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吳嚴 寫於 二零二四年
我在這裡繼續唱衰中國的改開及揭示潛伏的大兇險。其實，但凡千年以上歷史的大國，猶如一株歷經不盡滄桑的參天大樹，哪是一般風雨就能摧毀的，遑論吾等邊緣人的幾句微言，是以重要的不是什麼唱衰語言，而是唱衰的依據是否紮實，以及世人尤其當權派是否一如既往諱病忌醫。
太遠的事就不去說了，拙文重申三個要點：
一、文明乃是一場生命運動，匯合了無數智慧生命演繹了一場超級生命運動。既為生命運動，便避免不了盛衰榮辱之命運，不以人的情感好惡而決定。承認此事很重要，有助於人世間消除某些明顯的虛驕心。
二、世事紛紛，千姿百態，但是原理簡單。作為迄今文明主演的強權國家，其盛衰榮辱，最大的功臣和最大的敵人，皆是自身。歡呼前者容易，直面後者艱難。此為人間通病和只能歸於低級文明的表現。
三、之所以直面後者艱難，在於首先反映的是歷朝歷代權貴的利益與意志。它導致了文化、思想、價值觀、性格、情感、權益及財產分配等等，皆走向畸形與變態，標誌乃是堪稱幸運者總是少數人，大多數人總是在屈辱痛苦中掙扎求生。文明已走向畸形與變態，加上世世代代的加固和發展，遂定型成勢，不容單個的人不屈從現實。以致文明越發展，單個的人越微不足道，越需要民主和人權保護自身。認為迄今文明的絕大部分內容，用發展的觀點來看，皆應修正甚至摒棄，實非妄言。
由此來看中國。
中國步入近代與現代，被迫參與的因素遠大於勇於參與的因素。終結帝制後出來的中華民國和中國人民共和國，皆是天朝上邦被迫降格為國家一員的產物，自開張便預留了相當屈辱感，在很多人身上形成了逆反心理。社會主義乃至文化大革命能在中國成大氣候，不可以不談深層的社會文化心理的作用。此種文明的衝突，看來切實的全球化之前消除不了。
此種逆反心理之所以難於化解，主要在於被專制統治居心叵測的利用，再被無良文人大力煽情。前者需要堂皇的裝飾以顯示權力授命於天或來自於民，後者需要向強權獻媚換來現實利益。於是，如何比較正確地認識世界和自身，多數情況下擁有話語權者的表現乃是反智行為，反智行為勢必導致更大更多的反動行為，遺禍無窮。七十餘年的中共紅朝，走的就是這條路。這條路上，中共第一步棋乃引進馬列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前期並非無可以理解的成分，原是對一個充滿了惡意的世界的本能反彈，但逐漸陷入了用錯誤反錯誤，用罪惡反罪惡的死穴，至今仍自吹自擂，不接受質疑。
常見一種說詞，卡爾•馬克思學說原是歐洲一股邊緣化思潮，煽情成份極大，結合歐洲一個半世紀的歷史演進，基本正確。此說詞主要從理性出發，論證的是中共從一開始就路子走錯了。此論證當然沒錯，但忽略了情感因素即逆反心理被利用被煽情後的作用力。這不是可以忽略的小問題，馬列主義能夠在俄國率先取得成功，可以溯源到東正教與天主教、基督教的爭奪話語權，但是中國並沒有此教派爭執，何以社會主義引入中國後能成大氣勢？這問題至今沒有講明白。本來，最初組建共產黨的幾十人，成份複雜，一目了然，機會主義者不在少數，更要命的是自覺不自覺地上了蘇共的戰車後，便身不由己了。為了盧布為了日後能出人頭地，而不惜以國權做質押，它會帶來什麼後果呢？如果說最初三四年存在一個時代局限而造成的認知問題，那麼當總書記陳獨秀深感大事不妙而欲與蘇共保持距離，其它人則如何想如何行呢？接踵而來的於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見證的不外乎另類“不成功便成仁”。從此，同盟會精神在中共裡面化為了烏有，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大行其道。二十二年後，它成功地奪到了國家權力，但這頁煌煌黨史反映的首先是新天王大不同於舊天王，鼓吹天堂生活的馬列主義和拜上帝教皆不過是拉大旗作虎皮。顯然，中國文化傳統及遍地愚民的舊價值觀很適合蘇式社會主義生根、開花。另者，大天朝情結及種種“國恥”衍生的屈辱感與逆反心理，被放大後一樣起了很大的發酵作用。