，彭斯辦公室發布了三頁紙的新聞稿，直接聲明“我曾宣誓捍衛憲法”，因而不會執行川普的非法命令，並引用亞當斯總統的名言，“責任在我，結果在神！”作為與川普決裂的壯膽座右銘。

彭斯之不接受非法命令是正確的，不然他將與川普，一齊成為美國憲政的千古罪人。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八款：國會有權制定政府、陸海武裝力量的權力。

1775年6月30日，費城第二次大陸會議，製成六十九條規範美國陸軍的法典。

1806年4月10日，國會製成了一百零一條規範美國陸軍的法典，使用一百餘年不變。

1951年5月31日，國會製成《統一軍事司法法典》，自此完善了美國的軍事法典。

《統一軍事司法法典》第90條，91條和92條規定，不接受合法的上級命令，會受到嚴厲懲罰，但接受不合法的上級命令，會受到刑事起訴。

自此沒有任何假借“我只是在服從命令”所謂法理，能夠在法庭上，洗脫了刑事犯罪的案例。二戰後紐倫堡法庭，納粹戰犯們，幾乎全以“我只是在服從命令”來狡辯，但無一得逞。

在美國的司法史上，美國軍官使用“我只是在服從命令”辯護的第一個記錄案例，可以追溯到 1799 年。

在與法國戰爭期間，國會通過了一項法律，允許“扣押開往法國任何港口的船隻”。

但當約翰·亞當斯總統向海軍部長頒布授權令時，他寫道：“美國海軍艦艇被授權扣押任何開往法國港口，或從法國港口出發的船隻。”

根據總統命令，一名美國海軍艦長，扣押了一艘從法國殖民地海地港口出發的丹麥船飛魚號(Flying Fish)。

這艘船的船主，在美國海事法院，起訴海軍艦長非法侵權。 船主贏了，美國最高法院維持了這一裁決，法理就是非法命令：當總統命令是非法時，指揮官盲目服從該非法命令後，就要自擔風險，就要自掏腰包賠償。

在美國司法史上，飛魚號事件有着多層面的意義，既關繫到美國總統的權力，也關繫到美國的司法獨立，更關繫到美國軍人倫理定位的標準。

事實上，發生在兩百二十年前的飛魚號事件，恰恰正是目前米利將軍，軍人干政與非法命令的前車之鑑。

飛魚號事件，是一件著名1804年的美國最高法院判例 ，《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Little V Barreme)》。

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法蘭西王國鼎力支持美國。1778年2月6日，第二次大陸會議代表與路易十六國王代表，在巴黎簽署了使美國走向世界舞台的《法美條約(Franco-American Treaty)》，亦稱《同盟條約(Treaty of Alliance)》。

 法蘭西王國不僅成為首位承認美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還用武器和金錢，支持美國的獨立戰爭。

這個條約，導致英法兩國更加陷進仇恨戰爭的深淵，掐斷了和平的道路。為了對抗共同敵人大英帝國，美國獨立後，開始異常吃力地，償還法蘭西王國的債務。

1792年9月，法蘭西王國覆亡，共和國建立，國力耗盡的美國，不僅藉機耍賴債務，還在1794年11月19日，與英國簽訂了導致英美建立全面外交關係的《傑伊條約(Jay Treaty)》。

一來美國沒有國力，介入大規模的國際軍事衝突，而來需要全力以赴的整頓內政，儘快恢復元氣，因而在英法軍事衝突中，宣布保持中立。

傑伊(John Jay)於1745年12月12日在英屬紐約市出生，於1829年5月17日，病逝紐約州威徹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享年八十三歲。

傑伊是美國開國元勛，詩人、外交家、談判家、聯邦黨領袖、廢奴主義者、《聯邦黨人文集》撰稿人、紐約第二任州長、美國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長、美國第一任國務卿，《傑伊條約》簽字人。

