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義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但到城市工作並居住在城市的一個群體。他們不一定來自農村地區，許多人甚至在城市出生、長大，認為城市是他們的家，但由於戶籍制度缺乏靈活性，他們未能獲得城市戶口，仍屬於農村戶口，被歸類為“農村移民”。

背景

幾千年來，中國政府一直使用戶籍制度來管理稅收和控制人口遷移。當前的戶籍制度是共產黨政府於1958年正式引入的，旨在促進三點：政府福利和資源分配、國內人口遷移控制和犯罪監控。每個城鎮都簽發當地的“通行證”或戶口，使當地居民能夠獲得該轄區的社會福利和服務。根據居住地，個人戶口大致被分為“農業戶口”或“非農業戶口”。此外，戶口是世襲的，因此如果父母持有農村戶口，他們的孩子無論出生在何處，都將擁有農村戶口。

戶籍制度本應確保中國的農村人口留在農村，並持續為城市居民提供所需的食物和其他資源。但是，隨着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步伐加快，城市最需要的是廉價勞動力。如此一來，數億來自農村的年輕男女湧入中國沿海繁榮城鎮的工廠和建築工地，而這通常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遷徙之一。在深圳和東莞等許多城市，農民工人口迅速超過了當地城市人口。

很明顯，隨着農民工湧入城市，戶籍制度對國內人口遷移的限制不僅無法執行，而且會對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反作用。但是直到2003年，一名年輕的外來務工人員孫志剛在被警方拘禁期間毆打身亡的悲劇發生後，戶籍所帶來的限制才開始減少。孫志剛之所以在廣州被警察拘留，是因為他沒有依法獲得暫住證。孫志剛的死，引發了公眾對戶籍制度的強烈抗議，許多限制自由遷移的規定因此被廢除。儘管在許多較小城市，戶籍限制已逐步取消，但該制度本身在中國仍然根深蒂固。實際上，隨着城市人口的持續增長，北京等主要城市的政府正在加大農民工及其家庭獲得當地社會服務的難度——詳情請參見下文有關城市化和戶籍改革的討論。

不過，隨着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退，少子化、老齡化的趨勢顯露，2020年前後，一些一線大城市開始放寬戶籍限制，通過提供城市戶籍來吸引外來移民。值得留意的是，當前這種特惠政策主要針對的是學歷較高的大學畢業生。對於普通的城市工人，個別城市放開了絕對限制，但設立相對限制，例如需要繳納足夠年限的社保後才能在當地落戶。

人口增長與地理分布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農民工一直是中國勞動力市場增長的最重要引擎，目前約占8.76億勞動年齡人口總數的33.7％。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22年農民工總量為29562萬人，比上年增加311萬人，增長1.1%。過去十多年間，農民工總量一直在穩定增長中，但增長率已經從2010年的5.4％的下降到2019年的0.8％，2020年是首次記錄到農民工總量下降，當年農民工人口總量減少517萬人。2021年開始，農民工總量回升，其增長幅度為2013年後最高。

按照工作地點分類，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將農民工分為兩類，一類是到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被稱為外出農民工；一類是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被稱為本地農民工。2022年，外出農民工17190萬人，比上年增加18萬人，增長0.1%；其中，跨省流動外出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0%；本地農民工12372萬人，比上年增加293萬人，增長2.1%。

在過去十年中，本地農民工的增長速度遠高於外出農民工。自2011年以來，本地農民工數量增長了30％，相比之下，外出農民工只增長了8％。過去，農民工常常去往東南沿海製造業中心或內陸發達大城市，因為那裡的工作機會更多、工資待遇更好。如今這場景逐漸在改變。隨着中國經濟的縱深發展，無論沿海還是內陸地區的小城市已經逐漸開放發展，為打工人提供了離家更近的就業機會。因而，一個可見的趨勢是工人逐漸選擇在家門口打工。例如，2022年來，隨着深圳、東莞等傳統製造業中心地帶的工廠搬遷到廣西省或廣東省偏遠地區，這些工廠也傾向於解聘老員工之後直接招聘搬遷地當地的工人，打出“在家門口工作”的旗號來吸引本地工人。

而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的生活條件卻越來越受限。2022年時，只有約23.9％的農民工選擇到省外工作，跨省流動農民工比起上年減少了69萬，減少約1.0%。絕大部分農民工（約76.11％）選擇在本省內工作，其中一部分外出農民工在本省內（通常是省會城市或縣級市等）找到工作，這部分工人占比34.26%；此外，約有41.85％工人能夠在戶籍所在鄉鎮找到工作。詳情請參見下圖。