無妨說，專制條件下中國文化孕育的價值觀及國民性格，骨子裡是不服外部主流文明的。歡迎社會主義，何嘗不含有儒教文明唯我獨尊而偏不信邪的自以為是成份。這並不是說中國人天生歡迎社會主義烏托邦的動人宣傳，如果俗稱的資本主義為中國發明，中國人一樣可能反對社會主義。從義和團到紅衛兵再到今天的小粉紅，這條從不信邪到執意與外部世界對着幹的情感軸線並無很大變化。下層社會如此，上層社會並不例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必須死在中國的監獄裡，反映的不只是專制當局的兇殘，另有就是要與外部民主國家對着幹的大天朝心理。順便說一句，劉曉波曾說過中國人要融入世界，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無疑，此話很傷民族自尊心，卻是對國人價值觀及性格的清醒洞見。誠然，劉曉波就認識論來看並非無缺陷，因為若果中國人被殖民三百年，很難說不會更加仇視外部世界。此外，三百年來美歐表現的文明主流，幾百年後又將如何？
但今天時代只宜說今天時代的話，是因高速發展的科技，已使未來更加測不準了。不過，三百年來由海權表現的文明主流優於延續了幾千年的陸權文明也是顯而易見的。無論如何，它提供了一種新變化的可能，開始告別只能在已知殭屍化歷史的框框內打轉轉的舊文明形態。舊文明衛道士並不難找出海權文明的種種罪孽，有兩點卻不會談。一是他們代表的無非是舊文明的既得利益者，二是文明的永恒生命力在於吐故納新。
紅朝成了上述種種的集大成者。
把毛澤東視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個大笑話。他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者，更像是傳統的大天下主義者，目的當然是由他統治世界。他手下那些由驕兵悍將變身的紅一代權貴，本來就基本是文盲半文盲，腦瓜里何曾有過新東西？不能不說，依附於紅朝的知識階層，情況同樣好不了多少。什麼樣的人，出來什麼樣的文明。只有認識到了這一點，才能比較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時代的不盡鬧劇不盡罪孽。
誰知此不盡鬧劇不盡罪孽不但使幾億人血淚成河，而且竟然嚴重地反噬到了紅朝自身，沒有幾個人受得了了，此為改革開放的由來。
紅朝改革開放基本上屬於迫於無奈和勢在必行，它由下列幾點所決定。
一、紅朝前三十年的不盡鬧劇不盡罪孽並非完全不可避免，這意思是說程度並非一定如此嚴重，如果1959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駕崩了的話，如果廬山會議多上幾個彭德懷的話。綜觀紅一代高層群雄，那些英雄敘事實則無非爾爾，便襯託了毛澤東屬於罕見的領袖。當然毛澤東自有過人之處。他博覽史書，謀略高超，心狠手毒，志存高遠。就心狠手毒來講，中共高層並不止於毛澤東一人，例如同樣殺人不眨眼的鄧小平。而就博覽群書、謀略高超、志存高遠乃至強韌性格而言，便無人可與毛澤東相提並論。這就是冥冥之中的命運吧。既然中共也好，億萬草民也罷，攤上了這樣一個神，還說什麼好呢？事實上，只要毛澤東在世一天，就一天出來不了“撥亂反正”。反之，毛澤東終於歸天，“撥亂反正”的機會便來了。
二、這個機會來了，實質是說物極必反，中共再用神話統治大陸便力不從心了。突出如1959年到1963年農村的餓殍累累慘狀，二十年前尚不足以動搖紅朝統治根基，除了紅朝的刺刀，也源於城鄉大多數人仍對“自然災害”等鬼話信以為真。經過文革的人，至少對鬼話表示懷疑了。忠誠早已疲敝，赤貧生活依舊，此局面不改變，大亂不遠將非妄言。對此，中共高層並非無共識。有一點很顯然，北韓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紅朝則不可以。因為大國的援助可使北韓兩千多萬人存活下去，事實上相當時期內北韓人比中國人活得安全，可是誰有能耐為大陸的七八億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條件？這個國情決定了大陸非發展經濟不可。
