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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危機,已現端倪
送交者: 冼岩 2006年06月26日09:51:3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萬維讀者冼岩來稿(原題:中國危機或現端倪):在剛性體制的壓抑下,中國社會一直潛伏着危機。人們關心的是:危機會不會被引爆?它會以何種形式爆發?當前,危機的可能引發方式似乎已現端倪,其具體表現就是遍布全國、層出不窮的政令不行、有法不依,中央為此焦頭爛額,卻似乎又無可奈何,只能一再要求各地方、各部門“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國是個政治社會,全社會的有序、有效運行,端賴於政治系統的效率。近年來從宏觀調控步履維艱,到違法用地愈禁愈烈、房價頂風逆長;從礦難頻仍、對事故的瞞報屢禁不止,到助學貸款只打雷不下雨、違規貸款如失閘之洪、單筆個人房貸竟然高達4億,無不顯示出這架機器已經出現問題,最典型的症侯就是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

在“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下,下級不可能公開挑戰上級權威,最經典的做法是陽奉陰違。陽奉陰違並非新鮮事,它與現行體制如影隨形,從1949年以來即一直存在。以毛澤東之無上權威,對此也捉襟見肘,最後只能寄希望於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於是乃有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其結果是事與願違,上下同歷浩劫。毛後,從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權威逐代遞減,憑籍個人威望從上而下施壓以期上下一心已越來越不可能。鄧小平的高明在於,他敏銳地看到了“以力服人”不可持久,於是代之以“驅之以利”,即順應人性、將中央目標與地方乃至官員個人利益調節到同一方向上,以利益來調動個人積極性。這是法家管仲的治理精髓,即順人性之流而導之。自鄧小平開始,利益導向就取代政治權威與思想道德教育成了中共高層驅使整個官僚系統有效運轉的主要手段,其它如自上而下的紀律約束,等等,都只是輔助手段。這是共產黨政權由神性回歸世俗的標誌,也應該是改革20多年來,官僚利益快速膨脹、官僚階層成為最大獲利階層的主因。

“驅之以利”奏效的前提是有利可驅,並且能夠將個人的牟利衝動調節到與中央政府目標一致的方向上。鄧小平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放權讓利”,恰好能做到這點。中央政府的目標是發展經濟,而發展經濟這一目標在放權讓利的背景下又能夠為地方政府帶來巨大利益,同時為官員個人權力的設租、尋租創造條件。這樣,中央、地方、個人三方積極性匯合於“發展經濟”這一方向上,對中國經濟形成強大驅動力,乃至創造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多年的“中國奇蹟”。無論是外出招商引資,還是在地區內部為投資者提供稅收、金融、地價等方面的政策優惠,直至壓制勞工,為投資者清除阻力、優化環境,地方官方都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甚至可以說,官員個人的積極性比政府部門高、地方的積極性比中央高,中央基本上實現了管子所描述的“順流而下”治理境界,這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乃至而今高燒難退的主要原因。

當下危機的產生,是因為有兩方面的原因迫使中央目標發生了變化,從而與地方及官員個人的利益要求發生偏離。一是國外對“中國製造”的接納已近限度,外向型道路越來越難走,中國經濟只能調轉目光向內,變單純的GDP增長為強調“科學發展觀”;二是國內民眾對貧富分化的容忍已近極限,建立在勞動力低成本基礎上的增長方式已經危及社會穩定,公共政策必須更多兼顧公平。無論是強調環保、節約資源的科學發展觀,還是重視公平與社會保障底線的和諧社會論,都是對原來經濟增長方式的修正,都會損及原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這種新的調整方向上,中央目標與地方及官員個人的利益發生分歧,三種力量不再作用於同一方向,這是近年來由中央到地方“政令不暢”現象凸顯的主要原因。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曾在大會上怒斥下屬地區瞞報礦難死傷人數、甚至毀屍滅跡,但與此同時,並未見山西相關官員因瞞報而遭懲罰。可見瞞報不但符合下屬官員的利益,也符合同為地方官員的山西省委書記的利益:張寶順其詞若有憾焉,其心或實喜之。

