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家屯回憶錄補遺:向毛主席請罪(上) |
| 送交者: 老田 2006年06月20日09:36:2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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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指 示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偉大的黨,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對我一再進行了熱情、耐心的教導、幫助、挽救;這次,又讓我到農村來接受貧下中農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再教育。使我逐步覺悟到,在過去黨內生活的二、三十年中,在黨內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那些是屬於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那些是屬於以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我覺悟到,我在歷史上許多重要時期,是站在劉少奇及其在江蘇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江渭清、陳光一邊,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想起來,實在萬分愧對毛主席,愧對黨和廣大革命人民多年來對自己的哺育,培養和期望。自己是已經掉進死亡深淵裡的人,只是由於毛主席,黨和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志們對我熱情而耐心的挽救,才使我重新獲得革命的生命,重新做人。我衷心感激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衷心感激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對我的關懷慈愛和挽救,衷心感謝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志們對我的幫助和挽救。讓我一千遍,一萬遍的祝願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毛主席教導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的歷史,是一部充滿錯誤和罪惡的歷史,是一部愧對毛主席,愧對黨,愧對廣大革命人民的歷史,經驗是非常慘痛的。我先簡要地交待我歷史上幾個主要問題。 一、 於春泥文藝社和管維霖的問題。一九三五年,我在如皋平民工廠當造紙學徒,業餘時,在當地報紙上投稿,發表一些短篇文藝作品,因而認識了俞銘璜、吳健等人,他們都是春泥文藝社的人,因而參加了該社的活動,成了這個社的主要社員之一。 春泥文藝社,創始在什麼時候,我現在仍不清楚,可能是在33年~34年間。這個團體,據我現在的認識,是一個自發性的,小資產階級左翼文藝青年為主體的新文藝團體。社員大約有五、六十人,多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分布在如皋、南通、東台的拼茶一帶。發起人可能是葉胥朝、俞銘璜等人。
泥文藝社的活動主要是搞文藝創作,出刊物。當時,主要在葉胥朝擔任總編輯的國民黨如皋皋報上出付刊。後來發展到宣傳大眾語,搞漢字拉丁化,學世界語及其他外文等等。左翼作家小組成立後,發行了一些油印秘密傳單,小冊子,進行了一些擴大社員的活動。八一三上海抗戰暴發後,曾做過打游擊的準備等等。 三七年底,我在上海流亡抗敵宣傳隊,陳定,韓國柱等人的影響下,和俞銘璜,徐靜漁等十人,組織抗敵救亡宣傳隊,離開如皋北上去延安。就這樣,實際上脫離了春泥文藝社的活動。後來的情況,沒有查問過。 管維霖是春泥社的老社員之一。他父親開澡堂,是個資本家。自己在上海上學,畢業後留校當圖書管理員。我和他關係一般。主要是文藝傾向上合不來,他又在上海上學,很少見面。抗戰暴發後,我們去內地,管從上海回到如皋。如皋城淪陷後,管不久便當漢奸,在如皋的新皋報當社長或總編輯。當他知道俞銘璜在江都大橋地區新四軍工作後,寫過信給俞,表示做漢奸是所謂“不得已的,還想為抗日做些工作”。四○年我到如西當縣委書記,俞銘璜曾和我分析過管的情況,認為這個人沒有革命氣味,苟且偷安,保家保命。但多少受過一些影響,當漢奸內心沒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據其來信看,有機會還是可以利用的。