《傑伊條約》徹底觸怒了法國，為了教訓美國，於是僱傭海盜偷襲美國商船，法國海軍也扣押美國商船作為抵債。

美國採取軍事行動報復，美法兩國不宣而戰，是為美法戰爭，或稱一直是美國拿手好戲的准戰爭(Quasi-War)。

《美法同盟條約》成為英法翻臉並走向戰爭的導火索，當美國告訴法國，保護其殖民地的條約，並不包括英國在內，並悍然簽訂《傑伊條約》後，美法兵戈相見，已經無法避免。

美國國會為了配合亞當斯總統的武力衛國，在1799年2月9日，快速通過了《法國禁運法》：第一條款禁止美國船隻開赴法國，第五條款授權總統加強禁運範圍。

為了打擊法國的挑釁，亞當斯總統向海軍部長簽發行政命令，要美國海軍充公任何凡是前往，與來自法國港口的船隻。

1779 年 12 月 2 日，美國護衛艦《波士頓號》和《格林將軍號》，在加勒比海法國殖民地海地傑瑞米(Jeremie)外海 ，將運載咖啡到另外一個港口伊斯帕尼奧拉島(Island of Hispaniola)的雙桅帆船《飛魚號》扣押，押返波士頓。

船主古德曼(Samuel Goodman)，是說的流暢英語的普魯士人，他是美國公民，長期定居丹麥屬聖托馬斯島(Danish Island of St. Thomas) 。

古德曼入狀麻省地區聯邦法院，控告《波士頓號》艦長利特爾(George Little)，非法侵權，要求還船，賠款，道歉。

麻省地區聯邦法院判決：該丹麥籍船隻需要歸還原船東，但拒絕對扣押的索賠人造成損害賠償，因為懷疑,“飛魚號極有可能是美國人所擁有”。

案件到了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被徹底否決，主要的法理是：法律是立法部門的權力，行政部門只能執行但不能製造法律，法律規定可以扣押前往，而不是來自法國的船隻，與國會法案相矛盾的總統行政命令，是非法無效的。

利特爾將案件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全票維持並落實了美國上訴法院的法理和裁決：該法案僅允許扣押某些船隻，從而限制了總統的權力，總統的行為違反了這些限制，是為非法命令，執行非法命令的艦長利特爾，個人需要負起所有的賠償責任。

1801年12月16日和19日，《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在美國最高法院開庭聽證，院長馬歇爾(John Marshall)，與庫欣(William Cushing) 、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 、蔡斯(Samuel Chase) 、華盛頓(Bushrod Washington)四位常務大法官出庭聽證。

整個案件，圍繞着四個法理在辯論：

第一，在三權分立的憲法原則下，總統是否有權不依法律行事？

第二，如果總統的行政命令違反了法律，是否依然有效？

第三，下屬是否有權拒絕執行一個非法的上級命令？

第四，如果下屬執行了非法的上級命令，誰該負起後果責任？

1804年2月27日，最高法院頒布了五比零的全票結果，裁決維持聯邦上訴法院的裁決不變：總統無權改變國會通過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違反美國法律的總統行政命令屬於非法命令，不得執行，因而執行非法命令的艦長利特爾，屬於個人行為，必須負起經濟賠償的責任。

無論是在美國司法史上，還是政治史上，最高法院第四任院長馬歇爾，都是一位功勳蓋世的非凡人物。

在政治上，馬歇爾率領代表團遠赴巴黎，成功地談判收購路易斯安那，為美國奠定了超級大國的先決地理條件。

在司法史上，馬歇爾領導着美國法院，擺脫了美國法院是國會與白宮附屬機構心態，開始走向司法獨立的文明體系。

傑斐遜總統在位八年，有兩位副總統，第一任時的博爾(Aaron Burr) ，與第二任時的克林頓 (George Clinton)。

克林頓是開國元勛之一，紐約州第一任州長，美國歷史上唯一的傑斐遜總統，與麥迪遜總統的副總統。

以副總統身份，在決鬥中宰掉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博爾，是傑斐遜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死敵，當博爾被以叛國罪名提起公訴後，馬歇爾並不賣傑斐遜的帳，直接向白宮下達傳票，命令交出有關文件，親自主持世紀審判，基與證據不足，最後宣布博爾無罪。這個裁決，成為美國司法獨立的分水嶺。

五位聽證《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的大法官中，只有庫欣沒有黨派，其餘的馬歇爾、華盛頓、帕特森和蔡斯，全是聯邦黨。

