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人本主義精神

——人、信仰和權威

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 ——伯里克利

廣泛的人文關懷遠比遼闊的版圖更加重要，高尚的人類理性遠比一統天下的野心更有價值。 ——作者

人本主義，顧名思義，即以人為本，以人為社會價值的起點和終點，以人為終極關懷對象，強調人的價值與尊嚴。

在西方哲學史上，人本主義的興起是文藝復興以後的事了，但其精神追根溯源來自於遙遠的古希臘文明。現代學者如是說：“全部希臘文明的出發點和對象是人。它從人的需要出發，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進步。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進步，它同時既探索世界也探索人，通過一方探索另一方。”（安·邦納）

古希臘的普洛泰戈拉“人是萬物的尺度”和修昔底德“人第一重要，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勞動成果”的豪邁宣言，體現了古希臘人的世界觀是以人為中心的。關心人的命運，看重人的感受，為了人的福祉，這一思維方式貫穿了古希臘人的全部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在古希臘，用人作為萬物的尺度並非沒有爭論，但是其爭論僅僅在究竟是人的感知作為萬物的尺度，還是理性的本質作為萬物的尺度。其實無論哪個論點，都把人置於最高的地位。可以說，人本主義精神是古希臘文明有別於其他文明的最本質的特徵之一。

和人本主義對立的是“神本主義”和“官本主義”。“神本主義”把神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人是微不足道的，必須按照神的意志生存，神的意志高於人的存在；“官本主義”把權威放在世界的中心，人只是權威的附庸，權威高於人的存在。而古希臘的“人本主義”把人的價值遠遠置於信仰和權威之上，與“神本主義”和“官本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全世界的宗教都鼓吹“存天理，滅人慾”，要求人按照神的意志行為，按照神的意志思維。而古希臘人卻別出心裁地創造出了一群與人幾無差異的奧林匹亞諸神。公正卻風流的眾神之父宙斯，智慧卻嫉妒的天后赫拉，勇敢但喜歡惹是生非的戰神阿瑞斯，美麗溫柔但輕浮虛榮的愛神阿芙洛迪特，智慧好學的繆斯，喜歡熱鬧狂歡的狄俄尼索斯……他們同時具備人的優點和缺點，就連古希臘人非常崇敬的智慧女神雅典娜也會因為妒忌而參與毀滅特洛伊城。這些像我們自己和鄰居一樣有缺點和極富人情味的諸神，和別的宗教中的全知全能永遠正確的上帝、真主和菩薩截然不同！其它宗教鄙視人間的歡樂，推崇絕對的服從，祈求天國的永生，唯有古希臘神話，更多關心人間的歡樂，關心人間的公正，甚至調侃神的缺點。神和人一樣多情多欲，並且不時到人間來暢遊享樂，他們同樣喜歡美酒與音樂，喜歡美麗的少女和英俊的男子，敬重勇敢的英雄。他們更像人的朋友，而不是其他宗教中那些高高在上、令人必須仰視卻不敢正視的主宰。

除了古希臘，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人的價值被嚴重低估，而神的價值被無限高估：神是人的救世主，大千世界的創造者，人需要匍匐在地感激在心；神是權威的化身，最高的仲裁，人需要俯首帖耳畏懼萬分；人被降格成神的附屬品。這難免導致了這樣一種社會道德準則，即人為了神而生存，即便神的意志不是人生存的目的，那麼也是人生存的準則和真理的標準。聖經《舊約》的《約伯書》塑造了一個典型：上帝為了向撒旦顯示約伯對於自己的虔誠是無條件的，他縱容撒旦一步步讓約伯的土地荒蕪，牲畜死亡，孩子和妻子喪生，甚至讓約伯自己也失明、殘疾。上帝最終在和撒旦的打賭中勝出，因為約伯的虔誠的確最後絲毫未減。上帝高興之餘，隨即恢復了約伯的健康，重新娶妻生子，牲畜成群，土地豐饒。這就是基督教《舊約》體現的價值觀，試圖讓世人相信對於上帝的無條件信仰的重要和有益。不錯，約伯由於矢志不渝的虔誠而得到了最終的回報和獎賞，但是，因為上帝和撒旦打賭而無辜死亡的約伯妻子和兒女又得到了什麼呢？

但是古希臘卻不同，她對於神的描述沒有這樣恐怖和不邏輯，她對於神的尊重並沒有妨礙對人的讚美和對大自然的理性。只有在古希臘神話中，神不能主宰人的命運，反而和人一樣受到命運的捉弄。古希臘的神靈同樣會為情所苦，偉大如太陽神阿波羅也征服不了自己心儀的美人，那位美麗的凡間少女寧肯化作一棵桂樹，也絕不接受太陽神的求愛。當古中國人用童男童女的生命為祭品，祈求老天下雨的時候，在古希臘不朽的《荷馬史詩》中，卻記載着戰神阿瑞斯被人間英雄狄俄墨得斯的長矛刺傷的故事，偉大的戰士竟可以戰勝神！這在其他民族的神話中，是不可想象的。《荷馬史詩》被譽為“古希臘人的第一部人生教科書”，其所描繪和教導的，和成書時間遠遠晚於它的《聖經》、《可蘭經》和《佛經》截然不同。雖然《荷馬史詩》的時代還是古希臘比較不發達的時期，而其中的英雄正是古希臘人的偶像和楷模，史詩折射出了古希臘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真正的英雄為正義而戰，絕不畏懼神明。

圖7-1  荷馬史詩

古希臘的宗教信仰中所體現出來的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神為本的特點，體現了古希臘文明中的人本主義精神。古希臘文明的最與眾不同之處是她把人，而不是神，放在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心。《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如是說：“希臘人的神是為着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他讚美神也就是讚美自己。”這一評價恰如其分。為讚美眾神之父宙斯而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何嘗不是對於人類自身力與美的讚美？《荷馬史詩》中對英雄的謳歌，何嘗不是古希臘人意志與勇氣的自我寫真？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理想國》中的論述，何嘗不是對於人類理性和公正的追求？只有理解古希臘的“人本主義”，才能理解真正的奧林匹克精神，才能理解真正的古希臘精神。

一個倖免於“神本主義”的文化並不一定可以倖免於“官本主義”。在春秋戰國以前的中國，也有諸多可愛的神，如夸父、女媧、后羿、姜子牙……雖然古代中國的眾神沒有如同古希臘那樣嚴格和精確的譜系，但是他們的世俗化程度和古希臘的眾神不相上下。我想到古中國文明和古希臘文明的這些類似之處時，總不免扼腕嘆息：為什麼華夏文化沒能沿着古希臘文化的發展軌跡？如果說是由於古希臘林立的城邦國家導致了這樣的區別，那麼其實中國那時分封的小國林立，獨立程度並不亞於古希臘。就在華夏文明發源地之一的山西，就有多個小國。如果我們把所有責任都推給秦代以後的大一統，那也難以自圓其說，希臘化時代的托勒密王朝就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一統，而正是在那裡，古希臘文明創造了進一步的輝煌。但是為什麼中國文化倖免於“神本主義”的深淵，卻走向了“官本主義”的泥潭？唯一的解釋，就是因為古代中國缺乏“人本主義精神”，因此華夏的眾神傳說和古希臘的眾神傳說貌似神離。

我曾在華山上看到傳說中的“大禹腳印”，傳說他一腳在華山，另一隻腳就已經踏上太行山了；我也曾在太行山脈的一些山峰上摳出過很多貝殼化石，當地人說這就是大禹治水的遺蹟。這些自然景觀和地質演變的痕跡，被添加到傳說之中，百姓對大禹之愛戴，由此可見一斑。我那時也憧憬，如果大禹在世，我們就不必這樣起早貪黑事倍功半地“農業學大寨”了。因為大禹片刻功夫就會把山水治理好了。大禹沒有盼來，但是大禹傳說中的“三過家門而不入”卻被用來教導我們不要回家。那時我們清晨不吃飯就出工，早飯和午飯都由專人送到地頭，以節省回村吃飯的時間。那冰冷的粗糧，令人更懷念大禹的神通，但不是他的“三過家門而不入”。

後來隨着歲月流逝和思考閱歷，逐漸質疑大禹在治水時“三過家門而不入”被視為美德的道德基礎。很難想象如果大禹和他的妻子、家人感情很好的話他會這樣做。這些遠古的飄渺傳說之真偽已無法考證，但如此造神手法，卻無疑體現了中國式英雄的標準：“不愛家人，也不愛自己，卻愛世人。” 如此說教，為害匪淺，一方面將原本源於民眾的英雄奉上無法親近的神壇，另一方面，刻意在民眾和英雄之間挖掘了永難跨越的鴻溝。難以想象，一個對家人漠不關心的人擁有普濟世人的胸懷。這類說教把道德和情感對立，塑造出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缺少七情六慾的神仙和聖賢，也許可敬，卻不可親。中國的神話沒有勇氣創造和人一樣有優缺點的神，因為其認為人本身是不應該被讚頌的，只有壓抑人性，才算英雄聖賢；於是一旦成為英雄，便人性全無。這和宗教倒是異曲同工。