我到如西後,正是根據地開創之初,如皋城是當時蘇中根據地前哨最突出的一個敵占城市,情報基礎很差。地委書記常一平,新四軍一旅旅長葉飛交待我任務,要加強這方面工作。我便集中精力,抓了一個時期。當時,想到利用管維霖的問題。時間大致在四○年底,四一年初。我便找關係去找管維霖,要管到根據地來談抗戰問題。管表示原意和我見面,但又不敢下鄉,怕為敵人發覺。我就要他在如城附近找一地方,我去和他見面。管便約了時間,在城東南郊一個美國傳教師家見面。我便去和管見了面,對他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立功贖罪。管表示接受,並報告了敵偽情況。後來約定情況傳遞關係,我便回根據地了。在敵占區停留約一、二小時。回來後,便將管的關係交給有關部門管理。後來,看到近和一些情報,但沒有再和他有什麼接觸。這個關係的建立,和我去敵占區和管見面,當時都向地委書記常一平,和分管敵工的專員朱克靖匯報過,經過他們批準的。 四五年日寇無條件投降後,九、十月間,我軍攻克如皋,我隨軍進城。便和如皋縣委一個領導幹部去看過管維霖。管當時閒居在家,要求出來做工作,我答應可以考慮,後來,我把他介紹給專區幹校學習,這是一個吸收知識青年培訓幹部的訓練班組織。後來怎樣安排的,我沒有查問,就不了解了。 五四年我回南京工作。我的印象中,記得接過管的一封信,說他在上海當教員,失業又回到如皋,要求為他解決工作問題。我毫不警惕,隨手在信上寫了幾行字,把信轉給如皋縣委或縣人委,證明管在抗戰時間為我做過情報工作,請他們對管安排。信是由市委辦公廳轉的。 我和管相識二十多年中,管一共給過我四、五封信。有三、四封是我參加工作後寫的,多是對我捧場的。大約有兩封信是解決工作的。我只回過一封信。參加工作後,和管見面就是前面交待的三次。管維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我現在仍不了解。 在處理管維霖問題上,我有嚴重錯誤。四五年如皋解放,我立即到他家去看他,當時我是地委書記,不去看軍烈家屬,而先去看管維霖而且是在沒有查清管維霖在當漢奸期間,究竟為敵人做了些什麼,為我們又做了些什麼,他的政治面目到底是什麼,便主觀輕率肯定他是我們地下工作人員,右傾的立場、思想,使自己完全喪失政治警惕敵我不分,喪失立場。後來,還在這個錯誤基礎上,為他一再安排工作,讓他打進革命隊伍中來,是嚴重的包庇行為,錯誤更加嚴重。 二.關於黨籍問題。我是三八年四月,在國民黨第五戰區青年敵軍團加入共產黨的。地點是河南潢川,介紹人是俞銘璜、袱思澄。 三八年六月左右,徐州失守,國民黨軍潰散。我當時所在的工作單位,戰地宣慰團正在隴海路上的運河站前線服務,也潰散了,我便和黨的組織失去聯繫,脫黨了。 三八年底,我在灌雲從事救亡活動。知道山東南部有八路軍活動,便去魯南找黨。在營縣大店鎮找到八路軍某支隊的政委景曉村,向他要求恢復黨籍,報告我在灌雲某地活動情況。他要我先回灌雲,待他查明我的黨籍時再派人來找我。約一月左右,有一叫孟憲宇的持景曉村的介紹信來找我,信上同意恢復我的黨籍,並決定成立東海,灌雲兩縣工作委員會,指定孟為書記,我為組織部長。負責開闢兩縣的黨的工作。孟是東海縣政府的科員之類的人員,當時也在東海縣一帶從事救亡活動。從上海下來的陳飛,馮國柱當時也在東海境內從事救亡活動,我們經常碰頭,交換情況和工作的意見。他們曾介紹孟憲宇的情況,懷疑他是托匪。因此,當孟來找我時,我以為景曉村不了解孟的政治面目,受騙了,使將他敷衍走了。隨即派人持信去山東向景報告。去的人走到半路,遇敵人進攻,占領新浦、東海過不了隴海路折回。不一、二天,灌雲城也險陷,我們便下鄉打游擊了。就在這時,孫朝旭,於隆海(當時我知道他叫於辰)等來東海,灌雲一帶發展黨的組織,他們是屬於蘇皖區黨委系統的。他們由陳飛帶來見我,談關於灌雲的建黨問題。我當時向他們表示,景曉村已同意恢復我的黨籍。我的黨籍等我去魯南時,仍由景解決。和我在一齊活動的同志,他們可以先發展。就這樣,吳健等入了黨,建立了灌雲縣委。於耀海是書記,吳健是組織部長。我們還是在一起行動。因此,事實上有了兩個領導中心,我感到於對我採取宗派態度,實際上是我不願接受他們的領導。後來,我去興化活動搞灰色武裝,不成,回來時拉起來的游擊隊是和三團合併,原來一齊工作的同志已分配了工作,都走散了,我感到沒有再去山東找景曉村的必要,便主動找於耀海,要求恢復黨籍。當時,正值三團五里槐打日本鬼子有了一個大勝仗,於很忙。但他答應考慮我的要求。隔了一、二天他告訴我,他們研究同意為我恢復黨籍。並要我到當團三營指導員。我存在地位觀念,不願居人之下,要求他介紹我回如皋開闢工作。在我一再要求下,又過了一、二天,他要我代表八路軍三團到大橋地區和新軍取得聯繫。我感到不好再推辭,便去揚中找到當時新四軍挺進縱隊的政治部主任魏天祿,約好了以後互相聯繫。回到灌雲,於耀海等都集中在湯溝開會, 我又找到湯溝,沒有找到於,三天便發生湯溝事件,我被俘。