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智囊建立合法性新論述背後

亞洲週刊郭立青/中共智囊俞可平發表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罕見大膽地讚揚多年來中國政壇上幾成「禁忌」的民主，震驚海內外，被視為中國將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風向球，但卻不能在主流大報刊登。種種跡象顯示，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遭遇宣傳不聽指揮的危機。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胡錦濤對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包括《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筆桿子」幾乎已經失控，中共政權最重要的宣傳輿論大權實際上並沒有掌握在他手裡。(????)

久違了，民主！最近，北京部分黨報刊出《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不但老百姓耳目一新，海外媒體也震驚不已，發現中共試圖拓展另一個空間。該文更被視為北京政治風向的重要指標，顯示中共有意突破意識形態枷鎖，準備為執政合法性展開新論述，從而開�糜忠粋�政治空間。(????)

但也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北京的種種跡象卻顯示，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正處於宣傳不聽指揮的危機中。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胡錦濤對中共最重要的喉舌包括《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筆桿子」幾乎已失控，中共政權最重要的宣傳輿論大權實際上並不掌握在他手裡。在表面風光﹑地位無人挑戰的假象中，胡錦濤目前正面臨四十年前中共領袖毛澤東和十四年前中共改革教父鄧小平都曾碰到的困境。(????)

四十年前，在中共黨內地位至高無上的毛澤東，因為北京的輿論陣地已不掌握在他手裡，在北京已經沒有地方發聲，於是跑到上海策動姚文元、張春橋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動文革，也因此把《我的第一張大字報》貼在辦公室的門上。一九九二年初，同樣是黨內地位至高無上的鄧小平，同樣在北京講不了話，只能藉外出南巡，於當年一月十八日到二月二十一日，到武漢、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找當地黨政負責人談話，表達對當時改革狀態的不滿，說出了「誰不改革誰下台」的硬話。(????)

毛澤東、鄧小平和胡錦濤所面臨的困局，暴露了中共體制的弊端，表面上是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實際上是利益集團割據，各行其是。很明顯，北京的宣傳輿論陣地已不是總書記胡錦濤所能控制，而掌握在分工負責的政治局常委手裡。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宣傳輿論控制大權，打著「穩定壓倒一切」的旗號，壓制輿論對貪腐官員的監督，對胡溫新政形成了牽制，而最大的受益者事實上則是各級地方的貪腐集團。(????)

他們抵制中央反貪腐的戰略部署，據稱連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吳官正有關反貪腐的文章，也只能刊登在發行量不大的《求是》雜誌或中央黨校報紙《學習時報》上，而不能堂堂正正發表在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或由新華社發通稿。俞可平這篇《民主是個好東西》，也只能由地方報紙或網站發一發，不可能登《人民日報》的「大雅之堂」。(????)

北京消息人士表示，胡錦濤、溫家寶和曾慶紅等，似乎都對官方《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主流喉舌表示失望。據稱胡錦濤在最近出訪越南、老撾、印度和巴基斯坦四國行程中，要求每天《人民日報》的頭版文章，必須經過跟隨胡錦濤出訪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簽發，似乎表達了對《人民日報》處理有關消息的不放心。(????)

俞可平這篇文章，原為閆健編寫、零六年十月出版的新書《民主是個好東西：俞可平訪談錄》的序言。零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以《關於「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辨正》為題登載該文，同時又經北京日報集團旗下的「京報網」和中央的人民網和新華網轉載，並在日前由中共中央黨校屬下《學習時報》第三百六十七期轉載，終於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也使俞可平頓時令人刮目相看。不僅是因他深刻論述民主，更因為他身踞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高位，在中國這樣的一個政治環境，竟有如此敢言的風格。當然，也有人懷疑他的文章是否代表中共高層在發出某種信號？(????)

俞可平在一千八百多字的行文間，深刻地闡述了民主的實質和內涵，引起了人們的思考，更被認為是中共黨內最新思潮的體現。他談論民主的優點，也談了民主的缺點，更點出了一些人對民主認識的盲點。不過，他仍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因為「民主保證人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即使有最好的衣食住行，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利，人類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這番話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零六年在華盛頓向世界所作的宣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事實上是一脈同源。(????)

結合中國現階段貪腐成風的實際，俞可平在文中指出，「對於那些以自我利益為重的官員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個好東西，還是一個麻煩東西，甚至是一個壞東西。試想，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要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要得到多數人的擁護與支持；其權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約，他不能為所欲為，還要與老百姓平起平坐、討價還價。單這兩點，很多人就不會喜歡。因此，民主政治不會自發運轉，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員去推動和實踐」。因此，俞可平的這篇文章，似乎象徵著他作為政府官員，也要和人民一起來推動中國的民主和實踐，讓中國人民「真正享受民主政治的甜蜜果實」。(????)

