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D·卡普蘭

岳健勇 陳漫 譯

中東不過只是雷達屏幕上的一個光點，而美國與中國在太平洋的軍事競賽將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特點，中國將比過去的俄國更難對付。

一段時間以來，沒有任何國家的海軍或空軍對美國構成威脅，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陸軍，無論是常規力量還是游擊隊這類反叛力量。這種情況不久將發生變化，中國海軍正蓄勢待發，準備深入太平洋，那時，它將很快與不願意從亞洲沿海大陸架後退的美國海空軍迎頭相撞。不難想象出以下結果：過去數十年的冷戰將重演，世界的重心將不在歐洲的心臟，而是在太平洋的環礁（此處上一次為人矚目是在二戰時期，美國海軍陸戰隊曾在此發起猛攻）。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國將會利用其漫長的海岸線以及可以延伸到遠至中亞的後方基地，在太平洋地區反反覆覆地與我們玩不對稱的遊戲，中國最終將能夠從其沿海和內地向太平洋里的移動艦船精確發射導彈。

在任何海上交戰中，中國將擁有對美國明顯的優勢，儘管中國在軍事技術實力上還比較落後。首先，中國有距離近的優勢，中國軍隊是這場競賽中廢寢忘食的學生，並且學習得很快，它的“軟”力量在漸增，這體現了它的某種非凡的適應能力。當無國家的恐怖主義分子填補安全真空的時候，中國則在填補經濟真空，環顧全球，在那些像大洋洲陷入困境的太平洋島國、巴拿馬運河區以及偏遠的非洲國家這樣的不大相關的地區，中國人正在通過建立商業社區和外交前哨、談判建築工程及貿易協定等方式，間接地成為當地的主人。搏動着消費和好鬥的能量、自恃其大部分農民不是文盲（與歷史上其他國家不同）的中國，對美國的自由帝國構成了主要的常規性威脅。

美國應當如何應對在太平洋地區的挑戰呢？為了搞清楚此次將發生在中美之間、可能延續好幾代人的第二次冷戰的動因，有必要了解有關第一次冷戰，以及為那次冷戰而設立的機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當前所面臨困境的若干情況。這是事關軍事戰略和戰術的問題，帶有一些反直觀的變化和發展。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同盟體系已經死亡。在一個需要輕型化及致命性打擊的時代，由北約這種委員會機構來指揮作戰已變得效率低下，發生在 1999年的科索沃戰鬥，是在歐美關係和諧時期進行的一場針對一個“沒了牙齒”的敵人的有限的空中戰役，換句話說，這一仗本該打得很順。但是，在這個當時由19國組成的同盟內部還是產生了裂隙。美國入侵阿富汗使北約組織實際上壽終正寢了，此後，儘管還在談論什麼基礎廣泛的聯盟，歐洲軍隊不過是在已被美國士兵和陸戰隊平定的地區做些巡邏及開進駐紮之類的事，這更多地讓人聯想到了聯合國的職責。今天的北約是美國和前共產黨國家擴大雙邊訓練的一個媒介，如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的美國陸軍，以及在格魯吉亞的美國特種部隊等等。北約的主體已變成了一個為一流競賽聯盟盟主的美軍提供服務的農場系統。

需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是，北約在太平洋地區的功能性替代物已經存在，並且發展良好，這就是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即PACOM。不受外交官僚機構干擾的太平洋司令部是個龐大但靈巧的結構體，它的領導人很了解新聞界和政策當局裡的許多人都不了解的東西，那就是：美國戰略關注的重心已經在太平洋，而不是中東。 PACOM很快就會和CENTCOM（美國中央司令部）一樣家喻戶曉，當前中央司令部因中東地區的衝突而聞名，對於美國軍方而言，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內，中央司令部的時代將開始消逝。

需要了解的第三件事是，北約自身（大西洋聯盟）的活力可以通過太平洋冷戰來激發，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北約再次成為不可替代的作戰工具應當是美國不可動搖的目標。在對華態勢中，美國將尋求歐洲和北約的幫助作為戰略牽制，同時作為一支力量巡航於比地中海和北大西洋更遠的海域。這就是為什麼現任北約司令官—— 海軍陸戰隊上將詹姆斯·瓊斯強調，北約的未來在於兩棲遠征作戰。

現在來描述一下我們在太平洋的軍事組織。在過去的三年裡，我曾多次到過這一地區。太平洋司令部一直是美軍最大、歷史最久遠和最有意思的地區司令部（它起源於1899-1902年打菲律賓戰爭的美國太平洋陸軍）。它所覆蓋的地域從東非一直延伸到國際日期變更線以東（包括整個環太平洋地帶），囊括了世界陸地面積的一半，以及世界經濟總量的半數以上。全世界六大軍事力量，包括其中軍事現代化速度最快的美國和中國，都活動於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控制範圍之內。太平洋司令部除了擁有數量眾多的戰艦和潛艇外，還有比中央司令部多得多的專門化部隊。即便現在美軍的地區司令部不再以過去那樣的方式“擁有”作戰部隊，這些數據也是說明問題的，因為這些數據表明，美國已經決定把大量作戰部隊部署在了太平洋，而不是中東，中央司令部實際上是從太平洋司令部借用了部隊來作戰。