圖：2022年農民工分布

在中國，勞動力的遷移通常被視為一種簡單的單向流動，從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向東部的製造業和城市中心轉移。在十年前，這種說法大致準確，但目前中國僅有約52.7％的農民工在經濟較發達的東部省份工作，有約43.9％的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工作。2022年，中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增長幅度最大，比上年增加200萬人，增長3.0%。其次是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增長2.5%，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與上年基本持平，在東北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總體數量下降了5.7%。

2022年始，國家統計局未再公布各個經濟地區的農民工數量。上一次的數據停留在2021年。當時，在珠三角地區，隨着該區作為傳統製造業中心的地位持續萎縮，2021年該地區農民工人數進一步減少了4萬人（0.1%），降至4219萬。在江浙滬地區就業的農民工增長3.1%，比上年增加160萬人，達到5339萬人。而京津冀地區農民工數量比上年增加49萬人，增長2.4%，達到2125萬人；2017年底和2018年初，北京郊區的農民工遭到驅逐，部分導致了2018年京津冀地區農民工人數下降（1.2%），2019年該地區農民工人數略微回升0.9%，但2020年因疫情關係大幅下降6.0%。

中西部農民工就業增長的一個結果是，在廣東等傳統工人集體行動中心之外，諸如河南和陝西等中西部省份也成為工人抗議的主要中心——有關中國工人罷工和抗議分布的最新信息，請參見中國勞工通訊製作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

年齡，性別和受教育情況

根據《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男性占全體農民工的63.4%，女性占36.6%，遠低於全國女性就業人員占全社會就業人員比重的43.5%。但是，本地農民工的性別差距明顯更小，其中男性占58.3％，女性占41.7%，這表明女性在家庭支持更強的地方更容易找到工作。

過去十多年，中國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穩步上升，越來越少年輕人口進入勞動力市場，而年長工人由於沒有養老金，不得不繼續工作。2008年，農民工平均年齡僅為34歲，到2022年，平均年齡增長至42.3歲。其中，29.2%農民工已經超過50歲，16-30歲農民工的比例從2010年的42.4%下降到2021年的19.8%，而40歲以上農民工占比從2010年的34.1%上升到53%。詳情見下表。

本地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46.8歲，其中41%超過50歲；而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7.4歲，僅16.4%的人超過50歲。這表明有家庭的中老年農民工和女性更偏向在離家近的地方找工作。

上述人口變化也體現在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上，外出農民工比本地農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在外出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8.7%；而在本地農民工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僅占9.1%。

就業模式和工資

絕大多數農民工仍在製造業、建築業和越來越多樣的服務業中從事低薪工作。詳情見下圖。

包括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在內的服務業目前占所有農民工就業的一半以上（51.7%）。從事製造業的農民工比例從2010年的36.7%大幅下降至2022年的27.4%，這既反映了中國製造業的下滑，也反映了其他行業正在給予農民工更多就業機會。與此同時，建築業農民工的比例在2014年達到22.3%，那時基礎設施、住宅和商業地產建設正處於發展頂峰，但此後該比例逐漸下降，2022年降至17.7%，約有5232萬工人。

儘管增長緩慢，但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在過去十多年中穩步增長，2022年農民工月均收入4615元，比上年增長4.1%，減去2022年CPI同比上漲2.0%之後，仍有工資增長。2022年農民工收入最高的行業是建築業（月均收入5358元）和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月均收入5301元），而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的工人收入最低（月均收入略高於3820元）。見下表。

當前，本地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仍然存在不小的收入差距，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為5240元，而本地農民工僅為4026元。東部地區的農民工年度工資增長速度最快，達4.5%，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已達5001元；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工資增長次之，年增長分別為4.3％和3.9％，平均月收入分別為4386元和4238元。東北地區增長幅度最小，為0.9%，平均月收入也是最低，為3848元。但相比2021年農民工的工資增速（其中東部地區增長10.0%，東北地區增長6.7%），2022年各地區工資增速已大大放緩。

工作條件和福利

除了低薪外，農民工通常還必須長時間工作，幾乎沒有工作保障和福利。國家統計局的調查不再包括工作時間、工資拖欠情況、勞動合同簽訂率和社會保險覆蓋率等數據。但是，有其他證據表明，農民工的工作條件幾乎沒有改善。中國勞工通訊的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定期記錄了建築、交通以及各種服務行業的低收入工人就拖欠工資、社會保險和不穩定就業進行的集體抗議。

