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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呼喚中國人自己的現代思想家-發現呼延宇先生
送交者: 蘆笛 2006年04月20日10:05:3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深情呼喚中國人自己的現代思想家

──發現呼延宇先生 (又名"原野")
前天早上在那邊看到出了呼延先生的遺作文輯,心中驚疑不定,趕快到內壇向老狼和老二詢問,問他們是否有呼延先生的通訊地址,恰逢老二接到呼延先生朋友的來信,向同仁通報了他去世的消息。大家都驚呆了,不敢相信也不能相信。老狼因請老二再去落實,回信來了,言之鑿鑿,再無懷疑餘地。恍惚間,眼前又出現了幾十年前那個雷雨之夜。

那天老蠻趕來告訴我,咱們的好友老巫去世了,我先是嗤之以鼻,繼而生氣,告訴他玩笑沒這麼開的。然而他卻沒像我在下意識中期待的那樣,松下繃緊的臉,笑出聲來,神情卻越發變得嚴重,但無論如何我也不能相信。這結果,就是我和他冒着大雷雨,連夜走了十幾里山路,去證實那個令人心碎的消息。

前天晚上,我幾乎通宵坐在屏幕前,一頁頁翻看着呼延先生留下的文字,熱淚忍不住一次次滾下面頰,心頭湧上了說不盡的懊悔,更詛咒自己──若非自己矯情,又何至於直到此時,才真正認識了一位難得見到的有獨立見地的熱血男兒、赤誠漢子?

呼延先生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乃是他寫了篇《當美國金牌總數超過中國時5歲的兒子哭了》,引起那邊美國愛國賊們的嘲笑和諷刺。我大怒,便立刻回來寫了篇《忽而討論誰愛國》加以抨擊,過後感慨很複雜:愛國本來是一種美好的情愫,但中國變成黨國之後,它竟然成了一種恥辱,真正的愛國者們受了池魚之殃,而“漢奸”這種辱稱竟然變成了一種榮耀!

因為忙着寫文章,我實在沒什麼功夫看帖,此後雖然陸續看見呼延先生上貼,但一直沒怎麼打開看,只是朦朧地覺得他和我的見解分歧頗大:我算是鐵杆親美派,深信中國的強大和富強離不開良好的中美關係,而呼延先生似乎卻和許多人一樣,認定美國是中國的強敵。正因為有這感覺,呼延先生才讓我大吃一驚。

那天網友laozhang上了個帖子,建議成立“蘆笛基金會”,呼延先生立刻跟貼道:

“早有此意,蘆笛先生具備了成為思想家的一切個人資質,只可惜為家庭
生計奔忙不能專志思考,是為人才的極大浪費。中國自王陽明以降還沒出
過大思想家,此其時也。量我之財力願每月支助300美元,以二十年為限,
因二十年後恐自己無力履行此責。”

我目瞪口呆。以我的知人之明,我深知呼延先生不是戲弄我,但這恰是不可思議之處:這種燕趙悲歌慷慨之士,只有在《戰國策》、《史記》中才能見到,難道如今這拜金主義橫流之世還有這種人?即使那些書記載的豪俠之士,也是“國士待我,國士報之”、為知己而死的感恩圖報之輩。我和呼延先生素昧平生,政見分歧又如此明顯, 自己又不過是平平無足奇的庸人,如此沉重的期待,我實在承受不起。

然而呼延先生是認真的,他當下就給狼協寫了封信,一周后不見回答,便在罈子裡上貼問我:

“蘆笛先生在線否:上周寫了一短信給狼協信箱,請他轉給你,不見回音,
是未轉還是未答?如未轉,請去狼協信箱(chairwolf@hotmail.com 發送
時間:27-09-2004 (ma) 22:44)查看,或我再向狼協信箱發一次;如未答,
就請給點動靜。”

老狼那信箱照例是不開的,我沒有收到,於是我就把自己的公開郵址告訴他。他立即就給我來信,重申了先前的承諾。我感動已極,特地告訴了太太,她也非常感動,但我當然不可能接受這種資助,於是我便回信婉言謝絕了,說這好意我當銘感終生,但實在無法接受。

