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愛民的胡耀邦的誤國理論 即興

胡耀邦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可說是一個少有的開明領導人。在經歷了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反覆折騰後的中國，民眾熱切地盼望着安定。這時，胡耀邦在各階層、各領域中廣泛、迅速地甄別了積怨多年的冤、假、錯案，使大批直接受害者及受其牽連的親友，從長年的精神與物質的壓抑中獲得解脫。由此胡耀邦受到中國各階層的愛戴是理所當然的。正因為此，由於他本人遭受到不符合共產黨組織原則的處理，被撤銷中共總書記職務，並最終造成他的早逝，才可能引起全國上下的同情和悲憤，更在社會上激起一陣驚天動地的震盪。

今天，我們紀念胡耀邦，為的是希望現在以及將來的政治活動家，要繼承他的坦蕩胸懷，率真的以民為本的從政原則，敢於承認與及時修正中共歷來施政失誤的勇氣。

胡耀邦是個受民眾愛戴的品格高尚，純真的人。但不是一個國家級優秀的政治活動家。他有堅持真理，將真理付諸實施的勇氣，但缺乏施政的能力，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缺乏審勢度人的才能。以我的觀察，既具高尚的人品，又有靈活的施政技巧，能將高尚的理想變成現實，兩者皆備，貫徹始終的國家領導人幾乎前無古人，後必無來者。所以，我們又怎能以此苛求於胡耀邦？

金無赤足，人無十全，在理論上沒人會反對。但是在評價具體的個人時，人們又往往會有心無意間，為所愛之人揚功隱失，製造出一個個神聖的完人，使賢哲遺謬，誤導後世。這實在也是造神者對賢哲的褻瀆。在紀念胡耀邦時，有些現已失勢的老部下，也有心無意間試圖將胡耀邦塑造成一個無瑕的完人。這無益於後人，若胡耀邦在天有靈的話，我相信也會聞過譽之詞如坐針毯的。其實造神者，真正的目的，有時只是為自己臉上貼金而已。我等普通民眾不能不時刻警覺的。

本文想與造神者商討一下胡耀邦的不足之處。胡耀邦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對理想的堅持，遠勝於實現理想的能力。換言之，他基本上是個理想主義色彩較濃的領導人。問題更在於，他內在缺乏清晰、有效理論的支持。政治行為缺乏有效理論的支持，這也是文革結束，直至今日中國領導人存在的通病。由於不敢在社會科學領域中開放自由討論，這種現象在近期也不可能得到改善。所謂“三講”，“三代表”，最近由“以民為本”變為“以人為本”的種種提法在理論上都是很有商榷餘地的。其實，中共的中宣部因為害怕爭論，根本沒能力將這些提法，從思想淵源、客觀依據，現實意義各方面作出理論性的論述。所以，這些提法，以及最近出現的“八榮八恥”只能是些瑣碎的，乾枯的口號，很難成為人們行為的指南。

胡耀邦是以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表現軟弱無力為由被撤銷了總書記的職務的。這也是他被不少以知識分子的良心自譽的讀書人所擁戴的原因。那麼應該說，他是一個主張在社會科學領域裡展開自由討論的少數國家領導人了吧。非也，事實是他只是因贊同了那些自譽為真正知識分子的讀書人的觀點，而開放了他們的言論自由。他並沒有讓那些所謂保守的左派理論工作者暢所欲言，更不用說讓普通民眾有發表意見的場所了。在他當政時，電視、報刊雖然主旋律變了調，但並沒有改變輿論一致的局面，並沒有出現真正的理論論爭。對國家的發展方向也沒有展開理論的論證。所以，可以說他仍然只是開放了他所讚賞者的言論自由，而不是廣大民眾的議政之言路。當然，當時的形勢下，不可能待一切論證完成後再啟動改革，但是，至少可以邊改革，邊展開有效的，公開的，有廣泛參與的理論探討。因此，在他主政的時期，也不可能為改革開放尋得一個有廣泛社會基礎，能切實指導改革開放目標的政治理論。使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處於一種自發而非自覺的狀況。這也是今天多種社會弊病的造因之一。

由於胡耀邦是一個缺乏適宜的理論指導的純真的好人。他便不可避免地不能精確審勢的同時也缺乏正確度人，即識人的能力。我們不妨對他當時的老部下及所謂的智囊人士作一考察，這些人中不少現在自譽為精英，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他們正嚴厲地鞭韃中國現社會的不公，他們激烈地批判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化公為私，是共產黨對民眾的第二次掠奪。如果這些人的評判是正確的話，那麼誰是這第二次掠奪的始作俑者呢？