在最近幾年，美國軍方通過不動聲色地與那些彼此間幾乎沒有訂立安全協定的國家談判達成雙邊性的安全協定，在火奴魯魯（檀香山）的太平洋司令部總部構建了各種類型的太平洋軍事聯盟。在這裡而不是在迪奇里或達沃斯，正在舉行着真正有意思的會議，會議的參加者是來自越南、新加坡、泰國、柬埔寨和菲律賓這些國家的軍方官員，他們的旅費通常是由太平洋司令部來資助的。

假如歐洲大陸的德意志第二帝國之父奧托·馮·俾斯麥在世，他將會承認這個正在興起的太平洋體系。2002年，德國評論員約瑟夫·越飛在發表於《國家利益》雜誌上的一篇非常有洞察力的文章里意識到了這一點。在文章里，越飛認為，就政治聯盟而言，美國越來越像俾斯麥的普魯士，英國、俄國和奧地利需要普魯士甚於它們彼此間的相互需要，從而使它們圍繞着柏林的“中心”轉；美國入侵阿富汗展示了這樣一個世界，即美國能夠為不同的危機構建起不同的聯盟。越飛指出，世界上其他的大國現在需要美國有甚於它們彼此間的相互需要。

不幸的是，美國沒能馬上利用這一新的權力安排，因為喬治·W·布什總統缺乏俾斯麥的精細和相應的自製。俾斯麥深知，這樣一個體系只有在中心國家不去壓倒它的時候才能夠持久。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問題上的做法卻恰恰是要去壓倒這個體系，從而招致了法國、德國、俄羅斯和中國以及一些次要的國家如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聯合起來反對我們。

不過，在太平洋地區，俾斯麥式的權力安排還在發育成長，這得益於我們在夏威夷的軍官們的務實態度、以及在地理上與華盛頓的意識形態溫室相隔五個時區的相對超脫。事實上，太平洋司令部代表着比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之前所構建的要純粹得多的俾斯麥式的帝國上層結構。正如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1994年）一書中所寫的，俾斯麥不受意識形態的束縛，從看似孤立的一個點出發，在各個方向上建立起了同盟關係。正是認識到了當權力關係被正確“校準”時，戰爭是可以避免的，俾斯麥給中歐帶來了和平和繁榮。

中國重新崛起成為世界大國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只有採取類似的務實的辦法，才能使我們適應中國的再次崛起；反之，就只有把二十一世紀的地球變成戰場。無論何時，大國在崛起或重新崛起時（最近的兩個例子是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和日本），都會變得格外咄咄逼人，從而把世界投入到劇烈的動盪之中。中國也不會例外！中國現在正在大力建造柴油動力潛艇和核潛艇，這清楚地表明他們不但力圖保護自己的沿海大陸架，而且還試圖把勢力範圍擴張到太平洋深處以及太平洋以外的地區。

這完全是正當的。確實地說，中國的統治者不是民主主義者，但他們正在為13億人民中的許多人謀求解放了的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這就需要保護運送來自中東及其他地區的能源資源的海上通道。自然，他們不會相信美國和印度會為中國人提供這種保護。考慮到此一利害關係，以及大國在追求各自的正當利益時發生衝突的歷史教訓，美中之間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爆發決定性的軍事衝突：假如不是與中國的一場大的戰爭，那就是一連串的冷戰式的延續幾年或數十年的對峙。所以這一切大多將發生在太平洋司令部所負責的地區範圍之內。

要履行好職責，軍事長官們必須以一種儘可能謹慎、巧妙和實用的方式靠近權力，評估或重新評估地區力量的平衡，而把政治方程式中的價值信念問題交給文官們來解決。這樣就使得軍事長官們在所有的職業政府官僚中，最能避免被自由派的國際主義或新保守派的干涉主義的狂熱領入歧途。

二戰的歷史證明了這種方法的重要性。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軍方對德國和日本力量的增長憂心忡忡，他們正確地對政界進行了遊說，加強了我們的軍事力量。而到了1940年和1941年，美國軍方（與若干年前的德國參謀本部所見略同）有先見性地對兩線作戰的危險發出了警告；到1944年夏末，美國軍方對擊敗德國已經考慮得很少，而更多地是考慮遏制蘇聯。今天，美國的空軍和海軍官員對台灣宣布獨立感到擔憂，因為這一舉動將把美國拖入一場與中國的戰爭，這不一定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印度尼西亞是另一個例子：太平洋司令部設想，不論印尼軍隊在人權方面如何糟糕，不接觸的政策只會給中國和印尼在這一地區的軍事合作敞開大門，而這一地區正是未來世界恐怖主義的天堂，這一假設是正確的。（美軍對亞洲海嘯做出的反應當然是一種人道主義的努力，但太平洋司令部的戰略家們必定已經認識到，積極的反應將會為我們取得軍事基地的使用權獲得政治上的支持，基地權的獲得將成為我們遏制中國戰略的組成部分。）或者，設想一下韓國：一些駐紮在太平洋的美國軍官對朝鮮半島的統一抱着想當然的態度，他們主要關注的是，這個國家會不會被中國“芬蘭化”，或者，它在美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內是否可靠。