呼延先生立刻就回了信,讓我不必客氣,說他是當兵出身的,咱倆好比戰友,戰友有難處,他豈能坐視不管?我便在論壇里貼出了《就“蘆笛基金會”和〈蘆笛文集〉出版事告熱心網友》,感謝了他和其他網友的盛意,同時說明我確實無法接受這盛情,那理由說得很明白:我不過是個脾氣很大的庸人,不可能成為什麼思想家,怕以後讓大家失望。

呼延先生當即答覆:

“俺鐵牛沒那麼多花花腸子,俺講的就是個情是個義,圖個痛快,蘆先生
不要太顧慮,如果再有機會出書,5千美元以內的成本費俺來出。”

老狼見狀便出來把事情攬了過去,於是蘆笛基金會就這麼成立起來了,呼延先生言出必踐,立即就捐出了3000美元,成了基金會最大的贊助人。但我這人的性格是不必要的複雜,有着種種毫無必要的心理障礙。對這事,我始終覺得不自在,老是覺得呼延先生只怕是誤解了我。

我和他的共同點,是都是愛國者,都希望祖國騰飛,都強調要在世界舞台上維護國家利益,但他對中華文明滿懷深情,盼望中華文明在未來領導世界,我則對中華文明基本喪失了信心,認定文明的落後乃是中國近代災難發生的基本原因。共黨的勃興其實也是中國腐惡傳統大規模泛起的結果,並不光是食洋不化造成的。中國的希望,在於向日本學習,在儘可能保留傳統文明優秀的那一方面的同時,全面引入西洋文明。為此,我不遺餘力地抨擊解剖腐惡傳統,其全面徹底、無所不包,有史以來未之見也,以致成了網上的大漢奸。呼延先生出於愛國深情,贊助這麼一個漢奸,豈非方鑿圓枘?若將來他發現自己弄錯了,我又將何以自處?以老蘆知人之明,不至於看不出呼延先生是愛憎分明的性情中人,惟其愛國之深,將來萬一失望,那感覺也就越發強烈。

於是我就這樣猶猶豫豫地拖延下去,一直拖到了去年年底,這才下定了決心,把書稿整理出來寄給了老狼。呼延先生見了,特地在內壇表示欣慰之情,讓我覺得說不出的羞愧,只覺得自己冷了人家的心。

然而我就是這種不知好歹的酸文人,心理障礙讓我始終無法坦然面對呼延先生,無論是在內壇還是在外壇,我都有意和他淡淡的,刻意避免受惠者巴結恩公的噁心模樣。本來我就很少看他的帖子,從此就更故意迴避不打開,生怕看到其中有對我失望的話語。這說起來是傳統士大夫的酸臭脾氣,直到最後我才醒悟過來。記得在《海川風暴》帖里,我把這種心理障礙描述為“妙玉情懷”。其實從一開頭我就明白,呼延先生根本就沒想那麼多,我這麼故作清高,其實是褻瀆侮辱他人一片真情的矯揉造作的孤芳自賞。儘管理智上知道這點,但我仍然無法在感情上克服這無謂的心理障礙。要等到呼延先生再聽不到時,我才能最終突破這心理障礙,訴說我的悔恨,又痛何如也!

最令人斷腸的還不是這點,直到昨天,我才徹底悟出了自己的損失,乃是竟然與最該結交的朋友失之交臂。聽到噩耗之後,我情難自禁,打開了呼延先生的文集,從頭看起,這才算第一次發現了呼延先生──一個有着滾燙的愛心和深邃的思索的可敬的人道主義者。

呼延先生於大饑荒前夕降生在南國一個普通農家,父親在高中時就被指為發表“右派言論”,在文革中被批鬥。爺爺和外公在大饑荒中餓死,他自己差點也被餓死。全靠外公把他的口糧給了他,才救下了他一條小命,自己卻活活餓死了。他的一個堂兄因餓得受不了,去偷生產隊的辣椒,被“劉文學的爸爸們”打死了。多年後,呼延先生尚痛苦地回憶:

“當我懂事後看到別人與自己的外公親親熱熱的,我就很後悔,悔不該將
外公的口糧也給吃了。甚至我在想,我要是不來到這個世上,就不會有人
與外公爭食物了,外公就不會被餓死;或者我晚出生三年,外公也不會被
餓死;又或者我被餓死了,外公也就不會被餓死了。因此,外公是因我而
死的,我因外公的死而活下來的。面對外公的亡靈,我常常有自責感,甚
至負罪感。但我有時會想過來,人世不就是這樣,老的生命因新生命的產
生而得以延續,外公因我而得以復活,生命就這樣代代下傳,生生世世永
不停止。

前些時間,有人在網上質疑六十年代餓死人的真實性,說拿不出證明。要
什麼證明?我活着就是證明!”

最後這句簡簡單單的話,透出悲劇的弔詭,蘊涵着無限酸辛,因而無比地撼人心魄:他活了下來,是因為外公為了救活他而餓死了自己。因此,他的肉體的存在,便是對那有史以來見所未見的人禍的有形控訴!

此後他越過了共產黨專為農家子弟設置的重重障礙,從社會最底層一路奮鬥上去,終於在國內某醫院當上了最年青的腦外科主治醫師,然而他並不陶醉在成功中,反而覺得無地自容,那因深沉的愛心招致的內疚與自責,根本就不是今日國內那些貪得無厭的“白衣天使”們可以理解的:病人砸鍋賣鐵賣房子上門求醫,可他不但沒能治好他們的病,反而把他們治死了、治癱了,“看着我這些不癱就傻或者直接去了太平間的作品,俺沒有一天不感到羞辱和無力。俺也作了努力,俺在八八年就進行過《胎兒腦細胞移植於腦萎縮、腦損傷病人》的動物實驗和臨床研究,並給四位病人做了這種手術治療。後因我的出國這項研究被中斷,前幾個月才聽說,這種手術在北京的一家醫院裡正在被應用。”

就這樣,“因為見過太多的血,見過太多的病痛,而自己的努力幾乎見不到效果,心裡感到很累,早就萌動了換換環境的想法。八九年流在北京街頭的血,使我感到的不但是自己的無力了,更是一種絕望,一種無以復加的憤怒,俺無能為力,躲着你總行了吧”,“面對病人的無力感和面對社會的絕望感”,終於使得他決定“要換一種活法”,毅然走出了國門。

然而這種對社會的絕望感並沒有讓呼延先生像許多華裔外國愛國賊那樣,把對共黨的痛恨遷怒到與中國有關的一切上去。在答網友批評的帖子中,他把這點說得非常明白:

“1 對俺‘親共反美’的定性不對,共黨與俺有殺親之仇,要說反共,此
網上幾乎很少有比俺更早和更堅決的,俺與共產黨不共戴天,但俺沒有糊
塗到黨國不分的地步,俺反共但不反中,相反俺愛中國、愛中國文化。俺
反對美國政府的許多做法和政策,但俺不反對民主自由的思想和理念,也
不反對先進的文化和技術。

2 說俺‘心裡有仇恨’是言過其實,俺不喜歡西方國家的政策和行為,也
不喜歡西方國家的歷史,特別是八國聯軍對中國人的燒殺掠搶和沙俄、日
本對中國的侵占的歷史,俺沒有要報仇雪恨的意思,但俺有強烈的讓中國
人強大起來,不再受西方人欺壓的願望。”

對社會的絕望更沒有讓他對中華文明絕望。相反,他堅定地認為,儘管中華文明遭遇了來自內部的和外來的夾攻和破壞,但是,它還是承受了西方文明的重擊,雖然受了重傷,但畢竟挺了下來,現在正在逐漸恢復,面臨第四次文明復興的機會,而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就是領導這場文明復興。

但在呼延宇先生看來,中國知識分子根本就沒有這能力承擔這任務。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知識分子都早已斷了脊梁,體制內的知識分子的脊梁是被自己人打斷的,體制外以及海外的自稱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脊梁是被西方人打斷的。”

