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文摘自梁中堂先生網站《我的自述》http://www.liangzhongtang.cn/

梁中堂教授簡歷：男，1948年出生，九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國務院批準的享受政府津貼的優秀專家，山西省"優秀專家"，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1983年以來先後任中共山西省委黨校教授、省計劃生育委員會顧問、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省社科院副院長，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南財經大學兼職教授。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會員、中國國情研究會理事、中國人口學會理事、山西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山西人口學會副會長等。現在為上海社科院教授。梁中堂從1978年就開始參入中國人口政策討論，一開始就反對獨生子女政策，反對宋健的“人口控制論”，在他的力爭下，1985年國家特批他選擇山西翼城縣試點他的二胎理論，成為中國人口政策的特區。本來指望幾年後推廣全國，但是在“獨生子女”派的反對下，至今只是試點。

那是最好的年代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簡言之，那個時代跟現代十分相似......

——狄更斯《雙城記》

摘要

“一胎化”產生於一個特殊的歷史年代。

1、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粉碎“四人幫”和剛剛結束“文化大革命”，人們極其希望很快改變落後的狀態，為此，中央還提出“大干快上”、“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的要求。社會各個方面，特別是國家機關都沉浸在不斷拔高計劃目標的氛圍中。

2、那個年代還是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時代，所以，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相信四川省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971-1978年之間短短的只有7、8年的時間裡會由29%下降到6.1%，所以也能認可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1977年提出的每年把人口增長率降低一個百分點的要求，能夠在1978年五屆人大一次會議提出“爭取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1979年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又進而提出“今年我們要力爭使全國人口增長率降到10%左右，今後要繼續努力使它逐年下降，1985年要降到5%左右”。

3、那時候不僅是個頭腦容易發熱的時代，而且還是拍腦袋的時代，國家許多事務要由“長官意志” 決定。所以，那個時代又是盛產高指標的時代。脫離實際的、過高的指標不斷被製造出來，然後就是用脫離實際的政策和措施爭取實現它。“洋躍進”和“一胎化”都是在中央政府制訂出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後，為實現高指標而採取的政策措施。

4、那是一個沒有法制的年代，只有國家公權而沒有公民私權的年代。在那時，只要從邏輯推理上是為了國家的利益或者僅以革命的名義，就可以要國民做出任何犧牲，國家公權可以隨時進入屬於個人私權的領域，而無須任何依據和解釋。“一胎化”屬於典型的公權進入和侵犯私權的事例。在一個國家，如果政府連公民生育的問題都可以干預、規制和決定，那它就再也沒有什麼事情不可以做的了。

5、在當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所有文件以及正式場合，都沒有“一胎化”的提法。這也可以做另外一種解釋，即說明中央領導核心對這個問題整體的認識並不是要“化”，而是要求國家對國民進行的一種提倡和鼓勵，反映出國家領導層面的一種意向。

6、1978年代標誌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所以，處於轉折時期的那些推動改革和歷史發展的領導力量在這個時期要完成的歷史使命非常之多，以至於那些處在關鍵性社會位置的他們來說許多重大的問題可能都來不及做，包括那些應該解決的問題卻由於遇到相同營壘的反對而無法解決。“一胎化”就屬於這類性質的問題。

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事務中，黨的工作和國家經濟工作一直都屬於工作重心。“一胎化”雖然產生於1978年，但那是由主管計劃生育的領導人和有關部門提出並逐漸得到形成和發展的。雖然這一政策得到中央的認可，但那始終屬於部門工作。中央在那個時期和以後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經濟工作和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那才是國家的中心工作。更何況那個時期，中央所提出的許多具有改革意義的主張和方案都會遭到黨內高級幹部的反對。1981-1982年中央試圖用允許農民生育2胎取代“一胎化”，也遇到了黨內普遍的反對。

7、“現行生育政策”是當時中央為糾正“一胎化”徵求各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意見時提供的必須二選其一的兩個方案之一，並且是由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各個省市黨委所選比較嚴格、偏緊的一種方案。從現行生育政策形成過程可以感受到，中央推出這一政策也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是對已經實行的“一胎化”生育政策的一定程度的妥協和校正。

全文

計劃生育或者節制生育是工業社會以來人們逐漸形成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梁，2003）我國一些有識之士從上個世紀20年代開始宣傳和呼籲國民節制生育開始，到70年代初、中期由中央政府提出的“晚、稀、少”，都是從宣傳、提倡和鼓勵的層面進行這一項活動的。1978年年中，我國計劃生育部門開始提出“一對夫婦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緊接着就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推行“一胎化”，來勢極快、極猛。雖然到1982年年初中央就已經用“現行生育政策”取代了“一胎化”，其存在時間似乎極為短促。但是，它的影響卻長久而深遠。第一，“一胎化”開了一個很壞的頭，讓政府突然間有權決定公民生育孩子的數量了。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中幾乎絕無僅有。如果我們聯繫到同一時期我國在經濟方面所實習的改革，就知道20多年來用政府和法律來規定老百姓生孩子的數目是多麼的荒謬。因為，正是從那時到現在，中國政府逐步明白了不能由政府規定企業生產。但就在政府不再規定企業的產品數量時，它卻轉而把許可各個家庭的生育數量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強制公民必須做到。第二，“一胎化”的根基深厚而頑固，20多年來它一直深得政府官員的喜愛。不錯，“現行生育政策”是對“一胎化”的妥協和糾正。但是，“一胎化”又是“現行生育政策”的基礎，現行生育政策就隱含着“一胎化”。所以，“現行生育政策”產生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全國大多數地方仍然執行的是“一胎化”。當然，更無須說明，直到現在我國城市仍然是“一胎化”。