華夏這些“神”化了的人實際上就是“官”的原型，歷史上的官就這樣被描寫成了完美的“神”。於是，國人所需要做的，就是期待一個青天大人，一個明君，一個大救星，然後託付一生，剩下的就是頂禮膜拜和歌功頌德了。多麼簡單和省力的事情！這“官”遠比“神”來得更加直接，更加現實，更加權威，因此頂禮膜拜“神”還不如歌功頌德“官”。於是在中國，宗教在任何時期都和權力共生，權力本身就包含了宗教，而宗教則成了權力的附庸。

秦滅了六國，秦始皇就是宗教；漢代以後，為朝廷所用的儒學就是宗教。相對於權勢，宗教只能處於附庸的地位，於是宗教在中國一直是世俗的。古希臘的宗教也有世俗的特點，但是古希臘的宗教是為人服務的，而中國的宗教是為權力服務的。古希臘的神是人的朋友，而中國的神則是權力的搭檔。於是在華夏，“神本主義”被“官本主義”取代了。因此，在“官本主義”盛行的華夏，造神運動就是必然的實踐，畢竟“官本主義”和“神本主義”是孽生的。

由於這些“官”被神化，他們就不再具有人的缺點。而古希臘則不然，柏拉圖的《理想國》【1】描述了蘇格拉底和朋友毫無顧忌討論人的生活、人的缺點、統治者的缺點。正是直面所有有關人的問題，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才有可能在《理想國》中描述統治者的素質：他們必須懂得哲學。古希臘時代，“科學”這個詞尚未出現，那時古希臘哲學很大一部分就是“自然哲學”，亦即今天的“科學”。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根本沒有談及神的意志，沒有給予神在統治中任何地位，他們所論述的是人和國家的意義和關係，討論的是如何選擇合格的統治者。他們明確指出：一個國家必須由理性的人來統治，由懂得哲學的人來統治；一個國家的制度就是要保證其統治者是合格的哲學家。嗟乎，“官本主義”在如此強大的哲學思想影響下的社會裡哪裡還有生存的空間？

柏拉圖的《理想國》的書名原文是“πολιτεία”（Politeia），其英譯本翻譯成“Republic”（共和國）。由於書中充滿了理想和理性，於是被後來的國人稱作“理想國”【2】。不管是哪種譯名，都體現了作者對一種國家形式的追求——這樣的國家，既不靠神，也不靠官，靠的是公民，理性的公民和公民的理性。

古希臘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公元前525－456，圖7－2）的悲劇《被縛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 Bond）詮釋了人、信仰和權威，普羅米修斯為了人類的幸福而盜天火，寧肯受痛苦的懲罰也絕不屈服於天庭的淫威，其境界截然不同。“我寧願被縛在岩石上，也不願做宙斯的忠順奴僕”。普羅米修斯不屈不撓和義正辭嚴的正是他的信念和古希臘人至高無上的價值準繩——人的價值。普羅米修斯最後被半神半人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這也頗具象徵意義：他的獲救終究來自戰友的努力而不是權威的恩賜。古希臘悲劇以其人格力量和道德勇氣成為培養合格公民的一個重要方式，這樣的藝術形式和主題不見於任何其它文明。

我深究了所有我可能查找的文明和社會形式，除了古希臘外，沒有一個敢於這樣質問和對抗神。無論是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各種各樣的其它宗教，都沒有任何勇氣進行，也沒有任何可能允許，這樣的質疑或對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唯有古希臘文明把人置於神之上，也唯有古希臘文明把人置於官之上。

圖7－2  埃斯庫羅斯（Aeschylus），Capitoline Museums，羅馬

談到古希臘的戲劇，就不得不談談古希臘的劇場。所有古希臘的定居點，都有這樣的劇場。劇場是扇形的，觀眾席以舞台為圓心形成弧形，觀眾席第一排和舞台等高，然後每排的高度隨着半徑的增加而升高。在雅典衛城腳下的狄俄尼索斯劇場遺址，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德爾菲劇場遺址（圖7－3），在以弗所（Ephesus）的劇場遺址（圖7－4），米利都（Miletus）的劇場遺址（圖7－5），甚至在古希臘文明的邊遠地區黑海北岸塞瓦斯托波爾（今烏克蘭克里米亞半島）的古希臘劇場遺址，我都特地坐在觀眾席上試圖體驗作為觀眾當時的感受。我發現每個位置的視野和視角都很好，在任何一個位置的觀眾都可以毫無困難地觀賞演出。劇場規模根據所在城市的人口而定，有的可以容納數千人，而有的更可以容納數萬人。以弗所的劇場可以容納25,000名觀眾，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圖7-3  古希臘德爾菲劇場遺址（筆者攝）

圖7-4  可以容納25000名觀眾的古希臘以弗所劇場遺址（筆者攝）

圖7-5  古希臘米利都劇場遺址（筆者攝）

這些劇場的觀眾出入和疏散通道也體現了對於普通觀眾的安全和方便的考慮。米利都劇場的觀眾通道（圖7－6），和現代體育館的觀眾通道的設計很相像，設在劇場的背後位於觀眾席半腰的高度，照片中顯示的光亮處就是通向劇場的入口。我當時還在這個通道里休息片刻，涼爽驅散了仲夏的炎熱，靜謐代替了曾經的喧囂。我風塵僕僕、匆匆而來，但晚了兩千多年，因此沒能趕上當時的精彩，卻儼然故地重遊，拾起不再完整但永恆的記憶。我毫不猶豫地打開最現代的書寫工具，在這荒野中古老的米利都遺址，寫下了我的觀感，其中一些文字，就在這本書裡。

圖7-6  米利都劇場的觀眾通道遺址。圖為在劇場觀眾席的半腰處（筆者攝）

古希臘的劇場形式是如此地獨一無二，觀眾席高於舞台，演員和演出是注意的焦點，但觀眾高高在上，才是“主宰”和“法官”。由於這樣的劇場設計，當時的古希臘小孩子也可以在觀眾席上毫不費力地欣賞演出。

這樣的劇場設計揭示了古希臘人對待人的態度，表達了對公民的重視和對權勢的限制。這些看來似乎偶然的細節，實際上體現了深刻的內涵。這是根深蒂固的觀念和原則的不經意的流露——在古希臘，是“人本主義”的體現，在那裡，從孩提時代開始，就拒絕了任何“官本主義”的可能。

西方議會的階梯形式，也必然來自於古希臘。當領袖們在議會的中心部分但卻是最低的位置發表演說時，民選的議員和旁聽的民眾都坐在比這些演說者更高的位置。對國人來說不可思議的是，任何公民都可以到議會旁聽。我參觀過加拿大議會和歐洲議會的旁聽席，旁聽席占據了最高位置，旁聽的公民俯瞰政治家在議會中的演講和爭論，儼然把統治者置於監督的中心，而非權力的頂峰。

圖7－7，歐洲議會，議員和主持人在會場的下方，畫面近處的都是身份為普通歐洲公民的旁聽者。我不是歐洲公民，但是也被允許進入議會的旁聽席。整個會場立即令人想起古希臘的劇場。古希臘的劇場也是會場，藝術家的演出和政治家的講演和公民集會都在那裡舉行。歐盟總部，比利時布魯塞爾，筆者攝。

在古代中國，無法想象皇帝會在古希臘式劇場發表演說，而讓平民聽眾從同樣的高度平視他或從高處俯視他。在民主的古希臘，普通公民決定高官的任免，至高無上的是公民大會；而在專制的古代華夏，在民眾之上是層層加碼的官僚，至高無上的是皇帝。在古希臘的體制下，公民是社會的根本；而在中國的社會裡，官是社會的主宰。“人本主義”和“官本主義”甚至在細微的社會文化生活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這看似自然而然的古希臘劇場的平等交流，勝過了多少出自高高主席台的聲嘶力竭和冠冕堂皇。前者潤物無聲卻深入人心；後者震耳欲聾卻蒼白無力。

匍匐在地，隔着太監聆聽皇上聖旨的層層官僚和芸芸眾生怎麼可能把“民為重，君為輕”當真？而平視甚至俯視其民選領袖的公民，卻很難不感到自己肩頭當家作主的重任。

在古希臘的神話中，人和神的界限模糊了，古希臘在人化神的同時，也神化了人。因此，人和神相比不再微不足道。古希臘人創造的神就是他們的榜樣，其實，古希臘人就是按照這樣的榜樣生活的。別的宗教要求人們按照神所說的做，而不是按照他所做的做，但是在古希臘恰好相反，古希臘人就是要像神所做的那樣去做，而對於神所說的竟不在意，他們把神的行為看作生活的榜樣。沒有任何其它宗教有如此的信念，也沒有任何其它民族有如此的勇氣。