太平洋司令部對亞洲權力動態的專注使它擁有不同尋常的外交份量，因而對華盛頓有着更大的影響力。並且，太平洋司令部幾乎不會像中央司令部那樣受到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內政治的制約。我們在太平洋的行動不會被以色列院外集團那樣的團體所左右；新教福音派信徒不會像關心聖地的命運那樣去關心環太平洋地帶。而且，由於對東亞力量平衡的誤判將產生非常嚴重的經濟後果，美國的商業利益和軍事利益有可能攜手以促成一個經典式的保守的威懾、而不是無端挑釁中國的政策，由此加強太平洋司令部的權威。換句話說，我們對中國以及太平洋的立場是旨在形成某種內在的穩定，進而加強一個“新冷戰”的概念，這個“新冷戰”將可以持續很長時期。此外，太平洋司令部所控制的諸多政治軍事關係的複雜性，將賦予之比現在的中央司令部要大得多的影響力，一些軍事專家曾以輕蔑的口氣告訴我說，中央司令部只和一群“三流的中東的軍隊”打交道。

在未來的歲月里，關注焦點從中東到太平洋的相對轉移（儘管這是個理想主義的說辭），將迫使下一任美國總統，無論他或她來自哪個政黨，都必須實行與溫和派共和黨總統（如喬治·H·W·布什、傑拉德·福特和理查德·尼克松）類似的外交政策。管理風險將成為指導性思想。即使伊拉克最終成為民主成功的範例，這也無疑屬於險勝之勝，軍方和外交界無人願意再次冒險，尤其是在亞洲，貿然在軍事上冒險對經濟產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和中國打起仗來是容易的”，曾經作為在 20世紀80年代，為阿富汗抵抗運動設計武器戰略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的前特種部隊隊員、現供職於在華盛頓的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邁克爾·伏克爾指出， “你會看到有多種方案，不單單只涉及台灣——特別是當中國人具備了在整個太平洋地區發動潛艇和導彈攻擊能力的時候。但難點在於，如何結束與中國的戰爭呢？”

像那些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國家一樣，二十一世紀的美國和中國（與人人都密切注視的那些流氓國家不同）都有持久作戰的能力，即便其中一方在一場大的戰鬥或導彈交鋒中失利。這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伏克爾說，“和中國結束戰爭可能意味着實行某種形式的政權更迭，因為我們不希望讓某個被打傷的、憤怒的政權還留在台上”。另一位五角大樓的分析家對我說，“要結束與中國的戰爭，就必須大大削弱他們的軍事能力，從而威脅他們能源的來源以及共產黨對權力的控制。此後的世界將不會和現在一樣。這是一條非常危險的路。”

對於太平洋司令部來說，更好的選擇是採用俾斯麥的方式，從相對孤立的地理中心—夏威夷群島—以輪幅狀延伸至主要的盟國，如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印度—以威懾中國。這些盟國轉而將組成次級中心，幫助我們控制美拉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波利尼西亞群島、以及印度洋。此一安排的要害在於隱晦地勸阻中國這個龐然大物，兵不血刃地把它引導進太平洋司令部的同盟體系內，此乃北約最終得以遏止蘇聯之道。

不論我們怎麼說和怎麼做，中國將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在軍事上投入越來越多的財力，我們唯一現實的目標或許是鼓勵中國進行防禦性的、而非進攻性的投資。我們的努力需要格外得小心，因為中國在這一點上不同於過去的蘇聯或今天的俄國，它兼具軟力量和硬力量。商界對中國很着迷，不必懇求他們在那裡投資，就像懇求他們在非洲和諸多其他地方投資那樣。中國傳統的權威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混合在整個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都有着廣泛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同時，因為中國正在改善幾億人民的物質福利，持不同政見者的困境不會完全像蘇聯的薩哈羅夫和沙蘭斯基的困境那樣引起人們的注意。民主只有在*顯而易見、令人憎惡且並不成功的地方，如烏克蘭和津巴布韋才有吸引力。但是世界上還有灰色地帶，如約旦和馬來西亞，在這些國家，*因素保證了秩序和經濟增長。

以新加坡為例，民主與權威主義的混合使它不被華盛頓的理想主義者所鍾愛，但對於太平洋司令部來說，新加坡儘管面積很小，卻是美國在太平洋地區最受歡迎的得力的盟友。它的種族混雜的軍事精英集團、對軍官和士兵福利同等的關懷、以及在文萊的叢林戰學校都是數一數二的。除了遠在北邊的日本外，新加坡提供了太平洋地區唯一的非美國的基地，以便我們的核動力航空母艦能在此得到維修。它在追捕印尼群島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分子方面對我們的幫助，絲毫不亞於最可靠的西方盟友在其他地方對我們的幫助。一位在華盛頓的軍事未來學家對我說，“哦，新加坡人，他們在各方面都是好樣的！”

太平洋司令部的目標，用一位在太平洋服役的海軍陸戰隊上將的話說，必須是“軍事上的多邊主義”。這不僅僅是個（在取得同盟夥伴同意的情況下）將來與在文萊的“新加坡人”共同訓練、與印度空軍聯合試飛、在泰國每年進行幾次大的演習、或者使用在北澳大利亞即將開放的訓練設施這樣的問題，也是個與友好的亞洲國家的軍隊在排一級實現共同操作，以便能夠在訓練地之間不斷對美軍進行調動的問題。