海內外輿論關注的，其實並不是該文在民主內涵和民主理論上有什麼突破，而是從中看到了原來在中國被顛覆了多年的東西，終於又被重新翻轉回來，一些普世認同的價值，此時此刻終於獲得了中共高層官員公開的呼應和認同。(????)

中共正在準備大論述(????)

而且，透過俞可平對民主的論述，可以發現中共高層領導人及中共理論界人士，此時此刻正在為建立中共執政的大論述進行積極準備。尤其是透過這些年來，中共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的變化，更可以發現這個轉彎的過程，發現俞可平文章的出現其實已經具備一定的社會基礎和心理準備。(????)

這些年，北京當局在與國際社會交往中最重要的一個轉變，就是不再忌諱「人權」和「民主」這樣的詞匯。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史天健，與俞可平是北大校友，在杜克大學也有接觸。史透過多年的量化研究，發現中共對「民主」、「自由」及「人權」等關鍵字，在態度上「有一個急轉彎」，終於從中發現北京當局似乎有在政治上要與「普世價值」接軌的重要變化。(????)

三年來，史天健對北京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的有關報道內容進行密集的分析，對當局對某幾個詞的態度進行抽樣檢查，「用詞時是用貶義還是褒義」。結果發現中共對待「民主、人權」的態度有三個階段的轉變，即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是第一個階段；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五年為第二階段；從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二年是第三階段。(????)

中共逐步接受人權觀念(????)

史天健的研究方法是，對這些年份的《人民日報》每年隨機抽選三分之一內容，發現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的第一個階段之前，比如「人權」這個字眼就根本沒有。一直到八八年，「人權」這個字才開始出現，但大部分文章認為「人權」是有階級性的，是資產階級的用詞。實際上直到二零零二年，中共才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重大的變化，《人民日報》七成以上有關文章，開始承認「人權」的普世價值，同時表示中國正努力改善人權狀況，但由於經濟方面因素的制約，承認有些應該做的，現在還做不到。(????)

而這樣的說法，與當初把「人權」說成是資產階級的用詞，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同樣的，對於「民主」這個詞，在一九七八年的時候，雖然就在《人民日報》上發現了不少，比如「社會主義民主」、「資產階級民主」，「我們要的是社會主義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更加民主」等，但民主的概念卻被調包，進行「偷樑換柱」。但到一九八八年，《人民日報》提「社會主義民主」就比七八年少了，只是提「我們也追求民主」，但重點是決策民主，包括工人參與決策、老百姓參與決策等，卻沒提到民主內涵里一個很重要的程序性競爭的概念。(

一九九五年，有關民主的程序概念開始在《人民日報》出現。尤其是二零零二年胡錦濤上台執政，擔任中共總書記之後，對民主的態度有了一個根本的轉變。中共開始承認民主是其追求的目標，但由於中國經濟條件的限制和老百姓的素質等因素，能否做到卻是另外一個問題。此時的一個重要變化，是中共已開始把民主「作為好東西」來承認，體現在《人民日報》的大部分有關文章中，對民主的概念呈現正面的反應。(????)

從這個意義上看，史天健認為俞可平的這個說法不代表中共在這方面有很大的突破，而是中共黨內一種思潮的總結，代表中共黨內對民主的態度產生的重大變化，「從原來說這個東西不好，到現在說是好東西，這是個很大的飛躍」。史天健表示，中共的這個新變化至少讓人們看到一個追求的目標，而俞可平的文章與此是一脈相承。(????)

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論述，從根本上顛覆中共之前有關自由民主人權的片面認知，從而撥亂反正，既把中共帶回與普世價值接軌的正確軌道上，也為中共重新建構詮釋自由民主人權的正當性，要在經濟全球化和資訊一體化的時代，在中國澎湃的經濟力與社會力已經與世界密不可分的今天，與普世價值真正接軌。但更重要的，或許可以把俞可平的民主論述，看作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一個重要訊號，看作是中共要為其執政合法性建立大論述的開始。(????)

史天健認為，俞可平文章的更重要意義，實際上開啟了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執政之下一個新的政治邏輯。根據中共原來的意識形態論述，很多原來是不對的、反動的，現在成了正確的、進步的；很多原來不合法的，現在變成合法；原來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人物，現在佔據了道德和理論制高點。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變化可以說是革命性的變化。(????)

他說，因為從此之後，「老百姓可以根據你的這個邏輯來挑戰你」。比如今天在中國一波又一波的維權運動，就是在中共對「人權」的態度產生變化之後開始的。所以，只有在中國對「人權」的標準倒轉回來之後，老百姓才可以因為人身權利或財產權利等基本人權受到傷害時需要維護，需要向當政者討一個說法，需要得到糾正，從而佔據了道德和法律的制高點，毫無畏懼地維護自身的合法權利，爭取利益。(????)