國家統計局調查中最後一次提到勞動合同簽訂率是在2016年，當時35.1%的農民工簽訂了勞動合同，遠低於2009年的42.8%。在《勞動合同法》實施一年後，各方曾一致努力推進勞動合同的簽訂，但這一舉措很快消失，不穩定的工作逐漸成為常態。不僅在建築業，農民工沒有勞動合同是陳年頑疾，在製造業和吸收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新興服務行業，農民工也經常通過代理勞務派遣機構和短期合同被雇用。

儘管社會保險覆蓋範圍有所擴大，但農民工領取養老金或享受各類社會保險待遇的比例仍然很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稱，到2017年底，只有約22%的農民工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或醫療保險，27%的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7%的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分別比2012年底增長36.5%、24.6%、9.3%和81.2%。人社部表示，2017年新開工建設項目工傷保險參保率達到99.73%，但這主要是因為雇主繳費相對較低，而且鑑於建築工地安全事故高發，繳納工傷保險對雇主有利。更多詳細信息，請參閱我們關於中國社會保險體系的章節。

2022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提到了農民工加入工會的問題，16.1%的進城農民工加入了工會組織，比上年提高1.6個百分點。在已加入工會的農民工中，參加過工會活動的占82%，比上年減少了2.5%。儘管工人加入工會的比例在提高，但當工作中遇到困難時，農民工很少找工會。2017年數據顯示，在權益受損時，僅2.8%進城農民工會找工會尋求解決。

生活狀況

2022年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22.6平方米，比上年提高0.9平方米。農民工所在城市規模越小，人均居住面積越高。進城農民工在500萬人以上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積僅為17平方米，而在50萬人以下城市居住的人均居住面積均超過20平方米。

但很多農民工租房居住，而非居於單位或雇主提供的住所內，少部分人自己購買住房。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農民工及其家庭被排除在保障性住房之外。在一些大城市中，許多農民工只能租得起城市偏遠地區破舊建築中的房屋，即便如此，房租也能占到他們月薪的相當大一部分。例如，在上海市寶山區，外來務工人員要租一個帶共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根據租期長短，每月租金500元至1000元不等；若是具備單獨廚房和廁所的房間，價格要上千。2018年對該地區流動居民的一項調查發現，住在這裡的多是附近汽配廠上班的普工、超市店員、餐館員工、清潔工、個體戶、拾荒者等，他們中工資最高的有5000元，最低為2600元。

對於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兒童而言，日常生活可能隱藏着致命風險。2017年11月18日，北京南郊一棟人滿為患的公寓樓發生火災，導致19人死亡，其中包括數名兒童。也有許多農民工家長在城市工作時，會選擇把孩子留在農村老家，但農村同樣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新冠肺炎疫情在2022年對省外打工的農民工生活影響巨大。農民工不僅面臨着往返家鄉需隔離而產生的巨額費用，且在打工地因疫情而管控時，農民工往往首當其衝被失業、挨餓、流離失所，很多為抗疫服務的工人以染疫收場。中國勞工通訊記錄了上海工人在疫情中的求助聲音。2022年4月13日，網上一篇求助指浦東新區海富城市花園四期約200名裝修工人被困，但社區拒絕發放物資，工人只能用開水壺煮掛麵和白菜吃。4月19日，浦東新區張江路孫橋鎮上海建工工地的亦被曝出有工人染疫，但當地並未提供任何隔離救助措施。多地物流業的快遞和外賣員為了逃避封控而出現露宿橋洞和街頭的情況，全國大量卡車司機甚至吃喝拉睡都要在車上解決。

農民工子女

2009年11月，中國勞工通訊發表了題為《為經濟發展付出代價：中國的農民工子女》的深入研究報告。該報告概述了農村留守兒童以及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所面臨的問題，並詳細評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制定的政策。十多年後，報告中提及的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決。

定義和人口變化

農民工子女被廣泛定義為受父母進城務工影響的18歲以下子女，既包括與父母一起前往城鎮的子女，也包括父母一方或雙方遷居時，留在家鄉的子女。

官方數據方面，2023年，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發布了《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當中估計中國農民工子女總數已達到1.38億，占中國兒童總人口的46.4%，包括7109萬流動兒童與6693萬留守兒童。

自2005年以來，農民工子女總數一直穩定在1億左右，但是由於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農村地區的吸收，農民工子女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詳情請參見下表。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2005和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2020年中國兒童人口狀況：事實與數據