其它文明中，人和神的關係不外乎兩種：一種是人（包括官）為神而存在，人所有存在的意義就是為了神的目的，此即“神本主義”；另一種是神為極少部分人（即官）而存在，統治者通過宗教從道義上和心理上加強對被統治者的控制，此即“官本主義”。但是，古希臘人卻勇敢地讓神和他們一起為了同樣一個目的而不辭勞苦也盡情享受。正是由於這樣的理性和勇氣，古希臘把公民遠遠置於政府之上，政府由公民所決定，為公民而存在，由公民所擁有。這不就是兩千多年後林肯（Lincoln）在葛提斯堡講演中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嗎？

在普遍以神權和王權凌駕於人民大眾之上的人類早期文明史中，古希臘的民主制度是如此獨一無二舉世無雙，如此地超越時代，以至於我們只能稱其為“希臘奇蹟”。應該指出的是，這裡所謂的“早期文明史”其實並不“早期”，因為至今還在許多地方繼續存在着，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一個極其不諧和的現象。

埃斯庫羅斯的另一部戲劇《波斯人》，描繪了希臘城邦擊敗龐大的波斯大軍的過程，更是一曲自由的偉大頌歌。劇中驕傲地宣稱，希臘人是出於自由意志而保衛自己的國家，為捍衛個人尊嚴、拒絕奴役而戰，並把希波戰爭的勝利歸因於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優越于波斯的專制獨裁。

這就是真正的希臘精神，自由早已深入他們的靈魂。驕傲的希臘人甚至對神靈祈禱時也是站立着的，在他們看來屈膝於神靈也有悖於人類的尊嚴，因為，古希臘詩人品達（Pindar）這樣說：“諸神與人類是同一個種族；我們都從同一個母親那裡獲得生命。”古希臘人相信，他們和神之間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友誼和契約，因此絕不需要禱告和祈求；他們和神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他們和神同樣平等和神聖。

在埃斯庫羅斯的眼裡，是雅典的民主擊敗了波斯的強權，而不是靠宙斯或者命運女神。他這樣描述希波戰爭勝利的意義：

      “他們將不再匍匐在地，表示對極權的敬畏，因為帝王的威勢已不復存在。

在埃斯庫羅斯的對希臘的讚美詩句中，他沒有一句提到疆域的遼闊和勝者的輝煌，描繪的只是一個普通公民的感受——他是自由的，他為此而驕傲。在公元前400多年前演出的埃斯庫羅斯戲劇所表現的現實，甚至對於今天很多社會還仍然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埃斯庫羅斯本人也正是公民理念的極佳典範，雖然因其偉大劇作而享譽整個希臘世界，但他在自擬的墓志銘上卻僅僅希望以“雅典人”和希波戰爭“馬拉松戰役中的重裝備步兵”的身份被世人記住，而隻字未提他作為偉大的極受希臘世界喜愛的劇作家的身份。也許他這樣做是為了在戰役中陣亡的兄弟，也許是由於他更加熱愛他曾經用生命捍衛的民主和自由的雅典，也許他更加為自己是一個馬拉松戰役的重裝備步兵而自豪。不管是哪種情況，埃斯庫羅斯體現了一個古希臘公民的崇高意識。

埃斯庫羅斯自擬的墓志銘是這樣的：

這樸素和謙虛，襯託了埃斯庫羅斯的高貴和偉大。對比之下，那些把自己粉墨神化讓大眾歌功頌德、頂禮膜拜、山呼萬歲的達官聖上，便立即分文不值。

在埃斯庫羅斯之後二百年面世的尊為華夏文明瑰寶屈原的《離騷》則表達了不同的理念。我非常喜歡屈原，具有這樣高尚品格的人在華夏實屬鳳毛麟角。但是，屈原的思想和理念還無法和古希臘的思想相提並論。在《離騷》這篇政治抒情詩中，屈原表達了對於帝王的忠心，宣泄了不受重用的苦悶，鞭笞了阿諛奉承之徒的卑劣行徑，但是，並無跡象顯示屈原理解人的權利和平等的理念。屈原不能理解獨立和自由的人格遠比得到君王的重用更加重要，他更加不能理解的是，應該是統治者尋求公民的授權和重用，而不是相反。雖然如此，屈原依然是我最崇敬的華夏偉大人物之一。屈原的正直和才能永遠是我們的榜樣，我們不應苛求屈原，只是我們需要理解我們尚不具備的思想。

這些人本主義和民主思想在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演講中表達得更為清楚。伯里克利的時代，被稱為古希臘的古典時代，也被稱作黃金時代。公元前431年，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講中指出：

“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選舉一個人擔任公職的標準是其才能，而不是由於其屬於某一個特殊階級。任何想要為國效力的都不會因為其社會地位的低下和貧窮而被拒之門外。”

擲地有聲，迴響千年，共鳴世界！至今聽來令人振奮，使人慚愧，也令不少人汗顏！我將伯里克利演講的全文的中譯本附錄在本章的後面，這篇演講是研究古希臘古典時期非常重要的文獻，理應在此把完整的譯文呈現給讀者。伯里克利演講原有一些中譯本，但都不能讓我滿意，於是我決定自己翻譯。我之所以把全文忠實和完整地翻譯出來給讀者，是由於我不僅希望讀者了解伯里克利當時說了什麼，而且知道他當時沒有說什麼。

這是一篇應該被永久置放在所有的政治家辦公桌上的演說。當然，這也是一篇一些自命不凡的權勢者絕不敢面對的演說，因為，這是一面永不蒙塵的鏡子，將映照出他們醜陋的內心；這是一杆永不折彎的尺子，將衡量出他們侏儒的胸襟。

我在翻譯這篇演講時不得不多次離開書桌而徘徊，我不僅僅是在推敲和尋找合適的中文，而且是為這樣一個時代而感慨和內心無法平靜。伯里克利的講演似乎把我帶到了另一個時間和空間——當時的雅典。似乎我就是當時一個陣亡將士的兄弟，悲傷、慷慨和責任同時充滿我的胸膛。

這些激動人心的言辭準確無誤地展示了古希臘雅典的價值觀，在古希臘的雅典，公元前400多年，政府由公民選出，社會以公民為本，政治為公民服務。2200年後的美國獨立宣言幾乎是伯里克利講演的另一個版本。

在這篇講演中，伯里克利論述了國家、人民、政權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他明確指出：國家屬於人民，政權屬於公民，政府由公民選出，由公民所有。任何公民都有同等的機會和權利進入政府，不管他的社會背景和經濟狀況如何。

伯里克利提到了法律。他指出，約束公民行為的標準是法律以及作為法律基礎的道德，而絕對不是個人或者政府的好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特別提到了那些旨在保護弱者的法律和人們心中不成文的法律，也就是道德，認為他們同樣是約束和指導人們行為的標準。

他指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並不影響對於出類拔萃的認可。他鼓勵了出類拔萃，並且讚揚了鼓勵這樣出類拔萃的制度。

他還提到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包括娛樂和居住，認為雅典的強大使得雅典公民可以更多享受到生活的樂趣。這樣的生活也是人民用生命來捍衛國家的一個重要理由。

他還提到了教育和軍事，認為這些都是服務於人民的，而不是相反。他認為公民不應該為了遙遠的危險而放棄正常的生活。一個公民有着正常生活的國家，是一個更加能夠面對危險和困難的國家。

他還提到了公民的責任。公民的責任不是為了抽象的國家概念，而是為了一個城邦的整體和每個個人，為了每個人的美好生活和自由民主的權利。

他讚頌了古希臘雅典的祖祖輩輩以及當時在場的和不在場的活着的人。他高度評價了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和留下的偉大遺產，以及在世的人們繼往開來的努力和成績。

他提到了老人、婦女和孩子，以及對於他們的關心，特別是對於為國捐軀者後代的照顧。

他當然讚美了為了雅典而捐軀的烈士們。他沒有詳細列舉他們的業績，而是對他們的獻身給予了崇高的評價。他讚美他們為雅典的精神和制度獻身的勇氣和實踐。

但是，他幾乎沒有提到神，而是僅僅在作為娛樂的祭祀中輕輕帶過。伯里克利的偉大演說全文都沒有提到人對於神的敬畏或者神的作用。

他根本沒有提到任何特殊集團的利益，也沒有提到任何黨派的利益，也沒有抽象的意識形態，更沒有提到要為以上任何一個而犧牲公民的利益。

他沒有把服從作為烈士的優點，甚至完全沒有提到服從，無論是對神的服從還是對權威的服從。而是，他給出了勇士們為之獻身和奮鬥的理性的理由。

他沒有渲染仇恨。在這樣嚴酷的戰爭中，在祭奠死者的時刻，他着重於自己公民的正義和犧牲以及對於自由和民主的捍衛，卻沒有煽動或鼓勵仇恨。他絕無意向把自己的公民降格到仇恨的地步，而是用居高臨下的姿態，以一種寬恕的態度，闡述了敵人致命的缺陷和自己必勝的理由。

他沒有任何許諾或者聲稱那些已經或者將會為國捐軀的勇士會進入天堂。對於古希臘人來說，人間可以建成天堂，也可以變成地獄，所以理性和勇敢就是為了實現前者而避免後者。伯里克利對烈士完全沒有許諾天堂或彼岸，這表達了古希臘人的人生觀。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彼岸，而是為了人的未來。古希臘人可以相信自己會再生，但即便再生，也是在這個世界，而不是別的什麼地方，這個世界是他們和他們的神共同存在和生活的唯一居所。相比那些用天堂的富貴和彼岸的榮華來欺騙人們獻身的說教，真是雲泥之別。

