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哈佛教授、政治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於2012年提出的一個概念，意思是：一個新興大國必然會挑戰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要回應這一威脅，如此，戰爭不可避免。

艾利森的這一概念，源自古希臘思想家、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一句評語：“伯羅奔尼撒戰爭無可避免，皆因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

也是在2012年，習近平開始主政中國。

艾利森在2017年出版的《註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一書中，進一步擴展了“修昔底德陷阱”這一表述，認為：“中美目前正處於戰爭的碰撞過程中”。

艾利森此言一出，立即被中國國家宣傳機構所重視，有關“陷阱”的說法不脛而走，習近平更是多次指出：“我們都需要共同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這當中自然隱含着：作為新興大國的中國與老牌大國的美國之間，其衝突正如當年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與斯巴達一樣，面臨着“修昔底德陷阱”。

果真如此嗎？

昨日讀到山巔上的加圖《預言中美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錯在哪兒》一文，頗有感觸。該文對2400年前那場戰爭的分析頗具新意、見解獨到，受益！

文章通過回顧歷史上那場戰爭的背景後認為：艾利森曲解了修昔底德的原意。因為“中美目前面臨的博弈格局、各自的國家氣質，與伯羅奔尼撒戰前的雅典和斯巴達，是完全不一樣的。”

的確，艾利森的概念一經提出，便受到了國際上不少學者的普遍質疑：有的認為，中國還嫌太弱，其實力尚不足以達到支持這一說法的程度，即與美國勢均力敵；有的認為，中國的野心和打擊對象，其意在國內而非國外，所以對美國利益構不成重大威脅；有的認為，當年的情形不適用於現代，它忽略了世界歷史的巨大跨度……

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是重點，而且有些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竊以為，問題的核心在於：

誰代表着開放的、新興的、充滿創造的後來者？誰又代表着落後的、保守的、霸權主義的被挑戰者？

有學者指出：在艾利森為了說明“陷阱”概念所列出的歷史上許多戰爭案例中，導致戰爭的動力，並不是一個霸權國家即將被超越的威脅，而是一個新興大國由快速崛起，轉變為停滯不前時的發泄。

試想一個國家，倘若其財富和掌控力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它自然會信心滿滿、雄心勃勃，進而尋求更大的全球影響力。但如果是發展到了巔峰之後顯得後發無力，致使經濟放緩、民生凋敝，同時又因為在國際上的強硬態度激起了眾多競爭對手的警醒與聯合，那麼，這種原本持續上升的軌跡忽現急劇下降的前景，對世界政治則是最危險的。

艾利森的幾個案例事實上都遵循了這一模式，如日俄戰爭、一戰、太平洋戰爭等，再加上當今的俄烏戰爭，但這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模式。

那麼，什麼才是“修昔底德陷阱”模式？

讓我們回到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有人認為，對這場戰爭的誤解在於：不是崛起的雅典挑戰斯巴達，而是雅典的停滯導致斯巴達認為“雅典的政策錯誤”使戰爭“值得冒險”。

在我看來，“山巔上的加圖”的見解似乎更有說服力：

“在當時的愛琴海世界，雅典確實是一個新興的、極速成長中的‘大國’，但它的國家氣質是重商的、開放的、外向的、富於侵略性的，且具有在當時即便在希臘世界看來也非常獨特、新奇、大膽的雅典民主制度、並在整個希臘世界非常積極推銷自己的這一套——這些氣質與其說類似於現如今的我們，倒更容易讓人想起大老美。”

而反觀其“霸主”對手斯巴達：

“之所以要讓它的全體男性公民接受徹底的軍國主義訓練，把每一個斯巴達人都打造成戰士，根本原因是他們本是自己城邦的征服者、外來者，是靠征服和奴役原來在此的‘黑勞士’階層才建立國家的。換句話說，斯巴達人雖然好戰，但它的武力主要是對內的，目的是用有限的上層斯巴達人在內部壓服住下層的‘黑勞士’，讓他們生產足夠的盈餘，供養自己生活。這跟以銀礦起家、以海權立國、必須通過將更多的城邦拉入自己的商業共同體、並同化之的雅典具有天壤之別。”

“對於斯巴達這樣的國家來說，霸主不是一個寶座，而是一個負擔，斯巴達人越多的派遣它有限的軍隊外出幫助盟友打仗，就意味着它要分散自己的武力，而離自己尚武的初衷——壓服國內的黑勞士階層——越來越遠。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修昔底德的記述中，斯巴達在戰爭開打之前是屢屢退讓的，甚至讓人覺得非常軟弱，完全不配適它的霸主地位。”