農村留守兒童人數的相對下降，有時被視為他們的狀況正在改善的證據。但是，許多農村兒童現在生活在新發展的中小城市，這些城市的社會服務有限，合適的工作機會也很少。因此，他們的父母仍要到大城市去找工作，而孩子們仍然難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無論身處何地，或戶口情況如何，中國的農民工子女都面臨着一系列大致相似的問題：他們獲得家庭支持、教育、醫療保健以及社區和社會支持的機會不平等。

來自家庭的支持

健康積極的家庭環境對孩子的發展至關重要。父母和家庭對孩子的支持越大，他們在身體、精神和社交方面的發展能力就越強。然而，絕大多數農民工根本沒有時間、能力或資源為子女提供所需的支持。他們要麼長時間與孩子處於分居狀態，工作時間長，要麼教育水平不高，難以有效輔導子女的學業。與城市中產階級相比，大多數農民工花在給孩子讀書和幫助孩子學業上的時間要少得多，他們負擔不起城市兒童習以為常的書籍和課外活動的費用。

2013年一項對1518名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流動兒童家長為了生計平均每天工作11小時，約一半（52%）的家長評價自己為不合格父母，“與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少，交流少”“不能保障子女接受好的教育”。大多數農民工只有中學學歷，許多人對孩子的教育方法過於簡單粗暴，更注重成績，而不是孩子發展的實際學習和成長過程。通常，父母會因為孩子成績不好而懲罰他們，並在他們成功後用金錢獎勵他們。像所有父母一樣，農民工往往對子女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他們的教育方式欠妥，使孩子處於不利地位。

與父母一方、祖父母或其他親戚朋友一起生活在農村地區的兒童面臨類似的問題：缺乏與父母的直接接觸，看護人無法提供他們所需的支持。根據公益組織“上學路上”發布的2020年度《留守兒童藍皮書》，有超過40%的“缺少雙親留守”的學生每年見父親或母親的次數超過9次；還有12%-13%的留守兒童一年都沒有見過父親或母親。不見面又一年沒能和母親聯繫的留守學生比例為5.5%。該組織在2017年進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約11%的留守兒童會說父母“已死”，而中國年平均死亡率為不到1%，推測孩子是故意填錯表達對父母的怨恨情緒。

在貧困和偏遠農村地區長大的兒童，一般由祖父母照顧，他們在心理和教育發展方面可能比其他兒童遭受更多的磨難。研究表明，許多年邁的祖父母受教育程度低；大多數人只讀完小學，只會講當地方言而不會普通話，而普通話幾乎是中國所有學校的教學語言。祖父母常常不能輔導孩子的學業，只關注孩子物質上的需求，而忽視他們的心理發展和情感需求。經常有報道稱，留守兒童會表現出一種與祖父母的疏離感。正如一名中學生所說：“我幫助（我的祖父母）做飯，我們也一起看電視，但我們並不會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教育

《義務教育法》規定，所有兒童都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各級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社會組織、學校、父母和監護人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但現實情況是，並非所有兒童都能接受九年義務教育；而對於那些有機會上學的孩子來說，他們接受的教育質量差異巨大，主要城市和貧困農村地區之間的差異尤為驚人。

在農村地區和許多較小的城市中，教師努力為學生提供的僅僅是基礎教育。農村學校資金、資源短缺，難以聘用和留住合格的教師。許多農村教師是所謂的“民辦教師”，其收入大約是城市教師的三分之一，而且他們通常無法享受法定的養老金和其他福利。

21世紀頭十年，為了優化農村教育資源配置，政府出台了“撤點並校”的政策。2001年至2009年期間，全國農村中小學減少近30萬所。學生們被迫要麼上寄宿學校，要麼每天忍受漫長而艱苦的路程，去最近的城鎮上學。學生被集中至鄉鎮地區，班級規模激增，一些地方的班級學生平均人數超過100人，給教職員工造成了巨大壓力。“撤點並校”政策於2012年正式終止，但小型農村學校並未重新開放，為了節省資金，地方政府繼續單方面關閉學校。僅在2015年，就有超過一萬所小學關停，多數在農村地區。

2014年，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調查估計，貧困地區學生完成中學教育的比例很低，只有約37％的學生上了高中，而在城市，這一比率是90%。對於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或職業學校幾乎是他們唯一能夠繼續上學的選擇，然而這些學校不能保證他們未來有更好的就業機會，甚至無法提供基本職業技能培訓。而一些較低層次的高中和大學學費昂貴，許多學生不得不貸款以支付學雜費。