馬歇爾和華盛頓，是民主共和黨的亞當斯總統提的名，其餘的庫欣、蔡斯和帕特森三位，全是無黨派的華盛頓總統提的名。

從這個組合來看，《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沒有任何的政治色彩，純屬法理的裁決。

院長馬歇爾解釋美國憲法說:“憲政的最高原則：國會是立法機構，負責制定法律，但不得自我執行。總統是行政機構，負責執行法律，但不得自我製造法律。在憲法原則之下，現在是這樣，從來也就是這樣，即使是戰爭時期，也沒有改變。”

院長馬歇爾又說:“ 服從總統命令的官員，是否應對因該行為的誤解而造成的損害，承擔責任？還是總統的命令，可以免除他的責任？ 命令不能改變事件的性質，即使沒有這些命令行為的合法化，也將是一種明顯的侵權。”

《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裁定的美國司法原則，經歷了兩百二十年的考驗，至今依然有效，依然被涉及非法命令的案件，再三引用，如此長命的判例，在判例短命的美國司法史上，實屬罕見，足見此判例的權威性與合理性。

《利特爾 訴 巴雷姆案》判例，確認了美國軍事倫理，在美國武裝部隊中，確立了奉上級命令法理辯護，通常無效的學說而受到讚譽：遵循非法命令，本身就是一種非法行為。

這個先例被改良為現代軍事倫理：如果下屬知道，或應該知道它是非法的，那麼“服從上級命令”，就不能成為辯護的法理，就必須自己負起法律的責任。

在法理上來說，美國有《政府主權豁免案》保護，因而不得起訴政府，但沒有《政府官員豁免案》，因而執行非法命令的官員個人，就必須要承擔法律與賠償的責任。

美國軍事法庭，已經拒絕採用“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 的法理辯護。在越南戰爭時期，發生數之不清的類似悲劇。

越戰期間，五角大樓成立了一個名為越南戰爭罪行工作組(The Vietnam War Crimes Working Group)的特別部門，調查了美軍對越南平民實施的暴行。

越南戰爭罪行工作組，創建了一個約九千頁的秘密檔案。其中記錄了 1967 年至 1971 年的三百二十餘起涉嫌事件，其中包括至少七至一百三十七名平民死亡的冷血屠殺。

針對非戰鬥人員的另外七十八起襲擊事件，其中至少五十七人被殺，五十六人受傷，十五人遭到性侵犯。

一百四十一起美國士兵虐待平民、被拘留者或戰俘的事件。

兩百零三名美國人員被控犯罪，其中五十七人被軍事法庭審判，二十三人被定罪。

越南戰爭罪行工作組，還調查了另外五百餘起涉嫌暴行，但因取證困難，無法核實。

這些調查，與《美國 訴 基南案(United States V Keenan)》和《美國 訴 卡利案(United States V William Calley)》相比之下，則顯得微乎其微了，因為兩件都是劃時代的，也是最為世人熟悉的冷血屠殺無辜平民案例。

1966年9月，海軍陸戰隊一等兵基南(Charles Keenan)，是下士盧奇科(Stanley Luczko)率領十人小組之一。

當巡邏到一個小村莊時，遇到一位越南婦女，盧奇科突然想知道，他的點45手槍，能夠在她臉上打出一個多大的洞？

為了證實這個假設，盧奇科就朝着她右眼上方開了一槍，被打翻倒地的越南婦女哀嚎掙扎，盧奇科命令基南說:“結束她！”基南領命，用自動步槍，朝着受害人一輪掃射，完成了任務。

冷血謀殺勾當後，繼續前進，恰好又遇到一位倒霉的越南男性。

盧奇科喝令，要檢查他的證件，該男子驚懼之餘，拔腿就跑，盧奇科從後面就是一槍，一邊將之擊倒在地，一邊大吼:“開火！操他媽的！開火！”

