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血汗替換率的計算公式

血汗替換率的計算公式

為了獲得等量的生存資源，賣力還是賣命？流一時血還是流多年汗？這個問題幾乎同人類歷史一樣悠久，也是人們至今仍然面對的重大選擇。所有的財產犯罪，撇開道德考量之後，最終都要經過這道計算。

在日常生活中，獲取生存資源往往有賣力和賣命這兩個選項，並以不同的比例混在一起供人們挑選。例如死亡風險較高的井下挖煤作業和風險較低的土木建築工程，辛勞程度差不多，死亡風險和工資收入卻有明顯差別。僅僅這兩個行業之間的選擇，就涉及到上千萬中國勞動者的人生計算。

那麼，他們是如何計算的？辛勞程度與死亡風險之間存在什麼樣的替代關係？
在現實世界中，上千萬中國的農民工可以用兩種方式掙到1.67萬元人民幣。

1、賣力，做苦工1.83年。2003年，中國20個省市自治區的房屋和土建行業的人均年報酬為9125元，掙1.67萬元需要1.83年，即一年零十個月。
2、賣命，更準確地說，就是折壽1年。

2002 年至2003年，中國挖煤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比建築工人高出3.89‰，年收入也高出2578元。這意味着1‰的死亡風險獲得了662.7元的補償，1%的死亡風險獲得了6627元補償，100%即全部預期壽命獲得66.27萬元的補償。對於現年30歲，還有將近39.63年預期壽命的中國男人來說，每一年的預期壽命價值1.67萬元（關於中國煤炭工人的命價及生命年價格的詳細計算，參見拙作：《中美煤礦工人的命價》，《經濟學家茶座》2006年10月）。
由於賣命與賣力的這種替換關係在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我們可以確立一個等式：16700元（年命價）=1.83

x 9125元（年工價），年命價與年工價之比為1.83。我把1.83這個數值稱為血汗替換率。
抽象地表達：血汗替換率=年命價/年工價。以H表示血汗替換率，以M表示生命年的價格，以G表示做苦工的年收入，字母表達式為：H=M/G。
我們用這個公式計算一下美國工人的血汗替換率。

美國人對生命年的估值，醫療保險專家戴維?德蘭諾夫給出的最低價是10萬美元。時間在2002年左右（戴維?德蘭諾夫：《你的生命價值多少》，第14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該年度美國製造業的平均年薪為56606美元，套用血汗替換率=年命價/年工價（H=M/G）的公式，他們的血汗替換率為1.77。

採用中國煤礦工人血汗替換率的計算口徑，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

1980年左右，維斯卡西（Viscusi）算出美國從事極端危險職業工人的命價不到100萬美元（《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冊，第859頁，“生命的價值”條），當時美國製造業的平均年薪為14194美元。假定從事“極端危險職業”的美國人平均年齡和中國煤礦工人同樣為30歲，預期壽命同樣還剩39.63年，命價為 100萬美元，那麼，他們每個生命年的定價為25233美元，血汗替換率是1.78。中國建築業農民工的工資大約只有美國同行的1/50，二者血汗替換率的差距卻不足3%。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公式有哪些人生和社會涵義？

貪生怕死與好逸惡勞的強度對比

為了獲得一定量的生存資源，付出辛勞或生命的代價，這其實是對人生的各種需求或內心欲望的計算與比較。血汗替換率所涉及的僅是其中兩種，即所謂貪生怕死和好逸惡勞。從積極的方面看，這兩種欲望是對長壽和安逸的追求；從消極方面看，則是對死亡和辛勞的規避。

這兩種傾向天然地存在於人們的心中，而且有不同的強度，其強度也是可以量化比較的。

血汗替換率1.83的含義是：在其他條件一樣時，人們對1年壽命的渴望，相當於對1.83年安逸的渴望。人們對摺壽1年的畏懼，相當於對辛勞1.83年的畏懼。如果都以生命的最後一年為單位，那麼，人們第一怕死，第二怕苦，怕死強度是怕苦強度的1.83倍。

對於當代中國建築業的農民工來說，每個工作日往往超過11個小時，很少有節假日。假如辛勞強度體現為勞動時間的長度，那麼，11個小時的1.83倍約為20個小時。如此苦熬，幾無人生之樂，即使不出現“過勞死”的問題，“是活還是死”也會成為問題。

作為人類的天性，“好逸惡勞”的強度大概是遞增的，每日勞動強度越高，厭惡程度也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就會感覺生不如死。但好逸惡勞又是有底線的。國外研究表明，每周通過鍛煉消耗2000卡的熱量，人類就可以保持健康，延年益壽。這意味着每周消耗2000卡的體力活動是“好逸惡勞”的底線。這個活動量大約相當於每周6小時散步或3小時慢跑。運動量一旦低於這個水平，人類天性就應該把體力活動當作收益和享受，而不是成本和辛苦。這是造化對我們這個物種的規定。

