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二年級時，我住在上海漕河涇師範學院家屬宿舍大院，因小朋友們得知我父親是國民黨軍官，便孤立我。有一個夏夜，他們幾十人和我打了一架，這大概就使我性格中埋下了造反的種子。
小學五年級時，代課的陶老師誣衊我的作文是抄襲的，於是我當堂發作，結果被陶老師打了不算，還被校長關起來審斥，受到“警告”處分。我感到冤屈憤怒，唯有默默強忍，但心中恨不得放他一把火。
中學裡，我是“全優生”、“班主席”，可是臨畢業時，我覺得讀書沒意思，不想升學了，主動報名要去新疆建設兵團。同學小余想跟我一起去，被他家長打了個半死，並不許他再和我來往。
那年新疆不要人。我進了工廠當學徒工。
66年，我參加了“四清”工作隊的查帳工作，思想很“左”，覺得廠里一些人離“工人階級”的標準相差太遠，“文革”初期，我帶頭貼出大字報，批評一位師傅的作風。當時的廠領導和四清工作隊驚異之餘默表贊同。
8月，我準備在廠里發起組織“紅衛兵”，多少有點趕時髦的心理。可是廠領導馬上派人搶先一步發出了“紅衛兵”的牌牌，我沒有份。而且他們還放出風，說我是“黑六類”。但廠里組織“紅衛兵”對資本家抄家時，也叫我參加了。實在抄不出什麼東西，打破了幾個裝藥酒的瓶瓶罐罐，我覺得那是無聊的鬧劇。
9月，我帶領幾個學徒工同伴去市委門前聽紅衛兵演講，覺得國家大事人人有責，回廠組織“風雷戰鬥小組”，結果驚動了四清工作團的領導，親臨我廠加以阻止了。
10月，我貼出大字報批評四清工作隊，頓時鬧得氣氛緊張，我被趕出了查帳小組。
10月底，我又帶同伴去聯繫“學徒大串聯”，很贊同有人提出廢除不合理的[師徒合同]的觀點。
而在廠里，從工人的議論中，得知某些領導人迫害工人的事，令我憤憤不平。
11月初，我和另兩個學徒工宣布組織了一個“紅旗暴動隊”，支持者日眾。幾天后，為了宣傳我們的主張，在厂部廣播室里和對立方大鬧了一場。
而後，我和“暴動隊”的一個夥伴參與了“上海市革命學徒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組建活動。以後又因其分裂，加入了“上海革命藝徒造反軍第三兵團”。這兩個組織都列名在“一月風暴”的“緊急通告”署名團體中。
其時，上海工人造反派已占壓倒優勢。而我雖“脫產”在外，也不時過問廠里的事。不少以前被壓得抬不起頭的工人加入了造反隊，和我的關係很好。他們告訴我，在造反派搶出來銷毀的黑材料中，有針對我的一大袋，是準備報批死刑的。
67年春“歸口鬧革命”，回到廠里，有一次領導班子選舉，我得了頭票。
68年4月，我被人整了些“黑材料”，送進拘留所，罪名是“現行反革命”，“罪證”有：惡毒醜化和攻擊毛澤東、組織收聽敵台、支持上柴聯司、窩藏變天帳、進行階級報復等等。關了半年後，因證據不足，罪名無法成立，被“教育釋放”了。廠里的造反派表示出歡迎我回廠的熱情，對立派則在廠門口的道路上寫下“打倒壞頭頭----”之類的大標語。而我對這一切都漠然置之，因為半年的拘留已讓我清醒了。
出獄後有人問我感想如何，我說“抓錯了，也放錯了”。對方莫名其妙。
其實，我的“造反”只不過象個一心要學雷鋒的“好學生”，不顧一切地要“響應黨的號召”，要為“共產主義事業”作出貢獻，但實際上根本對現實社會毫無認識，從書本上獲得的認識也很淺薄。
從67年至68年一年內，我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文章，對當時的“新生紅色政權”很不滿，對中共最高領導的作為是否符合馬列主義也有懷疑。但對共產主義理想卻十分熱忱。67年8月,”工總司”領頭,在毛澤東示意下對上柴聯司的血腥鎮壓，令我對文革感到絕望。但我仍相信共產主義革命終會克服崎嶇。
對“革命”的盲目崇仰，追求“忘我犧牲” 類似宗教迷信的狂熱，使我自以為是最忠誠的共產主義信徒，所以，當我踏入牢門時，真感到冤枉。
在獄中，我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物，有流氓、小偷、騙子，有“亂搞男女關係犯”、“黑六類子女集團犯”、“醜化革命樣板戲犯”、“惡毒攻擊文革犯”、“企圖叛國投敵犯”、“留場人員流竄犯”，有工人、農民、教師、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演員、技術幹部、黨政幹部、和大批造反派頭頭。許多“獄友”的案情簡直荒唐透頂。有位教師因為“喊反動口號”被打了一天一夜，活活打死了。
