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大凡“成功”的政治家都是很有“魄力”的，比如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政治家。毛的“魄力”不僅從他那“翻天覆地”的做為中體現出來，就是在一些小事中也能看到。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僑居美國的原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授意其老部下兼密友程思遠多次密訪大陸，與中共高層談判李“回歸”事宜，雙方逐漸達成了共識。1960年，李宗仁把他存在美國的12箱古董字畫運到香港，再由程思遠轉送北京，說是“他在北平當行轅主任時花11萬美元購買的”，“不忍將其流落異邦，擬獻給祖國”云云。但經故宮博物院專家鑑定，這些古董字畫大部份是贗品，僅值3000美元。擅做“統戰工作”的周恩來拍板決定以3萬美元買下這些贗品，當時參與其事的國務院副秘書長羅青長、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都說“夠大方了”，豈知毛澤東聽了匯報後說：這叫做“投石問路”，我們的統戰工作要講策略，我們就給他12萬美元。幾個月後，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就到香港領取了這由毛澤東親批的12萬美元。（見程思遠：《我為李宗仁歸來五上北京》，載《炎黃春秋》1998年第9期）

　　這故事很能展現毛澤東的那種不受拘束的“政治魄力”：什麼真品、贗品，什麼值不值，這都是小問題，統戰才是最重要的。不過作為後人，在觀察這個不算重大的歷史事件時卻不能不想到那一年在中國發生的另一件真正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席捲大部份產糧省的大饑荒。略知歷史的人都知道，1960年是1959—1961三年大饑荒中最嚴重的一年，而這嚴重性，當時的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在山東省“下放”時親眼目睹、親身體驗了。

　　據張廣友回憶，1960年12月他到達惠民地區的西馬莊村，住進當地一戶姓尚的人家裡。他一進屋就看見床上躺着一個小孩子，“一看以後嚇一跳。小孩已經三歲了，大腦袋，小細脖，兩個眼睛嘰里骨碌的，身上骨瘦如柴，就剩那個肋條骨像搓衣板似的，喘氣呼嗒呼嗒，你能看出來還有氣，眼睛還是挺靈活的，能看着你，不會說話。他媽媽跟我講他活不多長時間了，她說沒吃的，沒辦法。”當時下放幹部應該與當地農民實現“四同”（“同吃，同住，同勞動，有事同商量。”），因此張廣友首先向房東提出要把自己的糧食交給他們，和他們一起吃飯，房東卻說“你在我這吃，我連做飯的鍋都沒有，我擱什麼給你做飯啊？我說你怎麼沒鍋？她說我們的鍋全都被砸了，58年大躍進，大煉鋼鐵，把我們的鍋全都砸了，燒飯的鐵鏟子都弄走了，所以我們現在是飯碗都沒有幾個像樣的，筷子也沒有，弄個樹棍。她說我們對付吧，反正沒有辦法，對付到哪天是哪天，反正沒有希望，遲早都是死。她說我們村裡頭平均起來七八天的時間要死兩個——就是我去的那段時間。”在隨後的調查里張廣友發現這時的西馬莊村“已經在饑荒中出現了絕戶的現象，那些一家之中最後死去的人常常很長時間都難以被人發現”。幾天之後，張廣友就加入了和其他村民一起義務埋屍的隊伍，而當地的村支書“也不清楚自己的村子到底死了多少人”。（見鳳凰衛視《口述歷史》欄目2005年9月 26日播出的《張廣友：大饑荒見聞錄》）

　　我想，當年別說12萬美元，只要得到1萬美元的及時救濟，西馬莊村也不致於出現那種慘狀。

　　對於類似西馬莊村這樣的慘狀，毛澤東等高層領導自然沒有親身體驗，但他們對當時農村餓死人的嚴重情況是已經知道了的。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並且在信中說“全國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地區農業遭災歉收，承認農村工作存在着嚴重的問題”。毛澤東的對策是派幹部下鄉。當時毛對萬名幹部下鄉作了一個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同時談到“三分之一地區大不好的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族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見《張廣友：大饑荒見聞錄》）一場由於毛澤東極力樹起的“三面紅旗”所引發的大災難被他用輕輕幾句話就推到了“階級鬥爭”和“自然災害”上，可見其人“抓大放小”之“魄力”。

　　讀這兩份似乎“風馬牛不相及”的資料，不能不讓人感到在當時李宗仁的那些字畫比西馬莊村民的飯碗更受重視。當然這不是說毛澤東等領導人完全不顧民瘼。其實，自從1959年“三面紅旗”的災難開始顯現，毛澤東雖然“鴨子死了嘴巴硬”地在政治上堅持不認錯，但在實際政策方面已經有所收斂，一些瘋狂的極左做法已受到毛的“批評”，而以河南“信陽事件”為代表的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曝光更使毛澤東等領導人大為震驚，我想，不論毛澤東當時是不是真的認為這是“階級鬥爭”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其內心深處一定會對在自己的“偉大領導”下出現這種人間慘劇而生出些許沮喪和內疚。但是，政治家之為“政治”家就是他總把“政治”放在最重要地位，而身處中南海的波光樹影間是看不到西馬莊村那個躺在炕頭奄奄一息的三歲小男孩所體現的“政治”的，相反，李宗仁的字畫所代表的那種“政治”總是首先出現在他的眼界內和思想中，所以，我們以前“學習”過“毛主席在三年自然災害中不吃肉”的故事，現在又知道了毛澤東頗具政治家“魄力”地以12萬美元公帑買下“僅值3000美元”的假字畫的歷史，但令人遺憾地沒有看到“毛主席給西馬莊村三歲小男孩送去救命糧食”的畫面。今天設身處地地想，買下李宗仁的那些假字畫顯示出毛澤東的“政治魄力”，換來的是後來李宗仁的“回歸”，是中共與國民黨鬥爭的一次重大勝利，是毛領導下的新中國“眾心所向”的生動體現，在當年其“政治意義”的確不小，但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李宗仁的“回歸”與否對中國的民生和經濟是無關痛癢的，而西馬莊村民的飯碗實在是最重要的，是應該放在最首要的地位予以關注和考慮的，因為它才是毛澤東曾一再宣揚的“為人民服務”宗旨的最基本的體現。

　　不過，我們更應思考的還是李宗仁的那些假字畫為什麼能比西馬莊村民的飯碗更受重視，或者說毛澤東的那種“魄力”為什麼能隨心所欲地發揮出來？12萬美元在當年可不是個小數字，憑毛的一句話就從國庫里拿出來送給了過氣政治人物李宗仁，這在其它民主的“共和國”里是無法想象的。中國古代皇朝是“朕即國家”，新中國成立後宣稱“人民當家作主”，這是一大進步，但在實際國家事務中“人民”卻是虛位的，這從 1949年後許多重大事件中都可看出，“李宗仁字畫事件”就是其中一個小小的生動的事例。所以，李宗仁的字畫與西馬莊的飯碗應該引發我們對政治民主和為保障民主所必需的政治體制的思考。這思考，並不僅僅是為了某些沒有頭腦的“憤青”所說的“翻出這些個陳年舊賬來”，更是為了中國今天和將來的穩定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