我不清楚1.83這個數值是否適用於其他社會階層、其他時代和其他國度。這需要大量的統計和比較。美國高危工種工人的血汗替換率大概是1.78，他們似乎不如中國工人怕死，但比中國工人怕苦。不過，這個兩個數值的差別太小，計算未必精確，外部的影響因素也不同，很難從中得出可靠的結論。

無論如何，血汗替換率1.83可以幫助我們推測上千萬中國煤礦和建築工人對謀生策略的選擇。這個數值代表了一種血汗均衡，賣命與賣力的均衡。一旦均衡被打破，社會就可能發生動盪。

假設煤礦工人的死亡風險補償從每個百分點6627元提高10倍，也就是說，過去下井挖一年煤，比在建築行業打工多掙2578元，現在，死亡風險照舊比建築工人高3.89‰，卻可以多掙25780元。僅此一項，就是建築工人年收入9125元的2.8倍。可以想象，在這筆重金的刺激之下，進入煤炭採掘行業的人數必將大幅度增加。

反過來說，如果年工價降至原來的十分之一，年命價不變，在建築工地上辛苦一年才掙912元，只有井下挖煤的風險補償2578元的35%，那麼，賣力的人們將大批湧入賣命色彩較濃的群體之中。

暴力搶劫之類的犯罪也是賣命。如果不考慮道德良心的因素，或者賦予道德良心一定的估值，便可以推出一個結論：隨着賣力收入下降，或者賣命收入提高，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暴力搶劫之類的犯罪將隨之增加。相對原有秩序，血汗均衡向有利於流血拼命的方向傾斜了，整個社會的暴力濃度必將隨之提高。

個人偏好和價值觀的影響

這裡算出的血汗替換率的具體數值，僅僅反映出2003年中國煤礦工人的生活環境和選擇偏好。

人們的個性和偏好不同，價值觀念不同，血汗替換率也應該不同。很多軍人都知道，一些士兵在戰場上很勇敢，平時卻怕苦怕累。讀讀著名將領的傳記，看看刑事犯罪的案例，不難發現一種厭惡勞動卻勇於冒險的人格類型。如果能找到統計數字，我估計這類人的怕死強度就不到怕苦強度的1.83倍，或許能低至1.5甚至 1.3倍。他們對吃苦的恐懼和對死亡的恐懼差不多。

有這種玩命性格的人，往往在亂世最先出頭，大顯身手，甚至成為貴族。同樣，高風險行業本身也像一面篩子，進入採煤行業的工人，可能比進入建築行業者更膽大，更不怕死。他們能接受的血汗替換率應該小於或等於1.83。建築行業的工人之所以不冒險多掙那2578元，除了職業選擇的成本和機會之外，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他們樂於接受的血汗替換率大於1.83。他們比較惜命，或者更不怕苦。

許多民族的歷史上都有一些暴力集團，無論是土匪、海盜還是貴族，特別崇尚掠奪，頌揚流血，卻蔑視生產勞動。這種價值觀也能降低血汗替換率，有助於培養玩命性格。

生存資源與生命付出

本文一直假定以血汗換取的生存資源的數量不變，並在此前提下討論了血汗替換關係。現在引入一個新變量，即生存資源的豐裕程度，或曰收入水平。引入新的變量之後，就出現了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關係問題，血汗替換不過是生命付出的不同形式之間的替換。

我在《彎腰下跪：命－財關係曲線》一文中討論過生命與生存資源的交換問題，並根據生命與生存資源的關係，按照豐裕－稀缺的排列順序，劃分出三種境界（詳見《經濟學家茶座》，2005年第1期，第49頁）。

在生存資源非常豐裕的情況下，人類繼續掙取生存資源的動機越來越弱，他們將從“身為物役”的狀態中逐步解放出來，進入相對自由的境界。這時候，人們既不肯為錢拼命，也不肯為錢辛勞，生命與生存資源之間的矛盾最為緩和。他們可能為了某種精神追求吃苦冒險，也可能為了金錢所代表的榮譽而吃苦冒險，卻不肯為了金錢所代表的生存資源而吃苦冒險。他們不缺這個。這是神仙般的境界，在此不展開討論。

在生存資源非常稀缺，溫飽難以維持的情況下，生存資源繼續減少，意味着生存本身受到威脅。為了不多的生存資源，人類可以吃大苦，冒大險，生命與生存資源的衝突最為激烈。這是緊急求生的境界。這時候，通過正常勞作往往難以獲得生存資源，因此流血拼命的行為更為常見。流血拼命的計算是：拼死的風險與餓死的風險孰大孰小，如何爭取生存機會最大化。我用血酬定律討論過這個問題。