每年都有數百萬的農村貧困學生在中學畢業後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有些甚至在畢業前就已開始工作。根據REAP研究小組的調查，2013年農村初中生累計輟學率平均為24％，而全國平均水平僅為2.6%。正如中國勞工通訊在2006年關於童工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初中學生輟學是童工的主要供給源。儘管減貧計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改善這種狀況，但童工案件仍不時見諸報道。2017年8月，來自四川大涼山區的18名11-14歲的貧困“孤兒”輟學，到省會成都的一家搏擊俱樂部工作。事件經媒體曝光後，大涼山地方政府強迫他們重返學校，但孩子們不願意回去。一個孩子在接受採訪時說，“在那裡除了貧窮，我一無所有。我不想再回到我貧窮的家鄉，我回去就會和那裡的人一樣，吸毒，偷東西。我不想像他們那樣。”

但是，沒有人能保證，如果留守兒童和父母一起住在城市裡，他們就能擁有更好的生活。根據《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1364.68萬人。其中，在小學就讀969.86萬人，在初中就讀394.83萬人。與此同時，《2022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指出，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88.3%在公辦學校就讀，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87.8%在公辦學校就讀。對比這兩組數據，我們可以估算，大約有113.4萬小學年齡段隨遷兒童和約48.1萬初中年齡段隨遷兒童被排除在公辦學校之外。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曾指出，有47.5%的農民工家長反映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在城市上學面臨一些問題，本地升學難、費用高、孩子沒人照顧是最主要的三大問題，分別占比29.6%、26.4%和21.5%。其中，回答孩子沒人照顧的認同率較上年提高了6.0%，回答學校師資條件不好的比上年提高4.6%。不過，這一數據近幾年來沒有更新的報告。

從理論上講，公立學校對所有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開放，但為了給孩子找個地方讀書，家長們通常必須與教育部門進行艱難而複雜的協商，尤其在那些排外而保護本地教育資源的大城市。以廣州為例，僅僅是為子女申請學位，務工人員就必須出示暫住證、工作證明、居住證明、原籍證明和戶口簿。流動兒童即使成功在公立學校內上學，也常常會面臨偏見和歧視。他們常被視為“外地人”，被排除在各種課外活動之外。201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6.3%的流動兒童沒有跟城市孩子同班上學，流動兒童接觸的大部分是跟自己一樣的流動兒童。甚至有7.1%的孩子在調查中表示自己“沒什麼朋友”。

由於公立學校學位緊缺且“贊助費”高昂，對許多農民工家庭而言，農民工子弟學校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在北京，高峰時期據不同統計有打工子弟學校350-500所。不過，僅少數學校擁有辦學許可證，大多都屬於非法辦學。2003年至2005年，隨着政策放鬆，許多規模較大的打工子弟學校獲得了辦學許可證，完成了合法身份的轉變。

不過，隨着北京收緊人口政策，外來打工者的生活成本不斷上升，不少人只得舉家返鄉，或將子女送回老家。另一方面，農民工子弟學校不斷面臨着被當局以各種藉口關閉的風險。在過去十年或更長時間裡，北京政府發起了許多行動，以不安全為由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但實際上，許多被拆除的學校已經通過了數次政府檢查，在大多數情況下，拆除學校的真正原因是為新的商業和房地產開發讓路。北京於2017年再次大規模關停打工子弟學校，在此期間，北京最大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之一，位於北京石景山區擁有約2,000名學生的北京黃莊學校，被勒令在2018年1月之前搬遷到城外，拆遷工作從2017年10月十九大前夕開始。

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到2020年時僅存七八十所打工子弟學校。受疫情影響，生源減少和複課受限使得本就資金周轉困難的財政狀況雪上加霜，多家學校不得不關停。

打工子弟學校被關閉後，家長將面臨艱難的選擇：要麼將他們的孩子送到城市更偏遠地區的打工子弟學校，要麼嘗試在公立學校申請學位，要麼將孩子送回家鄉讀書。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孩子們都要被迫迅速適應陌生環境，給他們的學習帶來更大的壓力。

本地升學難是隨遷子女普遍面臨的問題。統計顯示，2015年，學齡前兒童中有37%左右跨省流動，小學學齡階段為32.8%，初中學齡階段下降至26.0%，高中學齡階段進一步降至16.2%。本地升學難是流動比例逐級下降的重要原因，流動兒童受限於戶籍制度，無法在長期生活學習的城市參加中考、高考。