“……請牢記：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

自由和民主，這西方文明的特徵和根基，現代文明的趨勢和準則，起源在兩千五百年前的雅典，跨越廣漠的時空，至今聽來倍感親切。伯里克利的講演是他所在的那個偉大時代精神的縮影。在這樣莊重的由國家為陣亡將士舉行的葬禮中，顯然有祭祀的成分，但是即便如此，演講的中心仍然是“人”而不是“神”。我們生活在距離這個古希臘黃金時代近兩千五百年後今天的人們，甚至可以直接把這篇演講放在當今的重大國際活動中而不覺得突兀，如果刪去和古希臘有關的詞句，我們完全會以為這齣自某個現代政治家，而絕不會想到這是來自兩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臘。要知道，我們今天的國際社會是經過了多少坎坷和代價才樹立了以人為本的精神。

如果說人權始於古希臘，那是恰如其分名至實歸的。古希臘的公民意識和以人為本的精神，就是今天人權概念的直接來源。中國千百年來的關於人的冗繁道理和諄諄教誨，一旦和伯里克利的講演相比就立即黯淡無光、相形失色。

有人說基督教使得人的平等成為可能，因為每個人都有“原罪”，因此在背負“原罪”的基礎上人人平等。這說法不無道理，但不準確，因為基督教的平等絕無法和古希臘相比。古希臘文明中甚至人和神之間亦無大差別，古希臘人在神面前都不必自卑，毫無疑問，古希臘的平等比基督教來得合理和徹底。古希臘人不必懼怕在天國里偷吃一個蘋果而世世代代帶着“原罪”，並為此懺悔；他們更不必恐懼對於權威的懷疑而被打入地獄萬劫不復。古希臘人對於神的崇敬帶着友誼和調侃，古希臘的眾神氣度非凡，因此古希臘的神不會帶給古希臘人恐懼，古希臘人忙着和眾神一起探索真理，沒工夫也沒必要對他們恐懼。這就不難理解伯里克利甚至在那樣嚴肅、悲傷和慷慨的祭祀中都沒有想到要神來做一些什麼事情，他顯然認為，這些烈士本身以及和烈士一起英勇戰鬥的人的所作所為已經足夠神聖。

駐足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伯里克利大理石胸像（圖7－8）前，想到他的演講，令人絕難平靜。這座雕像是古羅馬時代根據古希臘原作的復製品。伯里克利像剛結束戰鬥或在戰鬥間隙的戰士一樣，把頭盔和面罩推向頭頂，讓呼吸更加舒暢，讓視野更加寬廣，他似乎在告訴世人，他不僅是雅典民選的最高行政長官，同時也是一個普通的公民和戰士。他從容的表情和遠眺的目光，顯示了雅典的坦然和自信。

胸像底座的說明上冠以“伯里克利，公民和戰士”。這是伯里克利對自己地位的驕傲稱呼，也是雅典人對於伯里克利的讚美。看到這裡，我恍然大悟：這就是古希臘和其它文明的根本差距，這就是“人本主義”和“官本主義”的最大不同。

圖7-8 古希臘雅典行政長官伯里克利雕像，古羅馬根據古希臘雕像仿製（筆者攝於倫敦大英博物館）

如果有哪個國人膽敢把這對古希臘首席行政官的最大讚揚的頭銜給華夏的任何一級官員，那就成了大逆不道。如果有誰膽敢稱呼華夏的皇帝為“黎民和兵丁”，那必定招來殺身之禍，甚至滿門抄斬。不要說是皇帝，哪怕知縣都不行。在華夏，百姓不得不把任何在他們頭上的芝麻官稱作“大人”，把稍大一點的官稱作“青天大人”，把皇帝稱作“聖上”，而絕無可能或膽量把他們中的任何一個稱作“黎民”或“兵丁”。我不禁倒吸一口涼氣，至此，我們應該理解古希臘的“人本主義”和華夏的“官本主義”的差別了吧？

我希望所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讀者都能認真閱讀伯里克利的演講詞（見本章附錄），希望讀者在閱讀時記得此講演發生在公元前431年，距今大約2500年前。那個時候，中國還沒有出現，在日後稱作中國的土地上還是戰國時期，秦始皇滅六國還要等200年後才發生。

我希望讀者把伯里克利和秦始皇進行比較。一個在古希臘雅典的陣亡將士的葬禮上闡述了人的價值和民主政治的理念，而另一個在兩百年後世界的另外一個地方為他自己的墓冢和陪葬傾盡了全國的人力和物力；一個在意在世者的利益和過世者的榮譽，而另一個僅僅在意於他可以永遠統治下去，不管是活着還是死後；一個開啟了西方民主的先河，一個卻樹立了東方專制的榜樣；一個永遠被民主世界尊為民主的身體力行者，而另一個仍然被一部分國人尊為統一的締造者而被另一部分中國人貶為殘害人民和文化的暴君；一個竭誠和自己的公民一起建設和捍衛自己的城邦，而另一個處心積慮恨不得讓整個世界作為他的陪葬。

秦始皇的個人品質不是我所最關心的，對於正直的人來說，他是醜惡的典型；對於奴才來說，他是永遠的主子；對於獨裁者來所，他是心儀的榜樣。我更關心的是，國人對於秦始皇的評價。這是每個國人都應該警惕的。

我們在讚頌什麼？我們在弘揚什麼？我們在容忍什麼？這都是我們不得不責問我們良心和理性的問題。我們絕不能把強權尊為功績，把殘暴譽為勝利，我們必須領悟這樣一個道理：廣泛的人文關懷遠比遼闊的版圖更加重要，高尚的人類理性遠比一統天下的野心更有價值。

附錄：

在殉國將士葬禮上的演講詞

作者：伯里克利（Pericles 公元前495－429年），古希臘雅典政治家，於公元前431年

整理：修昔底德（Thucydides 公元前460－395年），古希臘歷史學家

中譯：林炎平，轉譯自BenjaminJowett，SusanCollins和H. G.Edinger三種不同版本的英譯。【3】

過去許多在此地講演過的人讚揚我們在葬禮上發表悼詞這種習慣。他們覺得，用悼詞給予陣亡將士以榮譽是一種恰當的方式。在我看來，我們舉行的葬禮形式本身已經充分表達了我們對於這些在戰場上用勇敢的行為帶給我們光榮的人們之尊敬。你們剛剛看到國家在這個葬禮中表達的對他們的深深敬意。我們相信，這些將士的英雄氣概絕不應該由一個人的演說詞好壞而增減一分。說得恰到好處是很難做到的，甚至即便中庸也未必使大家感到完全真實。那些熟知死者的可能會覺得我說得不夠；而那些不了解死者的卻可能在聽到這些超越他能力的事情後覺得是誇張。人們總是有這樣的傾向，即在他們聽到那些他們力所能及的事情時還可以接受，否則，他們就會妒忌和懷疑。儘管如此，由於我們的父輩已經建立了這樣一個習慣，那麼我也必須按照這樣的習慣和法律盡我所能滿足聽眾的希冀和信念。

首先我要說到我們的祖先。在這樣的儀式上，回憶他們的作為，以表示對他們的敬意，是理所應當的。在這塊土地上，我們的祖輩世世代代居住在這裡，世代承傳，直到現在。正是由於他們的勇敢和美德，才保有了這個國家的自由。他們無疑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尤其值得歌頌的是我們的父輩，因為他們除了從祖輩繼承來的土地之外，還用鮮血和汗水擴展了我們今天賴以生存的國土。今天在這裡集會的人，絕大多數還正當盛年，然而我們已經在各方面使得我們國家更加強盛，並使得雅典成為無論在和平還是戰時最為富足的城邦。我不想就你們熟悉的話題來作一篇冗長的演說，所以我不談我們用以取得我們勢力的一些軍事行動，也不談我們的父輩英勇地抵抗敵人的戰役，無論這敵人來自蠻族還是希臘內部。我所要說的，首先是解釋我們是如何取得今天的輝煌的，我們的政治體系是什麼，以及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特質，然後我將歌頌這些陣亡戰士。我認為這樣的演說，在目前情況下，是恰如其分的；同時，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在這裡集會的全體，包括公民和外國人在內，都聽到我想說的。

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是從我們鄰近城邦那裡模仿來的。相反，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典範。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是因為政權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在解決私人爭端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但同時，一個人出眾的優秀也被社會所認可。選舉一個人擔任公職的標準是其才能，而不是由於其屬於某一個特殊階級。任何想要為國效力的都不會因為其社會地位的低下和貧窮而被拒之門外。不僅僅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和公開的，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是自由的。我們不會對我們鄰居做他自己喜好的事情而憤怒，甚至我們不會冷眼相向使對方難堪，儘管這樣的方式並非直接指責對方。在私人生活中，我們是寬容的和不冒犯別人的，但是在社會事務中，我們謹慎守法，因為這些法律都得到了我們深深的尊重。我們尊重權威和法律，從而不做壞事。我們特別注重那些對於弱者提供保護的法律，以及那些給違法者以道義譴責的不成文的法律。