隔天釋放出來後,和陳飛(他當時可能是東海中心縣委的組織部部長或副部長)一起去宿遷方向找三團。路上,我向陳飛發泄了對於耀海等人的不滿,並對成立三團認為搞“左”了。表示要回去工作。到了三團後,陳飛直接把我介紹給蘇皖區黨委青年部長張產,他是來東海一帶巡查工作的。我又把和陳飛說的一套向他提出。張對我提的意見不表態,卻要我留在海濱工作。經我一再要求,他表示,我回南邊去他做不了主,要我直接去找區黨委書記金明。我拿了他的介紹信沿交通站在皖東北四縣靈壁一帶見到金明,要求他把我介紹給蘇北工委,回如皋開闢工作。金明說了他不知道有蘇北工委這個組織。上級黨把隴海以南,長江以北,京浦路東的地區都劃給他管。如皋也歸他管,我要回去可以,由他直接派回工作。這樣,金明親自寫了一個證明文件,要我回如皋組織中共如皋工作委員會,負責開展如皋一帶工作。回到太州,到大橋找俞銘璜聯絡。那時俞是蘇北工委的宣傳部長。俞看到金明給我的證明文件後,交給了惠浴宇,當時正值蘇北工委改組為蘇北特委,常一平來當書記。他們商量後,惠浴宇來和我談話,要我不去如皋,去太興任縣委書記。我當時向惠浴宇說:金明派我回如皋,你們要我去泰興,我怎好向金明交待。惠浴宇表示,不要你負責,有我們負責。我便接受了他們的派遣,去泰興了。 於耀海為我恢復黨籍,就是他和我兩個人之間接觸解決的。他現在不承認這件事。但實際情況就是我上述交待的。如果於那時不為我解決,我可以找景曉村,還可以找陳飛,更可以找俞銘璜解決。當時我沒有偽造的必要。 四五年蘇中黨校整風學習時,黨籍問題我做過交待。組織結論是相信本人交待。五六年舊省委審查過一次,結論大概是不妨礙使用。六四年至六六年舊省委又審查一次。結論是承認黨籍。六五年舊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步春為此找我談話兩次,表示承認黨籍。 在處理黨籍過程中,我是有錯誤的。當時,我個人英雄主義惡性膨脹。在我們偉大領導毛主席和黨的崇高威信下,在抗日高潮形勢下,灌雲等地革命群眾共同努力,創造了一個局面。可是,我卻據為已有,作為個人的政治資本,以領導人自居。在向景曉村匯報時,並誇大事實,說淪陷後在海屬幾縣可以拉起二、三千條槍。醜惡的目的,主要是表現自己有辦法,搞起了一個頗為不小的局面,想當黨的領導人。在孫朝旭,於耀海等來發展黨的組織時,因不甘居人之下,不肯接受他們的領導,要另立局面,便搞灰色武裝,製造分裂。後來,我還藉口湯溝事件,向張產報告,說當時海屬黨的組織成立八路軍三團“早了”“左了”,其實是自己右了。四五年蘇中黨校整風學習時,仍然誇大槍支數字,並把對孫明旭,於耀海等人的意見,說成是和他們的爭論,以炫耀自己的所謂正確,有辦法。還是為了表現自己,騙取榮譽。在個欲望得不到實現時,又不顧大局,不顧抗戰和黨的需要,蓄意求去。後來接受了金明的派遣後,又接受惠浴宇、常一平的派遣,而不向金明交待,都是以我為中心,從個人利益出發的。這些,六五年我雖做過檢查但是無組織無紀律,自由主義到了極點。
我的被營救出險,是湯若惠、顧逸萍等活動的結果。帶我出來的人是國民黨沭陽縣常備隊的軍需官,姓葛,他在黨校里便追求我們一個姓武的女同志,女的不理他,但他卻一直沒有放手。湯若愚、顧逸萍等利用這一點和他開談判。要求營救關在湯溝小學的一批人,作為交換條件,是替他做媒。姓葛的答應了,她們便開了一批名單給他。當時不知道我也在湯溝小學,沒有我的名字。開的主要的是參加中心縣委擴大會的人。姓葛的帶了一批人出來後,說到有一個姓許的蠻子,湯若惠、顧逸萍等才知道我也在學校里,使要姓葛的再進去帶我出來的。 我被俘前後十餘小時,沒有經過審訊,沒有做過任何手續。出來見到陳飛後,使將獲釋的情況向他們講了。陳飛是怎樣出來的,我沒有問他,不了解。 關於槍決鶴天問題。四一年,我在太州縣任縣委書記工作期間。化周區人民政府區長楊鶴天,每到一處宿營,都奸宿婦女,不從還用強。一次,他把宿在一個房間裡的姑嫂二人強姦了。群眾反映很大,敢怒不敢言。他還公開吸食白面,和地、富壞人打麻將,聚賭;和偽軍勾結等等。民憤很大反映“根本不是新四軍的區長。”有一次區干擴大會上,揭發出來了,會上幹部要求嚴辦,很多人要求槍決。縣委幾個主要負責人,縣委副書記楊源時,縣長晉長明,組織部長丁輝雯等,都一致主張槍決,我一時衝動,使同意立即執行了。我向地委書記常一平,專員朱克靖當面匯報過,他們沒有批評我。為過去沒有認識到這樣處理有錯誤,沒有交待檢查過。 對楊鶴天的處理,應先報請上級批准,不應先斬後奏。我以小資產階級的所謂“正義感”“疾惡如仇”的衝動,無視黨的組織律,把自己視作為黨的化身,個人越權。錯誤是嚴重的。 關於一百兩黃金借款問題。四六年,顧逸萍去上海生孩子,是通過她的妹妹顧蓮的關係進行掩護的。年底她妹妹顧蓮從上海來解放區找我,要向公家借一百兩黃金做豬生意,表示願意為公家買藥品、布匹等,作為還款。顧蓮的丈夫吳紹其在上海開豬行,我因顧逸萍是他家掩護的,從個人情面出發,不好推卻,便找專員汪海粟商量。我想了一個所用“公私兩利”的辦法。當時,區黨委陳丕顯要我匯款給十地委做活動經費。我想先以此款借給顧家販豬,讓他周轉一下,使作為匯款還給十地委。