對許多人來說，尤其是跟隨父母一起生活在特大城市的農民工子女，中考是一大難關。儘管出台了異地中考政策，但由於政策門檻過高，以及一些大型城市限制甚至禁止非戶籍學生考普通高中，許多農民工子女不得不回流至戶籍地或戶籍所在城鎮就學，或者無法就讀普通高中，只能進入職業學校。有研究顯示，2018年，廣州非本地戶籍考生被公辦普高錄取幾率僅有本地戶籍考生的五分之一左右。

而回流到戶籍地所在城鎮的兒童也面臨種種挑戰。基於河北、四川5個市縣中的137所學校的調研發現，在回流兒童中，父母雙方均不在身邊的占比達65.51%，遠高於非回流兒童44.87%的比例。近80%的兒童回流後即留守，與父母見面頻次低。

在這些兒童回流之前，大部分人在城市的學習狀況，包括公辦學校的就讀情況、師生關係和學業成績都較好，但回流後，被欺凌的比例更高，學校適應狀況不良。與非回流兒童的學業情況相比，回流兒童的學業成績更差，留級的比例也更高，達到了22%。回流兒童的高抑鬱風險比例更大，達到了64.26%。

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最後一道教育難關，是高考。即使在城裡的學校學習了12年，但幾乎無一例外，他們都要回到自己的“戶籍所在地”參加考試。而且，由於每個地區的教材、學習內容不同，他們在考試中處於明顯劣勢。此外，由於難以適應家鄉的新環境，許多回老家繼續讀高中的學生乾脆輟學。

2019年國家統計局數據曾經披露，當年隨遷子女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的農民工所占比重增加明顯，比上年提高4.3個百分點至14.3%。其中，東部地區農民工反映隨遷子女存在無法在本地參加高考問題占比21.3%，比上年提高7.8個百分點，顯著高於其他地區。城市規模越大，高考問題越突出，在5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這些問題更加顯著。

已經有城市嘗試向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的大門，一些學生現在可以在居住的城市參加高考。但是，由於頗受歡迎的大城市政策門檻相對過高，這些優惠政策實際上幫助不大。多數地區都對父母的就職年限，連續居住時間，社保繳納等方面有所要求, 也強調學生學籍在當地的連續性。

2013年，中國首度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打開異地高考大門，有二十餘省實施異地高考，但實際上全國只有數千名隨遷子女因此受益。而且，任何進一步放寬這一制度的舉措，都可能會遭到當地學生及家長的強烈抵制，因為他們擔心如果越來越多的隨遷子女獲得在當地考試的資格，那麼高考的競爭程度將會越來越激烈。

2020年，有25.6萬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參加高考，比2013年的0.44萬人增加了58倍，但仍只占參加當年高考總人數的的2.39%。顯然，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報名參加高考的需求巨大，但至今仍遠遠不能滿足。2019年，北京有5.9萬人報名參加高考，其中僅373名符合條件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而且，農民工子女在北京只能參加“高職招生考試“，對接的是職業學校而不是本科院校。

衛生保健

對於低收入的農民工家庭而言，在商業化醫療體系中，看醫生的費用可能會高得驚人。《2021年衛生和計劃生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1年，醫院次均門診費用329.2元，次均住院費用11002.9元，日均住院費用1191.7元。相比之下，2021年，農民工平均月收入僅為4432元。 如此高昂的醫療成本下，許多農民工只會在緊急情況下去醫院治療，但往往為時已晚。

鄉鎮衛生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就診相對便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次均門診費用為164.3元，人均住院費用為3649.9元，而鄉鎮衛生院分別為87.5元和2166.5元。但是，社區和鄉村診所設備簡陋，缺乏合格的護士和醫生，只能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中央政府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推出了幾種不同的保險計劃，旨在擴大保險覆蓋面。此前相繼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後合併為“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簡稱“居民醫保”）。居民醫保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簡稱“職工醫保”），共同構成了當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體系。

2007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提出，“不屬於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範圍的中小學階段的學生、少年兒童和其他非從業城鎮居民都可自願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不過在實際執行層面，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許多中小學階段的農民工子女沒有參加醫保。一些城市不允許流動兒童參保，也有地方對流動兒童參保附加條件，例如父母參加社保滿一年。調查顯示，2017年，31%的中小學非深圳戶口學生沒有醫保，相當於每3個非深戶學生中就有1個未參保。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幾乎所有的醫療保險計劃，患者必須先支付治療費用，再獲得報銷。在大多數情況下，保險只能報銷少部分費用。根據2014年的一份分析報告，當前我國兒童大病基本醫保的報銷比例在20%至45%，超過20萬元以上醫療費用的疾病實際報銷比例還會更低。

