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國際訂單減少，東南沿海諸多工廠經營困難，而廣東港惠針織有限公司近期因為解散問題，出現降薪、拖欠工人工資、遣散費的情況。CLB發現，涉事工廠的香港母企肇豐針織有限公司，長期給國際服裝大牌Ralph Lauren、CK等供貨。

隨着全球供應鏈的企業責任議題浮上檯面，供應鏈中上游企業的合規問題不但會影響企業聲譽，更可能受到法律制約。那麼面對上游不斷增長企業責任要求，身處中游的香港企業應當如何應對，又將如何合法合規的保證中國內地工人權益。

疫情期間的大型封控政策令中國東南沿海的許多工廠受到嚴重打擊，不少都經營困難，陸續在今年倒閉，引發大規模裁員和工資拖欠問題。港資企業、廣東惠東縣“港惠針織有限公司”今年4月時復工，旋即又在今年6月宣布解散，在復工工資和遣散費方面引起了員工的不滿。

在員工張女士發布在網上的內容可以了解到，工廠從疫情之初就讓全體員工放假，約3年的時間僅為員工繳納社保，並每月只發放幾百元的“生活費”，使得員工人數從近4千人銳減至3百餘人。2023年4月1日，工廠終於復產，但工人薪資卻大幅下降（張女士今年4月的收入僅有2019年8月時的一半），且過去諸多補貼也被取消。工廠這種單方面改變勞動合同的行為引起諸多工人不滿，他們曾集體寫信給工廠管理層要求補回，並按上手指印，其後也曾向當地的行政部門投訴。但是工廠方面仍然無動於衷，工人在6月9日再次要求工廠解釋時，管理層叫來了當地警察，勞資關係進一步惡化。直到6月26日，工廠才發出解釋信、承認工人的績效工資和獎金減少，但表示此舉並不違反合同，因為工資仍高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

就在工人們還在維權的時候，工廠卻在6月30日再法公告，指工人消極怠工，令本就瀕臨倒閉的工廠再失主要客戶的信心，遂決定解散公司。公告雖說是“依法解散”，但又提出賠償金卻僅按總額的六折計算。無論是勞動合同變更和賠償金的支付都明顯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的內容要求。

這樣不合法的賠償計劃，當然與工人們的預期相差甚遠。以張女士為例，她今年38歲，從2001年入職，一直在這間針織廠工作。像她這樣工齡超過10年的員工，若以2019年時的工資計算，按法律應該獲得超過10萬元的經濟補償，然而按照工廠的算法，她可以獲得的補償僅有不到3萬元。這也是她一直在和廠方爭取的原因，作為工廠關閉時留下的200至300名工人之一，她後來還被選為員工代表在7月6日與廠方進行談判。儘管有當地人社局、縣監察委、官方工會和司法局的參與，談判仍然沒有維護到工人的合法權益，最終大約有30人打算走法律途徑。因此，在7月7日時張女士再次在網上發布內容，指“很無助、睡到半夜突然驚醒，然後想到會上見證的種種情形，心涼至極，心痛至極！”——這其中，也有本應代表工人維護權益的工會參與。

不過，在工廠宣布解散的公告裡，工廠某種程度上透露了自己的困境——雖然這些理由並能不成為工廠違法欠薪的藉口：受中美貿易關係和全球疫情的影響，工廠已連續3年每年虧損約2000萬人民幣。而在7月4日的一段視頻中，一名工廠經理向維權的工人解釋公司僅有30萬現金。現場的工人們對此不買單，更詢問經理香港總公司的責任為何。同樣的，張女士也引網上資料指，港惠工廠光是註冊資金就有3900萬港幣，並非資不抵債，港惠在香港的總公司是香港肇豐針織有限公司，是香港製衣界“四大家族之一”，其在江蘇、越南的工廠也仍在經營。

雖然沒有工會的支援，但是工人們仍然在和廠房周旋的過程中展示了了不起的自我組織能力，他們團結合作、宣誓訴求有理有節，面對廠房的解散公告，他們精準駁斥了廠房的邏輯和法律漏洞，並要求香港母公司承擔責任。

港惠上游母公司的道德責任

張女士等一眾工人想要母公司來履責的思路讓我們聯想起早前其他有關供應鏈的個案，不過，和新安電子的案例不同，無論是港惠還是其母企香港肇豐針織有限公司，兩個本身都沒有關於企業責任的認證。CLB於是在總公司肇豐的網站上發現，肇豐的客戶包括Ralph Lauren、BURBERRY、LULULEMON等多個歐美國際大品牌，這些品牌大部分都有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尤其是要求生產鏈上的合作夥伴要遵守當地的法律、按時發放薪水和福利等。

試想一下，如今港惠針織廠發生這樣拖欠薪水、賠償不足的狀況，供應鏈上游的品牌也有責任向肇豐針織有限公司了解事件，以此避免供應鏈上出現違法行為帶來的風險，當香港的肇豐意識到這樣的行為可能令公司失去訂單後，或也會主動出手，真的做到在中國內地依法妥善處理，事情便不用鬧到法庭，最終各方都要付出成本代價。

在Ralph Lauren的網站上，有詳細的關於盡職調查的內容，而品牌更指這些這些都延展至產業鏈的每一環，期待自己的的商業合作夥伴可以遵循相似的做法。品牌的執行標準條文明確寫着包括供貨商、生廠商在內的所有遵守，而第一條就表示所有的供貨商必須尊上當地和該國的法律；同時在“薪水和福利”的細則內更要求薪水和福利必須遵守法律，且薪水必須及時足額發放。