在生存資源不豐不歉的溫飽－小康境界，人們給多少錢干多少活，生命支付與生存資源收入呈正比關係。經濟學中的勞動供應曲線討論了這個問題。不過，勞動供應曲線關注的是勞動付出與工資收入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涉及生命的付出。恕我孤陋寡聞，尚未見過經濟學或其他學科討論過這個問題，但在現實生活里，即使在溫飽－小康境界中，在血酬定律討論的緊急求生境界之上，賣命現象也是很常見的。

為了方便討論，先講一個礦工老徐的故事。2006年6月3日《京華時報》上有一條消息：“暴利驅使村民冒險盜採北京門頭溝煤礦”，消息寫道：

昨天凌晨4時30分左右，記者在山腳下見到了坐在路邊石頭上抽煙的礦工徐廣（化名）。老徐說，他在此已經幹了10多年，他有3個孩子，大兒子今年上大二，另兩個孩子正在上高中。“地里刨出的那點錢根本供不起孩子上學，只好出來挖煤。”

老徐聽說了有兩個人剛剛因採礦而死亡的事情，他說：“挖煤就是用命在賭博，以前我總是沖在挖掘的最前頭，現在我也不那麼拼了，太危險。等孩子們上完學，我準備回老家種地去，收入雖低，但不擔風險。”

由此看來，老徐可以選擇兩種生活。一種是高付出－高收入，另一種的低付出－低收入。他願意選擇低付出－低收入，回家種地過安生日子。但三個孩子上學開銷太大，只有高收入才能支撐，於是他被迫選擇高付出－高收入的生活。高付出之中又有賣力和賣命的選擇，賣力所得不敷使用，冒險賭命就成了無可奈何的選擇。這種情況是選擇主體在不同生命階段的不同需求造成的。一個獨自支撐較大家庭的家長，在家庭義務解脫之前，個人的高付出是必須的。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假定某人沒有孩子，卻吃喝嫖賭揮霍無度，他的嗜欲迫使他進入高收入－高付出狀態。如果勞動收入不足以支持這種生活，或者當事人好逸惡勞，好勇鬥狠，冒險犯罪就成為最有可能的選擇。

在溫飽－小康境界中，到底是高付出－高收入好呢，還是低付出－低收入好？這本是無所謂好壞的個人偏好，但這種偏好容易受到社會流行價值觀的影響。

世俗社會往往讚揚高入高出的高均衡，其中的原因之一，大概是高均衡的選擇者對其他社會成員比較有利，他們的親友可以沾光。低均衡者的親友卻難以沾光。試想一下，陶淵明的親友是願意他當隱士呢，還是願意他當縣令呢？

陶淵明所代表的低出低入的低均衡，在世俗價值體系中一直不是主流，但始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古詩云：“將軍鐵馬夜渡關，朝臣侍漏五更寒。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閒。”這首詩可以體現此派的偏好。不過，我對這首詩的算法不以為然。高入高出的高均衡，對比低入低出的低均衡，應該是各有長短，這首詩卻故意以長比短。一般說來，在既定的付出－回報格局中，要享受八分豐裕的物質生活，就要付出八分的辛勞。只付出三分辛勞，只好享受三分物質生活。在溫飽－小康線境界裡，這兩種選擇大體是等價的，即8/8=3/3。詩人僅僅比較付出的多少，不比收入的多少，偏向未免過於明顯。

總之，生命付出的總量與生存資源的豐裕程度有關。生命付出中的血汗比例，則取決於對生存資源需求的數量和迫切性，以及可供選擇的獲取手段。對生存資源的需求，除了受生理因素影響之外，也受到生命不同階段的任務和社會價值觀的影響。
全生模型

以上計算，將人生簡化為付出和收入的關係，又將付出分作賣命和賣力兩類，並算出了特定條件下的兩者關係。實際上，人生要廣闊複雜得多，問題是如何建立一個量化的分析模型。
《呂氏春秋?貴生》篇引用子華子的話說：“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這是一種包含了正負數的人生計量框架。

“貴生篇”解釋道：“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作者認為人生由六種欲望組成，根據這些欲望的滿足程度，人生可以算作“全生”和不同程度的“虧生”。“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作者把死亡看作回歸出生前的無知狀態，這相當於數軸上的零點。“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故曰迫生不若死。”作者把六欲不僅得不到滿足、反而受到戕害的狀態定義為“迫生”，例如服勞役和受侮辱，認為迫生還不如死掉。這相當於數軸上的負數。負數的存在，可以解釋自殺現象和人們在酷刑下的選擇，有助於更深入全面地理解血酬定律。
那麼，人類的六欲究竟包括什麼呢？“貴生篇”沒有一一列舉，但在解釋“迫生”時提到了“服是也，辱是也”。服是從事勞作的意思，有受人強制和驅使的涵義，於是成為肉體和精神雙重勞苦的付出。辱則是純精神的東西，即自尊和榮譽遭到踐踏。