三、共識既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便成了人心所向和黨心所向。作為智力高超的新領袖鄧小平，焉能不識此一新形勢宜利用不宜對抗的道理。而他要固權固位，也需要藉此東風。而要藉此東風，一定的讓步便不可少。他成功了，博得了改革家美譽，聲望一度壓倒了毛澤東，至少在知識界和爾後的既得利益階層是這樣。
然而，“改革開放”勢成是一回事，這條路上中共到底怎麼走又是一回事。
改革開放，史上先例多矣。只要跳出醜陋的政治話語，便能清楚看見，它從來就不是什么正劇，只不過有可能成為正劇而已。因為叫變法也好，叫改革也好，皆是為了擺脫嚴重困境而編造的動聽詞兒，從性質上講它就是一個突圍。既是突圍，那麼如何突圍，突圍後是否痛改前非，才是問題根本。事態明明白白：需要突圍，首先是個共產政權延續的問題，突圍後是否痛改前非，根本上卻是國家民族禍福存亡的問題。
從嚴重困境中突圍，從來不是一件輕鬆事兒。一般而言，它少不得幾套預案，需要多方論證，不宜預設條件以及由獨裁者拍腦袋。畢竟，國家戰略上的突圍，大不同於具體的某個戰場上的突圍，它需要考慮的面太廣以及各種後續影響。文化大革命後的中國改開，毫無疑問本應屬於國家戰略層面的突圍。對此，想來中共也是承認的。
但承認問題是一回事，如何解決問題又是一回事，尤其在中國由一個人說了算的環境裡。
鄧小平主導的改開，初期當然有國家戰略層面的認真考量，此事極自然。值此國家強權時代，任什麼當政者都會這麼做，也必須這樣做。不幸的是，認識論上鄧小平算不得一個現代人，頂多是半個現代人。而就手法上講，他擅長的乃是勾心鬥角的黨派政治尤其權謀運用。他是從軍隊起家的，但從來不是一個出色的軍事指揮員，鮮有戰績。他與劉伯承搭檔了相當時間，關係並不是御用文人描述的那樣合拍。他的性格、為人，使他無真正朋友，這在高層不是新聞。他屬於中共這個特殊群體的精明政客，其人生的高光時期不是建政前而是建政後，靠了無休止的政治掛帥得以施展了拳腳。然而，權力場上互相傾軋以及靠殺人立威的強項，未必是指導國家戰略突圍的強項。當然也可以說，如何收拾毛澤東死後的爛攤子，鄧小平何嘗不屬於鴨子被趕着上架。這不可能是個好兆頭，怎奈這就是共產黨和這個國家的宿命。
為什麼這樣說，如同毛澤東掙不脫共產黨對他的反制一樣，鄧小平何嘗不是如此。他主導改開，曾經的用心良苦與幾個大的讓步行為曾利國利民皆不須懷疑。有理由相信，需要對先皇路線大修正，他下放江西時便有了初步腹案。但是，他顯然高估了自己和上層多數同僚的素質，例如陳雲、王震等人對他倡導的改開的配合與不配合。也難怪那些大佬，既然國家的戰略突圍上面，有了你鄧小平掌舵，他們當然把目光優先投向保黨保權保家族利益上面。不為這個，參加共產黨幹什麼？鄧小平需要遷就他們，否則必將反噬自身，況且他自己一樣有着保黨保權保家族利益的訴求。問題在於這樣一來，國家命運的突圍，便需要讓位於黨的利益和家族利益的優先突圍。
前面說了，改開本來就不是正劇，其中不多的正劇元素如今又被一眾大佬吞噬，這條路上如何走下去，其重要性就大大高於啟動改開了。
誠然，希翼專制條件下的變法或改開會以民眾利益為重，只能是不諳世事者的一廂情願。即使改革者掛在嘴邊的以國家利益為重，多數情況下也是掛羊頭賣狗肉。因為權貴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當二者的利益起了嚴重衝突時，竊國或賣國便是他們的本能反應。對此的任何辯護，都是蒼白無力的。事實上，愛國或賣國，皆為權貴專利，平民百姓不但沒有賣國的資格，而且連愛國也不配。至於眾多賤民不懂這一點，是另一回事。讓“半人”成為人，需要時間。就拙文而言，作為史上罕見的殘忍又貪婪的紅朝，它的改革開放動機動力，豈能例外。