因為至今我們還沒有走出“一胎化”的時代，所以，我們理應研究“一胎化”。平心而論，不要說我國的相關法律，就是中央的任何正式文件中也都從來沒有使用過“一胎化”的字眼。所以，它從來都沒有獲得過合法而完備的形式。但是，從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卻無一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一個幽靈、一個陰影，又是一種現實。它產生於1978年。1978年，那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特殊的時期，是一個起點，一個轉折點和一個分水嶺。中國就是從那一年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她完全可以配稱是一個偉大的年代。那麼，偉大的年代怎麼產生了“一胎化”？

一、1978年，在中國最高領導層形成了一個急於求成的氛圍和環境

1976年粉碎“四人幫”和結束“文化大革命”後，人們從黨內鬥爭的狀態轉而看世界，國外的發展，特別是亞洲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觸動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日本、新加坡、香港、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通過引進實現經濟起飛，甚至於像馬來西亞、泰國這些原來很落後的地區現在都成為亞洲經濟發展最富有活力的一些地方。和國外比較，我國是明顯地落後了。所以，中央不僅強調“四個現代化”，並熱切希望加快建設的速度。1977年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規劃綱要（1976～1985）》基礎上，國家計委制訂出一個新的宏偉目標，提出到1985年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糧食8000億斤的高指標，並確定建設120個大型項目，其中包括十個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十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30個大電站、六條鐵路新幹線、5個重港口。按照這個規劃，20世紀末中國的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要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各項經濟技術指標分別接近、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這個十年規劃分別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和1978年召開的五屆人大會議上獲得通過。

此外，當時特殊的國際環境也促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急切求成的心態。美國剛剛從越南戰爭中抽身，蘇聯因為插手阿富汗，都無暇他顧。在經濟方面，西方國家剛經受了石油危機的打擊，處在經濟蕭條中，閒置資金較多，急需擴大海外市場。從1978年初起，中國陸續派出了多個考察團，到歐洲、日本、港澳等地考察訪問。代表團所到之處，西方官員和商人都表現了願意同中國發展經濟合作的強烈意向。在和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談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說，聽說你們要搞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很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西德，巴符州州長答應給中國50億美元貸款，北威州表示可以給100億美元。

隨着對外的了解和考察，急切發展成為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高層的強烈願望。1978年2月，中央政治局討論“十年規劃”時，鄧小平指出：引進先進技術，我們要翻版和提高，這是一項大的建設。關鍵是鋼鐵，鋼鐵上不去，要搞大工業是不行的。早點引進，搶時間，要加快速度談判。對共同市場，也要迅速派人去進行技術考察，幾百億的長遠合同要考慮。要進口大電站、大化工設備。葉劍英說：進口問題，中央要抓，抓緊一點，抓快一點，否則三年八年很快過去了。6月下旬，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聽取谷牧訪問歐洲五國的匯報。華國鋒說，原來認為23年（指距離2000年只剩下23年了——轉引者注）很快就過去了，一考察，日本搞現代化只有13年，德國、丹麥也是十幾年，我們可以趕上去。利用國外資金建設幾個大型煤礦、鋼鐵廠、化纖廠，凡是中央原則定了的，你們就放開干，化纖搞200萬噸，由計、經、建委落實。現在法國已提出20幾億美元供我使用，實際上還可以多，50億也可以，西德提出200億，日本更積極。要想開一點，談判時間過長不行，要早點把項目定下來，把大單子開出來，然後一批一批地去搞。到會的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人紛紛表態支持。鄧小平沒有參加這次匯報會，22日，他把余秋里、谷牧、康世恩等找去談話說，同國外做生意搞大一點，搞他500億，利用資本主義危機，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大一點。他聽了林乎加的匯報後又說：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干，明天就開始，搞幾百個項目，從煤礦、有色金屬、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廠，明年就開工。

1978年7月至9月，國務院連續召開兩個多月務虛會，會議主題是研究如何加快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問題。李先念主持，華國鋒到會講話十幾次，鄧小平也到會講話。在會上，華國鋒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方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走出去，要引進資金。鄧小平甚至提出，在幾年內要爭取引進800億美元。李先念在會議總結報告中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的新的大躍進，要以比原來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四個現代化，要在本世紀末實現更高程度的現代化，要放手利用國外資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1]在這樣的氛圍下，一個嚴重脫離我國實際國情的、企圖把我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主要建立在利用外資基礎上的發展戰略形成了。