作為一項公共衛生政策，部分地區政府已經實施了包括本地和流動兒童在內的疫苗接種計劃。但是，因為父母通常不知道這些接種計劃，流動兒童的疫苗接種率較低。此外，隨遷子女的高流動性也讓政府難以掌握他們的健康狀況，因此一些地區政府建立了16周歲以下流動兒童登記管理制度，以加強流動兒童家鄉與居住地政府間的溝通，共享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數據。

在農村地區，大多數家庭都參加了居民醫保計劃。但是，農村地區缺乏完備的醫療設施，這意味着患有嚴重或罕見疾病的兒童必須去大城市的專科醫院治療。為了治療身患重病的孩子，許多農村家庭背負着沉重的債務，還有一些家庭則乾脆放棄。據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全國每年大約有10萬名兒童遭到遺棄，很多都是因為身患殘疾。

關於兒童營養和健康的幾份報告都顯示，農村地區兒童的生長發育水平不及城市兒童。貧困地區營養不良高發，情況尤為嚴重。2011年一項關於中國貧困地區學生營養狀況的調查報告揭示，中西部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攝入嚴重不足，受調查的學生中12％發育遲緩，72%上課期間有飢餓感。這些地區寄宿學校的學生明顯較為矮小，體重也低於全國農村學生平均水平。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的調查顯示，在中國農村，有65%至70%的學生不健康，其中有貧血、寄生蟲感染或視力問題的學生，總體占比接近70%。此外，一項2016年的調查顯示，農村地區的兒童死亡率（1.24%）遠高於城市地區（0.52%）。

社區和社會支持

除了學校和醫院等基本機構支持外，兒童還需要更廣泛的社區支持，以確保身心健康成長和發展。但是在這方面，農民工子女也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兒童通常可以使用各種教育和娛樂設施如圖書館、博物館、運動場、青年俱樂部，私人家教等，以及在父母工作時為兒童提供支持的兒童保育設施和家政工。城市還擁有一系列緊急支援設施，例如熱線和社區外展項目，可為兒童提供更安全、更適合他們成長的環境。

理論上，農民工子女確實可以使用這些設施，但實際使用率很低。大多數流動兒童生活在城市的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相關設施非常有限。大型博物館和圖書館往往位於市中心，對於那些經常在這些地方感到害怕和不被歡迎的農民工子女來說，它們似乎是一個遙遠的世界。即使他們想去，他們的父母也不太可能有足夠的時間或錢陪伴他們去。非政府組織北京市協作者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發現，流動兒童雖然生活在城裡，但他們的朋友圈基本限於流動兒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同父母均會受到歧視。因此，他們不願參與公共活動或使用城市兒童覺得平常的公共服務。

在農村地區，幾乎所有兒童都無法獲得合適的公共資源和社區支持。2014年對4533名留守兒童的調查顯示，有約17%的留守兒童表示社會支持主要來源是自己，約23%覺得在需要時沒人能幫助自己，這表明他們感知不到社會的支持。如果沒有足夠的父母和社區支持以及安全的教育環境，許多留守兒童將成為欺凌、人身侵犯和性侵犯的受害者。

《2019年度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對江西、安徽和雲南三省2763 份實證數據進行分析，調查地區兒童遭受暴力對待主要分為軀體遭受暴力對待、精神遭受暴力對待、性遭受暴力對待和忽視四類，發生率分別達到65.1%、91.3%、30.6%和40.6%。有13.7%的兒童遭受四重暴力。校園欺凌和家庭中的精神暴力頻發。在許多村子裡，年幼的孩子可能會淪為年長男人的獵物。在大多數情況下，事發後孩子們都會因為害怕或羞愧而保持沉默，不告訴監護人。

由於缺乏父母的照顧，農民工子女也更有可能成為各類事故的受害者。2014年一項全國調查顯示，有將近一半（49.2%）的留守兒童遭遇過意外傷害，比非留守兒童高7.9個百分點，包括割傷、燒傷燙傷、被動物抓傷咬傷、墜落摔傷、車禍、溺水、觸電、中毒、火災、自然災害等。

關於農民工子女，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是他們有據可查的違法和犯罪行為。例如，2016年的一項調查發現，某監獄男子服刑人員中，17％的人有留守兒童背景。但是，如上所述，就像世界各地所有弱勢社群的兒童一樣，留守兒童也往往是犯罪的受害者。