我相信，人們一定還記得，文革後發生的改革開放正是當前一些自譽為知識分子的良心的讀書人，以打破鐵飯碗，拋棄大鍋飯，破除平均主義為口號激進地推動起來的。當他們高呼這些口號時，所想到的可能只是實現通過社會競爭來促進經濟發展的理想，他們盲目地以為只要在中國移植了某種社會模式便能實現他們理想中的目標。由於，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閉關幾十年的專政國家，他們根本就沒有對理想中的社會模式作認真考察及了解的條件，甚至他們也根本沒有條件對當時中國國情作出腳踏實地的認真研究。他們只知中國必須改革，但對應該如何改革的具體措施毫無所思，或知之甚少。在當時的條件下，改革者處於這樣的狀態本也是正常的。問題是，對目標與現狀都不清楚的情況下，作為一個渴望改革及改革的實踐者，他們缺乏的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他們還缺乏一種與持不同觀念者協商的謙虛謹慎的態度。對所謂的保守派只講鬥爭，不耐協商，在政治上盲目地以弱博強，在理論上，容不得一絲不同意見。我們說當時所謂的左派雖然有些誇大了經濟改革對國家發展方向的危害性，但是，他們對將會出現貧富差別，對某些道德沉淪的擔憂也不是毫無根據的。如果，那些知識分子的良心能與保守的左派都放棄唯我獨尊的專制心態，開展一場認真的，理性的，並讓廣大民眾共同參與的討論，不僅現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弊病可以減少，政治改革的進程必然也不會如此的艱難曲折。以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改革，所以會出現種種曲折，固然，那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擾是個重要因素，改革者中的所謂知識分子的良心們抱着同樣的專制的心態，表現出的好鬥而不妥協的所謂堅定立場，也負有同樣的政治責任。這些讀書人被胡耀邦視為智囊或推動改革的骨幹力量。他們的按圖索驥的教條，他們唯我獨是的心態，也是導致胡耀邦與他的智囊們欲速不達，以政治失敗告終的主要造因之一。今天出現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也負有不可推卻的責任。

對此，胡耀邦應該承擔任人不當的政治責任。胡耀邦最大的問題是，在他主導下正式啟動的改革開放的初期，沒有着力通過廣泛參與的論爭來解決改革開放的理論問題，為這些自視甚高，善於紙上談兵，按圖索驥者留下了誤國的機會。

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雖然在政治上戰勝凡是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畢竟在理論上，則只是以一個鼓勵幹了再說的盲目改革傾向的理論代替了一個維持過時的教條口號而已。就因為這個導致盲目性的理論與鄧小平的所謂“摸着石頭過河”的指導原則合流，造成了長期來改革方針的盲動傾向。胡耀邦因他的盲目蠻幹，沒摸准石頭而掉入河心。然而，今天還有一些人在讚揚胡耀邦時，繼續推崇他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謬論。我以為，這些人真有些象那些讚賞皇帝新衣的家臣，使那本不想當皇帝的胡耀邦，不時地為此在大庭廣眾中出醜。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門如果真認為這一命題是正確的，而不願意作一公開的更正的話，胡耀邦也只能與那些所謂的理論家一起遺羞萬年了。

對這命題，我幾年前就從質疑的角度提出異議。在此我想不妨再從正面論述的角度作些補述，懷着尚存的一絲童心對那皇帝的新衣再說幾句實話。

眾所周知，作為判斷的標準，必須與被判斷者屬於同類。例如。直尺可以作為長度的測量標準，就因為直尺的兩端在測量過程中的長度不變。被測量物與測量標準都具長度，是尺所以能成為測量間距的標準的必要條件。同樣，砝碼所以能作為度量物體重量的標準是因為，砝碼的重量在測量過程中不變，而砝碼與被稱量物都具有重量。然而，真理是什麼，是人們對客觀規律的一種總結。照共產黨信奉的馬列主義說，是人們對客觀規律的正確反映。真理屬於意識範疇。而實踐，則是人類的社會運動過程。社會運動過程，如何可以作為檢驗異質的精神的標準呢？難道稱重這個行為過程能是測量被稱物重量的標準。真是如此的話，我們要砝碼何用。我們不能將直尺去度量重量，這是不言自明的常識。然而，作為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卻偏偏要用物質的運動過程作為去衡量屬於意識領域的理論是否準確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豈不令人費解。其實，辨證唯物主義者往往將客觀存在的規律與人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混為一談，也是引起歧見的重要原因。