這將是對北約的超越，北約的戰鬥力由於新增加了低於原先標準的前東方集團國家的軍隊而受到削弱。政治因素也傾向於向太平洋地區傾斜：當前美歐關係的緊張妨礙了軍事一體化，而我們的太平洋盟國、特別是日本和澳大利亞，希望與美國進行更多的軍事交往，以對付實力上升的中國海軍。這對我們是有利的。日本軍隊規模雖小，卻擁有一些特殊的精銳作戰能力，如特種部隊和常規（柴油動力）潛艇戰。澳洲人積極進取的開拓風格使他們比英國人更令我們感到親近。

不過，軍事上的多邊主義將受到美軍技術優勢的制約；與那些沒有以同等規模投資於高技術裝備的亞洲軍隊很難開展雙邊訓練，軍事上的一個經典的教訓是，技術優勢並不總能產生人們所期待的有利條件。軍事上遠遠領先於所有其他人會產生一種特別的孤獨感，即使是最傑出的外交家也不見得能緩解之，因為如果不是根植於對相對力量進行現實主義的評估，外交本身是沒有價值的。

當前，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挑戰可能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不存在的。美國海軍戰艦“滿負荷排水量”總計達286萬噸，世界其他國家的軍艦滿負荷排水量全部加起來也不過304萬噸，中國海軍軍艦滿負荷排水量只有263,064噸。全世界34艘航空母艦中，美國就占了24艘，中國一艘也沒有（這是中國在海嘯發生後無法施救的一個主要原因）。統計上的差距還不止這些。但正如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的資深分析家羅伯特·沃克指出的，在二十七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初，雅典對沒有海軍的斯巴達有着極大的優勢，但斯巴達最終成為了勝利者。

中國已決心大規模增加軍事開支，但中國的海軍與空軍在未來幾十年內仍將無法與我們匹敵，因而中國人不會和我們打常規的空戰和海戰，就像二戰中在太平洋發生的戰鬥。1944年6月底的菲律賓海之戰、1944年10月的萊特灣之戰和蘇里高海峽之戰，是美國歷史上最後的大規模海戰，今後也很可能仍將是如此。但中國人會像恐怖分子所做的那樣，以非對稱的方式與我們交戰。在伊拉克，叛亂分子用汽車炸彈向我們展示了不對稱的“低端”，但是，中國人則準備向我們展示這種藝術的“高端”，這就是威脅所在。

中國人有許多辦法運用其不夠先進的軍事力量來取得與我們在政治和戰略上的某種對等。據一位我曾經與之交談的前潛艇指揮官，也是海軍戰略家的人士分析，中國人已經認真研究了我們最近在巴爾幹和波斯灣戰爭的每一個細節，他們完全了解我們的軍事力量對海軍投送的依賴程度，海軍投送指的是，航空母艦戰鬥群抵達目標（如伊拉克）附近向敵人的縱深目標發射導彈的能力。為適應這種軍事打擊，中國人把光纖系統埋在了地下，把防禦能力轉移到了西部縱深，同時制定了攻擊性的戰略，使導彈具有打擊美國財富和權力的最高象徵——航空母艦的能力。中國的一枚巡航導彈即便不能擊沉美國航母，但只要擊中了，其政治和心理效應將是災難性的，就像基地組織對雙塔的攻擊。中國正在集中力量發展導彈和潛艇，以便在特定的遭遇戰中羞辱我們，他們的遠程導彈計劃應當引起美國政策制定者們高度的關注。

在擁有先進的導彈系統後，中國人就能夠在我們馳援之前向台灣發射成百上千枚的導彈。這樣的打擊能力，加之新型的潛艇部隊（如果不考慮質量，其水下力量的規模將很快超過我們），將足以使中國人強制其他國家拒絕美國軍艦掛靠其港口。中國現有的70艘潛艇的絕大部分是俄國人設計的過時的柴油動力潛艇，但這些潛艇可以被用來在南中國海、東海以及黃海機動布雷。在這些海域，《華爾街日報》記者大衛·拉格寫道，“海水深度不均，背景噪音大，海流湍急，熱層錯動”，這將使對潛艇的偵察異常困難；加之到2010年之前，中國海軍將部署17艘新型隱型柴油動力潛艇和3艘核潛艇，人們可以想象中國就能夠對我們或對我們的某個亞洲盟國發起騷擾性的攻擊，繼而，就可能全面展開模糊性強制行動，例如，對台灣的電力電網發起一連串無法追蹤的網絡攻擊，以逐步消磨人心士氣，這不是科幻小說；中國人已經在網絡戰的訓練和技術上進行了大量的投資，我們不能因為中國不是民主政體，就認為中國在操縱民主政體選民的心理上不是專家。