二、70年代後期我國城鄉嚴重的經濟政治形勢

和中央高層高漲的激情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由於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壞，當時我國經濟社會問題已經十分嚴峻。首先是農業嚴重落後和農民普遍貧困。長期計劃體制建立在犧牲和限制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極大地損害了農業的發展。在農業集體經濟中生活和生產的農民，上個世紀70年代仍然處於普遍貧困之中。陳雲有次就警告說：“建國快三十年了，現在還有要飯的。老是不解決這個問題，農民就會起來造反。支部書記會帶隊進城要飯。”從全國的情況看，當時按人口平均的糧食占有量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按人口平均的棉油占有量則低於1957年水平。1976—1978年三年淨進口糧食265億斤，還挖了糧食庫存幾十億斤。1978年，進口糧、棉、油、糖等生活必需品就花費了21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1/5。農民1965年從集體分得收入52.3元，1976年為62.8元。11年間增加10.5元，每年增加不到1元。農業的嚴重落後必然地影響到了城市，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都要憑票供應。即使按照當時的生活水平計算，至少有兩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其次是城市職工生活欠賬累積已很嚴重。與“文化大革命”前比較，城市職工平均工資不但沒有提高，而且還有所下降。1965年全民企業職工月工資為65.2元，1976年下降到60.5元。 生活欠賬很多，問題成堆，如住房緊張、就業形勢嚴峻、許多夫妻長期兩地分居等等。1977年全國職工人均住房面積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還少0.9平方米。據一份住房調查報告的資料反映，1978年，182個城市共有缺房戶689萬戶，占這些城市總戶數的35.8%。其中長期住在倉庫、走廊、車間、教室、辦公室、地下室甚至住廁所的131萬戶，居住面積不足兩平米的86萬戶，三代同堂、父母同大子女同室、兩戶以上職工同屋的189萬戶，住在破爛危險、條件惡劣的簡陋房子裡的還有上百萬戶。

特別讓各級政府深感頭痛的問題是城鎮就業的矛盾尤其尖銳。全國約有兩千萬人需要安排就業，其中有大專院校、中技校畢業生和家居城市的復員軍人105萬，按政策留城的知識青年320萬人，插隊知識青年700萬人，城鎮閒散勞動力230萬人。記得在1978年11月全國第一次人口理論討論會上，無論討論哪個專題，代表們都很自然地聯繫到城鎮青年的就業和待業問題、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問題，深切地感受到政府面臨的巨大壓力。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警告說：“大批人口要就業，這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就會一觸即發，嚴重影響安定團結。”

三、急切心態下的“洋躍進”

老一代革命家陸定一曾經總結建國後我國歷史經驗說“折騰皆由急躁來”，的確如此。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後國內經濟達到“崩潰的邊沿”，社會壓力很大。另一方面看到國外的發展，希望很快改變落後面貌。所以，在討論、醞釀如何發展的過程中不顧我國實際情況和急於改變落後狀態形成的高目標，當時的中央只能採取一種非常規的辦法，把發展的基點和希望建立在利用外資和依靠進口先進設備方面。1978年3月11日，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建委等部門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一個年產鐵650萬噸、鋼670萬噸的大型鋼鐵廠，總投資214億元，其中外匯48億美元，國內投資70億元。3月20日，國家計委、建委下達《1978年引進新技術和成套設備計劃》，批准各部門用匯總額85.6億美元，當年成交額59.2億美元，當年用匯11.7億美元。12月5日，化工部向國家計委和國務院報告，年內同國外簽訂了大慶石油化工廠等9個化工成套設備引進項目，包括國內工程投資共需160多億元。除此之外，該年簽訂的成套引進項目還有100套綜合採煤機組等22項重點工程，需要外匯130億美元，約折合人民幣390億元，加上國內工程投資200多億元，共需600多億元。

1978年全年78億美元協議金額中，有一半左右金額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的時間裡倉促簽訂的合同，其中引進項目已經簽約58億美元，相當於1950年到1977年28年中國引進累計完成金額65億美元的89.2％。這麼多大項目同時引進，對國家財力是很大負擔，對整個國民經濟也是很大衝擊。

四、 “洋躍進”和“最好一個最多兩個”

1978年，在全國“輿論一律”的意識形態宣傳下，整個國家都和國家領導人一樣沉浸在急於求成的氣氛中。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不久，中央就提出“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和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要求，各條戰線都需要有較高的指標才能適應儘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形勢需要。1977年9月30日，也就是國家計委正在修訂國家十年計劃的時期，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全國計劃生育匯報會上提出，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可提前實現“五五”人口規劃。從此以後，計劃生育指標不斷被提高和加碼。同年12月30日，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在“關於全國計劃生育匯報會的報告”中提出一個很高的、年年加碼的計劃指標：“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1978年降到11‰，1979年降到10‰，1980年降到10‰以下，爭取提前一年實現‘五五’人口增長規劃。”

1978年2月24日，國務院批轉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關於全國計劃生育匯報會的報告”提出“力爭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10‰以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

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屆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新一屆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是黨的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討論國家計委修訂的發展規劃，中央政治局聽取中央考察團匯報，以及之後連續兩個多月的國務院務虛會議，陳慕華都是直接的參與者。此外，由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成員都是國務院有關部委司局級以上高級幹部，所以，中央提出“要組織國民經濟的新的大躍進”的決定，是大家都十分了解和熟悉的政治新動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一屆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如何爭取實現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有關政策、措施，特別是解決領導方面存在的認識問題，做好思想發動工作”。根據會議進展和發展，新一屆領導顯然把“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當作實現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主要政策和措施。陳慕華在講話中說：“一對夫婦有幾個孩子為好？過去提‘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大家看法怎樣？……在‘晚、稀、少’問題上，我看關鍵是少，特別要在‘少’字上下工夫。”開始為“一胎化”定下基調。1978年10月26日，以中共中央中發〔1978〕69號文件批發的《關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1978年9月19日）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要求。可以把是陳慕華的上述講話和“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提法都看作是過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不斷從緊提出高指標的一種合乎邏輯的繼續。但值得注意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新一屆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用了接近3個月的時間才寫出上報中央的報告，中央又是過了一個多月才批發這份報告，也許反映了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和猶豫。該文件下發以後，在自上而下的計劃生育管理機關的推動下，“一胎化”的實際生育政策在全國不少的地方得以迅速起步和發展。江蘇、湖南、天津、福建、浙江、山東、廣東等省市，召開大會傳達文件精神。遼寧、河南、河北、上海等召開地、縣會議，吉林省以電話會議的方式傳達到全省。特別是廣東制定了30條，天津制定了8條，以及四川、上海等省、市都先後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規定，提倡和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限制和處罰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2]

