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事實上早已成為中國宗教家園中的一員. 共產革命摧毀了中國傳統宗教文化, 加上如今共產教已然式微, 由此造成的中國人的信仰危機給基督教提供一個在中國發展壯大的機會.

基督教想利用這個機會本來無可非議, 甚至其本身對重建中國人信仰文化的豐富多樣性應該說有積極意義.

但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負面作用也頗讓人擔心憂慮. 基督教教義中邪僻極端的成分暫且不論. 一些其他因素如果和基督教結成同盟, 或基督教被這些因素鉗制, 那麼基督教將再一次成為中國動盪甚至浩劫的淵源. 這些因素無非是敵外(海外反華仇華勢力), 惡徒(國內政治投機分子) 和暴民(對社會不滿的群體).

敵外

敵外可以利用基督教煽動中國教民和政府之間的敵對和衝突, 並且以此干涉中國內部事務. 曾經有網人給敵外獻策: 搞亂中國的捷徑是一手支持中國基督教的發展, 另一手支持中國伊斯蘭教的擴大, 特別是後者中的恐怖極端主義者; 到一定時候, 再在這兩者間煽風點火, 然後就可以袖手旁觀取漁翁之利. 東突作為一個公認的恐怖集團能在西方公開活動和招搖, 恐怕是上述第二手在運作的明證.

惡徒

惡徒在任何時代任何朝代都存在. 當項羽看到秦始皇並發誓吾可取而代之的那刻, 就加入了惡徒的行列. 惡徒其實就是那些政治投機分子或政治野心家, 他們的人生目的是索求自己權力的最大化. 特別在他們看到在正常政治體系裡實現自己權力欲望的可能性渺茫, 或在嘗試後失敗, 就會成為鐵杆的惡徒. 他們往往倡導一些誘人的政治主張, 挑撥矛盾, 希望社會發生動亂; 因為只有在現有的體制轟然倒地時, 他們才有取得權力的可能. 至於社會動亂可能會造成的危害, 這並不再他們考量的範圍內.

按以上的描述, 中國海內外的純民運和在共黨內部鬥爭失利的轉民運就是十足的惡徒. 大民運這杆旗幟在中國的號召力畢竟虛弱, 於是民運惡徒們急切尋找別的虎皮. 宗教, 特別是基督教, 自然不會錯過他們的眼睛. 於是海內外民運大佬小闖, 紛紛眼淚鼻涕的向上帝痛承, 神神道道要把十字架插遍中國的每個山頭, 有組黨的, 有扮演大先知的等等, 一時間喧囂塵上亂象環生.

夢想着"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的傳統惡徒當今也不乏其人. 洪秀權在中考失敗後, 自稱耶穌的胞弟, 就真的差點兒入座金鑾殿; 中國現在有幾位乾脆號稱自己就是基督再世, 或男或女, 如某某某, 竟然直接號令各路人馬擁立他以基督之親身而王神州. 實在讓人嘆為觀止.

對基督教在中國發展感到最激動最受鼓舞的大概非形形色色的政治惡徒莫屬. 其他兩個因素敵外和暴民也使得惡徒們據有開闊的空間以便遊刃有餘: 向外投靠敵外, 是為外援; 向內利用暴民, 是為內助.

暴民

當一個社會在急劇發展變革時, 總會產生這樣那樣的矛盾; 一些群體因為弱勢而被置於社會的邊緣, 另一些群體因為失勢而落後. 這些群體往往會慢慢積聚對社會的怨恨, 一旦有突發事件引爆, 他們會訴諸於非正常方式, 甚至暴力, 向社會抗爭出氣; 也就是說成為暴民. 如果暴民們只是以事爭事, 一般情形下, 是容易被平息下來. 但如果有其他因素加入其中, 暴民的抗爭就會另立大旗而成為暴動. 比如北宋末年的方臘起義和日本的天草四郎起義(島原之亂).

十六世紀中葉天主教開始傳入日本, 到十七世紀在日本一些地方已具規模. 1637年, 由於島原的一名農民交不起租, 而引發村民和官吏的衝突, 村民演變為暴民. 年僅16歲的天草四郎, 教名JEROME, 被推舉為領袖和救世主, 並開始起義暴動, 參加者都為基督徒. 當然最後, 上帝並沒有保佑這些舉着基督教大旗的日本教徒, 他們被殘酷鎮壓. 基督教也作為邪教被日本禁除, 直到明治維新時期.

暴民也可能在極端教義的煽動和渲染之中產生, 特別是對仇恨的渲染. 比如在文革期間江西某地, 批鬥地主的村民, 在仇恨的宣傳中, 演化成為殺人吃人的暴民魔民. 南韓教徒在七十年代, 在基督教極端教義的鼓動下, 也成暴起殺人放火.

暴民很多時候是宗教, 仇恨, 政治的受害者, 他們因為受欺騙蠱惑而有無辜轉變成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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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可以假設, 純正的中國基督教宗教徒, 也是不願意看到中國基督教變成敵外的基督教, 惡徒的基督教, 或暴民的基督教. 因為如果這樣, 其所帶來的浩劫, 不僅僅是中國的, 也是中國基督教的; 純正的中國基督教徒也絕對不會是贏家. 所以, 如何從中國基督教內部, 切實的護持中國基督教, 防止他被敵外, 惡徒和暴民所劫持, 是每個中國基督徒當仁不讓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