呼延先生更痛陳了知識分子的具體毛病:首先是沒有自己的靈魂和獨立的精神,沒有堅定不移的信念、信心、勇氣和力量去領導全民復興自己的國家,卻忽東忽西,時左時右,左要馬克思主義指導一切,右要“全盤西化”,把中國人弄成了在原地轉圈的羊群;其次是沒有自己的理論和思想,只知道盲目追逐國外的時髦思潮,把中國社會變成了理論思想上的荒原;第三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為了什麼主義,或者為了達到個人目標,甚至為了泄私憤,不惜發動社會內部的大動亂、不惜分裂打內戰。個人至上的自由主義者,為了幾個小錢,為了一點蠅頭小利,就大打出手,兄弟相殘,甚至不顧民族大義,出賣靈魂,毫無道德底線。

基於這些痛切的認識,呼延先生慨然以復興中華文明為己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便是“俺把俺的生命都定位在為了中國的復興上了”,為此作出了實實在在的個人奉獻,他把資助我的動機說得明明白白:

“關於為什麼想資助蘆先生,實際上俺在那時已經說過了:俺認為,中國
已經很久沒有出思想家了,而蘆先生具有了成為思想家的一切個人資質,
俺出幾個錢,如果能有助於一個中國思想家的脫穎而出,思想家值多少錢?
無價之寶!這個投資值不值?”

在另一個帖子中,他更風趣地解釋:

“許多中國人嗜賭成癮,俺是愛國有癮,賭徒把錢花在賭場很開心,俺如
果能把錢花在愛國的事物上,俺也感覺過癮,這就是俺要資助蘆笛先生的
思想基礎。可惜俺能力有限,恨不能多。”

因為這“愛國癮”,他也提出要資助東海一梟網友,建議他堅持在國內辦好《震旦網》,為振興中華文明起到帶頭羊的作用,只是因為老梟謝絕了,他的這一提議才沒有實現。

也是因為這“愛國癮”,當他進入海納百川俱樂部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要老狼告訴他經濟上有無困難。當得知網站因為訪問量增加,服務商提高了接網費,造成了1500美元的赤字後,他便慨然提出以後由他和老狼對半分擔財政赤字,隨即以掛號信寄給網站700美元捐款,但在郵寄途中被郵局丟失。

呼延先生以其快人快語的一貫風格,把資助網站的原因說得清清楚楚。他認為,海川網是培養網上思想家和討論中國和其它問題的最佳場所;他認同本網的一批主要寫手的基本觀點;本網已經基本聚集了一批有獨立思想能力的人才;本網以老狼為董事長的董事會有遠見卓識,能幹大事,值得合作;本網以老二為總經理的斑竹會辦事幹練有獻身精神。說到底,他本人的投資乃是一種為了提高民族素質的智力投資。

如今閱讀這些這些滾燙的話語時,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強烈的心靈震撼,一次又一次忍不住熱淚滂沱。我們已經是如此習慣於委瑣卑污的俗世,以致忘記了、甚至不相信人可以活得如此崇高,如此真誠,而這麼做其實並不是如我們原來想象的那麼艱難,需要的也就是呼延先生那樣推己及人的拳拳愛心和敢於付出愛心的勇氣。只是在如今崇高、信任和溫情成了愚昧或虛偽的別名、愛國更成了一種難言之恥之後,像呼延先生那樣敢於公開承認自己“愛國有癮”才成了特立獨行之舉。在這個意義上,呼延先生短暫的網絡生命讓人們重新發現了什麼是“不失赤子之心”,發現了另一種有意義的活法。

令我倍感震撼的還不光是他的赤子之心,更是他那難得的洞察力。不能不承認,近現代史上的中國知識分子確實如他所說,就是斷了精神上的脊梁骨,缺乏起碼的定力。正如他指出的那樣,現在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趨之若騖,與當年中國“知識分子”追逐最時髦的馬列主義實質毫無不同。不管是左是右,都是把外國最流行的思潮拿來當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良方盲目崇拜,而這正是造成既往災難的主要原因之一。針對時下在海外華人中流行的“民主崇拜”和“自由主義崇拜”,他作了無情棒喝:

“你們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搞民主主義,俺舉雙手贊成,但是你們要知道,
政府總是傾向於犯錯誤的,不管是民主的政府還是專制的政府,就如以上的民
主政府在牛奶中添加了太多的維生素D,專制政府在米飯中添加了太多的水,
都犯了錯誤,受害的卻是老百姓。不要把民主政府的行為視為天經地義的,更
不能把民主政府當成真理的化身。要認識到民主本身的局限性,要防範政府侵
害老百姓。”

他更針對“民主教”和“科學教”,指出了民主和科學的局限:

“民主訴諸的不是真正的理性,而是個人的判斷,是個人以自己有限的知識,
根據自己的利益和利害關係的考慮而作出的選擇。”

“科學技術的發展同時也為人類毀滅自己創造了條件,從核武器到生化武器到
分子基因武器,下一步還有什麼武器,誰也不知道,科學連自己的事都管不了,
更遑論給人類帶來方向和希望。 ”

這些都是難得的真知灼見,更難得的是,他警覺到了現代“自由主義者”們生硬地用西方理念改造中國的潛在的巨大危險,指出這在實質上和毛共當初以馬列主義改造中國並無不同。在現時情況下,它甚至比專制主義還危險:

“這是因為專制主義成了秋天的螞蚱蹦達不了幾天了,不用俺去罵去推,它也
會在不知那一天就倒了,就如在東歐出現過的那樣,但自由主義者們,你們今
天的理念有可能成為它日中國建設的藍圖,有可能影響中國的未來,一個按共
產主義理念建立起來的中國還折騰的不夠?還要讓你們自由主義者們再來折騰
折騰?”

最重要的還是,他看到了中共內部發生的良性變化,更看到了這泥足巨人轟然倒地可能給全民帶來的巨大災難:

“今天的共產黨已經不是昨天的共產黨。今天,共產黨不但不殺富濟貧,還要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但不再從肉體上消滅地主資本家,還要‘讓資本
家入黨’。今天共產黨不再搞人民公社了,相反正在搞私有化,搞資本主義。
共產黨已經不再只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它要‘戴三個表’,要成全民黨了。
共產黨為了自己的生存也在改造自己,包括制度上的改造,法律建設上的努力。
它已經基本上變了質,還在繼續被改造。

共產黨是一個有近七千萬黨員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大黨,要從外部不可能扳倒
它,幾乎是不可能的,就算能把它扳倒,以其巨大的身軀倒下來,就要把地球
砸一個大坑,引發災難性的大地震。受災的首當其衝的就是中國的老百姓。看
着自由主義者們在反對共產黨那義無返顧的大無畏的樣子,使我想起了911,
共產黨的中國就像那紐約的世貿大樓,自由主義者們開着飛機勇往直前的向它
撞去,完成了自己個人宗教般的使命,卻不惜害死樓內的大量的無辜的生命。
共產黨既然已經在改造的過程中,我們就要給它一些時間,給它創造一些條件,
加速它的改造和變化。 ”

如果說這話有什麼說得不準確之處,那就是呼延先生以己度人,高估了那些人的道德勇氣──那些人是絕對不會親力親為、駕機去撞毀中國這大廈的,人家個個是指揮諾曼底登陸的艾帥。作自殺炸彈的使命,從來是歷史地落在該為革命犧牲的草民身上,正如六四已經向世人昭示的那樣。

由此,呼延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重要的不是一味歌頌民主制度的好處,而是怎麼才能在中國實現它:

“今天我們爭民主,就是因為我們已經認識到,我們能夠用民主的方法來約束
和管理我們自己,而不是因為只認識到了民主的好處,顯而易見的民主和自由
的好處,誰都能看到,但何時才能實行民主自由的正確判斷才是重要的,怎樣
才能和平穩定的實現中國社會的民主化,而不是把中國推向分裂、動亂、戰爭,
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說這些見解和我略同,那麼他下面這些話則給了我深深的震撼:

“要孕育出新的現代兒來,就必得要到中華文化這個子宮中去,從受精卵分裂
開始,經十月懷胎,才能發育成熟起來,還要經過母體的陣痛和磨難,最後,
一個現代兒才能呱呱落地。”

不能不承認他這比喻非常準確。的確,過去前人作的現代化努力,用的全是“移植”的機械手段,在許多情況下只是“整容手術”或甚至是化妝易容術。我自己就痛切地感受到這點,曾多次指出,一個現代的文明中國必須從中國傳統的深厚土壤中生長出來,不可能是憑空從海外搬來的仙山瓊閣,可惜從孫中山、毛澤東直到今日的民運人士,統統沒有看到這點,一直在不顧中國傳統,用外來理念強制改造中國。而英國思想家洛克早就在幾百年前指出了,設計社會改造藍圖時,不能不把傳統考慮進去,否則就一定會失敗。

但我和呼延先生的分歧是在如何對待傳統文明上。我的主張正是他痛恨的“全盤西化”,只是多了一條“思想和生活方式先行”,即在照搬西方政治制度之前,先大量引入西方價值觀念,以此改造中國人的思想,待到現代文明生活方式牢固地奠定了,文明觀念成了國民的思維習慣之後,民主制度也就水到渠成,呼之即出了。而呼延先生則認為應該引來西方文明的“精子”,讓它在中華文明的既有“子宮”受孕懷胎,自然而然地生出寧馨兒來。兩人雖然都主張以漸進的方式引進西方文明,但有主客之別:我主張用西方文明的活水衝去中國傳統中的腐惡,而他則認為必須以中華文明為主,接納消化外來文明。

細讀呼延先生的遺作,我不能不重新推敲自己原來的立論基礎,發現那並不是我原來想象的牢不可破,呼延先生本人就是個最好的例子。他體現的正是儒家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傳統,而我多次在舊作中批判過,正是這傳統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們在近現代一次又一次地大規模實行“良心禍國”,以膚淺的“社會責任感”粗暴干擾社會運行,把中國當成了他們任意揮灑的白紙,直到最後造出史無前例的暴政來而後快。

然而呼延先生卻生動地展示了,這其實不是傳統的過錯而是知識分子的過錯。在他身上,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只體現在自己身上,並沒有強加到別人頭上去。一己的愛國激情只是驅使他腳踏實地地為國家民族作點實在事,並沒有如前人那樣,動輒去“喚起民眾”,把人民當成了物化自己理念的方便工具。

這在他資助我和海納百川網站一事上表現得最突出,他痛感“缺乏思想的個人是淺薄的,缺乏思想家的民族也是淺薄的,中華民族在變得越來越淺薄,所以我們要呼喚中國的思想家甚至大思想家的出現”。為此,他並沒有效法毛澤東號召“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而是自己一點一滴地做起。這種建設性的社會責任感,和西方人道主義者強調的“責任倫理”又有何差別?如果新時代的讀書人真以天下為己任,真知道什麼是憂國憂民,就該如呼延宇先生那樣,民之禍福,長在我心,讓強烈的人道關懷壓倒一己恩怨。

更重要的問題還在於,中華文明當然有很多的腐惡傳統,但這真的需要破除,又能破除麼?毛共難道不是以“移風易俗”為己任?但他們以空前權力和權威,不但沒有破除民間迷信,反倒使之越演越烈。我本人自己就指出過,毛的“不破不立”其實完全說反了,乃是“不立不破”。文明進步只能是個自然嬗遞的過程,不能是人為的革命。在新文明在本土上生根發芽之前就去破了舊的,只會造成文明掃地以盡。從毛共以理念人為改造中國的實踐來看,最容易被破除的恰恰是傳統中的優秀部分,而表現出最頑強的生命力的恰恰是那些污泥濁水,這兩者的關係正如稻穀和稗子一樣。