基南領命，慢步過去，朝着在地上痛苦打滾的越南人，又是數輪掃射，完成了上級的命令。

事發後，基南被控二級謀殺第一位的越南婦女，一級謀殺第二位的越南男子。

對於二級謀殺的指控，基南的辯護法理是“我開槍時，她已經死了！”，

對於那位越南男性的一級謀殺指控，則是“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

軍事律師辯稱，基南在受訓時，就是被要求如此服從上級命令的，因而他認為這些行為是合法的。

基南被判革職與終生監禁，後被大赦為二十五年。給他下令殺人的盧奇科，則因證實患有嚴重神經病而判無罪。

另一件“我只是在服從命令”案例，是1971年的《美國 訴 卡利案(United States V William Calley)》。

或許沒有人知道地獄裡的魔鬼是什麼長相，但如果要在美國找一個活魔鬼樣板的話，則非卡利莫屬。

此案就是越南戰爭期間，轟動全球的美萊村大屠殺慘案。

卡利於1943年6月8日，在佛羅里達州邁阿密出生。他父親是海軍退伍軍人，1963年在邁阿密愛迪生高中畢業後，進入棕櫚灘初級學院，但不到一年，就因程度太差而退學。

卡利幹過洗碗工、服務員、推銷員、保險估價師和列車長，曾報名入伍，但因聽力不足被拒。

第二次報名入伍，幸運地被錄取。在德州、華盛頓和夏威夷培過訓，1967年9月7日，陸軍軍官候補學校畢業， 官拜美國陸軍中尉，編入美國陸軍第11輕步兵旅第20步兵團第一營C連，於1967年12月派赴越南，受麥迪那上尉(Ernest Medina)直接領導。

C連是 Charlie Company 的縮寫。

卡利的駐軍環境，危險而艱難，初到的四個月之內，遭到了越共伏擊二十八次。五名軍人死亡與數十人受傷的殘酷事實，使卡利開始從內心就仇恨越共。

1968年1月，美國情報指示說：越共即將發動全面的春節攻勢，而已經撤退的越南民族解放陣線第48營，就窩藏在美萊村。村子的居民，會在凌晨七點出外趕集，留在村子裡的人，不是越共，就是越共支持者。  

法庭存疑的證據指出，麥迪那命令卡利，帶着步隊C連，前往殲滅越共時的軍令是：不要俘虜，殺死所有越共游擊隊，包括動物在內的可疑人員，燒毀房屋，炸毀地下掩體和地道。

1968年3月16日凌晨，卡利率領C連部下，包圍了美萊村後，就開始使用機槍、刺刀和手雷彈，朝着他們認為是越共的可疑人員濫射。

在村子中央，C連把大約八十餘老少婦女等人，集中在一齊，卡利下令全部就地屠殺之。

見有不忍心開槍的士兵，卡利一邊大聲咒罵，一邊奪過其武器，親手屠殺了另外的兩群人，連同其餘的屠殺，超過五百名毫無反抗的越南平民遇難。

卡利身高五尺三寸，體重過百，矮瘦如柴，但他的冷血暴行，可以使魔鬼看起來像天使。

C連碰到了一位兩歲的孩子，卡利一耙將之揪起來，使勁地摔向土溝，被拋起來的無辜孩子，尖叫着落地之前，已經被卡利的機槍，打成了蜜蜂窩。

C連碰到了一位身穿白色袈裟的和尚，向着獸軍合十頂禮，卡利邪着眼大聲怒問：“你是不是越共？”還未等到回話，卡利就朝着出家人的腦袋開了一槍，將白色袈裟和尚的臉，轟掉了一半。

C連又碰到了一位年僅四歲的手臂受傷孩子，鮮血不停地從他捂住傷口的指縫流出，滿臉的迷茫，不敢相信這是人間，卡利冷血的下令手下，朝着孩子，近距離開槍擊斃。

C連所到之處，見到稍有姿色的越南女性，立即就地強姦，發泄完獸性後，就開槍屠殺之。

並不是所有的美軍，都是冷血動物卡利。

正在屠殺時，美軍直升機機師湯普森准尉(Hugh Thompson)，在空中觀察到下面血流成河的慘狀，於是停機在一條壕溝旁，與陸軍中士米切爾(David Mitchell)，從滿是屍體的壕溝里，救出尚未死亡的傷患，用直升機分兩批，運到醫療站急救。

湯普森質問卡利，這些沒有必要的屠殺是怎麼回事？卡利居然冷冷的說:“我只是在執行上級的命令！”

湯普森升空後發現，還有幾批美軍，正向幾批老人婦女孩子圍攏，湯普森立即大聲警告說，只要再向平民開槍，他就會向美軍開槍！正義的震撼，有效地制止了另一波的無辜屠殺。

後來湯普森在軍事法庭上，成為美國軍事檢察官，最重要的人證，指證卡利的禽獸冷血暴行。

回營後，卡利向上級報告他的英雄功勳：宰殺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

英雄功勳，得到美軍駐越南總司令威斯特摩蘭將軍(William Westmoreland)，“傑出的勝利”表揚。

軍報《星條旗報》也將卡利，表揚為“美軍歷時整天浴血奮戰，消滅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分子！”