1979年1月4-17日的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是推動全國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會議。這次會議是學習和貫徹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精神的。因為在會議之前，許多省份已經朝着“一胎化”的方向有所發展，所以，這次會議相當於一次戰地動員會。會議強調搞好計劃生育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意義。“搞得好，可以加快四個現代化的進程；搞不好，就要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陳慕華在會議上說，“要心中有數，要做工作，要把多胎控制住，鼓勵生一胎，把人口降下來。我算了一下：一年如果只生700萬到800萬，比現在再少生1000萬，扣去死亡600多萬，一年淨增100到200萬，事情就比較好辦了。現在一年出生1700萬到1800萬太高了。各省要提一個人口控制數字，作個規劃，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10天后的人民日報社論則進一步提出：“我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最好一個，最多兩個。各省、市、自治區，可以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有利於計劃生育的政策、措施。對於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齡夫婦，要給予表揚；對於生第三胎和三胎以上的，應從經濟上加以必要的限制。”雖然經過26年的歷史沉澱，我們已經不能準確感受長達兩周會議的氛圍，但根據發表在1月27日人民日報上的新華社稿件《進一步控制人口增長速度》，還是能夠鮮明地感受到“一胎化”的會議主旨：“這次會議強調，今後要提倡每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間隔三年以上。對於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齡夫婦，要給予表揚；對於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應從經濟上加以必要的限制。”生育第二胎就要受到限制，“一胎化”正式亮相出場了。

至此，提倡和鼓勵“只生育一個”開始在中央各種會議上不斷頻繁出現。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鼓勵一對夫婦最好只生一個孩子”。1979年6月18日，國務院總理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指出：“要訂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獎勵只生一個孩子的夫婦……”

作為“一胎化”的提出者，陳慕華副總理在各種會議上都不遺餘力地推動其完善和發展。

1979年8月11日，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陳慕華發表《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長篇文章。實際上，這篇文章是陳慕華副總理6月27日在中央黨校給黨的高級幹部講課時的講課稿。文中提出“爭取本世紀末做到人口自然增長率為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文章把五屆人大通過的國民經濟十年發展規劃要求的一九八五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修改為進一步降到千分之五，第二個階段，爭取到二○○○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零。為此，陳慕華說：“必須大力提倡和推廣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這是使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零的主要辦法，也是群眾可以接受的辦法。”

1979年12月15-20日，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辦公室在成都召開各省、市、自治區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會議認為，為要確保國家下達的1980年和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9.5‰和8‰的指標，“目前當務之急是儘快把計劃生育工作的重點轉移到提倡和獎勵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工作上來，逐年提高生一胎的比例，限制多胎生育。”會議一致認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客觀要求，是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的。18日，陳慕華在會議上的講話進一步提出：“提倡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是我們計劃生育工作的着重點轉移。過去我們說,‘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現在提出來‘最好一個’，後面那個‘最多兩個’沒有了。這是我國目前人口發展中的一個戰略性要求……”。

1980年2月2日陳慕華在婚姻、家庭、計劃生育新風尚座談會上講話說：“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農村90%的育齡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到本世紀末，我國總人口才能控制在12億左右。”會議認為，把計劃生育工作重點放到抓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上，這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一項戰略任務。

作為符合當時我國政治環境和時代氣氛的一個政策，“一胎化”的政策從其開始提出就手受到中央和國務院其他領導的支持。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要“鼓勵一對夫婦最好只生一個孩子”。1979年6月18日，國務院總理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指出：“要訂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獎勵只生一個孩子的夫婦……”

1980年2月10日李先念關於當前經濟問題的報告說：“我們應當力爭在1985年把人口增長率下降到5‰，在本世紀末以前做到不增不減。從現在起，就要按這個目標，儘快擬定計劃和措施……”

1979年6月18日，國務院總理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中提出：“要訂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獎勵只生一個孩子的夫婦”。1980年9月7日，國務院總理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工作報告中提出：“國務院經過認真研究，認為在今後二三十年內，必須在人口問題上採取一個堅決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儘快控制住，爭取全國總人口在本世紀末不超過12億。”9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則把計劃生育領導機關極力推動的“一胎化”活動，推到高潮。

五、提倡只生一個和“一胎化”

在討論“一胎化”政策過程中，也許有一個問題會永遠糾纏不清。這就是在黨和國家機關的有關文件中，在領導人的講話中，都是說提倡和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但是，在實際工作部門，卻是實行“一胎化”。所以，不少的人認為，中央並沒有一個“一胎化”的政策。這多少有點文字遊戲的味道。什麼是“一胎化”？化者，轉變之謂也，意屬“轉變成某種性質或狀態”。所以，“一胎化”就是要求老百姓普遍生育一個孩子的政策。這個政策無論從中央機關或者地方政府，都確實存在過。倘若不以為然，我們再重溫一下有關文獻。