那麼究竟什麼才是檢驗某一理論是否是真理的標準呢？我認為，它只能是在與待檢驗理論處於同一時空環境，同一討論範疇里相對穩定的，並已經被證明了是真理的理論，或者是在與被驗證理論處於同一理論體系中，屬於無需證明而被人們公認的公理。

真理大致存在三種類型。

一，從直接簡單的生活經驗得出的真理

例如，“日出東方”、“冬冷夏熱”等等。這些由直接經驗得到的判斷，似乎是無需證明的真理。正因為看來是那麼的直觀，似乎無需證明，便成為建立一切真理的不容置疑的最終源頭。即無需證明的公理。

然而，實際上，它與科學領域裡最基本的公理一樣，也是由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無意識地反覆驗證了的。這種公理是真理中的特例。他是無需理論證明的，是人們對客觀規律的一種反覆的直覺的反映。因為公理不是有目的的人們社會實踐活動的產物，所以更不是以實踐為標準而得到驗證的真理。由於它與人們的社會實踐是那麼緊密聯繫着的，因此，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不同群體經歷了不同的社會實踐，會形成絕然相反的公理。例如，上帝的存在與否、唯物還是唯心、平等與否、公正與否、自由與否、一旦這些基本判斷發生歧見，是很難通過推理，或實驗來消除的。由此就會推導出完全對立的真理體系。這便成為人類社會衝突的思想根源。

二，由公理或已知真理通過純思維推理得出的真理

例如：我們要驗證“百年之前，先天的盲人一生都不能分辨顏色”這一判斷是否正確，我們可以由另一個已經為科學證明了的理論“眼睛是人們唯一能分辨顏色的器官”出發，而且，百年前，人們還不可能有任何手段使盲人能夠分辨顏色的科學手段這樣的常識性的結論，通過合理的邏輯推論我們可以肯定地斷定，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同理，我們也可以判斷“百年前，先天的聾人，一生都沒有聽到過聲音”這一判斷的正確性。

這種情況下，真理的標準必定是一條理論，命題或論斷。 而實踐只能是檢驗真理的一個過程，或者說手段。這種檢驗過程主要是邏輯推理的過程。在邏輯推理的實踐過程中，必須遵循公認的推理邏輯。也就是說，即使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過程也是有條件的而非絕對的。顯見得，無條件地將實踐當作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多麼的荒謬了。這裡順便提一下，有些號稱辨證唯物主義者的哲學家竟然將邏輯推理排除在人類社會實踐之外，也是匪夷所思的。

作為依據的理論或常識還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只是檢驗真理性的社會實踐得以進行的條件。我們總結了所有這些驗證實踐後得出的規律性的原理，即“只要依據已被證明是正確的理論，通過公認的邏輯推理而得到的任何理論命題或判斷都屬於真理。”這樣一個論斷。這個論斷才是可以被廣泛地用來判斷真理的標準。凡是符合這一標準的理論便是真理。尚未獲得真理支持的理論，雖不能決然地判為歪理，至少是一個有待驗證的理論。由此可見，判斷真理的標準，只能是一種理論而不是任何社會實踐。

胡耀邦提出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這種必須被檢驗是否是真理的一種命題或論斷。現實中是否存在任何社會實踐，可以作為這一命題的檢驗標準呢？至今，我們未能看到這一命題的支持者提供這樣的實例。我們也沒有看到他們提供能作為依據的，已被證明為真理的論據。反證倒有不少， 胡耀邦自信是位辨證唯物主義者，我們當然不能只是用與其對立的哲學原理來否定這一命題的正確性。然而，我們只要將這個命題放在他所信奉的辨證唯物主義的哲學體系中，用公認的推理邏輯便可找出它與辨證唯物主義的其他論述有許多矛盾之處。由於未滿足“能由已被證明是真理的理論通過適當的邏輯推理推得的理論必屬真理”這條檢驗標準，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論斷不一定是真理。由於它與辨證唯物主義的其他論述不相容，因此他必定不是辨證唯物論體系中的真理。

上述這類檢驗真理的實踐是一個純邏輯推理的思維過程。數學領域的理論大多由這一方式建構的。

三，通過邏輯推理與其他綜合實踐驗證的真理

還有一類被檢驗的理論是描述運動規律的理論，命題或判斷。檢驗這種理論的真理性所需的社會實踐包含科學實驗與邏輯推理。一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充滿着這樣的理論或判斷。這種理論是在特定條件下，對某種運動規律的揭示，也可以是在特定條件下，對某種運動結果作出的預測，或者對引起某種運動的原因的探索。驗證這類理論的正確性的主要依據就是，運動過程的可重複性。