當時汪海粟同意了。(當然,這是我的責任)便由管錢的蔣誠付給顧蓮,說好馬上有人持條到上海取款。不久,十地委政治交通員范國榮來,我給他匯條到上海顧家取款。那知顧家販豬折本,一時拿不出。范國榮又來根據地找我,說十地委等着這筆款子用,要我再給一百兩。顧家借的一百兩以後再取。同時,和我商量,能否用顧蓮家做聯絡站。我考慮顧蓮入過黨,後因吃苦不下脫黨的,她有家產在根據地,認為比較可靠,便由范國榮帶信給顧蓮,要她為黨做些工作。並要倪浩堂,蔣誠又給了一百兩給范帶去。范去上海後,便以顧蓮家為聯絡站。十地委金柯叛變出賣了這個聯絡點,金柯帶特務憲兵去顧家捉人,范國榮正在顧家,由顧蓮掩護逃走敵人把顧蓮丈夫的哥哥、姐姐捉去南京,解放時才放出。在這時之前,顧蓮又來根據地一次,是告訴我販豬折本,一時還不起欠款的。那時我已到台北地區,使帶他去到分區財經處處長劉和庚處,重新立了借據。四九年底,顧蓮萍從衢州回如皋帶孩子,我要他帶信給如皋縣委、縣人委,請他們幫助向吳紹其索此欠款。吳家還不出,借了兩部飛機舊引警抵償的。 我利用職權,假公濟私,為了顧個人情面,藉此巨款給親戚,還以“公私兩便”的謬論為自己的錯誤進行掩護,使黨和國家財產遭到巨大損失。在金子已借出,范國榮去上海取款當中,陳丕顯當面查問我十地委匯款匯了沒有時,我那時沒有估計到顧蓮家會因販豬折本還不起款子,只答已匯出了,沒有向他匯報具體情況。這有一個思想活動,怕暴露私心,給領導上以不良印象,出來以後,一心只想如何善其後,又沒有勇氣向組織匯報,承認錯誤。五三年整黨中,有人揭發後,我只交待了顧蓮借一百兩的情況,對范國榮後來又取一百兩的問題沒有交待清楚,顧慮說了後問題會更複雜化,搞不清楚。私字當頭,黨和群眾都不相信了。直接請縣委索款,而不向當時領導人交待,向組織交待,也都是同一原因。錯上加錯,使錯誤更加嚴重,是我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嚴重錯誤。 關於黨內處分問題。五三年,我在福州市委任書記期間,犯了嚴重錯誤,受到黨內警告或嚴重警告的處分。五六年福建省委或省監委通知江蘇,宣布處分撤銷。受處分的錯誤有三條:第一,四六年借一百兩黃金給顧蓮問題,這是假公濟私的嚴重錯誤。第二,抗戰前,我母親將我姐姐賣給國民黨一個高及軍官作妾。解放戰爭後期,這個軍官死了。淮海戰役後,我找到了我母親。福州解放後,我母親把我姐姐叫來住在我家裡。我只不理睬她,沒有正確處理,包庇了反革命家屬。第三,嚴重的驕傲自滿。對省級機關和省委某些負責人不夠尊重。 我再檢查這一時期,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錯誤和罪行: 三九年初,灌雲淪陷後,我和胡灝搞了一個幾十人的游擊隊。為了另立局面,便幻想利用胡灝出面,用合法方式,向國民黨江蘇省民政廳長王公與活動,要他任胡灝為灌雲縣長,縣常備旅長,搞所謂灰色武裝,擴大力量後再公開政治面目。我用青年抗敵軍團學員的名義去興化找王公與活動,碰壁而回。這是我為了另立局面,表現自己,而不顧黨的統一領導向國民黨屈膝求乞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錯誤。四四年蘇中黨校整風學習時交代過事實,因為沒有認識到有錯誤,沒有檢查過。 四一年我在如西縣任縣委書記時,不着重放手發動群眾,主要依靠政府法令,出布告,開所謂開明士紳座談會,和平進行減租減息。在三三制政權中,讓所謂開明士紳的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擔任實職;在擴大主力時,採用招軍賣馬的發委任的方法,這些,都給根據地工作,黨和軍隊的工作和崇高威信受到嚴重的損失,在地委擴大會上受到批判,結論是地主路線。這也是我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錯誤和罪行。 二、 四六年底四七年初,解放戰爭初期,我在蘇中一分區南線堅持鬥爭中,因對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地委,分區機關,部隊和地方幹部搬得過早過多,對敵軍事鬥爭上我提出近洋擊土的錯誤方針,過分強調了隱蔽鬥爭,特別是批准了如皋縣委提出的,讓黨員混在群眾中以群眾面目,向敵人自首,打進鐵義隊組織的極為反動的措施等等,造成南線鬥爭的嚴重失利,使黨和人民的事業遭到極嚴重的損失,並坑害了一批黨員的政治生命,這是我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右傾階級投降主義路線的極為嚴重的錯誤和罪行,四七年下半年,蘇中區黨委曾專門開會批判了我和地委的這個錯誤和罪行,結論是嚴重右傾。 由於我存在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工作中就累犯敵我不分,認敵為友的嚴重錯誤和罪行。靖江城解放時,我委任組織投降的大漢奸陶明德為城防副司令,讓他們在人民面前耀武揚威,嚴重地損失了黨和人民的聯繫和黨的崇高威信。