事態的發展見證了這一切。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堅持“四項原則”，只要跳出官方話術，便可清楚看見改開目標已變的一點兩面。說白了，紅朝上層的改開，隨着社會緊張關係緩和，曾經的悲情成份已成了稀缺物，且越來越稀缺。那一次又一次的“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把胡耀邦、趙紫陽趕下台，等等，紅朝廳局級以上官員不知道真正的動機是什麼嗎？他們事實上是支持這樣做的，因為由得什麼自由、民主，日後他們往哪裡擺？他們接受得了國會的傳訊，媒體的揭短麼？
誠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堅持“四項原則”大不同。四項原則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語言是如此直白，中學生都能一聽就懂，那便是你不要問黨幹過什麼，配不配主導改開，你非要不識趣，去死好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則擊中了所有為貧窮所苦的國人的脆弱神經。正是這一點，掩蓋了改開的另一面：當你吃上了飯，你可要感黨恩，再胡思亂想可不行。為什麼不肯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面加上一行字，“以民富國強社會公正為目標”，那是因為多此一舉，反倒礙事。你以為中共不懂這一點嗎？
偏偏愚蠢的國人竟真箇相信那是多此一舉。當然，就算你看穿了魔術也不要緊。八九年六•四的那段日子，天安門廣場上的坦克、衝鋒鎗便告訴了國人：“不穩定，什麼事都幹不成”。官樣文章上當然不會這樣講：“你們活得不耐煩了，怪不得我。”
需要再談幾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欺騙性。它本是一個魔術盒子，盒子裡面那個“堅持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才是乾貨。可悲的是，愚民就不消說，大量的精英人物竟也看不透這層關係。無論從常識上說還是從經濟學原理上說，特定時間內“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能成立，但過了這個特定時間就不能成立了，一般而言這個時間點不能超過三十年，因為那勢必變異為盲目擴張無止境，各種資源跟得上這個腳步麼？難道要讓世界的資源只能輸往中國，世界會答應麼？二戰前的德、日走的就是這條路，結果害人害己。事實上，經濟建設的後面是公平分配問題，是所有制所有權的問題。不談也不解決此問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是在沙灘上蓋高樓，一朝樓塌便前功盡棄。說白了，他就是要國人心悅誠服地做工蟻，去做上一百年，這個一百年內，什麼事也別去想，尤其不要去想紅朝所幹過的禍國殃民的事兒。這樣一來，權貴們當然就心安理得“先富起來”。
鄧小平可以推說自己不懂經濟，他總不能說他不懂常識吧。今天的工業七國被公認是發達經濟體，它們真是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達起來的麼？它們靠的是先鋪好經濟建設的平台，尤其大體上擺正了民生經濟，民營經濟與國家經濟的關係，發展經濟也就水到渠成。結合鄧小平那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他的真實目標便清晰可見。他閉口不談權力架構、社會制度於文明的基礎作用，大玩偷換概念，老奸巨猾不假，不過魔術玩久了終會穿幫。為什麼今日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玩不下去了？哪怕只談經濟，也玩不下去了，原因何在？
事兒沒完，改革開放還有傑作在後面。