例如，有人說“太極拳有利於治療高血壓”。這個結論是否是真理必須得到驗證。觀測練太極拳者的血壓變化狀態就是一種驗證的實踐，我們從事這種實踐，觀測練拳者的血壓變化幾千遍，幾萬遍，甚至更多，都不能對“練太極拳有利於治療高血壓”這一論斷的正確與否作出判斷。而只有對大量觀測練拳者血壓變化結果進行精確的統計分析才能為這個命題提供判斷的依據。可能有人會說統計分析也是一種實踐活動呀。其實，即使統計分析這樣的實踐活動還是沒能提供驗證標準。真正的標準應是，練拳後高血壓症狀降低者在所有被測高血壓患者中所占的比率。譬如，我們規定“只有高血壓患者在練拳後血壓穩定下降者達到被測總數的A％時，這個結論才能被確認”。這才是真正的檢驗該結論的標準。甚至，我們還要將這個百分數與其他未作任何治療的高血壓患者在同一時期的血壓變化率進行比較才能獲得更精確的驗證。

換言之，即使我們獲得了A％，或B％，或C％這些百分數還不是檢驗標準。在其他類似的研究課題也是如此，實驗的重複率本身還不是檢驗的標準。只有人們規定的必須達到的重複率，才是真正的標準。也就是說人們對運動預期結果必須出現的重複率所制定的門檻是否達到才是檢驗該類理論正確與否的判斷標準。很明顯，這類門檻也屬於一種被認為合理的論斷而非實踐。 由此，同一群體對不同探索課題會規定不同的門檻值，而不同的群體對同一探索課題規定的門檻值也會有不同。這也就顯示出真理標準的多元性。自稱將客觀存在看作第一性的唯物主義者怎可否定在存在着不同群體的人類社會中必存在着真理標準的多元性呢？

治療高血壓的途徑有多種多樣，太極拳鍛煉只是其中一種社會實踐，它是否能作為治療高血壓的手段，非但不能被作為檢驗的標準，相反地，正是應該接受檢驗的對象。人們可以從事的社會實踐活動是無窮的，為達到預期的目的而嚴肅認真地選擇最適當的實踐途徑正是人們每時每刻面臨的課題。今天我們要探索正確有效的社會改革的實踐途徑，就必須儘早拋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導致先幹了再說的心態，因為那是一種盲目從事的指導思想。

要探索合時宜的能指導社會實踐的理論，趕快開放社會與自然科學領域的自由討論是唯一的選擇。胡錦濤對科技工作者提出要加緊發展開創性的工作。然而，沒有鼓勵自由地，廣泛參與的理論探討，沒有社會科學領域裡的思想解放，這樣即便想在自然科學領域裡出現真正開創性的發展也是不可能的。當前我國自己擁有的知識產權與經濟大國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其原因就是人們被禁錮在單一的意識形態里的程度與時間太深太長。人們已經相當程度上失去了獨立思考的意識與興趣。人們對趨風而走的興趣遠高於獨立的，艱辛的探索。只要胡錦濤加緊發展開創性的工作這個目標是真，那麼根據合理的推斷，增進理論領域的論爭的自由度就是一個必須採納的正確途徑。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論斷作指導，是絕對找不到發展開創性研究的坦途的。

五年前，我剛提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的質疑時，有網友說，當年所以沒有對此命題提出異議，是因為它客觀上有利於反對凡是派。這種想法反映了在我們周圍，將政治鬥爭臨駕與一切之上還是一種很普遍的傾向。然而，這種意識的存在不利於由民主專政向民權憲政社會的轉化。容忍或縱容一個不合理的理論去反對、壓制另一謬論是要不得的。因為它會造成社會在兩個極端之間不定的振盪。我們提出或傾聽一種新的觀點、理論，並不是因為它必定是正確的，而是為了在社會科學領域或自然科學領域中向人類提供一種參考或新的選擇。要真正地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創新的生動活潑局面，必須逐漸扭轉幾十年來形成的將政治鬥爭與學術論爭混為一談的政治掛帥，階級鬥爭的潛意識。甚至只有朝野的政治活動家都徹底放棄將政治觀點不同看作是生死搏鬥的陳舊觀念，才可能使我們國家的各階層和平，和諧地在現代化的康壯大道上攜手同進，使中國的統一和復興願望變成現實。

我相信，繼續深化社會改革，實現全國和諧發展，完成中華復興大業是胡耀邦的最大心願，也是炎黃之孫的共同的期盼。因此，在理論上展開坦誠的討論，認真探索改革之路，便是我們紀念胡耀邦最好的方式。胡耀邦在天有靈的話也會興然參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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