我還要說的是，我們比任何其它城邦都更加注重勞作後的休閒。一年從頭到尾，都有各種戲劇演出、體育比賽和宗教祭祀。我們的住宅漂亮且高雅，其賞心悅目消除了我們的憂鬱。我們的城邦如此偉大，世界各地的各種產品都匯集於此，使得我們覺得享用外國的產品就像我們本地的產品一樣自然。

另一方面，我們的生活方式不同於我們敵人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城邦向全世界開放。我們從來不制訂旨在限制外國人在這裡視聽的法律，儘管他們可能竊取機密使得我們的敵人得益。我們城邦的安全並不仰仗於防務安排或秘密，而是依靠當國家召喚我們時涌自我們內心的勇氣。

就教育而言，我們的敵人讓他們的孩子從幼小的年齡開始就進行苦役式的訓練以期望他們勇敢。儘管我們的生活方式無拘無束，但是我們在面對危險的準備方面絲毫不遜色於他們。一個簡單的證明是，當斯巴達人進攻我們的時候，他們從來不會獨自前來，而總是要糾集起他們所有的同盟軍。而我們攻擊周圍的城邦時，我們通常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勝，儘管我們是在敵人的土地上作戰，而我們的敵人是在保衛他們自己的土地。沒有任何敵人曾經和我們全部的軍事力量交過手，這是因為我們的主要關注是在我們的海軍，以及其它的陸地軍事出擊上。但是，如果我們的敵人和我們的軍隊的一部分交手時取得了勝利，他們就會吹牛說他們打敗了我們整個軍隊；如果他們被打敗了，他們就會說他們是被我們的整個軍隊打敗的。因此，我們並不是靠嚴厲的紀律迫使我們直面危險，而是我們從容的自信。我們天然的勇敢來自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來自於法律的迫使。我們並不成天準備迎接將來才可能發生的痛苦，但是當痛苦降臨時，我們的勇敢面對絕不比那些每天備戰的人差。雅典應該為她具有的這些品質得到景仰，也應該為她所具有的其它品質得到景仰。

我們愛好美麗，但是沒有因此而變得奢侈；我們崇尚心智，但是沒有因此而變得柔弱。我們把財富當作可以適當利用的東西，而沒有把它當作可以誇耀的本錢。誰也不必以承認自己的貧窮為恥，真正的恥辱是不盡力擺脫貧窮。我們每一個人在關心私事的同時，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事務的人，對於政治也很熟悉。我們認為，一個不參與城邦生活的人不僅僅是一個只顧自己的人，而且是一個無用的人。我們公民們參與公共事務的辯論，參與制訂我們的政策。我們不認為討論會延誤行動，相反，我們相信，在大眾的充分辯論之前就開始行動才是有害的。我們在行動前具有獨一無二的思考的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則由於無知而無所畏懼，一經細想就躊躇不前。最堅強的人是那些完全理解生活中的醜惡和甜蜜並且義無反顧地直面危險的人。

進而，在如何和別人相處的問題上，我們也不同於其他大多數人。我們結交朋友的方法是給他人以好處，而不是從他們那裡得到好處。幫助其他人使得我們成為更加有價值的朋友，因為這就使我們的友誼更為可靠，因為我們要繼續對他們表示好意，使受惠於我們的人永遠感激我們。那些欠債於我們的人對友誼冷漠，因為他們知道，在他們回報我們曾經給予他們的慷慨時將不會被認為是我們將虧欠他們，而是他們在歸還人情債。在這方面，我們是獨特的。當我們真正給予他人以恩惠時，我們不是因為考慮我們的得失才這樣做的，而是由於我們的慷慨，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做而後悔。

總之，雅典是全希臘的學校，我們每個公民是比別人更加獨立自主的個體，在各個方面表現得無與倫比的溫文爾雅和多才多藝。

這並不是在這個典禮上的自我吹噓，而是真正以我們的城邦的強大而證實的具體事實。而我們城邦的強大正是上述優秀品質的結果。只有雅典，在遇到嚴峻考驗時可以證明她比其名聲更為偉大。也只有在雅典，入侵的敵人才不以戰敗為恥辱；受她統治的屬民也不因統治者不夠格而抱怨。正是由於這些對於我們的力量的無可爭辯的證明和普遍的認可，我們成為人類今天的奇蹟，也同樣會是後世的讚嘆。我們不需要荷馬的歌頌，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讚美，因為他們的讚頌儘管可以使我們欣喜一時，但是這些表達並不足以代表我們真正的成就。我們的探險精神使得我們可以進入海洋和陸地的每個角落，我們所到之處都樹立了永恆的對於我們的敵人給予痛擊和對於我們的朋友給予慷慨的記憶豐碑。

這就是這些烈士為她英勇而戰、慷慨而死的城邦。不言而喻，我們每個倖存的人都將為了雅典而繼續他們未竟的辛勞。

正因如此，我說了這麼多話來討論我們的城邦，因為我要很清楚地說明，我們所捍衛的遠遠高於其他那些不享有我們的特權的人。同時，我也給予了清晰的事實以證明我的讚頌。

對於他們的歌頌的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經說完了。我已經歌頌了我們的城邦。是這些烈士和那些類似他們的人的英雄業績和輝煌成就造就了我們的城邦。能夠像雅典這樣得到如此讚美而不過獎的城邦在全希臘也是鳳毛麟角。

他們的獻身，證明了他們非凡的英雄氣概，不僅僅在開始的勇敢，更加重要的是這樣的勇敢在最後的關頭也毫不動搖。他們中間有些人也許是有缺點的，但是我們所應當記着的是他們抵抗敵人和捍衛祖國的英勇行為。他們的優點抵消了他們的缺點，他們對國家的貢獻多於他們在私人生活中的缺憾。

他們這些人中間，沒有人因為想繼續享受他們的財富而變為懦夫，也沒有人苟且偷生以期日後脫離貧困獲得富裕。他們要嚴懲敵人，而不是別的，他們把面臨這樣的艱難險阻當作無上的光榮。他們責無旁貸，把自己的利益置之度外，堅定地打擊了敵人。儘管成敗不可預知，他們只能讓希望女神去決定。但是付諸行動時，在真正的戰鬥中，他們相信自己。他們寧可堅守戰鬥到死而不是逃脫放棄而生。他們的確逃脫了，他們逃脫的是任何有損榮譽的指責。他們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戰鬥中頂天立地，用他們的生命的頂峰完成了他們的職責，沒有恐懼，只有無上的榮光。

他們的行為無愧於他們的城邦。我們這些尚還生存的人們因此可以期望更加安全的生活，但是我們必須對我們的敵人展現我們具備和烈士一樣的勇氣。我們必須理解具備這種勇氣的好處，不僅僅是以演講者的言辭和我們眾所周知的故事，而是從擊潰敵人而可以給我們帶來的所有利益來考慮。你們應該每天矚目雅典的偉大從而成為她的忠實愛國者。當她的偉大激勵你的時候，再反省和深思，所有的這些都是由這樣一些人取得的：那些勇敢的人，那些有責任心的人，那些有高尚情操的人，那些把失敗當作恥辱的人，那些不幸失敗但不失美德而毫不猶豫奉獻生命的人。他們為了國家和大眾貢獻了他們的生命，至於他們自己，則獲得了與世長存的讚美和獨一無二的墓冢——不是現在他們遺體所在的墳墓，而是他們在我們心中的永恆記憶和在將來重大決策和行動中對我們的不斷感召。對於這樣的具有英名的烈士，他們的墓冢是整個世界。紀念他們的不僅僅是他們自己墓碑上的鐫刻，同時也是所有海內外那些牢記他們的心靈。

他們應該是你們的榜樣。請牢記：只有自由，才能幸福；只有勇敢，才能自由。因此，絕不要過低估計戰爭的危險。那些不幸的和沒有指望的人並不比幸福和充滿希望的人更加敢於用生命爭取勝利，因為失敗對於後者意味着所有的喪失，而倖存只是苦難的開始。對於一個自尊的人來說，來自怯懦的侮辱遠比在全神貫注為希望戰鬥時不知不覺到來的死亡更加痛苦。

因此，我不應該和這些烈士的父母一起悲傷，而是應該安慰他們。他們知道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興衰變遷的世界。這些烈士的光榮獻身和我們的深切哀悼是一件幸事，他們的生命由於死亡和幸福同時到來而更加完整。我知道很難讓你們確信這點，因為你們將在看到尚且健在的人們的幸福時勾起你們的對於和過世者曾經共享幸福時光的回憶。真正的悲傷並不來自丟失那些從未經歷過的幸福，而是來自那些曾經熟悉的但卻永遠逝去的往事。如果你還在盛年，你應該找到繼續生兒育女的希望。這些新的孩子並不會讓你忘記那些逝去的人，但是他們會給予我們的城邦更大的幫助，避免她荒無人煙，使得她更加安全。一個自己的孩子並沒有面臨這樣的生命危險的人，他的忠告是蒼白的。但是對於那些已經不再年輕的人，我希望你們回顧你們曾經幸福的大半生，並且慶幸痛苦的日子也不會很久了。讓你們兒子的英名振奮你們的精神。對於榮譽的熱愛是唯一永不衰老的感情。當一個人衰老和無用時，使得他們欣慰和幸福的不是財富，而是榮譽。