前面討論的主要是紅朝改開的由來與性質，現在再談紅朝改開路上的具體表演。畢竟，專制條件下的變法或改革從根本上講成不了正果，不等於不能出現相當長時間內功大於過的差強人意局面。今天越南所走的路是個證明。不能不說，變法或改革通常都不能如願以償，直至釀成更大的國家失敗與文明倒退，亦非主導者願意見到的，不是他們的初衷。這意思是說，國家陷入積重難返必須突圍的境地，當然要對此前的直接統治者追責，也應對改革主導者無力化解的種種難題進行剖析和諒解。此難題的突出表現，便是歷史遺產問題。社情、民意、風俗、傳統文化及倫理、人性缺陷、價值觀，特別已定勢的權力架構和經濟結構，等等，都可能成為改革路上的絆腳石。把這些負面因素都歸咎於改革主導者頭上，不公允。舉一個通俗例子，一筆遺產來自不義之財甚或殺人越貨，可是作惡者已死，能夠追究遺產繼承人的刑責麼？那是中共的做法。它也有法律，卻徒有其名，例如土改時大量槍斃地主和富農。進一步說，若紅朝改開能夠出來差強人意局面，那麼批評它失策的同時也肯定它的成績，理應如此。事實上，一場大規模改革運動，不犯錯不可能。如果它肯糾錯，致力於糾錯機制建設，則肯定它的成績，更是與人為善之道。筆者認為，六•四之前，相當多國人是體諒當局的，裡面有可憐的自以為是的善意，更多是可悲的對強權的習慣順從，也因此朝野矛盾並非不能和平化解。
有必要說說1983年的“嚴打”。那種對幾十萬人草菅人命的做法，完全不屬於特定年頭的矯枉過正行為。現有資料表明，名符其實的重犯、累犯、慣犯只是少數人，多數人並不夠入刑標準。哪裡有年青人多談了幾個戀愛、多跳了幾場舞、或偷竊了一點小財物便被槍斃的道理？這只能是中共土改、鎮壓反革命、反右、一打三反手法的再現，是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力作。本來，當時的社會治安混亂，與文革後遺症大有關係，青年人失業率居高不下，需要尋找發泄渠道。作為文革中過來的人，鄧小平理應對百姓子女有一點憐憫心，需要過問問題的源頭，尤其要為切實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樹立榜樣。但他偏偏這樣干。此事的惡劣作用至今仍為國人忽視，對當局的體諒變成了不問是非，源於國人骨子裡不認為犯罪人也應享有人權的偏見。這樣的偏見當然會幫助獨裁者草菅人命時的無所顧忌，會助長公檢法司強力部門的刑訊逼供和大量製造新的冤假錯案。事實正是如此，時至今天，刑訊逼供和冤假錯案仍舊何其多也。“嚴打”的主要考量是為了震懾犯罪，但嚴刑峻法都只能在短時間內有效果。今日中國犯罪分子的手段越來越決絕，動不動就是滅門案，何嘗不含有從上而下皆不講法治的報應因素，因為不論你有多大冤屈？反正犯案後必死無疑，當然就是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可憐那些無辜者何罪？但禍根決不應止於犯案人。六•四的大屠殺，與此惡劣國情一樣存在大關聯。不殺人就手癢，是鄧小平的一貫風格。視人命如草芥，是共產黨的保權法寶。看權勢臉色勝過分辨是非，是國人自詡的善良。這樣一個對芊芊學子大開殺戒的王朝，它還有什麼事不敢干呢？
紅朝治下的人命是如此不值一文，跟共產黨談人權也就沒了任何意義。相應地，不復人權的改革開放，它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和目的，便原形畢現。
關於六•四後紅朝的改革開放，筆者有過很多文章加以敘述，就不一一複述。拙文需要強調是它的演化趨勢與後續效應。
一、改開在政治上的失敗也必然失敗。在二戰前的世界裡，共產制度存活一兩百年是很可能的，但在二戰後的世界裡就不行了。不過，像前蘇聯和中國這樣的共產大國，若能放下身段審時度勢，存活三四代人並爭取到體面下台，並非不能實現。最初十年的改開，整體上走向了良性互動，六•四使得十年的良性互動化為了烏有。復辟八旗特權制度，從性質上講紅朝倒退回了皇權時代，要比毛澤東時代的黨天下走得更遠，因為權力架構消失了“五湖四海”元素。持續了二十年的規模經濟的高速發展極大地轉移了社會視線，但權力架構不能適應新形勢的問題不但沒有化解，而且開始激活地火運行。這不是一般人看得出來的，也是少量享受了經濟紅利者不屑過問的。它突出表現為政治信念崩潰和生活信念沉淪。認為紅二代習當局大開倒車，從他保黨保權的角度講不免錯怪了他，然而封他為“總加速師”也是實至名歸。紅朝政治完全殭屍化，再無內生活力，且沒有體面下台的可能了，儘管它還能掙扎幾年。政治上不能體面下台，國家和平轉型便基本上無可能，當然是失敗。