既然斯巴達無意去當“霸主”，怎麼還會有戰爭？

“山巔上的加圖”認為：“雅典和斯巴達的矛盾不是國家層面的，而在於他們各自公民之間所習慣的、賴以為生的生活方式乃至世界觀所存在的深刻矛盾。雅典人（商人）與斯巴達人（地主）在每個城邦向何處去的爭論中，其矛盾是尖銳而不可調和的。希臘土壤貧瘠，並不適合耕種，如果地中海的商貿圈徹底打開，雅典海軍能夠護衛着艦隊從埃及等地運來糧食，地主就將整體的被邊緣化，甚至他們舊有的立足於經濟基礎之上的制度也將隨之解體。這對於立足於農業生產來制定他們一切制度的斯巴達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滅頂之災。”

那場戰爭的結果是：雅典人失敗了。其失敗既源於雅典的盲目樂觀，更因為斯巴達的拼死抗爭。

“雅典人的錯誤就在於，他們雖然開啟了這場變革，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事情意義到底有多麼重大——這不是一次普通的城邦霸權交接，而是一次由生產方式到生活方式，再到社會制度的革新。所以它遇到的阻力是空前巨大的。雅典的決策者只看到斯巴達出於自身利益的妥協和軟弱，並以傳統的外交博弈手段步步緊逼、壓縮它的同盟。而沒有意識到這場爭鬥中的關鍵矛盾，是在國家博弈之外，更在國家博弈之上的。”

所謂國家博弈之上，就是根源於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而非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矛盾。因為當時，“每個希臘城邦中都有雅典人，也有斯巴達人。”（修昔底德語）

在“山巔上的加圖”看來：這才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價值所在。艾利森將其精神總結為“修昔底德陷阱”，“着重於探討國家博弈的教訓，是對該書的一種誤解和矮化，曲解了修昔底德的本意。”

當年修昔底德的本意究竟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每個希臘城邦中都有雅典人，也有斯巴達人”卻是事實，因為當時現代國家的概念遠未建立，所以上述見解自有其合理性，是值得思考與探討的好見解！

然而，“山巔上的加圖”接下來的引申便值得商榷了：

“時至今日，很多人在談起‘國際大勢’時，也經常會犯類似的錯誤，他們總喜歡把一個國家當作天然主體來看待，經常會說‘中國怎麼怎麼樣’‘美國怎麼怎麼樣’。但這種分析方法是有問題的，國家並不是一個直接拿來當整體進行討論的存在——國家本質上是由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訴求、自己的世界觀，自己嚮往的生活方式。最終，是這些訴求、觀念、嚮往，而不是大而化之的‘國家意志’，將成為決定歷史走向的關鍵。任何忽略個體強行統合的宏大敘事，甭管它叫‘修昔底德陷阱’還是別的什麼，都是似是而非，荒腔走板的。具體到中美關係，我覺得中國外交部最近反覆強調的一句話非常正確：‘中美人民的友誼是兩國關係的源頭活水和重要基礎。’兩國社會的主流，並不存在像斯巴達人和雅典人之間那樣‘如何生活才是好生活’認知差距。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等等價值觀是雙方的主流社會都認同的。一個雙方民眾都想過平等、自由、富足、受尊重的好日子的雙邊國際關係當中，並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存身的空間。更毋寧說，在這個太多常識已經普及，全人類對什麼是‘好生活’已經達成共識的現代社會裡。《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那樣的悲劇，真的很難再重演。”

“山巔上的加圖”太樂觀了！雖然理論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等價值觀是雙方的主流社會都認同的，但這不乏“口號式”的宣示，至於如何構建，相信兩邊的做法和前提是不一樣的！

誰說兩邊沒有“如何生活才是好生活”認知差距？

當國家意志凌駕於個人權利之上時，當國家中的絕大部分人都認同：為了國家的利益，可以犧牲個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訴求時，次序就被顛倒了。

這才是當今的現實！

我們且不說這種認同或犧牲是否有着強烈的被欺騙、被綁架的成份，單就近代以來構建的現代國家概念，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地緣政治，也並未因人類美好的願望而消失，尤其是今天，正相反，它還在不斷強化。這與當年的古希臘背景，不可同日而語。

美國之前的戰略失敗正在於對人們都認可“普世價值”的盲目樂觀，而美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深刻反思與戰略調整，所要糾正的也正在於此。

在“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里，如果說挑戰方是代表着開放、創新、生機勃勃、新興向上甚至文明方向的一方，那麼艾利森的觀點是否還站得住腳呢？

儘管這種挑戰不見得一次就會贏。

這畢竟是一個似是而非、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