作為長期關注中美兩國政治發展的政治學者，史天健認為，俞可平的文章其實代表了這些年中國的大趨勢。雖然條件不一定成熟，但中共的確在朝民主這個方向邁進，所以可以把俞可平對民主的論述，和中共輿論這些年的變化，尤其是二零零二年以後，把民主當作其基本論述中「正面的東西」，當作是中共這個大論述的其中一部分，也看作是其輿論準備的一部分。(????)

中共今天的這個變化，與其說是自上而下的引導，不如說是社會推動的結果，造成了今天的轉變。據認為，這些年來，民間和學界自下而上的推動，是中共高層逐漸接受民主概念的重要推力。在這樣的動力壓迫下，一些新的說法，比如「三個代表」等，一一被推上檯面，而民間和學界，以及中共黨內各派也在積極回應，形成新的遊戲規則，彼此都在爭奪有關的詮釋權。而就是在這樣的互動中，逐漸形成了中共對「民主人權」認識的轉彎過程。(????)

其實，中共對「人權和民主」的認識過程，也是一個從害怕到不怕的過程。(????)

多年前，當中共壯膽接過「人權」的說法之後，經過實際操作發現其實並沒有什麼大礙，對其統治也沒有構成什麼威脅，因此也就放棄了恐懼的心態。多年前，當時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曾經在華盛頓與美國政要談到人權問題時，就理直氣壯地表示，中共早在六、七十年前，就在積極爭取「改善民生，反飢餓，反壓迫，爭人權……」(????)

當然也是在那個時候，不少有志青年，投身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在戰場上，他們出生入死，冒著槍林彈雨，不少人倒下之前，喊出的最後一句口號就是「為了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前進」。(????)

但當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執政之後，「自由民主人權」卻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反動口號」，其當年為之奮鬥的理想成了忌諱甚至「反動」的符號。(????)

就這樣，中共長時間處在一種自欺欺人﹑自我矛盾的論述中，始終擺脫不了理論漩渦，更無法自圓其說。對此，零二年接任中共總書記的胡錦濤也有一種無力感，尤其在其任上，中國大陸媒體遭遇前所未有的高壓﹑輿論收緊，媒體記者遭到鎮壓和拘捕。(????)

根據法國「記者無國界」和美國「保護記者協會」的統計，中國大陸這些年拘捕的記者創下歷史的新高。國際輿論紛紛把這些責任歸罪於胡錦濤。(????)

而胡錦濤也因而在國際上留下了一個矛盾的形象。相比之下，江澤民統治十三年的新聞環境似乎更加寬鬆一點。北京一位前副部級高官也有同感：「現在確實比以前收得更緊，十多年前可以發表的文章，現在想都不要想。」(????)

但香港中文大學財經教授郎咸平認為，中國大陸最近幾年媒體收緊控制﹑拘捕迫害媒體記者與胡錦濤無關。郎咸平現身說法：「我在上海電視台的節目《財經郎閒評》零六年二月被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在陳良宇授意下關閉，就不能說是胡錦濤所為，而是地方政府腐敗官員為了欺騙中央、誤導中央、欺騙社會大眾、欺上瞞下的結果。」(????)

壓制媒體，最大「受益者」是誰？郎咸平研判：「說胡錦濤控制媒體，我不同意，我最有發言權，因為媒體受壓制之後的最大受益者是誰？不是大眾，不是胡溫，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各層地方貪腐勢力。我當時就是要在節目中揭露上海地方的貪腐，結果節目馬上被停掉。」(????)

但讓郎咸平感到詫異的是，在上海陳良宇貪腐集團垮台之後，尤其是胡錦濤總書記在零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一次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向世界表明反貪腐是「關係國家發展全局、關係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關係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和緊迫任務」，並向全世界作出「中國政府將繼續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開展反腐敗鬥爭」這樣的宣示時，中國各級地方媒體，還是繼續受令於中宣部，不准談上海的腐敗問題，理由是「要維護社會的穩定」，要「考慮黨的形象」。(????)

郎咸平認為，中宣部這種做法是與胡溫要以反貪腐、以追求社會公平為前提、構建和諧社會的政策背道而馳。(????)

郎咸平以《財經郎閒評》被關為例說：「上海的有關官員曾告訴我，當時關掉這個節目時，曾經請示中宣部，得到了同意。」(????)

可見，今天中國大陸媒體萬馬齊諳的局面，不是胡錦濤的責任，而是中央分工負責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的負責人，是實際操作的中宣部。郎說：「中宣部必須給我一個回答，為什麼不貫徹胡溫的施政方針，不支持中共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路線，不准談反腐？」(????)

所以，中共要進行理論創新，必須突破原來的意識形態教條，去除「八股」腔和「八股」之人；要建立執政合法性新論述，就必須進行制度創新和政治改革，懂得珍惜好東西，用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