《星條旗報》的”整天浴血奮戰”謊言墨汁未乾，真相就逐漸在軍隊內部傳開，殘忍的屠殺，勢將本來就師出無名的越戰，更使人詬病，更使美國蒙羞。

為了掩飾真相，整個越戰陸軍，全面配合着捂蓋子，當然，再也無人去提威斯特摩蘭“傑出的勝利”刺耳聲音了。

這件醜陋的屠殺無辜平民罪惡，居然被強行壓下了十三個月之久。

美萊村大屠殺後六個月，暴行在越南美軍內部，鬧得沸沸揚揚。“傑出的勝利”已經成為一句極具諷刺的貶義詞。

二十一歲的第11輕步兵旅士兵格倫(Tom Glen)，給新上任的美國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總司令艾布拉姆斯將軍(Creighton Abrams)，寫了一份報告書，揭發美萊村暴行外，還提出他個人觀點說：

“如果有必要相信，一個懷有如此種族不容忍、無視正義和人類感情的美國士兵，是所有美國民族性格的原型，那確實是可怕的。然而，這種士兵的頻繁出現，讓人懷疑這種信念。這裡概述的內容，我不僅在我自己的單位中看到，而且在我們合作過的其他單位中也看到過，我擔心它是普遍的。 如果確實如此，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但可以通過更堅定地執行越南軍事援助司令部和日內瓦公約的規約，或許可以根除之。”

美萊村醜聞，呼之欲出。負責調查信件內容的，是三十一歲的鮑威爾陸軍少校(Colin Powell)，他是後來的美國陸軍四星上將，和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國務卿。

1969年3月29日，第11步兵旅直升機機關槍手裡登霍爾(Ron Ridenhour)，一位血液里流着美國精神的年青人，在內心良知促使下，鼓起勇氣，把自己在越南服役時，搜集到有關美萊村大屠殺的聽聞，寫成了兩千字的長文，直接發給了尼克松總統、五位國務院與國防部最高層官員，和二十四位參眾兩院主要的議員。

在信中，有許多鮮血淋淋的描述:“組成特遣隊的另外兩個連，封鎖了村莊，以便另一個連，可以進行摧毀建築物並殺死居民。任何從裡面跑出來的村民，都被包圍的連攔住。

我多次問是否所有的人都被殺了，他們說是男人、女人和孩子。

連的一名官員卡利中尉，已經圍捕了幾組，每組至少由 二十人組成的男女老少，卡利然後用機槍掃射了每個小組。

估計村裡的人口有 三百到四百人，很少有人逃脫得了。

我簡直不敢相信有這麼多年輕的美國男子，參與了這種野蠻屠殺行為，他們的軍官，下令這樣做。連接到了屠殺村里所有居民的命令，這些命令來自特遣隊的指揮官，可能更高的長官命令。”

在收到檢舉信的二十四位議員中，只有三位有所反應，他們是代表亞利桑那州的聯邦眾議員烏達爾 (Mo Udall) ，代表亞利桑那州的聯邦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代表馬薩諸塞州，也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聯邦參議員布魯克(Edward Brooke)，其餘的政客，全在裝聾作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願意涉入這件醜聞。

里登霍爾見到如此重大事件，居然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於是將整個事件，告知了自由撰稿記者赫什(Seymour Hersh)。1969年11月13日，赫什將美萊村大屠殺暴行，在調度新聞服務(Dispatch News Service)上公布，立即震撼全球，美國形象，滑落谷底。

這篇報道，使赫什獲得了當年的普利茲國際新聞報導獎榮譽。

醜聞的蓋子捂不住了，只得公開追究刑事責任，這就是1971年的《美國 訴 卡利案》的來源。

五角大樓指派皮爾斯中將(Williams Peers)，負責徹查掩蓋犯罪的事實，他查明了掩蓋的細節，將三十個介入犯罪嫌疑人，交給了軍事檢察官，只有十四人被起訴，但無一人罪名成立。唯一被定罪的倒霉蛋，只有卡利一人。