對太興縣委統戰部長錢保康的投敵叛變開除黨籍,一個時期懷疑他投敵是否是事實。後來證實錢是國民黨,汪偽雙料特務後,將他誘捕。在地委討論如何處理時,我又提出留用的意見。雖然沒有通過,都說明我右傾思想的嚴重。此外,還包庇管維霖,王孝祥等壞人,介紹他們工作,給他們混入革命隊伍的機會。 我歷史上一系列的嚴重錯誤和罪行,是我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結果。春泥文藝社時期,我把周揚等三十年代的文藝黑線當作黨的路線全盤接受,一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夕,都沒有覺悟到這是王明路線的產物;青年抗敵軍團和在灌雲活動時期,又接受了中原局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主要表現在對國民黨蔣介石存在嚴重幻想,偏重片面搞“合法鬥爭”,統一戰線上的階級投降主義等等;根據地工作中,又在劉少奇、饒漱石直接影響下,推行了他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些,就使我在許多重要關鍵時刻,推行了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犯下了許多滔天罪行。這一歷史時期中,我不僅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成了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有時還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成了地主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 毛主席教導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着資本主義又復辟的危險性。”我是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時期回到江蘇工作的,也正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異常激烈的時期。十多年來,我在許多關鍵時刻,又是站在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陳光之流一邊,為江、陳王朝在江蘇大反社會主義,大搞資本主義復辟,充當了急先鋒,主要的幫凶。我是江、陳王朝在江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魁禍首之一。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還未結束,黨內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就放出了階級鬥爭熄滅論。我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就立即接受了。以為階級鬥爭已經過去了,今後只剩下先進和落後的矛盾了。對於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導,創造性地發展了的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偉大學說,卻聽不進耳。五六年,我認為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後,資產階級消滅了,只剩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當中絕大多數是可以接受改造的,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誰戰勝誰的問題,在我國已經解決了。認為:都是一家人了,有問題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了。完全和劉少奇一鼻孔出氣,唱的一個反動的調子。在對資產階級分子改造上,“輕改造,重安排”,認為資本家已交出資本,只剩下一個定息的尾巴,改造得差不多了;認為資本家有所謂經營管理的經驗,社會主義建設應該利用他們的經驗,安排他們的實職,調動他們的所謂積極性。就這樣,不抓限制、改造,不抓階級鬥爭。在我分管工業六、七年中,象江蘇這樣工業資產階級比較集中的地方,我從沒有比較系統地抓過公私合營企業中的對資改造問題,相反,和江、陳之流一道,一再毒害基層幹部,要他們向資本家學習。向大資產階級劉國鈞學習;只強調資產階級在企業中要有職有權,而放棄監督改造。在這條右傾階級投降主義的反動路線下,許多公私合營企業出現了合公營私的資本主義復辟極為嚴重的情況。