而對於那些今天在這裡的烈士的兒子或者兄弟們，我覺得只有和他們一樣奮鬥才是你們應該做的。每個人都自發地讚美那些逝去的人，超越他們的英勇是難以做到甚至難以接近的事情。如果說在他們生前對他們還有妒忌的話，他們的逝去使得這樣的妒忌不復存在，他們受到的尊敬和榮譽沒有任何參雜。

我也應該對那些今後成為寡婦的人講一些婦道美德。我只說簡短的忠告。你們最大的光榮是不要讓自己表現得比自然賦予你們的更弱，並且，不要讓男人以任何理由議論你們，無論是由於好還是壞。

我已經依照法律上的要求，說了我所應當說的話。對於烈士我們已經做了祭獻，將來他們的兒女們將由公費撫養，直到他們成年。這是有力的獎勵，和花環一起，雅典加冕她的兒子們，無論是過世的還是倖存的，作為他們經得住考驗的酬謝。凡是對於美德獎賞最大的地方，最優秀的公民就會湧現。

你們對於陣亡者已經進行了哀悼。現在，你們可以散開了。

在東方社會中，人的普世價值被嚴重低估了。於是在某些時代，極少數人的價值出奇地高昂而絕大多數人的價值接近於零。黎民百姓不斷被告知必須為了某個利益犧牲個人的利益，但是沒有人知道那個利益到底是什麼，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在其中的角色是什麼。最後我們既不知道為之奮鬥的利益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我們曾經以為是為了集體利益在奮鬥，其實在那個整天叫嚷集體利益的年代，每個人的利益都被蔑視，每個人的權利都被踐踏，甚至後代的利益也遭到了破壞。所謂的集體利益變成了蔑視個人權利的藉口和踐踏所有人權利的理由。

而我自己的真實經歷也毫不客氣地迫使我思考極其尷尬的現實：從口號中的“主人”到現實中的奴隸，從理論上的“這個世界是我們的”到現實中的一無所有。這曾經令我困惑萬分的反差，終於由於一件事而讓我如夢初醒。

那是在太行山上的一個夏天，我們正在地里幹活，下雨了。當時我們都覺得可以趁着下雨休息一下了。畢竟，當時完全沒有休息日，起早貪黑牛馬般的勞作令人倒頭就可以熟睡。但是，我們被告知，人不能停，必須繼續干，而牲口去避雨。蹲點（到基層監督）的公社書記這樣下令。

我覺得不可思議，但是村子裡的老鄉卻已習以為常。他們告訴我，人是自己的，牲口是生產隊的。人得了病，是自己的事情。要是牲口得了病，問題就大了，一是治療昂貴，二是暫時沒有牲口可用，要是死了，那麼生產隊就受大損失了。

不可思議的是，這樣蔑視人的價值的事情發生在距伯里克利講演近兩千五百年後。這漫長歲月中人本主義的理性和實踐的波濤巨瀾，竟然在世界一些地方被屏蔽得如此風平浪靜，不見絲毫漣漪。

這樣的難堪，自然會使得一些人爭辯古希臘仍然實行的是奴隸制，以此減少我們的慚愧。在中國過去的教育中，社會被分成了幾個階段，“奴隸社會”處在最底層，其給予我們的印象是殘酷和血淋淋的對於奴隸的壓迫和剝削。不錯，古希臘有奴隸存在，但是古希臘社會並不建立在奴隸制上。在古希臘，奴隸從來不占人口的大多數，極盛時期的雅典也僅占了人口的30%，至於整個希臘世界，比例更低。而古希臘奴隸的地位和生活可能會超出我們的想象。

在雅典，法律明文禁止虐待奴隸，甚至奴隸無需為公民或自由民讓道。在城市裡，人們無法辨別誰是奴隸，誰是公民，奴隸的穿着和舉止和公民並無二致。奴隸可以從事文書管理，經商行醫，甚至擔任警察，他們只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已。而且，他們還可以通過努力脫離奴隸地位，成為自由民，乃至公民。

“此奴隸非彼奴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古希臘社會中的奴隸更像是今天西方國家的外來移民。在沒有成為公民以前，移民沒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以及其它一些僅僅公民才享有的權利。古希臘的雅典就有許多這樣的外國移民，其中一部分就是奴隸，他們雖沒有公民的權利，但仍能以自己的聰明才智掙取報酬，並和雅典公民一樣由衷地熱愛着這片土地。

我們沒有必要美化古希臘的奴隸生活，但必須恰如其分描述它的情景。在古希臘雄辯家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圖7－9）的一些講演中，我們知道至少兩個奴隸的故事，一個是帕西昂（Pasion），為銀行工作，由於他的勤奮和聰明，最後被提拔，成為銀行家並且脫離了奴隸身份，甚至獲得了雅典公民的身份。後來他在遺囑中，並沒有把自己的財產和職位傳給他的兒子，而是給了和他同樣經歷了從奴隸到公民的佛米奧（Phormio）。

圖7－9  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梵蒂岡博物館，羅馬梵蒂岡，筆者攝

古希臘世界對待奴隸的態度還可以從著名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誓言中看到，希波克拉底不僅僅奠定了西方醫學的理論基礎，而且申明了其道德準則。誓言摘錄如下：

“我以阿波羅、阿斯克勒庇俄斯、海吉亞、帕娜西亞以及眾神的名義起誓：……我將依據我的能力和判斷醫治我的病人而絕不傷害任何人。我進入病人的住處僅僅為了使得病人得益，我絕對不做任何有可能傷害他人的事情……，對自由人和奴隸都一視同仁。對於任何我可能在行醫時聽到的隱私我都將保守秘密絕不傳播。”

希波克拉底誓言聲明了行醫不應該和被治療者的社會背景或身份有任何關係。這是一個古希臘宗旨，後來成為西方對人的價值之普遍態度。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如此地超越時代，以致今天仍然作為行醫的準則而被全世界廣泛認同和實踐，至今醫學界仍然要求行醫者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毫無疑問，人道主義始於古希臘，因為人本主義精神是導致人道主義的充分必要條件。因此，希波克拉底誓言只能產生在古希臘而不是世界的任何別的地方就不難理解了。在華夏，希波克拉底誓言難以產生，更難實踐。就是今天，面對希波克拉底誓言，我們也不得不羞愧滿面。

和“人本主義精神”的理念形成強烈反差的中國文化中，不乏關於人際關係的教誨和實踐，但絕非以人為本或人人平等，而是“感恩”和“施惠”。臣民對於皇帝的感恩，黎民百姓對於官僚的感恩；皇帝對於大眾的施惠，官僚對於子民的施惠。但是這些都不構成任何平等的概念。

平等的互助和不圖回報的幫助在中國很少在制度上和道德上得到肯定和弘揚。當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前，通常前者會問自己，為什麼要幫助他，而後者則會問自己，我回報得起嗎？的確，後者和前者可能素不相識並且以後再不相逢。那麼幫助的功利基礎何在？施惠的目的是得到感恩，感恩的目的是回贈施惠。但是平等的幫助則不同，其功利基礎是更加廣義的。當你幫助一個人，並非由於這個人曾經幫助過你，亦非他今後會幫助你，而是，你相信，這是你道義上的職責，並且你相信，在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在社會的某個角落某個時刻，一個和你素昧生平的人會挺身而出。這應該是平等互助的功利基礎，也是其道德準則。

這需要更加遠大的目光和理念才可以實現，因此其道德準則是更加高尚的。這樣的道德準則不僅僅需要功利基礎，還需要哲學基礎。“人本主義精神”就是使之實現的哲學基礎。在“人本主義精神”的普照下，“感恩”和“施惠”消失了，代之以人的權利和職責，人的社會責任感和自我價值觀。人不再是施惠的受者，亦非感恩的施者。這才是“平等”的基礎，在此上，“公民”才得以產生。這一切，只能在“人本主義精神”的普照下才可能實現。

中國數千年來，不乏物質輝煌，不缺文化燦爛，但是一旦進入科學領域，便乏善可陳，一旦進入人文領域，即十分畸形。平等的“人”，不見於中國數千年歷史。

宋代被很多人譽為文採風流、禮重士人的黃金時代，號稱“人文大宋”。但那僅僅因為皇帝允諾不殺士大夫、不殺言事者，然而士大夫在整個社會中的比例能有多少呢？允諾歸允諾，從蘇東坡烏台詩案險些喪命，怒斥徽宗佞道的和尚被炮烙凌遲，當時社會的言論自由程度可想而知。僅僅因為一首“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詠檜樹的詩句就被以誹謗時政的名義羅織入獄，匍匐在皇權腳下的大宋文人的權利遠不及古希臘的奴隸。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奴僕婢女被隨意買賣、虐待，甚至殺害卻無人過問的例子史不絕書。宋人洪适《夷堅志》載有宋代兵馬統轄王瑜，凡婢女侍妾稍有拂逆，或裸身鞭打，或以薄板批頰訊杖；或專捶足指，皆滴血墮落；甚至壓以重石，火烤水澆，無有不死，前後甚眾，全部埋在後園中。

