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仇恨的智慧和勇氣

我這個仇恨系列第一篇，《公開仇視日本是中國的唯一理性選擇》，寫的時候就知道要捅馬蜂窩，因為這是個現代社會的禁忌。但是當時還抱有一線希望，因為仇恨之所以在現代社會如此禁忌，是因為西方歷史上的仇恨太多，而東方人歷來沒有這麼強烈的禁忌，是因為東方歷史上更多的是殘暴而不是仇恨 — 因為權力、利益而生的糾紛暴力，而不是因為信仰、種族而生。這是一個很微妙但也很實質性的區別，因為權力、利益取向經常可以選擇，而信仰、種族無法選擇（直到近代以前，源自中東的三大宗教之間互相轉換是很難的，猶太教簡單是種族主義血統論，天主教、基督教不同教派、伊斯蘭雖然沒有嚴格的血統論，但是傳統上都是代代相傳，變換宗教的社會和心理門檻極高。）

所以後來寫了第二篇，《為仇恨正名》。當然，沒幾個人對仇恨的社會哲學、心理學含義這個主題感興趣，話題不可避免集中在中日關係這個現實問題上。

回頭看來，沒有把關於仇恨的思辨和中日問題嚴格分開是我的失策（另外一點不是我的失策：大部分在美華人已經被西方世俗文化洗腦，失去自己的原生文化框架和獨立思考能力或者本來就沒有，看見“仇恨”二字就恐懼並進而憤怒乃至仇恨，一如文革中聽見“毛澤東是個有缺點的人”）。所以我覺得需要在這裡聲明撇開中日問題，並對《為仇恨正名》做點補充。

仇恨作為人類最原始根本的自然心理現象之一，對人類行為一直有着巨大的影響。現代西方文化因為對自身歷史深重的負罪感，沒有勇氣承認這一點，而選擇了否認加堵截的處理方式，這是現代西方文化一個致命性的虛偽和缺乏道德勇氣之所在。結果冷戰結束之後，伊斯蘭世界對西方從現實政治到文化、價值觀各方面、各層面全面出現仇恨發酵，西方一直拒絕承認和面對現實，直到9/11，西方被迫面對殘酷現實，然後自身被人為壓抑幾十年的仇恨本能爆發，這就是布什新保政策、基督教極右勢力得以橫行五年的深層原因。

不敢面對現實，如果只是怯懦的話那也無傷大雅，但實際上結果往往是巨大的、可見的災難和錯誤。

另外一點需要在原文的基礎上進一步點明：作為強勢力量、既得利益者，壓制仇恨心理是理智的選擇；而作為弱勢、邊緣群體，自我壓制仇恨心理就等於選擇安於弱勢、邊緣的地位。猶太人過去兩千年就是如此，結果到處受排擠（除了在中國以外），直到納粹之後，痛定思痛，知道不能再滿足於個人成功，而必須充分利用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負罪感，培養西方世界對“仇恨”的絕對、無條件仇恨 — 西方人對自身仇恨本能的懺悔和反思。他們這個仇恨傳播工程極為成功，所以現在在美國批評以色列早已成為最高禁忌。而黑人的選擇是“憤怒”，其含義和我這裡說的“仇恨”是一致的，以公開的憤怒驚醒、震撼主流社會，通過憤怒激發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負罪感，所以沒有Malcom X就沒有馬丁路德金，美國政府和主流社會之所以扶持、容忍後者，根本上是因為無奈之下兩害相權取其輕。

猶太人和黑人爭取自身權利的歷史和成功，從兩個相反的角度證明了仇恨本能的力量。

這個話題可以延伸到現實政治，但是兒童和一般民眾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