Ralph Luaren在2022年度的企業責任報告中更提及到品牌正在同供應商一起推進生活工資，而重點便是從供應鏈下游的工廠層面建立“工資管理系統”（Wage Management Strategy）。品牌在這樣的年度報告中有如此詳細的條文去推進生活工資，且講明會從供應鏈下游工廠入手，對於供應商肇豐來說，既是鞭策也是幫助。畢竟品牌已經做出行動指令，那麼作為供應商（肇豐）也可以理所應當投入更多的資源去建立這樣的工資體系，那麼妥善解決港惠結業或者便是一個好的開始。

美國服裝品牌Jcrew，在其企業行為守則中承諾會尋找符合道德、有責任感切遵守法律的供貨商。在工資和福利的條目中，供應鏈夥伴必須按照法律法規支付薪水。在有關供應商的行為準則條款中，所有的供貨商每年都需要簽署一個社會責任指南承諾書（Social Responsibility Guidelines Acknowledgement），以此讓供貨商在行為準則方面作出承諾。在本文當中的個案里，肇豐作為Jcrew的供貨商之一，相信亦有每年簽署這樣的承諾書，而如今他旗下的分公司卻捲入這樣的勞資糾紛中，Jcrew同樣有責任去對香港肇豐進行調查，維護品牌聲譽、維護工人權益。

而肇豐另一個客戶英國品牌BURBERRY，除了倫敦和意大利有工廠外，亦在全球範圍內都有合作夥伴，品牌同樣要求所有供應鏈上的夥伴要遵循品牌的負責商業守則。在BURBERRY的交易行為道德守則（Burberry Ethical Trading Code of Conduct）中，供應鏈上的合作夥伴有必要維持與員工的負責、公平的關係，不可以違反當地的法律，其中守則更要求員工的薪水應該達到生活工資水準。

加拿大品牌LULULEMON也有非常詳盡的供貨商道德守則（Vendor code of ethics），當中要求供貨商在支付薪水時需要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值得留意的是，這份守則也提到了自願減薪的部分，條文指必須以書面形式表達，並且要透過集體談判得到工人的同意。

CABI也有相應的供應商行為守則，當中亦要求支付工資需要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守則中有一點很有趣，CABI指出正在加強與生產商的聯繫，因此CABI每年都會進行監督並保留對工廠從調查（inspection）的權利。也就是說，品牌已經主動表示自己需要參與到監督下游生產工廠的行為，以此確保它們有在供應鏈上履責。對於地方工會來說，都是協助工人的途徑，比起聯繫香港總公司肇豐，直接和上游品牌溝通，要求其在產業鏈上踐行承諾或是一種可行的方法。

美國品牌CK隸屬PVH旗下，而在PVH2022年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同樣大推生活工資，並表示自己會支援兩家主要的生產工廠會在2025年、四家其他工廠會在2030年透過集體談判達到工人可以獲得生活工資。這當然是值得鼓勵的一件事，但當一些工廠在“理論上”爭取落實生活工資的時候；現實中品牌在中國廣東的工廠卻在倒閉賠償上與工人扯皮，這種反差到底是來自怎樣的偏差？

香港紡織業母公司應以高道德標準“講好中國故事”

面對上游企業高標準的企業社會責任要求，那麼處在產業鏈中游的代理商又應該有怎樣的反思呢？尤其是當這些公司是正在努力融入、建設大灣區的香港企業。香港肇豐本身在香港和中國內地都有着不小的聲譽，尤其是去年過世的前董事長方鏗，一直被香港官方當成推動香港紡織製衣業發展的重要人物。在肇豐的網站上，亦有詳細介紹方鏗，指他從1979年開始就出任紡織業諮詢委員會成員，而且在過去數十年來一直在香港與歐美國家的所有紡織品和成衣談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方鏗已經離世，他的大女兒方淑君仍然活躍在香港紡織業界，她是香港特首選舉委員會成員，更曾參選過立法會議員選舉，雖然落選但足見其影響力。

在她有份撰寫的紡織及製衣界《2023年施政報告》聯合建議書中，曾多次提及香港紡織、製衣業要融入大灣區，讓港企打入內地銷售市場，同時也表示香港也要做好“國內國際雙循環”。話說得十分漂亮，有高度有深度有遠度，也將香港和內地放在嘴邊，但反觀港惠針織廠仍在苦苦討薪的工人，這些話看上去都站不住腳跟。尤其，在張女士發布的視頻中，不時也會看到一些對方鏗在世時的緬懷。的確，方鏗在過去給這些工人帶來了生計，工人們也回報以勞動和青春，共同造就了過去紡織業的一片繁榮。

但是，無論口頭上多麼心繫祖國，在商言商的香港紡織界似乎仍舊缺乏道德勇氣去直面自身在內地產業鏈下游市場的潛在違法行為，在享受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長期的政策優惠之後，整個業界也應當反躬自省，至少首先承擔起對大灣區工人的法定的基本義務，才能再進一步談對大灣區的“融入”。

香港紡織及製衣界這份聯合建議書中，還建議港府可以給資源推動影視業界和時裝業界等融合，對外講好中國故事。這未免有些力氣用錯地方，更忽略了國際大形勢的變化。當全球品牌正在推動企業責任，以更高的道德標準去自我要求的時候；香港企業的下游工廠卻仍深陷內地勞工權益爭議，甚至有可能因此導致上游企業聲譽受損、甚至失去企業訂單，這很難說是從實際行動上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