1969年9月5日，美國陸軍檢察官，以有計劃地謀殺一百零二位無辜越南平民刑事重罪，正式起訴卡利。

1971年3月29日，卡利在喬治亞州班寧堡(Fort Benning)聯邦軍事法院被定罪：謀殺二十二位無辜越南平民罪名成立，判處終生監禁。

收監三天，尼克松總統認為監獄不舒服，下令卡利在家坐牢，靜待上訴。

1971年8月，美國聯邦軍事法院召集部(Convening Authority)最高長官康諾中將(Albert Connor)，引用《統一軍事司法法典》授權，認為終生監禁太重了，將之減刑為二十年。

陸軍部長卡拉威(Howard Callaway)覺得二十年也太重了，將卡利減刑為十年。

再不到三年，尼克松乾脆簽發大赦令，恢復了卡利的自由。

卡利恢復了自由後，娶了一位珠寶商女兒做老婆，在老丈人店裡學習珠寶買賣，混口飯吃，想去當房地產經紀人，但由於犯罪記錄而無法取得執照，最後當然以離婚收場。

2009年8月19日，卡利在喬治亞州哥倫布市基瓦尼斯俱樂部(Kiwanis Club)講演時，公開懺悔自己的罪行說：

“我沒有一天不為那天在美萊村發生的事情感到懊悔。我為被殺的越南人、他們的家人、參與的美國士兵、和他們的家人，感到懊悔。 我很抱歉。》”

無論是否誠意，都無法喚回五百條包括兩歲嬰兒在內的無辜生命。

在美國司法史上，《美國 訴 卡利案》是一件非常精彩的超級大案，尤其是卡利的辯護律師拉提默(George Latimer)，與起訴卡利的軍事檢察官丹尼爾(Aubrey Daniel)，都是當代的司法精英，兩人的結案陳詞，法理上乘，精彩無比，堪稱司法極品。

有幾位法學家，將丹尼爾的結案陳詞，媲美紐倫堡大審判時，傑克森大法官的結案陳詞。

尼克松以在位總統介入司法審判，留下千古惡名，事後被丹尼爾直接寫信抗議，然後掛冠而去，浩然正氣，更使世人敬仰。

整件訴訟，圍繞着在職軍人，是否應該執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在辯論。

美國軍人就任時的誓詞是：“我，XXX，鄭重宣誓，我將支持和捍衛美國憲法，對抗所有國內外敵人，我將對此抱有真正的信仰和效忠，根據規定和軍事司法法典，我將遵守美國憲法，美國總統命令，和被任命為我長官的命令。所以，請上帝保佑我。”

軍人的職責順序是先服從憲法，再總統，再長官，遇到非法命令，立即依照軍規，向暢通無阻的指揮鎖鏈諮詢。

米利的軍人干政理由有三：第一，川普有神經病，第二，川普可能發動一場核子戰爭來轉移選舉失利的視線，第三，川普有可能指揮軍隊發動政變。

無論是從最高法院的有關判例，還是現代美國軍事指揮安全體系，尤其是軍人不得服從非法命令的傳統來看，沒有人包括總統在內，可以憑一時的意氣用事，能夠發動核子戰爭，或武裝政變，因而米利的三個理由，全部不成立。

在層層監管的核子武器安全系統之下，雖然美國總統是唯一有使用核子武器權的職位，但該職位的使用核子武器命令，必須是合法的命令，是經過白宮首席法律顧問、美國軍事法官、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海、陸、空、陸戰隊參謀總長的層層核實，才得以付諸執行，絕對不可能出現誤會或疏忽的狀況。

如果美國發動核子戰爭，那絕對是一場國家行為，所有後果，也是由國家來負責。

美國的安全機制，不可能允許政客，使用非法命令去摧毀美國，和美國的文明憲政。

米利的軍人干政非法行為，不是首次，是有前科可查的。在川普競選連任時，米利的形象，居然出現在川普的廣告中。

這種行為，觸犯了2010年7月21日開始生效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1939年8月2日開始生效的《哈奇法案》、與1878年6月6日開始生效的《軍事集體法》、1883年1月16日開始生效的《彭德爾頓公務員法》等，禁止軍人干政的法律條款。