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可能預料到的是中國某種力量的展示，就像2001年春他們成功地迫使美國海軍的EP-3E偵察機降落那樣。這樣的戰術比現在在伊拉克發生的一切更能代表二十一世紀戰爭形態的趨勢，中國在這個競技場上也將不乏表現的機會。在一次我們每兩年一度舉行的環太平洋海軍演習時，中國能夠讓它的一艘潛艇潛行在我們的航母戰鬥群之下，然後浮出海面。中國人已經能夠在海面上放置一個移動目標，然後以潛艇或陸基導彈命中之，以顯示他們不但有能力威脅航母、而且有能力威脅驅逐艦、護衛艦和巡洋艦。（想一想2000年在也門海岸外對美國配有制導導彈的“科爾”號驅逐艦進行恐怖襲擊的政治效應，由此就可以想到，未來對這類軍艦的打擊將會更加容易。）他們也可以在某次我們在亞洲海岸外舉行的“航行自由”演習中撞擊我們的一艘軍艦。撞擊軍艦看起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但記住：在全球媒體時代，這種的行動會產生重要的戰略性後果，因為世界媒體一般是站在破壞者而不是擁有絕對優勢的超級大國一邊，中國人因而將擁有內在的政治上的有利條件。

對此我們應當如何做出軍事上的反應呢？我們不能拘泥於常規的思維及方法。目前，我們的海軍是“遠洋”力量，負責對和平時期遼闊洋域的控制（這是個不小的功績），使世界自由貿易的大部分得以進行。如果沒有美國的軍艦和水手，全球化的現象是不可能發生的。但實際上，我們越來越需要有三類不同的海軍：第一類是用以保持我們把海洋作為平台進行離岸轟炸（以支持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這樣的軍事行動）的能力；第二類是用於沿海特種作戰（以打擊基地設在如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南部等地及附近的恐怖主義集團）；第三類用以提高我們的隱型作戰能力（在中國大陸沿海、台灣海峽及其他地區巡邏）。鑑於那些運轉不靈的太平洋島國紛紛與中國加強聯繫，這三大類海軍對迫使中國改弦更張都將直接或間接地發揮一定的作用。

我們的航空母艦已經具備了第一類海軍所需之功能；我們必須進一步發展另兩類海軍。特種海軍需要眾多小型船隻，其中就有通用動力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正在研製的海岸戰鬥艦，大約400英尺長的海岸戰鬥艦隻需要少量人員，能在很淺的水域行動，並且航速非常快（達到40節），便於調動特種部隊（即海軍的海豹突擊隊）。沿海海軍的另一個關鍵性裝備是馬克-5特種戰艇，它只有80英尺長，航速可達50節，航行範圍600英里；吃水只有5英尺深的馬克-5可以把一個排的特種部隊直接送上海灘。馬克-5每艘造價約500萬美元，五角大樓購買幾十艘也僅相當於一架F/A-22戰鬥機的價格。

發展第三類海軍需要真正的變革。尤其是隨着媒體越來越無孔不入，我們必須更加隱蔽地行動，以便比方說，能夠從潛艇派出突擊隊登陸一舉抓獲或幹掉恐怖分子，或者把特種部隊留下來在任何政府都未進行控制的地區執行使命。當然，潛水艇也有其劣勢：它們不能像航空母艦那樣提供轟炸的平台，而且成本高昂。雖然如此，它們代表着未來的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保護航母免遭攻擊會越來越得不償失。

我們的隱型海軍如果編入了新型柴油動力潛艇（即澳大利亞、日本、韓國、德國和瑞典海軍已經服役或正在建造的那種潛艇），戰鬥力將得到極大的加強。中國很快也會擁有這種潛艇。但是，由於我們所擔負的國際警察的責任，為此必須保有核動力潛艇，因而我們無法改用柴油動力潛艇。不過，我們將會適應我們已擁有的東西。我們已經在為四艘三叉戟核潛艇重新配備常規武器，使其能夠支持海豹突擊隊的調動，並且最終（或許）支持遠程的無人駕駛的間諜飛機。這種重新改裝的三叉戟核潛艇可以作為支持部署在海岸附近的小型戰鬥裝備的大型母艦。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不會改變我們對在太平洋地區基地使用權的需求。我們能夠使用的基地越多，機動性就越強——如支持無人駕駛飛行、實施空中加油，也許最重要的是迫使中國軍隊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大堆問題，而不是很少的幾個問題上。決不要只給你的對手提供很少的幾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如發現並打擊航母），因為假如是這樣的話，他們就能夠解決問題。

在關島北端的安德森空軍基地代表着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戰略的未來，此處是投送美國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平台。最近，當我乘坐軍用飛機在這裡降落的時候，看到了排成長線的B-52轟炸機、C-17巨無霸運輸機、F/A-18大黃蜂戰鬥機和E-2鷹眼偵察機等等。安德森長達3,000英尺的跑道可以起降美國空軍各種機型的飛機，並能為航天飛機在需要時提供緊急着陸。四面伸開的跑道和滑行道如此之開闊，我在到達時，幾乎沒有注意到從“小鷹號”航空母艦上飛來的一架艦載機的機翼，這架飛機正在進行實彈轟炸練習，而在其駐紮的日本港口則無法進行這樣的練習。我看到在一處跑道上一輛載滿了導彈的卡車。太平洋地區任何其他一處的空軍基地都沒有儲備像安德森基地這麼多的武器彈藥，安德森基地在任何時候都備有約10萬枚的炸彈和導彈，另外，它還儲備有6,600萬加侖的航空燃料，因而成為美國空軍最大的戰略補給站。

