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來看一篇報導文章：“小崗村的“公司+農戶”模式，經過近兩個月三次開會討論，１０８戶家庭中絕大多數同意了村委會的計劃：村民以土地入股成立“合作社”，將當年承包的１４００畝土地以集體的名義按每畝５００元的價格租給上海一家畜禽養殖公司，支持其建設商品豬養殖基地，村民參與養豬業分紅，而且還可選擇成為企業的工人，每月領取６００元左右的薪水；不願在企業打工者，可選擇外出打工。據安徽省財政廳派來的村支書沈浩預計，推行這一項目，通過土地租金收入、養豬分紅、公司工資以及４００畝葡萄園的收入等渠道，４７６人的小崗村可達到人均年收入６０００元，高於２００５年中國農民人均純收入３２５５元水平。

從這篇報導中，我們知道以下幾個信息：小崗村擁有108戶居民，人口數量為476人，平均戶均4.4人，1983年擁有1400畝集體土地（不包括後來墾荒增加面積和村民自留地），戶均13畝耕地，人均3畝耕地，2005年人均收入3255元，戶均收入14300元，土地產出效益比為1107元/畝/年。

我們再來看看南街村的介紹（http://www.nanjiecun.cn）：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848戶，3180口人，1000畝耕地。……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億元村”桂冠，而後年產值突破16億元

其中反映出的信息：戶均3.75人，戶均1.17畝耕地，人均3分耕地。1991年戶均資產達到11.8萬元，此後更超過了188.8萬元的戶均產值，土地產出效益比為160萬元/畝/年。

小崗村相比較南街村，在資源方面肯定是占有先天的優勢，在土地、人口方面的優勢更是得天獨厚，人口數量是南街村的六分之一，土地面積是南街村的1.4倍，人均土地面積是南街村人的10倍，戶均土地面積是南街村人的12倍，真可稱的上是地廣人稀。像小崗村這樣的資源優勢除了內蒙、黑龍江等少數地區外，即使在全國也是少見的。

可是在這樣的資源優勢下，小崗村村民卻沒有創造出與之相適應的經濟產值，2005年小崗村戶均產值僅僅為南街村十三分之一，1991年的時候的差距恐怕更大，土地資源在小崗村產出的經濟效益比僅為南街村的一千四百四十五分之一。

眾所周知，小崗村和南街村是走的兩條完全不同的改革道路，小崗村是集體土地聯產承包製（私有化-分）道路，南街村走的是集體土地集約制（公有化-合）道路，在這一分一合之間，難道產生的效果差距就會這樣大嗎？當然“人心齊泰山移”，把相對分散的人的力量集合起來創造出單幹無法完成的創造因素是決定性的，但我認為也不僅僅局限於此。

用小崗村前村黨支部書記的話說“承包前，村民抱着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大鍋飯思想，‘懶惰’情形比較嚴重，很大的影響了村民的生產積極性”，他說的這話我是很願意相信的，畢竟沒有其他信息說那時的小崗村民非常“勤勞”。小崗村黨支部書記的話很明確，就是承認“公有體制下的生產機制制約了社員和村民的生產積極性，沒有充分發揮和調動起他們對主動生產的渴望，這使得小崗村的整體發展落後於整個地區”，於是在十幾位村民的“歃血為盟”下就分了家。

不過現在看起來，分家之後的小崗村的整體發展也並沒有走在整個地區的前列，似乎分家能調動生產積極性的效果根本沒有體現出來。相反，小崗村的發展反而在整個地區的發展排名的總資產擁有量更趨墊低，甚至走到了要接受他人“救濟”才能維護“改革第一村”顏面的地步。當然這間接的說明，在分家之後，小崗村民並沒有治療好“吃大鍋飯造成懶人”的狀況，似乎懶的依然懶着，並沒有因此“分家了、私有了”而勤快起來。

但是，我並不願意相信小崗村人民是“懶人”的說法，現在不相信，過去也不相信，我始終堅信小崗村村民和全國各地勞動人民一樣，都是勤勞勇敢、辛苦勞作的人民。今天小崗村沒有發展起來不是因為懶，過去要“分家”也不是為了根除懶的作風，而是另有原因。

1980年前後的人們，思想是單純的，那時的農民的思想更是質樸得像碗清水，能一望到底。所以我考慮，或許小崗村民分地的原因就是沒有原因，目的很單純，就是要把田分到自己的名下，而不是像一些騷客處於各種目的寫的那樣，什麼調動積極性，什麼打破大鍋飯，什麼劃時代，什麼冒砍頭的危險……根本沒有這些泛政治的原因。

至於說小崗村民簡單的分家行為為什麼後來被賦予了那麼多傳奇色彩，這大概就是有人要借這些農民簡單的行為，去完成一個複雜的處理化過程，被人為的“添枝加葉”經過了技術處理，然後無限拔高到政治需要。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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