戶籍制度確實給農民工子女造成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困難，例如上文談及的高考。然而，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與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同：城鄉之間財富和經濟資源的嚴重分配不平衡，催生出了一大批低收入、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工人，他們向上流動的機會非常有限。

城鎮化、戶籍改革與社會正義

2022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5%。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的規模和速度令世界震驚，過去十年，城鎮化率幾乎以每年1%的速度在增長。不過，與之相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也在不斷擴大。

2021年，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46.7%。截至2020年，仍有2億多農業轉移人口沒有在城市落戶。也就是說，這2億多人工作生活在城鎮地區，但戶口仍在農村，這些人仍然不能平等享受城市的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等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計劃經濟時代殘留的城鄉戶籍二元體制仍然深深影響着中國社會。

2022年，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提出，至少2億人雖然進了城，卻不享受完整的城市服務，處於低水平城鎮化狀態。另一邊廂，2022年末在城鎮居住的進城農民工13256萬人，占農民工整體的44.8%。值得留意的是，人民日報報道，進城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的規模自2018年來呈逐步減少趨勢，特別是2020年疫情影響，同比減少683萬人，2021年同比有小幅增加，但比2019年仍然減少614萬人，原本他們是常住人口城鎮化增長的主力軍，隨着這部分人群增長規模的進一步減少，將來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增幅也會放緩。

2014年，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並進一步調整戶口遷移政策。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不過，對農民工來說，想要在自己長期工作生活的城市落戶，依舊困難重重。

2018年5月，海南宣布了《百萬人才進海南行動計劃（2018-2025年）》，表面上是引進高技能人才，幫助推動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但許多批判觀察家認為，此舉只是政府試圖振興迅速降溫的房地產市場的一種方式。

中國南方大城市廣州每年發放大約10萬個戶口指標，但幾乎所有受益者都來自廣東省周邊省份，來自湖南和四川等鄰近省份的農民工仍在努力爭取廣州戶口。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情況可能更糟，這兩個城市分別宣布了2300萬和2500萬的人口上限。北京已經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來驅除所謂的“低端人口”，而如果上海要實現這一目標，可能也不得不採取類似的強制策略。

最新發布的《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進一步放寬了城市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實全面取消落戶限制政策，實行積分落戶政策的城市確保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不過，新型城鎮化政策主要傾向於發展規模較小的城鎮及中西部地區，這與農民工流動到經濟更為發達、就業機會更多的東部地區及特大、超大城市之間仍存在張力。

大多數中國人可能都同意戶籍制度是過時且不公平的，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應享有更多教育、社會和醫療福利。

2012年3月，財新網在一篇社論中，將戶籍體系描述為“在當今中國道德上站不住腳”的制度，並補充說：

戶籍制度的改革將是對人力資本的一種及時投資，有利於經濟增長。人們普遍認為，中國應進一步調整戶籍制度。國家多年來一直在為變革做準備，如今已經邁出了第一步。現在是時候做出更多改變了。

然而，六年後，“戶籍制度改革”已不再是政治議程中的重要議題。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甚至根本沒有提到這個話題。進一步放鬆戶籍限制的可能性也許不在中央政府，而是來自於一直處在戶籍改革最前沿的省市和地區。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將取決於這些城市對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經濟資源的需求，而非對社會正義的渴望。

也就是說，在國家層面，戶籍制度改革的一個關鍵障礙，即中國警方的堅決反對，可能正在逐步減弱。因為人臉識別軟件和社會信用評分等技術的進步，已經使警方掌握了比戶口更多也更有效的社會控制手段。

在未來，中央政府可能會鼓起勇氣，下定政治決心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但在此之前，更迫切的需求是真正致力於加強社會正義，縮小貧富差距，並增加社會流動。有鑑於此，中國勞工通訊建議政府採取以下措施：

確保居住在同一城市的所有兒童，不論其戶口狀況如何，均享有平等的公共衛生和教育服務，並享有平等的社會發展和社會參與機會。

投資興建普通民眾負擔得起的住房，這樣農民工及其家庭就不必被迫住在危險且人滿為患的偏僻棚戶區中。

中央和省級政府應向中小城市提供補貼，為當地居民和周邊農村地區修建醫院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務設施，從而減少農村居民前往大城市就醫的需求。

政府還應為農村教育發展提供補貼。地方政府應該建設新學校，提高工資和福利，以吸引更合格的教師。

各社會部門包括政府、學校、媒體和社會組織都應該致力於加速城鄉融合，並抵制將農民工標籤化為“低端人口”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