根據1979年1月27日人民日報上的新華社稿件《進一步控制人口增長速度》，10天前結束的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要求：“對於只生一胎、不再生第二胎的育齡夫婦，要給予表揚；對於生第二和二胎以上的，應從經濟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1979年12月18日，陳慕華在各省、市、自治區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上的講話說：“提倡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是我們計劃生育工作的着重點轉移。過去我們說,‘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現在提出來‘最好一個’，後面那個‘最多兩個’沒有了。這是我國目前人口發展中的一個戰略性要求……”。

1980年2月2日，陳慕華在婚姻、家庭、計劃生育新風尚座談會上講話說：“只有逐步做到城市95%、農村90%的育齡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到本世紀末，我國總人口才能控制在12億左右。”會議認為，把計劃生育工作重點放到抓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上，這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一項戰略任務。

1981年11月30日，國務院總理在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現在許多地區已經實行的獎勵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限制兩胎和多胎的辦法，應該繼續貫徹執行。”

1982年11月30日，國務院總理在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普遍提倡晚婚，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嚴格控制第二胎，堅決杜絕多胎生育……”

控制和限制二胎，要求城市95%、農村90%以上的家庭只生育一個孩子，都再明白不過地說明，“一胎化”確實是那個時代由中央政府推動的一項重要政策。

六、“一胎化”的發明權究竟是誰？

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一胎化”形成後，圍繞這個政策究竟是由誰最先提出來的？先後出現過這麼幾種說法：①群眾的要求；②劉錚等人口研究人員提出來的；③宋健提出來的；④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提出來的。

關於群眾說。我國居民自願實行計劃生育至少可以追朔到上個世紀50年代，但是，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一些先進地區都沒有激進到讓老百姓“只生一個”。1962年11月，天津市曾提出“生兩個孩子為合理，有條件的可以生三個”。同年12月，陝西省提出“最好兩個，最多不超過三個”。1963年，上海市在市區提倡“少、稀、晚”。同年11月，雲南省在《關於實行計劃生育的若干問題的意見》中，提出“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1964年1月，廣東省在《關於提倡計劃生育和晚婚的若干政策規定》中提出“晚、稀（兩胎間隔3、4年）、少（一對夫婦生育2-3個孩子）”。

在一個比較大的人群中，即使在沒有任何節制生育的情況下，不生育，生育一胎、二胎、三胎直到生育10多個孩子，都是可能的。但是，在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提出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之前，那些只生育一個孩子的家庭並沒有提出別的家庭應該跟隨他們也生育一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大約到1979年年中之後，各地才相繼出現“倡議”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社會現象。此外，根據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新華社的一份報道陳慕華副總理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全軍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上的講話，說明“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是1979年前後提出來的。新華社記者在題為《提倡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的稿件中說：“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這是從今年以來開展計劃生育工作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控制人口增長的好經驗。”因為我國的有關制度規定，新華社發表的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這類稿件，是必須要通過有關部門的審查的，所以文章的內容應該準確地反映了陳慕華的觀點。

關於劉錚說。根據陳慕華在1979年1月全國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會議講話，“最近擬由國家計委、勞動總局、財政部、社會科學院、計劃生育辦公室、人口研究所，成立一個小組，研究人口政策，提出我國採取什麼樣的人口政策較好，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個建議。……一對只生一個的要給予獎勵……”說明在半年之前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時，並沒有經過人口學家和研究機構的科學論證。陳慕華這裡說的“人口研究所”，應該是劉錚領導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經濟研究所。因為，當時全國僅只有這麼一個人口研究所。陳慕華這個動議並沒有成為事實，我們始終也沒有見到這個由國家計委等四個中央機關和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兩個研究單位組成的研究小組的出現，所以也沒有相應的研究成果的產生。

大約在相同的時期，劉錚、鄔滄萍、林富德三同志是有一個《對我國人口增長的建議》。這個研究報告最早是1979年4月份中央工作會議出現的。[3]不久前，我從20多年前的一堆資料里發現了在1979年夏天抄錄的這篇文章。文章首頁上方位置註明“中央工作會議參考文件之六”，下面3行是“李副主席批示：同意印工作會議同志參閱。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再下方五行是“李副主席：這篇文章我覺得不錯，是否可以印發給參加工作會議同志參閱，請批示。陳慕華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從第2頁開始是文章的正文，題目是《劉錚等同志提出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建議》。上述引文中的李副主席是指李先念，當時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該文第一次公開發表是在劉錚主持的《人口研究》1980年第3期上，發表時的題目改為《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文章前配寫了一個編者按，說“這個研究報告是1979年3月寫成的”。那麼，這一研究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劉錚去世後由其他作者再次發表和刊登的一份刊物的引言說：“此文是在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1978年第一次全國人口理論科學討論會後，根據國家領導人的號召，要研究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現實問題而寫成的一份向國務院遞交的研究報告。”可見，文章寫於1978年12月-1979年3月，即1978年10月中央69號文件批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提出“最好一個最多兩個”之後和陳慕華提議由四部委兩研究單位共同成立課題組之前。