南宋號稱名將的楊政的虐殺行為更是令人髮指，姬妾若不稱意，楊政不僅杖而殺之，而且將她們的屍體剝皮，釘於壁上示眾，其數達二三十人之多，多年後還能看到人皮掛在牆上留下的痕跡。我不知道這些地位卑微的人是否被稱作奴隸，但她們的命運，絕非一個社會地位的名詞可以形容。

甚至在清代以後的中國，由家族的祠堂殺人也絕非孤立的事件。族長可以處死被認為有通姦行為的婦女。處死的方式多種多樣，其中一種是把棺材裡盛放一半生石灰，把要處死的婦女活着放進去，釘死棺材蓋板。然後由族人滾動棺材，讓裡面的女人活活嗆死。這樣的處罰並不是由某個統治者強加於被統治者的，而是由民間自己進行的。

古希臘的“人本主義精神”確實超越時代，是人類理性的難以企及的典範。伊迪絲·漢密爾頓（Edith Hamilton）如此滿懷激情地謳歌道：“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臘人作為崇尚理性的先鋒出現在舞台上。……在他們之前或者存在於他們周圍的所有的偉大人類文明，都不能成為他們仿效的模式。西方精神、現代精神是希臘人的發現。希臘人是屬於現代世界的。”現代的人文準則就源於古希臘的“人本主義精神”。

古希臘尊重的是人本身，而不是人的地位或者身份。古希臘城邦的主人是公民，而公民在城邦中的職務取決於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經濟地位或者家庭背景。為了避免少數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職務，古希臘甚至採用了“陶片放逐法”來避免獨裁的可能。只要在公民投票中（多用陶片，因此得名），多數人贊同放逐某個高官，此人就不得不離開本國到外地去。但是被放逐的人並不會損失財產也不會受到另外的懲罰，他仍然可以回來，或者是期限到了，或者是城邦需要。由此可見，古希臘人需要的政府，絕非一個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而是一個旨在照顧全體公民利益的管理組織。古希臘人需要的是一個公正的社會，在那裡，每個人都是被關懷的對象，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必依附於他人之下。

古希臘人是公民，他們可以驕傲地宣稱作為公民的他們是城邦的主人，他們獨立自主，言論自由，他們決定國家的政府組成和官員任免。這樣的政制僅僅發生在古希臘，在其它幾個文明古國都不曾出現。因此，古希臘是非常特殊的。“公民”和“公民權”等概念，從來不見於古中國，也不見於古埃及、巴比倫或古印度等早於古希臘或與古希臘同時的“東方”各文明。確實，把人的價值放在神和統治者之上的文明唯有古希臘。

我從大學時代就一直困惑古希臘的人本主義精神的來源，後來把它歸於古希臘文明的四大公理之一時並非沒有疑慮，我曾經考慮它是否應該是一個“定理”，而不是“公理”。但是發現，僅僅從競爭精神，思辨精神和批判精神並不能直接導致人本主義精神，因此，它應該是一個公理。這顯然和古希臘的其他幾個公理一樣令人對其來源不解。在歐幾里得幾何中，公理的定義是“無需證明也無法證明的自明的真實”。那麼，為什麼這樣自明的真實對於其它文明來說卻如此地難以理解呢？

古希臘人禮讚的是人類本身，他們關心真實的現實世界，也同時關心完美的理性世界，古希臘的雕塑就是典範，其在真實和裸露的人體與浪漫和完美的理想之間找到了平衡。

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一些關鍵的社會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必定是：人、信仰、權威。它們被重視的相對位置決定了社會價值和形態。在華夏歷史上，其順序永遠是：權威、信仰、人，這就是“官本主義”。在別的文明中，也有這樣的順序：信仰、權威、人，這就是“神本主義”。唯獨在古希臘，其順序是：人、信仰、權威、這就是“人本主義”。

有了“人本主義精神”，人類才得以平視和俯視“神權”和“皇權”，這才有了古希臘的劇場形式，有了伯里克利的講演，有了燦爛的古希臘雕塑，有了輝煌的古希臘戲劇，有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有了民主政制，也使科學成為可能。

在古希臘以外的民族，“神權”和“皇權”至高無上、不可置疑。但是在古希臘，在經過“文藝復興”的西方，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權威統統必須讓位給具有理性的“人”。在文藝復興的後期，偉大的法國科學家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的一件軼事也許給了“文藝復興”所復興的古希臘“人本主義精神”作了很好的注釋。

拉普拉斯寫了巨著《天體力學》，為了尊重作為皇帝的拿破崙（Napoleon），就送了一本給他，皇帝看了並不理解，但問題還是有的：“為何書中隻字不提上帝？”拉普拉斯的回答堪稱經典：“陛下，我不需要那個假設！”

拿破崙當然不能再說什麼，這意思都已經很明白了，連上帝都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假設”而已，自己只是一個皇帝，還可以說什麼呢？拉普拉斯為什麼敢在皇帝面前這麼牛？為什麼敢於蔑視上帝？古希臘使然，文藝復興使然！

也許，在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圖騰”，這一人類文明史中頗為普遍的現象。幾乎全世界所有民族都曾經有過自己的“圖騰”和“圖騰崇拜”。圖騰被原始部落的人們認為是他們的象徵，和他們有着某種血緣的和神聖的關係。圖騰的形式各種各樣，或是怪獸，或是變形的人像，或是某種圖形，甚至生殖器。

如果這樣的象徵和符號才可以稱得上“圖騰”的話，那麼，唯有古希臘沒有圖騰。或者說，古希臘的圖騰就是人本身，那從未扭曲的人的本身。在所有的古希臘神殿中，人以及那些和人一模一樣的古希臘神是所有雕塑的主題。如果有怪獸，那麼僅僅是作為敵對的勢力，或者是以陪襯而出現的。

我曾經造訪過不少中國的寺廟，在那裡，可以看到佛和觀音的塑像，還有金剛和羅漢塑像，他們的面目被誇張了，不管是面部特徵已經漢化的菩薩，還是繼續保留了印歐特徵的金剛和羅漢們，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引起人們的恐懼，我可以肯定這是刻意造成的效果。

我曾經在著名的杭州靈隱寺的大雄寶殿中駐足徘徊，有一次遊人極少，我置身於幾無他人的大雄寶殿中，天國的威懾、權威的恐懼和世人的渺小，像一種氣息逐漸在周圍瀰漫開來，衍生出一種壓抑、不安、逃離的感覺，如果不能逃離的話，也許只能服從了。坦率地說，我很不喜歡這樣的感覺。

但是，多少年後當我帶着忐忑和懷疑的心情走進古希臘神殿的時候，卻完全是另外一種感覺。我置身於柏林Pergamon博物館的古希臘出土復原神殿（圖7-10，7－11）中，看到古希臘的人和神的雕塑時，感覺到的是一種親切和高尚。那些石雕體現的多是戰爭題材，並無天國的誘惑或彼岸的許諾。英勇作戰的戰士和試圖保護正義一方的女神，在同一個時間和空間裡出現。我看到了被弘揚的善的一方和被貶抑的惡的一方之間的決鬥。作為善和正義一方的英雄、戰士和女神都有着歐羅巴人特有的極富雕塑感的外貌和身材，如果暫時忘記他們的神或者英雄的身份，我們完全可以把他們當作和我們一樣的兄弟姐妹。那種親切感和召喚感，不禁油然而生（圖7－12）。在尚存的雕塑殘跡呈現給我們的是那些戰勝強大的醜惡的英雄們的音容笑貌，比如陳列在大英博物館的古希臘神話中的戰勝惡獸的英雄梅利埃格（Meleager）（圖7－13）。

圖7-10， 7-11  古希臘帕加馬城神殿（公元前281-前133年）遺址出土復原，德國柏林Pergamon博物館，筆者攝 

圖7－12  柏林Pergamon博物館陳列的古希臘雕塑，英雄和龍搏鬥，筆者攝

圖7－13，古希臘雕塑（公元前340－330）梅利埃格（Meleager，希臘神話中的英雄）的古羅馬時代的復製品，大英博物館，筆者攝。

我也曾經造訪過不少西方的基督教教堂，比如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德國科隆大教堂和法國巴黎聖母院，它們給我的感覺介於靈隱寺和Pergamon神殿之間。我一再試圖尋求這種感覺上巨大但微妙的不同究竟來自何處。應該說，這些文化對於我來說都曾經是不熟悉的，在和它們相遇之前，我不曾了解佛教，不曾審視基督教，也不曾到過古希臘的神廟，但是那第一感覺是如此天差地別。