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方面,我推行降低黨員標準,大批吸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入黨,以為這些人大都改造得差不多了,他們又多是所謂知名之士,都是建設上需要的所謂人才等等;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拜倒在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腳下,在組織上執行招降納叛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建黨路線。六二年,我堅決執行了反革命兩面派陶鑄和陳毅廣州會議的黑指示,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已經改造好了,為他們“脫帽加冕”,說他們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了,並向他們賠禮道歉,說過去黨所謂委屈他們了。我當時認為:過去幾年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確是搞得太緊張了,所謂應該“松”一下,讓他們講實話,這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和資產階級一道,攻擊、污衊偉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這是鼓勵資產階級及莫知識分子向党進攻,為資本主義復辟鳴鑼清道,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的。 一直到六五年,我還鼓吹什麼階級沒有了,有階級鬥爭,也只屬於思想範疇;什麼生產建設也是階級鬥爭,是階級鬥爭的繼續,等等,都是我反對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偉大學說和階級鬥爭偉大實踐的滔天罪行。階級鬥爭熄滅論,它的要害是企圖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熄滅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而點燃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是滅資興無,而是滅無興資。我所傳播,鼓吹,實行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就是這樣一個極為反動的貨色,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 在我分管工業期間,正是毛主席親自製訂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偉大時期,正是毛主席親自批準的鞍鋼憲法公布的偉大時期。可是,我和毛主席背道而馳,執行了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陳光之流,大反總路線,大反大躍進,大反人民公社,大反安鋼憲法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大躍進中,我片面追求產值指標,大搞浮誇,干擾、破壞了多快好省的客觀規律,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毛主席在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聽了江渭清匯報,當時江要不顧客觀可能超額完成鋼鐵指標,毛主席及時指說:“只要超過一噸就行。”可是,我在彭真、江渭清的指使下,卻不顧毛主席的指示,大放所謂鋼鐵口放衛星,大搞浮誇虛假。說是為了不甘落後,主要還是為了表現個人的所謂才能,討好彭真、江渭清,反對毛主席指示。為了在產值上爭取工業列上全國第四位,搞大廠建設,我發動有關廳、局、地、市委到中央爭項目,爭投資,大搞所謂“拉郎配”,“自由戀愛”而不擇手段;還大搞計劃外協作,無限制權力下放,大量調動全民,集體所有的基金,所有這些,嚴重破壞了國家財政統一,刮了集體所有制的“共產風”,破壞了集體所有制;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統一經濟計劃,是發展資本主義盲目自由競爭,無政府主義的罪惡行為,都是反對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 鞍鋼憲法,是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偉大憲法。