有趣的是，劉錚曾經在筆者面前直接否認他是“一胎化”的始作俑者。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在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一次專家委員會會議其間，劉錚同志對我說，他們於1980年在《人口研究》上公開發表這篇文章，就是要回答社會上那股說“一胎化”是由我提出來的傳言。細讀文章，上面引的編者按語清楚告訴讀者，文章完成於1979年3月，此時早已經有了“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了。其次，文中關於“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第4點說：“大力禁止三胎，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降低人口自然增長率，關鍵在於少育，降低婦女生育率。現在多胎率約有30%，控制住三胎就能使人口自然增長率有較大幅度下降。要大力提倡一胎，加大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幅度。”作者的觀點已經說得明明白白：提倡一胎，控制三胎，不反對二胎。這當然不能說是“一胎化”。

關於宋健說。宋健是搞數學的。宋健對於人口學界來說，是個異數。1980年2月13日，宋健等以人口學專家的身份在媒體最初露面的順序為宋健、田雪原、李廣元、於景元，其中田雪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人員，李廣元是比我大不了幾歲的同齡人、七機部第二研究院技術員，於景元也是同一單位的工程師。1979年11月第二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認識後，到80年代中期他離開學術界去美國前的幾年裡，李廣元和我有過一段學術上的交往。他給我談到他們這些搞數學的人是如何走入人口學界的。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開始有了國際學術交流。那時，中國已經有15年沒有搞過人口普查。而且，其間還經過10多年無政府狀態的“文化大革命”，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總人口是國外十分感興趣的問題。宋健1978年的一次歐洲的學術訪問中，東道主向客人提出這一問題，並提供了不少用控制論和系統工程方法預測人口的資料。據李廣元同志說，宋健回國後就把國外帶回來的一摞人口預測的資料給了他。從此，李廣元開始了跑國家統計局、公安部，和在計算機上測算中國人口的研究工作。1978年11月初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口理論討論會，[4]李廣元看見北京火車站和許多換乘公交車的地方張貼的路標，一路找到國務院第一招待所，要求參加會議。主辦並主持會議的劉錚同志認為搞數學的要求參加人口學會議似乎有點牛頭不對馬嘴，所以僅同意聽會，但並不屬於會議正式代表，也不發提交會議的論文和相關文件。筆者是這次討論會的正式代表，親自聆聽陳慕華副總理在會議上的講話。這次會議顯然是幾個月前組成的新一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委託召開的一次全國性的盛會，除了劉錚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許滌新也是會議的領導人。宋健等未能成為會議正式代表，說明這時還未和陳慕華發生工作聯繫。而在此之前，不僅已經有了陳副總理在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有關“生一個”的基本思想，而且有了10月26日中央69號文件批發的《關於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中“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的明確提法。

筆者親自經歷了李廣元在1979年成都會議上，如何征服包括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前身）在內的會議代表的。李廣元是一位精力充沛、富有活力、熱情和善於宣傳鼓動的小伙子。在控制論介入之前，傳統的人口預測都是依靠手工方法計算的。李廣元宣傳說他們使用計算機，只要將人口數據和相關參數代入編制的模型，一百年的預測結果不出1個小時就被打印出來了。和以前傳統的人口預測比較，運用控制論和系統工程方法的科學、準確、快捷和迅速，都是以往那些人口學家望塵莫及的。這次會議是我國搞控制論和系統工程專業的同志在人口學界的第一次亮相。當時，西安交大也有一部分從事計算機專業的同志在摸索人口預測。我檢索了一下手頭保存的那次會議提交的論文目錄，系統工程方面有兩篇文章，分別是西安交大王浣塵蔣正華王月娟邵福慶《用系統工程方法研究人口》和七機部二院宋健李廣元《關於人口問題的定量研究》。從文章的題目不難看出，系統工程專業人員也是剛剛開始涉獵人口領域。不過，由於西安交大參加會議的王月娟老師溫文爾雅，不似李廣元活躍。另一方面，西安交大也不具有七機部直接隸屬中央機關所具備的政治、地理條件。所以，沒有七機部二院那樣在會議上獲得那麼成功。雖然20多年了，我至今還能清晰地浮現出李廣元在會議閉幕前的那次大會發言介紹用控制論和系統工程方法預測人口時，坐在大會主席台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栗秀珍如何用一種欣喜的表情傾聽和關注。也就是在那個時刻，我已經知道國務院計劃生育辦公室要和李廣元他們連接一起。

1979年11月14日成都會議結束，1980年2月13日首都各大報紙刊發新華社記者《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合作進行研究 首次對我國未來一百年人口發展趨勢作了多種測算》的稿件，加上此後為配合這篇重要稿件陸續發表的幾篇署名文章，其主題雖然也都是鼓吹“一胎化”，但都已經是陳慕華副總理 “提倡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之後。所以，宋健等人的東西充其量也只能是國家領導人提出政策的宣傳和論證者。“我國學界主流是為國家領導人提供注釋和論證的，所以，他們一般是不會先於國家領導人提出什麼新觀點的。”（梁，2005）至於宋健及其所謂研究小組由此而來的名噪一時和騰飛，那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5]

七、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洋躍進”的糾正

1978年發生的“洋躍進”進一步激化了因為體制上的原因本來就嚴重存在的一些經濟社會問題。其實，傳統的計劃經濟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多。多年來基建所需鋼材、木材、水泥等主要材料的供應基本是“三八式”：計劃分配時只能滿足需要的80%，訂貨時只能分到分配數的80%，交貨時又只能拿到訂貨數的80%。建設周期從一五時期的5年延長到10年。據計算，建國以來基建投資6000億元，其中有2000億元未完成。 1978年又一再追加投資，在建大中型項目由1977年的1400多個增加到1700多個。1978年財政收入增加200億元，其中150億元加給了基本建設，不僅影響了解決生活欠賬問題，而且加劇了投資效益的下降。1978年的“洋躍進”不僅帶來的缺口比以往大得多，而且出現很大的赤字。1979年財政赤字170餘億元，1980年120餘億元。另外，市場商品供應量同購買力也相差100多億元。1980年商品價格上漲6%，其中城市上漲8.1%，農村上漲4.4%。問題還在於，按當年國家財政能夠提供的投資額計算，即使不再新增基建項目，要完成1978年全部全民所有制在建項目（65000個，其中大中型項目1733個，總投資達3700多億元），大約也要10年時間。