日積月累的思索和深究，使我逐漸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古希臘的神廟中的雕塑所表現的英雄和神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是沒有被扭曲的人，有着和人一樣的面貌和體態。她們美麗，他們強健，如果說他們和我們有什麼不同，那麼就是他們更加完美，是我們心儀的榜樣，從而給予我們一種使自己更加完美的衝動。他們的健美不會使我們產生恐懼，而是產生了認同、想往和追求，他們坦然而剛毅，友善而勇敢，不由地令人產生認同和鼓舞。

正由於此，我不由地想到了龍，不知何時開始龍成了華夏的象徵，這個完全由人編造和堆砌出來的“怪物”，成了國人頂禮膜拜的圖騰和恐懼的對象。進而成了國人的自我標榜和驕傲。如果說“人之初，性本善。”那麼“龍之初，性本惡。”龍的歷史是從殘暴和兇惡開始的，歷史上“惡龍”比比皆是，而“善龍”卻不見蹤影。國人對於龍的崇拜正是由於龍的“兇惡”和“強大”，這足以構成恐懼。由於恐懼，所以圖騰。圖騰的目的就是用對恐懼的粉飾和崇拜去接近兇惡，從而獲得心安理得。而聰明的國人，並不僅僅渲染這種恐懼，而是給予了恐懼以足夠的粉飾——在龍纏繞的柱子上加上了祥雲，這就是華表（圖7－14）。如此獨具匠心的龍和祥雲的結合，便將恐懼用吉祥淡化了。於是，恐懼變成了可以託付的權威。那麼，華表是中國的圖騰柱嗎？我並不懷疑。

圖7－14 中國的華表

在一個完全不同於歐洲和亞洲文明的地區，美洲的印第安人創造了另外一種頂禮膜拜的形象。印第安人的圖騰（圖7－15）是獨特的，但其有着和華夏的圖騰同樣的效果——恐懼。印第安圖騰上的人物和動物顯示了一種恐懼的神態，很難想象創造這樣圖騰的人不具有恐懼的心態。

圖7－15 印第安人的圖騰柱

可以很肯定地說，“恐懼”是除了古希臘以外的所有民族所創作的各種圖騰中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我試圖理解此特點背後的含義，以及如此普遍的對於恐懼的崇拜和複製恐懼的熱忱。

因此，圖騰不能被理解為一般的藝術，它所表達的不僅僅是藝術家的思想和理解，也不是一般的象徵或寓意。圖騰的含義遠遠超過了以上的範圍，它被傾注了一個民族對世界的信念、態度和嚮往，它實際上是一個民族世界觀的縮影和民族性格的象徵。

但是，和中國人、印第安人相類似的圖騰和圖騰柱不見於古希臘。如果一定要牽強附會，那麼也許可以考慮古希臘的廊柱（圖7－16）。古希臘的廊柱是如此具有特點和象徵意義，以至於古希臘的所有神殿和高尚場所的建築必須有廊柱，甚至今天的西方和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地方都把廊柱作為最重要的建築特徵。但是，廊柱上除了挺拔的槽線、柱底和柱帽，就沒有別的圖案。如果圖騰柱必須有圖騰的話，那麼圖騰圖案就在接近廊柱頂部的三角形的山牆上。

圖7－17是典型的古希臘山牆的雕塑，這是陳列在大英博物館裡的雅典帕特農神廟上的山牆上左側的雕塑。所有的古希臘山牆上的雕塑都是這樣的風格，雕塑群中主要是人物，其中可能還有英雄們使用的戰馬，極少有怪獸，即便有，也是作為邪惡的一方。

圖7－16  古希臘帕加馬城出土的廊柱，建於公元前281-前133年。圖為典型的愛奧尼亞式廊柱（筆者攝於德國柏林Pergamon博物館）

圖7-17  雅典帕特農神廟山牆上的雕塑，作於公元前5世紀（筆者攝於倫敦大英博物館）

古希臘的雕塑，洋溢着一種理智的勇敢和正義的坦然。人物沒有誇張，赤裸的身體每塊肌肉都真實可見，即便有衣裙也無法遮掩女性的美好和男性的偉岸。那是對於人的本身的謳歌。人，才是宇宙和大地之間最值得稱頌和關注的焦點和目的；人，才是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陳列在盧浮宮的古羅馬時代複製的古希臘雕塑家萊奧卡雷斯（Leochares，公元前4世紀）的狩獵女神（Artemis）的雕像（圖7 - 18）表現了這樣一位女性，她行進在征服野獸的征途中，英姿颯爽、自信美麗，不曾有任何一個民族以這樣的形式表現過一位女性。她是當之無愧的女神，但是駐足她身邊時，你更覺得她是你的榜樣，你是她的同路人，她的征程，就是你的必由之路，因為它通向人類的目的。

圖7 - 18 古希臘狩獵女神的大理石雕像。原作是青銅像，Leochares 作於公元前325年，已佚失。圖為古羅馬時代的復製品（公元1-2世紀）（筆者攝於巴黎盧浮宮）

在奧林匹亞出土並陳列在那裡的古希臘偉大的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公元前4世紀）的雕塑《赫耳墨斯（Hermes）和小酒神（Dionysus）》（圖7－19）和佚名的古希臘雕塑“維納斯（Venus）”（圖7－20）再次告訴我們古希臘人歌頌和崇拜的目標——人，完美的人，這就是古希臘人所歌頌和崇拜的終極價值。

圖7-19  普拉克西特列斯的雕塑《赫爾墨斯和小酒神》，作於公元前340-前330年， 筆者攝

圖7－20，古希臘雕塑（公元前4世紀）《維納斯（Venus）》的古羅馬時代的復製品（公元1－2世紀），大英博物館，筆者攝。

相比那些把怪獸奉作圖騰頂禮膜拜的文化，古希臘顯得如此格格不入，如此超凡脫俗。因此，我特別崇敬和讚賞古希臘的雕塑和建築，不僅由於她的精美絕倫，更由於她所體現的人的價值，以及正義、理性和勇氣。在古希臘的建築和雕塑中或隱含或彰顯的是——人本主義精神，那是情不自禁的流露，無可掩飾的自白。

古代的希臘沒有圖騰，文藝復興的歐洲沒有圖騰，有的卻是對人的讚頌和人類精神的弘揚，這，就是“人本主義”。

如果沒有了“人本主義精神”，一個社會將會怎樣？我們從人類歷史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沒有了“人本主義”的社會將是一個畸形的社會，所有的貌似正義的說教，都會在其中扭曲變形，其所謂“正義”，將蛻為恃強凌弱；其所謂“民意”，將淪為以眾欺寡。

民主的基石和本質必須是人本主義，而非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後者是必須的形式，而前者才是真正的本質。正是作為民主本質的人本主義精神的存在，才使得多數人的統治不會導致對於少數人的迫害。人本主義精神之偉大和深遠就在於此。如果沒有了人本主義作為民主的基石和精髓，民主的形式仍然可以在某個階段存在，甚至可以如火如荼，但是隨後就會轉變為暴民的統治，最終必將無可救藥地走向暴政和獨裁。

我們今天的人道主義、民主政制和普適人權，無一不出於古希臘，無一不基於古希臘的“人本主義精神”。

“人本主義精神”，是古希臘贈予人類的永恆的禮物！今天的我們，不得不讚嘆古希臘人超越時代的智慧、勇氣和貢獻，如此偉大以至於我無法找到恰當的表達，還是讓我們引用伯里克利永垂千古的講演中的一句話吧：

“正是由於這些對於我們力量的無可爭辯的證明和普遍的認可，我們成為人類今天的奇蹟，也同樣會是後世的讚嘆。”

是的，這還不僅是過去的奇蹟和今天的讚嘆，而且是今天的準則和明天的指南。

註：

【1】 Plato，Republic，Translated by G.M.A. Grube，Revised by C.D.C. Reeve，USA，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2年

【2】《理想國》的希臘文原名“πολιτεία”（Politeia）無論英語還是漢語都沒有與之相準確對應的單一名詞。對古希臘哲學家來說，“Politeia”有“憲法和管理國家”的意思。因此無論譯成“Republic”還是“理想國”都只部分表達了原意。

【3】（古希臘雅典的首席行政長官伯里克利的這篇演講是研究古希臘古典時期的非常重要的文獻，古希臘的偉大政治思想從中可見一斑。我曾經希望找到一篇現成的中譯本，但是我沒有找到令我滿意的。我將一些中譯本和英譯本作了對比，發現了其中的一些誤譯和歧義。伯里克利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政治家，他的講演是由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整理的，從英譯本可以看出講演詞原文的精彩。但是我所看到的從英譯本轉譯的現成中譯本並不相稱。於是我決定重新翻譯，由於我不懂古希臘文，只好從英譯本轉譯。由於英譯本本身也有不同的版本，彼此也有不盡相同之處，這樣的轉譯難免會把英譯本的一些不恰當的地方傳承過來，為了儘量避免這一點，我參考了幾種不同版本的英譯本，主要有Benjamin Jowett，Susan Collins和H. G. Edinger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