二、改開在吏治上的失敗。此為政治失敗必然的如影隨形。政治信念崩潰，當然就是吏治上的烏煙瘴氣，群魔亂舞，無官不貪，無吏不腐。事已至此，豈是什麼“初心”能挽救的。事兒明明白白擺在世人面前：你等趙家人可以竊國，我等非趙家人為什麼不能弄點錢？既然江山是紅二代的，不容平民子弟染指，平民子弟出身的官吏幹嘛去牢記“初心”。這問題不解決，反腐就只能是為叢驅雀，為淵驅魚。偏生習大帝是如此地德才不配位。習大帝和王國師不明白上述簡單道理嗎，但是他們敢坦承他們的位子不具備合法性嗎？他們能怎麼辦呢？時至今天，紅朝不肯不敢推行陽光法案，不敢公示官員財產，不敢讓媒體擁有監督權，不敢讓老百姓包括不敢讓官吏有選舉權，拿什麼整治吏治？縱觀青史，有哪個病入膏肓的王朝做得到吏治上回歸清明？要使吏治回歸清明，現有的官吏就得至少清除80%，但這樣一來就是改朝換代了。
三、隨着改開在政治上、吏治上的失敗，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乃是全方位的塌方式失敗，首推新三座大山的出現。這是必然的，如同戰場上隨着兩支主力軍的覆滅，戰場形勢便呈現出很可能兵敗如山倒的局面一樣。道理很簡單，受到重創和摧毀的士氣再也很難提振起來。此情況在江澤民、胡錦濤的權力交替時便已顯現，突出表現為兩會年年開，基本上是老生常談，會場成了貪官污吏、新貴名流、各類花瓶的展覽會。國人一次又一次失望，“士氣”也就每況愈下。此“士氣”便是正常社會必應具有的相當的正氣和朝氣。本來，頭十年的改開尤其胡耀邦力推的大平反、廣摘帽，另加真理討論，委實激活出了全民悲情，催生出了大範圍的正氣與朝氣，相當程度上復甦了文革時被極度扭曲的人性，大增了改開可望成正劇的元素。此種極難得、極寶貴的資源理應高度珍惜、呵護，因為它提供了民族真正復興的契機。即使只談經濟，也是如此。因為大國發展經濟，走對路子遠比資金、技術來得重要。而當找對了路子，經濟又有了起色時，全方位的改開便應跟上。因為，社會生活本是一個系統，環環相扣，若正氣、朝氣不再，暮氣就會瀰漫系統。89年反映的就是此種歷史訴求，冬天裡為眾人抱薪的學生運動民主運動無可指摘，不管它有多少不足之處。但是，鄧大屠夫的坦克把中國的希望、難得的希望碾了個粉碎。如同毛粉懷念毛澤東那樣，六•四後的既得利益階層乃至相當多知識人肯定鄧小平，乃是鼠目寸光引發的絕大錯誤。紅朝國家機器是如此兇殘，中共權貴是如此自私、貪婪，知識界和精英階層迅速轉向為專制幫凶，終於釀成了三十年來社會生活的大潰爛。哀莫大於心死，個人如此，民族亦然。而事兒只會沒個完。
四、改開在經濟上的先勝後敗。此情況又是必然的，無視現代經濟的基礎在於走什麼路子，不妨說任什麼官方的經濟學都是胡說八道。近些年來，很多人指責習當局不該背棄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只能是幼稚。坐視中共垮台，習近平和眾多紅二代、官二代會是什麼呢？這事兒上習近平這位小學博士的敏感，強於中外眾多正宗博士的知識。既然經濟建設的目的是為眾生謀福利，你已經背離了這條路，則什麼話都是廢話了。具體地說，中國經濟取得了明顯績效不假，但這個績效到底如何來的？它是靠奴隸般的血汗勞動、用人人發財的虛幻大餅、利用趕來分贓的滾滾外資打造的奇蹟。此種奇蹟不可能持續乃顯而易見，因為無視了現代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分配基本公平的原則，無視了經濟不可抗拒的波峰波谷的規律，無視了盲目擴張的可怕後果，無視了利用外資的下三濫手段的巨大後患。房地產業出來的救是死不救也是死，中美貿易戰還引發了科技戰、金融戰，大基建和一帶一路的先算政治賬再算經濟賬，而這個經濟賬的背後卻是大小蛀蟲先拿多少回扣，哪管什麼質量監管和不惜讓全民嚴重負債。