給《呂氏春秋》作注的東漢高誘，把六欲解釋為“生、死、耳、目、口、鼻”，竟然不提“貴生篇”作者提到的“服”和“辱”，還把生與死並列為人類的欲望，在訓詁和邏輯方面未免欠妥當。

孔子關於人類欲望的著名說法是：“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再綜合《呂氏春秋》“貴生篇”和“仲夏篇”提到的欲望種類，六欲可以包括：一、飲食之欲，對食物的需求，維持生存之必須，要求更高一些則是“口之欲滋味”。二、男女之欲，即性慾，繁衍後代的要求。三、長壽欲。“仲夏篇”所謂“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四、安逸欲。“仲夏篇”所謂“欲逸而惡勞”。五、眼、耳、鼻等感官愉悅的欲望。六、尊榮欲，“仲夏篇”所謂“欲榮而惡辱”，進一步還可以擴展為精神領域的追求。馬斯洛所謂自尊的需求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即屬此類。按照馬斯洛的說法，這類需求的重要性將隨着生理和物質需求的滿足而逐步提高。

佛家有著名的“六根”說，即“眼、耳、鼻、舌、身、意”，“身”應該可以再分為性慾、安逸欲、長壽欲和對適宜溫度的欲求。佛家的分類與上述中國各家頗為一致。

六欲的分類太粗，分上十類八類應該更確切。不過，如何分類，分作幾類，大可不必拘泥。各種欲望，都指向人類生存發展所需要的條件，這些條件也分別滿足着人類生存發展的不同需要。只要給出一個無邏輯矛盾的分類體系，全生－虧生模型就不難建立。在此模型之中，人類行為的基本特徵，就是追求全生值的最大化。這是貫穿自由境界、溫飽小康境界和求生境界，貫穿包含正負數的整個數軸的追求。

本文對血汗替換的計算，涉及到長壽欲和安逸欲之間的關係，即所謂 “欲壽而惡夭”和“欲逸而惡勞”的強度比較。賣命和賣力所換取的生存資源，又可以分解為食和色，即對食物的欲求，以及與異性建立家庭並撫養後代的欲求，或許還可以加上眼耳鼻等感官獲得愉悅的欲求。生存資源正是滿足這些欲求的東西。於是，血汗替換和命－財關係都可以視為六欲之間的關係，可以一併納入全生－虧生的計量模型。除了“尊榮”一項僅在英雄夢和價值觀等文字中掠過身影，六欲中的五項已在模型中現身，並且呈現出“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
這是典型的虧生之境。享受名利就要吃苦冒險，享受閒暇又難免單身茹素。六欲只能“分得其宜”，不能“皆得其宜”。這種境況，正是溫飽小康境界的特徵。

在生存資源非常豐裕的條件下，在人們從“身為物役”中得到解放的自由境界中，全生是可以實現的。人們以合乎造化設定的強度，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衣食無憂，各種需要都得到不過分也不虧欠的滿足，這樣的生活並不罕見。那些有足夠積蓄的人，那些從事着自己喜歡的工作並得到豐厚報酬的人，只要不陷入縱慾之類的偏執，都有享受“全生”的條件。

在全生模型之中，不同種類的虧生年，例如饑寒的一年，勞苦的一年，目盲的一年，高位截癱的一年，都可以換算為不同成色的全生年。西方醫療保險領域已經做過這方面的調查測算。不過，“全生年”的概念，在那裡是醫療健康領域的“質量調整生命年”：完全健康的一年為1 分，疲勞失眠的一年為0.82分，目盲的一年為0.5分（《你的生命價值多少》，第89頁）。“全生年”則從生理健康領域擴展至人類生活的全部領域，其描述和解釋範圍也因此大幅擴張。“質量調整生命年”可以作為全生年中的健康部分占有一席之地。

倘若把六欲比作人性國度中的幾個省份，這個國度及其下屬各省市縣都有自己的領域疆界，有自己大體確定的“分”。不同的欲望既有常度，又隨着虧欠或滿足程度的變化而收縮或擴張。先賢用“性分”（性分一詞，首見於范曄（398－445）的《後漢書?逸民傳序》，經唐宋至晚清嚴復和今人徐復觀，一直活在漢語使用者中）一詞描述人性國度中的這些領域，順着這條思路，我們可以用這個概念分析測量不同欲望範疇之間的平面和立體關係，進而分析人性的整體結構及其動態變化。對血汗替換率的計算，作為這種全面測量和計算中的一部分，僅僅是初步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