關島還駐紮着一個潛艇中隊，加上一個正在擴建的海軍基地，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相當於一個海軍陸戰隊或陸軍師力量的空軍，可以由此覆蓋太平洋司令部所負責的幾乎全部區域。從美國西海岸飛往北朝鮮要花13個小時，而從關島出發只需要4個小時。

“這與沖繩不同”，美國駐關島的空軍司令丹尼斯·拉爾森少將在我訪問時對我說，“這是美國在太平洋中部的土地，關島是美國領土”。美國可以在此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進行大規模投資，而毋須擔心被人扔出去。的確，安德森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有極大的空間以供現有的環形防線向南和向西擴展，政府正在撥款數億美元用於建設。這個距離中國很近的小島有可能成為美軍在世界各地的基地新的布局的中心，從而把美國力量的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亞洲。萬一中國與台灣之間爆發衝突，假如我們在關島擁有一支航空母艦戰鬥群，我們就能夠迫使中國或者去攻擊在關島港口的航母戰鬥群（這就等於攻擊了美國領土，立即就會使中國在全世界的眼裡成為侵略者），或者聽任其駛出，無論發生哪種情況，航母戰鬥群只需兩天時間就能到達台灣外海。

在冷戰期間，美國海軍擁有特定的基礎設施以應付特定的威脅：與蘇聯的戰爭。但現在威脅是多重的和不確定的：我們必須隨時準備打仗，比如對北朝鮮的常規戰爭，或者對中國支持的某個無賴島國非常規的反叛亂戰鬥。這就需要在關島駐守的海軍更加機動靈活，為此需要向關島的居民外購服務，以便集中精力於軍事事務。我遇到的一位海軍中尉是在太平洋周邊這一帶長大的，他告訴我，海軍計劃拓展海灘地，建造更多的單身營房，並把電力系統鋪設在地下使其不受爆炸或熱輻射之害。“我們現在是有許多空地，不過這是沒有意義的”，他說，“問題是，一場全面戰爭必然會導致各種要求急劇增加，我們怎麼應付這種要求？”

上述這些情況可能會有一個問題，把關島變成西太平洋的夏威夷會讓中國人感到輕鬆，因為我們只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威脅或恫嚇關島。反擊中國的辦法不是集中起來，而是分散出去。那麼，我們如何防止把關島（基地）搞得規模太大呢？

有一系列的辦法！我們可以在帕勞修建設施，帕勞是個群島國家，有20,000居民，位於菲律賓棉蘭老島和密克羅尼西亞聯邦之間，我們對它的財政援助是基於我們與之訂立的防務協定。我們要繼續保持在中亞的基地（靠近中國西部）——其中包括烏茲別克斯坦的喀爾什·哈拉巴德以及吉爾吉斯斯坦的瑪納斯，這兩處基地由於對阿富汗戰爭的需要而被開發和擴建。我們還將在所謂的“合作性安全點”建立基地。

合作性安全點可以是東道國民用機場的某個不起眼的角落，或者是某個地方的一處附近有燃料和機械維護的泥路的跑道，或者是某個友好國家的軍用機場（東道國沒有與我們簽訂正式的基地使用協定，但通過私人承包商作為中介與我們有某種非正式的安排）。因為合作性安全點的概念是建立在雙方微妙關係的基礎上的，這是五角大樓的戰爭能力與國務院的外交相吻合或應當吻合之處。大型基地存在的問題（如在土耳其的基地——我們在對伊拉克戰爭前夕已經領教）是：它們是作為美國力量無處不在和威力可怕的象徵，而留給東道國的唯一的權力就是拒絕我們使用基地。因此，未來我們更願意使用不太引人注意的基地，這樣對東道國比對我們顯然要有利得多，允許我們使用這樣的基地會提高東道國的權力，而不是讓它感到難堪。

我訪問過一些位於東非和亞洲的合作性安全點。它們是這樣運作的：美國提供援助來改進維修設施，由此也幫助東道國提高了在本地區內投送海空力量的能力；與此同時，我們與東道國軍隊以基地為核心定期舉行軍事演習；我們還對周邊地區提供人道主義幫助。這樣的民用工程為我國軍隊在當地媒體上做了積極的宣傳，而這些工程在我們對海嘯做出反應之前早已存在。海嘯事件表明，許多世界媒體首次注意到在世界各地的美軍自始至終所做的人道主義工作，其結果是為我們在需要的時候獲得東道國同意使用基地營造了積極的外交氛圍。