是毛澤東思想對馬列主義創造性的發展。可是,我卻反動地認為:“經驗不完全,須要補充”。把毛主席批示,只作例行公文分發了事,沒有主動向舊省委提出要求討論部署,相反,卻對薄一波交代的黑指示,為七十條搞一個草案,立即泡製了一個江蘇工業十二條,得到薄一波的表揚。這是歪曲,反對毛主席親自批準的鞍鋼憲法的一個大毒草,是對大躍進的反動,是對總路線的反動。也就是在我所謂“經驗不完全”反動思想指使下的所謂補充。如政治掛帥,就篡改成政治掛帥和物質鼓勵相結合,這是明目張胆地打着紅旗反紅旗,採用折衷主義形式,是修正主義的本質,是徹頭徹尾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三年困難期間,我和江渭清,陳光一道,大刮困難妖風。胡說:城市困難方才開始。攻擊大躍進,胡說:沒有根據客觀規律辦事,逆流不行,我對社會主義工業便進行了大砍殺,使社會主義工業大倒退,嚴重地摧殘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對社辦工業,為了破壞人民公社所有制,反對人民公社的要求,我進行了所謂調整,制定了一刀切的黑計劃,把社辦工業基本砍光。對手工業、漁業,我一批一批地把大集體改變為小集體,改變為個體,直到六六年,我還為了適應農業上復辟資本主義的要求,強迫搞所謂劃核算單位,搞前店後坊,強迫手工業降價等等,這都是我忠實地,創造地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江、陳之流大反社會主義,大搞資本主義復辟的滔天罪行,後果是極為嚴重的。 否定三面紅旗,否定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否定鞍鋼憲法,就是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否定高速度建設社會主義。在這場偉大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是站在否定、反對的一邊,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 我是六三年分管農業的。這期間,我又執行了劉少奇,鄧小平,譚震林,江渭清,陳光之流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生產上,資產階級政治掛帥,農村社教上,大搞形“左”實右。 我忠實的執行了“政治要落實到生產上”的資產階級政治掛帥的反動路線,抓指標,抓技術,抓措施,抓物質刺激;大搞所謂重獎政策,突出抓生產,業務措施,不抓農業機械化,不重視小型農田水利;在救災工作上,或則蔑視人民疾苦,或則片面強調救濟;在半耕半讀農校中進行資產階級雙軌制。在科技工作中,不是依靠廣大群眾,特別是廣大貧下中農,和在工業上不依靠廣大工人階級一樣,依靠所謂技術專家,推行所謂科技領導一條鞭,把技術領導大權交給資產階級專家,走的是資產階級專家的反動路線。如此等等,都是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抗的。我還在所謂“黨委抓政治,政府抓業務”的資產階級運動分工謬論指使下,不抓毛澤東思想,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抓階級鬥爭。有時即使也提政治,也講革命,但是,或則和業務並列,或則和業務混淆,還是政治要落實到生產的黑貨,是反毛澤東思想,反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而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的。不是什麼革命的貨色,而是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黑貨。表面上,也學大寨,但又熱衷於搞所謂江蘇大寨式的樣板。吃小灶,搞特殊化,目的是表現自己,為自己和江、陳王朝一小撮樹碑立傳,撈取政治資本的,是和毛主席教導的,農業學大寨唱對台戲的。譚震林要搞樣板,我投其所好,想在這方面搞發明創造,作總結,寫文章,以表現自己。後來譚震林,江渭青要利用這篇所謂經驗總結反對毛主席,吹捧劉少奇,為江渭清在全國塗脂抹粉,譚震林提出,不用我的名字發表,而用江渭清的名字發表,我高興地答應了,實際上是和做了一筆骯髒的政治交易,想吃小虧占大便宜,取得他們的好感,作為未來進身之階的。我所強調的所謂突出政治,基本上就是這樣的反毛澤東思想的貨色。
最後讓我高呼:
1968年收麥時於金壇縣朱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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