因此,呼延宇先生其實敏感地觸及了一個最關鍵的重大問題,那就是弱勢文明國家如何“保種圖存”,此乃第三世界面臨強大的西方文明入侵遇到的共同難題,至今誰也沒能找出答案來。就連做得最成功的日本人,也在面臨傳統文明的徹底覆滅。比起他們來,中國人還有一個特殊難題:“民族主義”者拒絕承認中華文明面臨的深重生存危機,而“自由主義”者們則認識不到,沒有中國固有的“子宮”的依託,引入西洋文明的人為努力只會造成文明真空,不但外來文明無法生根,就連傳統文明都喪失了,成了不折不扣的邯鄲學步,而這就是過往百多年來在中華大地上發生的事。在折騰了一個多世紀之後,如果我們還不吸取前人教訓,只想“破舊立新”,那結果只會是重複前人的錯誤。

正因為呼延先生敏感地看出了這問題,並為此感到極大的困擾,他才深情地呼喚中國人自己的思想家、甚至大思想家早日問世,解決這個文明生存危機,創造出現代燦爛的中華文明來,她應該吸納了西方文明的精粹,但又同時是中華的本土文明,只有這樣才能具有強大的生機,不是註定要萎謝的移植物,更不是毛澤東思想那種集中外腐惡文化之大成的怪胎。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我這個庸人,還是海納百川網站,都不過是呼延先生為了這宏大的構想,效法燕昭王用千金買的馬骨而已。他不是又一個蘆迷,刻骨銘心迷戀的是中華文明,不是哪一個人。

儘管呼延先生自己沒能解決這個問題,他選出來的“蘆馬骨”也同樣無能解決這世紀難題,但他據我所知,他畢竟提出這一重大課題,呼籲中國知識分子們去認真應對這一嚴峻難題,並為此效一己綿薄之力的第一人,光是這點就很了不起。呼延先生曾略帶戲謔地說:

“如果那一天有好事者,把這網上的水滸也演義一把,那有血有肉的我等,也
許會像宋江、一丈青、李逵等一樣,活在歷史中,也未可知。”

在我看來,呼延先生在網上首次為中國知識分子提出了解決文明生存危機的重大課題,並劍及履及地去效一己綿薄,這一點就足以讓他“活在歷史中”了。重要的不是他為陌生人慷慨解囊,更不是他挑中的“馬骨”真有足夠的思維能力,甚至不是他生動展現的古人俠義之風與赤子之心,而是他那呼喚中國現代思想家早日問世,以化解中華文明的生存危機,促進中國社會和平轉型並最終實現文明化的良苦用心。我深信,未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定會響應這一召喚,把自己的聰明才智投入到這造福於全民的重大課題中來。未來中華文明騰飛之日,便是先生含笑泉下之時。

呼延先生的網絡生命非常短暫,但他就像倏忽掠過夜空的流星,在身後留下了眩目的光華。無論是對時政、對國際政局還是對中共軍隊的歷史作用和未來的可能走向,他都表現出了非凡的遠見卓識,留下了許多精闢見解。他更在文學論壇上留下了許多佳作,充分流露了他的俠骨柔腸。前年情人節,然然徵文,他應徵寫下了這篇風光旖旎、餘韻不絕如縷的短文:

“編小辮──為情人節而作

認識她不久,戒心尚存,在那春日溫暖的夜晚,她把自己裝進睡袋紮上口,留
個腦袋在外,非要俺給她編新疆小姑娘的小辮,那柔軟的長髮在俺指間象水樣
靜靜的流過。那一夜阿在俺心裡便成了永恆。”

如今痛失呼延先生,至今尚未痛定,寫了千言萬語,終不能長歌當哭,道出擁擠在心頭的話語之萬一,只能以下面的粗糙話語送先生:

“本來有着無數次機會認識先生,矯情卻蒙住了良知,直到先生不聲不響地離
去,這才首次發現了先生,隨着悲痛而來的,是先生再也聽不到的太多的追悔、
太多的惋惜、太多的遺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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