管理合作性安全點的關鍵性角色經常是由私人承包商來擔當的。比如在亞洲，私人承包商通常是退役的美國海軍或空軍的軍士，他很可能是位維修專家，生活在像泰國或菲律賓這樣的國家，能說一口流利的當地國語言，也許已經在回國離婚後與當地人結婚，一般來說深受當地人的愛戴。他從東道國軍方那裡租用基地設施，然後向過往基地的美國空軍飛行員收取費用。表面上，他是在給自己做生意，東道國則很喜歡這種方式，因為可以對外宣稱它並沒有與美軍合作。當然，沒有人（包括當地媒體）相信這種話，但與美軍這種間接而非直接的關係使局勢得到了緩和。私人承包商還通過幫助來訪的飛行員少惹麻煩（把他們帶到適合的旅館和酒吧，告訴他們應當如何舉止），來避免引起不幸的事件。（要是沒有在泰國的尤塔堡軍港呆了好幾年的私人承包商丹·吉納雷特，該基地可能永遠不會得到加強，也就難以被用來提供海嘯救援。）

在和這些承包商一起並由他們引導着參觀了外國的軍用機場後，我發現空軍將來可能不大需要多少地面設施以供飛機起降之用，尤其是9·11之後，空軍慢慢開始形成過簡樸的生活以適應遠征作戰的思路。這是對過去生活方式的改變，空軍在歷史上一直比其他兵種的生活要舒適。在地面上維修飛機通常比維修大型船隻要省時省力，空軍也正在開始領會輕型、致命、以及隱型和非正式關係的概念。為了在太平洋以及其他地區取得成功，海軍應當在更大的程度上具有類似的眼界——少考慮一些樹大招風的港口訪問，而更多地考慮在深夜悄悄地進出港口。

二十一世紀前半葉不會完全像二十世紀後半葉那樣穩定，因為世界不會完全像冷戰時期那樣處於兩極格局。北京與華盛頓在太平洋的戰鬥不會支配世界政治的全部，但它將是一系列地區性爭奪中最重要的。不過，它將成為美國對外防禦態勢構建的焦點。如果我們明智的話，我們應當重新與歐洲協調一致，無論我們在軍事上適應中國崛起做得多麼得成功，我們目前在太平洋的支配地位顯然是不能持久的。亞洲問題專家馬克·赫爾普林認為，正當我們在中東努力推進民主化，越來越親近與我們國內製度相似的國家的時候，中國卻準備像美國在冷戰時做的那樣，為了謀求自身的利益，不道德地乘機攫取巨大的好處。中國人當然希望，比方說，我們對殘暴的烏茲別克獨裁者伊斯拉姆·卡里莫夫的冷淡態度會更加冷淡，這樣就會方便中國從他那裡得到更多的石油管道及其他的交易，並可能勸說他拒絕讓我們使用喀爾什 ·哈拉巴德的基地。一旦卡里莫夫被一場吉爾吉斯斯坦那樣的起義所推翻，我們將不得不馬上採取措施來穩定新政權；否則，就將冒該國的部分地區變成中國人勢力範圍的風險。

我們還需要認識到，在未來的幾年或幾十年，歐洲與中國的道德差距會大大縮小，尤其是如果中國的權威主義越來越有所節制，而不斷擴大的歐盟變成了一個由布魯塞爾的官員們以專橫的方式管理的不太民主的超國家（superstate）；俄羅斯現在也在明確地走向非民主的方向：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對我們支持烏克蘭民主的反應，是同意與中國人在今年下半年舉行“大規模”海空軍聯合演習，此一規模空前的俄中聯合軍事演習將在中國領土上進行。

因此，認為不再需要介入“玩世不恭”的權力政治遊戲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這與完全基於威爾遜的理想、認為可以推行國家外交政策的想法如出一轍。我們必須不斷地利用世界的其他部分來對付中國，就像尼克松利用道德上不太完美的國家來對付蘇聯那樣。這很可能導致組建一個全新的北約聯盟，它將成為巡航於七大洋的全球艦隊。事實上，荷蘭、挪威、德國和西班牙正在對能抗導彈攻擊的快速戰艦、以及用於海灘攻擊的登陸平台進行大規模投資，英國和法國正在投資建造新型航空母艦。由於歐洲越來越傾向於避免衝突，並把地緣政治降低到一連串的談判以及規則的爭端方面，強調海權對它來說是恰當的。從本質上講，海權不如陸權更具威脅性。海權不需要大舉登陸就可以進行大規模戰鬥，例如在海嘯救援行動期間，海軍陸戰隊員及水兵每天晚上返回到航母和驅逐艦上。陸軍攻城掠地，海軍則訪問港口。與陸權相比，海權始終是更為有用的現實政治的手段。海權可以令大批軍艦游弋在遠離本土的遙遠海域，但並沒有公然的敵意。因為軍艦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到達某一地域，而且威脅性要小於地面部隊，海軍就給予了外交官們在危機過程中做出回應及迴旋的餘地來逐步施加壓力。以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為例，英國專家 H·P·威爾莫特寫道，“美國人動用海軍力量證明是危險度最低的一個選擇，在海上，事件發展的緩慢給了雙方（足夠的）時間，對高度危險的形勢加以考慮並做出理性的反應。”