更荒謬的是在2020年6月1日的米利戰裝隨行事件。

川普為了抵制黑命貴，在白宮對面的拉法葉廣場示威抗議，決定要從白宮，步行到離白宮不遠的聖約翰主教教堂，來彰顯他的威權。事前不僅有軍隊和警察清場，而米利居然身穿全副彩色戰裝，緊隨川普出行。

指揮軍人用催淚彈清場，強行驅逐示威人群，本身就是一種觸犯法律的行為。美國法律《彭德爾頓公務員法》，不允許軍人參與政治活動，也不允許軍人干預社會抗議，或聚會活動。

無視法紀的米利，膽敢穿着戰裝上場，準備幹什麼？能不招來大批退休將領們的噓聲嗎？

米利在文明社會裡居然逆水行舟，居然公開藐視法律，居然不立即辭職謝天下，可謂美國軍人之恥也。

米利可能是七十年來，最無能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富汗變局，就是他一手操作出來的敗局。

川普在位時，米利堅定地支持從阿富汗全部撤軍的政策，邀請塔拉班代表，到大衛營與川普面談，並敲定了撤軍時間表，全是他的所謂傑作。

但是拜登上台後，米利卻一改其撤軍的政策，認為急匆匆的從阿富汗撤軍，是一件嚴重的政治錯誤，將會導致加尼總統(Ashraf Ghani)領導的政府垮台，更會導致阿富汗的全面變天。

米利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神經不正常的川普說話是一套，對反應遲鈍的拜登說話卻又是另一套。鼠目寸光，連塔拉班的本質都掌握不住，怎麼有資格出任美軍第一人？

米利不具備美國總統首席軍事顧問的素質。川普落選了，突然心血來潮，未與國家安全會議商量，就悍然下令：所有美軍，必須在2021年1月15日之前，全部撤出阿富汗。

非常明顯，這是一道將會造成美國和阿富汗兩國災難性後果的非法命令，依照《國防部指令》，米利應該依法拒絕接受命令，但米利沒有那麼做，也就是沒有盡責，米利的和稀泥與牆頭草個性，再次表露無遺。

米利的搖擺不定見解，為阿富汗撤軍導致的悲劇，埋下了註定要失敗的種子。這也是導致一百餘位退休將領發表書面聲明，要求米利下台的主要原因。

米利的軍人干政惡劣行為，不是首次。根據《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廬克(Philip Rucker)，和萊昂尼希(Carol Leonnig)，在2021年7月出版的《我一個人可以解決(I Alone Can Fix It)》書中爆料說，在川普落選後，米利就一直認為川普有搞一場政變，來扳回敗選的局面，他在非正式會議上，與助理們商量此事時說：

“他們可能會嘗試，但他們操他媽的不會成功。 沒有軍隊，你做不到這一點。 沒有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你無法做到這一點。 我們是拿着槍的人。”

米利直接把川普，當如成德國的希特勒，並將川普關於選舉舞弊的虛假陳述，稱為“元首的福音”他說：

“這是一個國會大廈的時刻(Reichstag moment)，為了確保喬.拜登的總統就職典禮，這個房間裡的每個人，無論你是警察，還是士兵，我們都要阻止這些人，以確保我們權力的和平移交。 我們將在這座城市周圍，放置一個鋼鐵環，不會讓納粹黨徒們進入。”

米利並沒有出面否認事件的真實性，果真如此，米利還是美國軍人嗎？

米利自己致電中共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許諾如果開戰，就會提前通知他云云，代理國防部長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和川普，都是他的頂頭上司，都全部不知情。

軍人干政是憲政體系的大忌，軟弱無能的卡特，都不容忍駐韓美軍參謀長辛格勞布少將的軍人干政言論，三K黨總統杜魯門，也敢炒日本太上皇麥克阿瑟的魷魚，目前的拜登，只因米利反對的是死敵川普，就置美國法律尊嚴、軍人尊嚴、國家尊嚴於不顧，任由米利軍人干政事件發酵兩周，依然歲月靜好，依然麻木不仁，依然沒有動靜，真乃美國軍人之恥，美國憲政之恥也。

米利的任期尚剩一年另六天，再被提名連任的可能，幾乎是零，賴在位置上，只能惹來更多的非議，甚至更多的羞辱 — 羞辱自己也羞辱國家 — 革職或辭職，依然是他的明智選擇。

高勝寒 2021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