一系列的嚴重困難，迫使在1978年年底剛剛結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形成的新的中央不得不重新思考。1979年3、4月，中央連續召開政治局和工作會議，討論經濟計劃並做出糾正“洋躍進”和調整國民經濟的重大決定。這兩次會議都嚴肅批評了前兩年經濟工作中急於求成和那種不顧中國國情，企圖依靠外國貸款和單純引進技術搞建設的思想，指出當時國民經濟主要比例嚴重失調，確立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決定從1979年起用3年時間，認真搞好調整，不惜冒違約和接受處罰的風險關、停一批已經上馬和準備引進的項目，同時進行改革、整頓、提高的工作。也正是這次經濟調整讓不少人思索傳統的計劃體制的弊端，並開始實行以擴權為內容的經濟體制改革和重新認識市場問題。1979年11月，鄧小平在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副總裁吉布尼時說：“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由於朝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我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紀元。

八、現行生育政策——對“一胎化”的妥協和糾正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點，中國進入一個改革時代。所謂改革，是指國家的經濟社會制度更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社會政策更符合客觀實際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在此深山中”。由於中國的改革是由黨領導的，黨決定改革方案和改革方式方法以及改革時間，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層，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大多數都是長期在傳統體制中負一定責任的領導，往往對傳統體制的許多弊端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再加上改革涉及利益的調整，黨的高級幹部中一直就存在着一個維護傳統體制和反對改革的傾向。所以，一方面，20多年來的改革在計劃體制的核心部分和涉及根本制度方面沒有多少實質性的進展，由政府控制而不是通過市場配置資源的制度也沒有發生應有的變化。另一方面，由於體制外和體制的邊沿屬於政府控制相對鬆散的部分，改革阻力相對比較小，我國實施改革的策略一直是放開體制外和選擇時機推動體制邊沿部分的改革。

1980年代，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國有經濟）都被當作社會主義的基礎，一點也不許改動。那時，市場經濟體制也還沒有被當作改革的方向。但是，由於許多地方農民的極度貧困，卻成為先於改革的重要因素。1978年到1979年，內蒙古自治區的農牧民搞“口糧田”、安徽農民偷偷搞包產到戶。但在國家農委召開的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等七省三縣座談會上，包括國家農委主要領導和大部分地區的領導卻都對生產責任制的改革持否定態度。1980年9月，中央召開省市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農業生產責任制，分歧和爭論仍然十分激烈。大多數省市領導對包產到戶持否定態度，其中福建、江蘇、黑龍江等省市堅決反對，只有貴州、安徽、遼寧、內蒙古自治區少數要求改革。黑龍江省委書記楊易辰說，黑龍江是全國機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區，包產到戶對發展機械化有影響，是倒退；集體經濟是陽關大道，不能後退。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針鋒相對插話道：“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各省市區第一書記意見分歧很大，會議已經無法繼續進行。由於阻力較大，中央不能在全國推行適應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家庭承包責任制。1981年冬，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視察東北時，寫信給中央，建議各地農業生產責任制採取群眾自願，讓群眾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了。中央按照這個精神形成的1982年1號文件，才解決了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問題。農業家庭聯產承包的實行，迅速改變了在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所有制，推動了我國農業全面改革。以生產責任制入手的農業改革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新中國30多年未能解決的農民溫飽問題，贏得了中國全面改革的主動權。

在同期的人口生育政策問題上，當時的中央政府採取了與經濟體制相同的改革策略。1980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出以後，全國不分城鄉地大力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顯然是由於“一胎化”在農村帶來的突出矛盾，中央試圖解決這一政策問題。據筆者手頭掌握的資料統計，1981年到1982年10月不到2年的時間裡，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至少召開了4次會議研究計劃生育問題，形成了3份關於計劃生育工作和政策的文件。

1981年9月，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邀請省、市、自治區黨委或政府分管計劃生育工作的領導同志，分兩次在北京舉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座談會。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第122次會議，聽取並討論陳慕華關於計劃生育工作的匯報，着重研究計劃生育政策問題。會議認為，農村實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生產責任制後，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面臨着一些新的情況。會議提出，放寬農村計劃生育政策，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第一，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允許生兩胎，杜絕三胎。第二，一般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有實際困難的，可以批准生兩胎。不管採取那一種方案，都要切切實實做好工作。

12日，鑑於計劃生育座談會對改變生育政策存在較大分歧和阻力，顯然與已經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精神不符，所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建議中止會議。趙給總書記胡耀邦的信說：“看了計劃生育會議快報。為了這個問題全黨有一個統一的正確認識，可否這次會議不作最後定案，由各省、市同志先回去在省委、市委傳達討論一次，然後再集中定案。如您同意，可批給慕華同志。”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陽同志意見，請慕華同志按此辦理”。