半年的監獄生活，對我來說好比進了大學，逐漸認識到社會的黑暗與國家機器的殘酷相互之間的關係。是監獄把我這個中共的擁護者變成了反對者。
對我刺激最深的，是出獄後不久從布告上得知錢建中被槍殺了。
錢建中儀表清秀，比我矮一些、瘦一些，一臉的嚴肅，沉靜寡言。他是浙江一個農村的孤兒，鄉親們將他撫養成人，送他進城讀書。畢業後，他放棄城裡工作的機會回到農村，要用學到的知識服務村里，報答鄉親們的養育之恩。他曾因寫信向上反映大躍進造成的災難而被關押和處分。文革開始後，他寫了六封信向上反映農村發生的禍害，於是便再次被抓，關進我那間牢房。我們問他什麼事被抓，他說“我是為真理而進來的”。當時我們都勸他不要雞蛋碰石頭，不認罪是要倒霉的。但誰會想到他竟然會被槍斃？罪名只有兩條：寫信攻擊文革，堅持反動立場！
錢建中死得太可惜，但他在我心中是那麼高尚、正直、純潔、真誠！相比之下，我顯得矮小懦弱。我是否能為真理而無所畏懼？這個提問時常在我耳邊響起，而且總象是錢建中那略帶沙啞的嗓音。
出獄後，運動頻繁，我老是被批鬥，被戲稱為運動健將。我想方設法找書看，也時常與一些可信賴的朋友徹夜深談，還有意識地接觸很多“下層”人物。我看到的黑暗越多，對社會的認識便越深。76年，我已做好了參加武裝鬥爭的準備，我很清楚，面對專制暴政，人民就該揭杆而起，就該真刀真槍的造反！
“粉碎四人幫”的政變，使我和朋友們放棄了原來的計劃。我們相信“第二次解放”的春天已來臨。78年投入民運時，我對一位為我擔心的朋友說：第一，歷史已經翻開新的一頁，“秦皇的封建時代”已過去了，我不會掉腦袋。第二，中共提出“實踐檢驗真理”，我們在真理一邊。不會掉腦袋。第三，萬一掉腦袋也死而無憾，反正我這條命也差不多是撿來的。
當時，我對“中共改革派”真是滿懷信心。我相信民主運動能夠達到三個目標：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否定官僚特權。
79年，上海人民廣場的一張小字報稱我是“溫和的改革派”。曾有一個群體要求我和他們一起搞武裝鬥爭，被我拒絕了。還有人冒充我們的組織宣稱要發放武器給民眾，真叫我又好氣又好笑，差點要揍他一頓。
81年，我被勞教，但心情尚好。我曾想過，自己對國是的觀點是否操之過急？事情也許會慢慢變得好起來。
可是，89年的槍聲徹底粉碎了我對中共最後的幻想。
公安、國安部門的幾個官員顯然也明白我的立場觀點，他們對我表示了絕望和無奈。94年，我等於被變相地驅逐出國門，並且明示此門不再對我打開。
我又何須對此多言？我是真心誠意地要推翻中共黨國的造反者，我要不造它的反，怎麼說得過去呢？怎麼向我母親的在天之靈交代呢？怎麼面對死去的錢建中、怎麼面對林昭等英烈呢？怎麼對得起國內的難友和被壓迫的同胞呢？我不造反,豈有此理?
只可惜我沒有共工的神力去翻天覆地！
但我相信祖國人民不會永遠忍受被剝奪自由權利，人民終將展現力量證明自己是國家主權的擁有者。民眾維權運動的靈魂是什麼？不就是造反嘛？而且是寸土必爭、寸權必奪的真造反！反的就是強姦民意的“三個代表”，反的就是剝奪民權的“執政黨”的“領導”，反的就是侵犯民生的官僚特權！民欲不反，豈可得乎？
官民對立的中國大陸面臨着革命造反的狂風暴雨，這是遲早的事。
它可不是文革的“擁共造反”，那是一段充滿欺騙、愚昧、顛狂和屈辱的歷史。
記得公安審問我時，問過：“把你抓進來，難道你一點罪錯也沒有嗎？”
我說：“有。我曾聽從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話去做過壞事：參加過造反、抄家活動，批鬥過資本家，還踢了他一腳。為這一腳，我必須贖罪，必須反對專制！”
當年的造反派象我這樣傷害過無辜的人恐怕不少，能反思那場被當槍使的造反經歷者似乎不多。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面對依然窮凶極惡的中共專制政權，有多少人能夠舉起造反大旗，去迎接自由民主的到來！
四十年前，我當過“造反派”，對此，我懊惱。
十多年來，我“處心積慮”要造中共的反，雖勞而無功，但無怨無悔。
此文無意和誰辯論，只想讓讀者把“造反”兩個字再嚼一嚼。
牧晨
2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