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不爭事實。這樣的經濟結構一經定型，就是神仙來了也休想十年之內撥亂反正。三年疫情期間對世界隱瞞疫情，大力打壓“尋釁滋事”，數不清的人道災難，官商勾結髮國難財，索性讓經濟停擺，等等，既宣示了獨裁者的低能又兇惡，也揭示了這個經濟體的秩序混亂。疫情後經濟復甦不了，實在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大趨勢早已明晰，經濟欲走上持續發展之路，指望紅朝指望深化改開已是痴人說夢。或者，走二戰前德、日的老路吧。這是成功嗎？這叫只一個有形實力上就堵死了中國從二流文明通向一流文明的通道。那大量的丟不開《新聞聯播》的人，包括沿海發達地區的土豪們，卻無視此趨勢，當然他們也不懂。
五、改開在外交上的失敗。此事倒是不宜多怪罪於鄧大屠夫以及江澤民、胡錦濤兩位代理掌柜，他們皆不失為知道輕重。此事也與傳統文化、大天朝情結關係不大，因為自二戰後美國支持下中華民國躋身於世界四強之一，此前的民族屈辱感便得到了補償。此事只能歸於紅二代尤其代表人物自幼形成的驕傲心態和知識貧乏加上得志便猖狂。得罪大金主美帝，乃是個體戶都明白是生意場上切不可做的自斷後路的蠢事。說什麼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愚人節的笑話罷了。筆者堅信，今天的時代，只恐中國請求美歐日印來侵略，人家都不會來，傻帽才會來背這個大包袱。而大錯鑄下，悔也遲矣。無論如何，美帝擁有幾十個盟友，登高一呼便有紛紛應者，中國可有幾個知心朋友？也許新朋友塔利班靠得住。國際賭場上總是出老千，再用戰狼懟之，不容那些需要考量民意的國家不反擊，而中國無論實力上還是道義上，都迎戰不了群起反制。那大量的小粉紅、愛黨愛國者，認知上只能算半個人。外交上的失敗，一定會加劇經濟困境，激起那些半人的病狂，只是可憐了太多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
六、改開在思想上以及價值觀與國民性格上的失敗。這仍是必然，根於黨文化一直肆虐尤其習近平新時代的再度發揚光大。十幾億人只能允許一個聲音，人人向錢看向權看，不惜互害即自相傾軋，還會有多少人獻身於科研創新，潛心於學術求索，追求高雅藝術和嚴肅的文學創作？今日中國，究竟還有幾個人有心情讀書？動物莊園當然不需要這一套，但於地球村和空權時代的大國，沒了思想就沒有了靈魂。事實上，思想原是文明的燈塔，從陸權到海權再到今天的走向空權，皆是如此。真正的思想不可能來自官家的密室，那是討論如何劫掠如何殺人的地方。此情況已然相當可怕了，國民性格變異為極其自私加兇狠，變更加令人不寒而慄。此非思想自由化與權利意識覺醒的結果，反而是對思想自由化與權利意識覺醒的大反動。突出表現為它不會隨着物質進步而進步，性格一經定性可以少說傳染兩三代人。有理由相信未來將有一個長時期極可能是經濟與技術主導人的行為的時代，溫情將成為稀缺品。不復溫情的人世間將是一個光耀奪目的半機器人世界，情感上或靈魂上卻是動物深陷其中苦苦掙扎的漫漫沼澤地。中共黨文化不止是成功地改造了中國，還有可能改變人種。也許，這也是一種成功，另類成功。
願國人直面幾頁真實歷史：商鞅變法實現了秦滅六國，也招致了自身“亡國滅種”。王安石變法，加速了北宋變南宋。路易十四改革，可不是為了讓路易十六上斷頭台。日本明治維新，不可能是為了迎接核爆。看來，這就是專制條件下文明演進的宿命吧，規模越大，反彈越大，無可奈何。但是，自從英法革命開創了政體新紀元和社會生活新紀元，以往的宿命便被新的權力架構和新的價值觀準則打破，為長治久安開闢了通道。這條路上仍任重道遠，卻也論證出了可行性。改開的物理上一時眩目光芒的驚人成本，不應該再由奴隸勞工及子孫後代埋單。中國理應從歷史輪迴中跳出來。
反彈與報應已紛至沓來，似乎維穩也力不從心了。更嚴重的局勢在後面。中國不陷入沼澤地的幾率已經很小了，而比陷入沼澤地更可怕局面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