根據中央的要求，除了西藏、寧夏、新疆等三個自治區未報意見外，26個省、自治區黨委上報了具體意見。同意第一方案的有山西、遼寧、浙江、河南、廣西、雲南等級6個省、自治區；同意第二方案的有北京、天津、內蒙、江蘇、安徽、福建、山東、湖北、湖南、廣東、四川、貴州、陝西、甘肅、青海等15個省、市、自治區和全軍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河北、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西等5個省市則主張不改變《公開信》的政策口徑。表明改變“一胎化”生育政策在當時的省、市一級黨委和政府中遭遇到相當大的阻力。

同年12月，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絕大多數希望嚴格控制，沒有人主張放寬。黑龍江楊易辰、江蘇許家屯、國家計委宋平等同志提出，對可生育二胎的限額占50%定得太寬了，最多掌握在40%，低限以10%為好。天津胡啟立提出，必須嚴格控制二胎。遼寧郭峰、湖北陳丕顯、四川譚啟龍則提出，不要規定二胎的比例，由各地內部掌握好。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人口密度大、過去計劃生育工作做得好的省市感到中央建議的第二方案也放得太寬了，允許對生育二胎的規定有一個幅度，由他們根據當地實際情況自己掌握。[6]

由於計劃生育部門和大多數省市黨委、政府的反對和堅持，中央放棄了“提倡每對夫婦只生一胎，允許生兩胎，杜絕三胎”的方案，在1982年中發[1982]11號文件中，以第二方案為核心，規定“國家幹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特殊情況經過批准者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農村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經過審批可以有計劃地安排。不論哪一種情況都不能生三胎。對於少數民族，也要提倡計劃生育，在要求上，可適當放寬。”這段關於生育政策的文字表述，已經概括了後來被稱之為現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內容。其中農村“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主要指第一胎生育女孩，這種寫法是按照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意見，認為“寫明了會進一步助長重男輕女思想”。但是，中央文件做這樣含蓄的表述，卻給計劃生育部門和各級黨委、政府中堅持“一胎化”的人鑽了空子。許多地方在此後很長時期內，拒絕第一胎生育女孩的農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數量限制在一個很小的比例上。全國的生育政策達到中央1982年11號文件規定的現行生育政策的要求上，大約走了10年的路程。

1984年1月和4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計劃生育工作和生育政策的會議，是計劃生育歷史上十分重要的兩次會議。會議特別強調指出，本世紀末把我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是一個奮鬥目標，我們要努力實現這個目標，但是我國的生育政策，一定要建立在合情合理、群眾擁護、幹部好做工作的基礎上。黨的政策不能脫離實際。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仍是一個歷史階段的政策，今後，隨着我國經濟、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還可以進一步加以完善。4月13日，根據這次會議形成的有名的中發〔1984〕7號文件按照中央書記處辦公會議的提法第一次明確使用“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為了防止再次出現對“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要求生二胎的”產生誤解，7號文件下達後，中央書記處又給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一個內部通知，再次強調：“我們關於計劃生育的實質，就是要逐步做到，除城市、城市郊區外，在大部分農村地區，要逐步做到允許第一胎生女孩的再生第二胎。這一點，只在實際工作中掌握，不公開宣傳，並要有一個緩和漸變的過程。從長遠看，如果能切實做到杜絕多胎，則允許生二胎並沒有多大危險。……因此，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仍是一個歷史階段的政策。今後，隨着我國經濟、文化水平等方面的提高，還可以進一步完善。”20多年過去了，我國生育政策再沒有發生過實質性的改變。

（2006-7-5 初稿）

[1]在同一時期政治地位正在得到迅速提升的胡耀邦也具有相同的心態。據鄧力群說，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前後，“華國鋒把胡耀邦找去長談了大半夜，講他在經濟建設方面這個設想那個設想，胡耀邦後來跟很多人說，聽華國鋒講這些想法，倍受鼓舞啊，心情振奮啊。”

[2] 發表在1979年7月1日《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新華社記者的題為《控制人口的戰略任務一定要完成》介紹天津市代表發言時說，天津市“今年一月明文規定要給只生育一個孩子的父母以適當的獎勵和生活上的照顧”。

[3] 2003年我的《20世紀末的中國人口總量和大陸婦女生育水平研究》憑記憶將其記述為“全國計劃會議的參閱文件”，有誤。應為該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4] 1979年11月在成都再次召開同類的研討會時，大會會標改為“第二次全國人口科學討論會”，雖然這次會議的通知和一些會議文件仍然沿用前一年“全國人口理論討論會”的提法。會議其間的一次飯桌上，張樂群老對我說，這樣的更改是他的意見，因為“人口理論討論會”的提法不準確。此後，歷次會議都沿用成都會議的稱謂叫“人口科學討論會”。

[5]如果真正要理解宋健在“一胎化”政策形成中的作用，也許我還必須在這一節里再增加一段有關“文化大革命”後人們普遍對科學技術近於迷信的狂熱和崇拜。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內，國民都才開始從一種封閉的狀態走出來，即使學術界的許多高級知識分子也是第一次聽到“控制論”、“系統工程”等詞彙，加上搞這個學科的人宣傳說他們“採用世界科學界公認的人口預測方法”，一幅“當今天下，捨我其誰？”的架勢，不用說普通老百姓，即使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領導們在聽取其一陣演說後也大都放棄獨立思考而跟上走了。

[6] 以上兩段文字內容主要來源於中辦發[1982]2號文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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