政策調整必然帶來利益調整,包括官僚體系內部利益格局的調整。在此輪調整中,自身利益能夠與中央目標保持一致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諸如審計、環保、國土、生產安全等垂直監管部門,這是近年來上述部門能夠不斷擴權的主因。在新的利益格局下,監管部門及其官員是中央政策調整的主要支持者,而地方政府及其下官員則依託中央不可能放棄的“經濟發展”目標與前者相博弈、相抗衡——中央調整的只是增長方式,作為支撐政權穩定的主要手段,經濟增長這一目標不會改變。

由此可見,由於內外因素的變化,中國政權體系內部的利益格局也將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或許將導致一系列政治經濟的變化,直至成為中國社會進程的分水嶺。

一,由於政權體系內部不再目標趨同、上下一心,中央需要同時兼顧相互衝突的多重目標,而地方與部門也分別在不同目標上與中央或保持一致或發生對抗。每一目標都有體系內的支持者與反對者,支持與阻撓方在大多數時候都難以取得壓倒性優勢,政治較量與利益博弈將在不同層面、不同問題上反覆進行。

二,官僚體系內部的利益分歧很可能成為軟化政權效率的慢性毒藥。當“驅之以利”的法寶不但不能導向上下齊心反而導致利益衝突時,官僚體系的內部整合就失去了最有力的手段。從歷史經驗看,這很有可能成為中央政府由強勢政府淪落為弱勢政府的分水嶺。中國未必沒有可能重新回到昔日一盤散沙的狀況,這也是當下許多亞非拉國家的現狀。

三,這種趨勢當然會表現在政權機器的整體效率上。正如人們看到的,當前的政策調整進展極不順利,與追求GDP增長時的上下協力不可同日而語。很多時候、很多地方都是雷聲大雨點小,而已經着手的調整又開始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其最終結果很可能是:無論是政策調整還是傳統的經濟增長目標,兩方面都不如人意。

四,“驅之以利”策略的後果之一是官僚階層的利益膨脹,在社會分配中切去最大一塊,對其他社會群體的利益造成實質性傷害;由於權力缺少制衡,這種利益膨脹與傷害且呈日漸擴展之勢。在這種深壓重負下,社會之所以還能維持基本穩定,沒有引發危機,完全是因為經濟保持了一定增長。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縱然大量經濟增長成果被官僚所攫取,其他群體仍然有可能分得一杯羹;政府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手段來緩解最棘手的矛盾。但利益分歧將使政府效率降低,使中國經濟的這一最強助跑器喪失動力,政策調整前途未卜,中國經濟很可能不再能保持近20多年來的持續高速增長勢頭。一旦經濟增長減速或停滯,各種被經濟增長所掩蓋的矛盾就會浮出水面,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也會削弱,中國前景堪虞。

五,一旦經濟增長停滯,根據歷史經驗,強勢集團必然要利用種種優勢轉嫁損失,最終使損失大部分由最無力承擔的弱勢群體來承擔。苦難之不能承受,必然導致危機的全面爆發,社會可能因此崩盤。要避免這種絕境,只能寄希望於政府的調節功能。但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的調節能力有限,中央政府有兩條生命線,即社會穩定與財政稅收。社會穩定關係政權基礎,財政稅收是國家機器運轉的動力油,沒有稅收,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政權機器運轉不起來。這兩條生命線都有一端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成為中央的軟肋、地方的撒手鐧。只要祭起此二個法寶,地方及其官員就能官冕堂皇地阻擋來自中央的利益調整要求。

利益博弈並未影響政權系統形式上的運轉,它只是影響其運行效率。這種利益博弈甚至不會影響地方官員的升遷,因為中央政府並非鐵板一塊,而是由一個個具體的人所組成。對於中央一些要員來說,個人羽翼的豐滿比中央政令的暢通更重要;對於地方官員來說,陽奉陰違不僅意味着更多利益,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升遷機會。在資源有限、且多個施政目標相互牽制的條件下,真正“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能意味着一事無成、捉襟見肘,陽奉陰違反而有可能在某方面有所建樹。縱然這種建樹未必有利於社會,但絕對有利於個人的考核、升遷。

綜上所述,如果說經濟增長的停滯將標誌着社會危機的開始,那麼政權內部的政令不通或許就是經濟效率下降的前奏。中國危機,已現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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