潛艇是這一法則的例外，但潛艇無論是實際上還是象徵性地在水下作戰（從傳媒的雷達屏幕上完全消失）的能力，使政府能夠在軍事上大膽行動，特別是在諜報領域，而不會觸動本國公民敏感的神經。瑞典的中立是建立在它的許多理想主義的公民們可能完全不知道的海軍力量的基礎上的來之不易的奢侈品；和平主義的日本作為最大的貿易國，越來越依賴其新生的潛艇力量。海權保護着受到條約規制的貿易；並非偶然的是，國際法之父雨果·格老秀斯生活在17世紀的荷蘭，那時正是荷蘭的海上力量在世界範圍內達到巔峰的時候。全球化將使21世紀出現前所未有的海上交通的盛況，這就要求外交家們和海軍軍官們共同對此進行前所未有的建規立制。隨着歐盟在全球範圍經濟影響的擴大，歐洲會像19世紀的美國和今天的中國那樣發現，它必須走向海洋，保護自己的利益。

歐洲人現在正在建造的艦船和其他海軍裝備將會被納入到美國的作戰網絡之中。我們今天視為之“大西洋力量”的歐洲國家可能會發展全球性的海軍力量；例如，瑞典的潛艇部隊正在幫助訓練太平洋的美軍如何去搜尋柴油動力潛艇。因此，海洋將可能是北約和歐洲在軍事上重振雄風的最好的機會。然而，大西洋聯盟無論是在實際上還是在象徵意義上都很孱弱，要重新恢復政治上的重要性，北約必須成為一個隨時準備義無返顧地投入戰鬥和殺戮的軍事聯盟，這就是北約在冷戰時的聲譽—— 蘇聯人對此深信不疑，因而從未對其進行試探。北約東擴當然有助於穩定前華沙條約國家，但是接納低於標準的軍事力量加盟北約，雖然政治上是必要的，卻是問題多多。北約越是東擴，就越是流於表面，而難以成為一支戰鬥力量，北約為保護任何一個成員國而戰鬥的說辭也就越發令人懷疑。過快地接納更加低於標準的像烏克蘭和格魯吉亞這樣的軍隊完全不符合北約的利益。我們不能因為某個地方發生了支持民主的示威就宣布要擴大防務聯盟，相反，我們必須像現在正在格魯吉亞所做的那樣，在那裡，我們派進了海軍陸戰隊達一年時間，來訓練格魯吉亞的武裝部隊。只有通過這樣的方式，在格魯吉亞正式加入北約的時候，它的成員國身份才具有軍事及政治意義。只有把它變成一種機動靈活的力量，以便，比方說，在接到通知的數日或數小時之後就準備好踏上西非的海灘，我們才能夠拯救北約。

我們也需要拯救北約！北約——與日益強大的歐盟不同，是由我們來領導的，歐盟自己的防務力量，如果成為一種現實，將不可避免地崛起成為一個競爭性的地區強國，它可能會與中國結盟來抗衡美國。讓我把某些政策制定者和專家通常不想說明白的話說得更明白一些，北約與自治性的歐洲防務力量不能同時成功，只能成功一個——我們要的當然是前者，以便在我們與中國對抗的時候，歐洲是我們的一項軍事資產，而不是負債。

中國軍事上的挑戰對於美國海軍官兵來說已經成為現實。我最近花了四周的時間深入到一艘名為“本弗爾德”（Benfold）的制導導彈驅逐艦上，該艦在從印尼到新加坡、菲律賓、關島以至夏威夷的太平洋海面上緩慢游弋。

在我訪問期間，“本弗爾德”號完成了海嘯救援的使命（包括把食品運送上岸以及重新繪製海岸線），然後根據本艦作戰信息中心（一個黑暗的、發出回聲的、雜亂的計算機控制台）發出的指令，重新開始作戰訓練。在這裡，一位戰術行動軍官負責對通常是來自中國或北朝鮮的假想敵或假象的攻擊做出反應。

我通過對作戰信息中心行動的觀察得知，雖然海軍作戰是通過耳機和計算機鍵盤來進行，其緊張程度與英勇的城市戰相比是毫不遜色的，一個錯誤的決定會導致災難性的導彈攻擊，對此，體格的健壯和勇敢精神都是與事無補的。

海戰是智力性的。威脅來自地平線之上，什麼也看不見，一切都被縮減為數學運算。目的更多的是欺騙，而不是侵略——讓對方先開火，以便取得政治上的有利條件，但不一定要承受攻擊所帶來的破壞。

“本弗爾德”號上的士兵在救助海嘯受難者的時候積極踴躍，一旦他們離開了印尼水域，他們就對海面以及水下的作戰技能訓練怨聲載道，我甚至產生了這樣一種感覺，特別是從海軍上士那裡感覺到（這些海軍軍官們對我直言不諱），他們有可能被放在西太平洋，接受與在伊拉克的海軍陸戰隊已經受到的同等程度的試驗。迄今，波斯灣地區的主要威脅是像炸“科爾”號那樣的不對稱攻擊，而太平洋地區則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威脅，從東南亞穆斯林群島上越來越猖獗的恐怖主義組織，到在北邊的海域與中國潛艇玩“貓和老鼠”的遊戲。為對付太平洋地區所有這些可能的威脅，海軍必須變得更加靈巧，以便能更好地處理突然來臨的非常規性的緊急事態、如海嘯。

未來的幾十年即將來臨。正如一位上士對我說的，“海軍應當少花時間在那個小鹽泥潭裡，應當把更多的時間用在池塘里。”前者指的是波斯灣，後者指的是太平洋。

（全文約14,57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