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貧窮”是改革開放之後，一部分知識分子文人們特別喜歡用的詞，而且我記得有一次還在電視上看到一個老外，白人，也用這個詞來諷刺計劃經濟時期。“自我貧窮”則是本貼子定義的一個詞，下面我要講到。

而用“共同貧窮”來形容毛澤東時代的社會風貌，也許並不準確，但是社會科學界就經常是這樣，一個不準確的詞卻被不知什麼人發明出來，然後廣為流傳。如果毛澤東在世，你要告訴他他所在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共同貧窮，他一定不同意，因為他知道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是有上層下層的，怎麼會共同貧窮呢？他在1976年的談話還說我國有八級工資制，怎麼是共同貧窮呢？而且，還有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有這麼多的差別，就不算是共同貧窮了。

比如被右派們津津樂道的十三級以上幹部可以享受特供產品，可以坐飛機軟臥小汽車，這都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的標誌。當然我也指出了，在毛澤東時代任何一個普通的工人農民，都存在着一個極低的概率，爬到十三級幹部，享受特供產品的機會，如陳永貴吳桂賢當上副總理。正如現在任何一個普通的人，都存在着一個極低的概率，成為大富翁一樣的。當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陳永貴爬到副總理的時候，偏偏城南廢人網友就看不到這一點，非要認為身為農民永世為農民，明明一個農民爬到副總理的位置就不是農民了嘛！和這樣的人爭論就是麻煩，他根本就不理睬你提出的例子。

還是來說“共同貧窮”這個概念。概念的提出者其實是這麼一個思維邏輯，就是說，社會主義就是大鍋飯，大鍋飯就是干好干壞一個樣，既然干好干壞一個樣，那麼人們就選擇干壞，就選擇幹活不賣力，因此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大鍋飯導致了效率低下，因為人們不愛幹活，偷懶，當然單位時間裡出的產品就少啦。下面我要指出，這個思維邏輯其實也是有一定問題的。當我說有一定問題的時候，我是打算把人們偷懶不幹活當作一個事實來進行微觀的經濟學分析的，也就是說，我不否認計劃經濟時期人們偷懶不幹活導致效率低下的事情，但是，這種事情用“共同貧窮”來描述，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看，會有一定的問題。要知道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可是我的最愛。

先說什麼叫富裕什麼叫貧窮，這個定義必須清楚，但卻是模糊的。本文給出一個定義，那就是，當一個人單位時間享用的產品越多，他越富裕，享用的產品越少，就越貧窮。我認為這個定義是準確的，但是，和錢多錢少沒有關係。因為錢多的人也可能不享用很多產品，生活簡樸。按我的定義他就算是事實上的貧窮了，也就是我標題中說的，“自我貧窮”。也就是說，自我貧窮的人原本有條件享受到更多的產品，但是他選擇不享受，導致了單位時間裡事實上享用的產品數量少，因此叫自我貧窮。

但是，上面的定義仍然模糊的是，什麼是產品？沒有很好的定義。有的人說手機啊彩電啊豬肉啊等等是產品。但是我要問到旅遊呢？按摩呢？

比如說按摩，一個人交了一筆錢，於是一個按摩師來給他按摩，他就獲得了一種舒服的感覺。因此，按摩還不是最終產品，舒服的感覺才是最終產品。

因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要研究最終產品的，最終產品就是人的感覺好，獲得了一種好的感覺，舒服的感覺，或者雖然痛，但痛並快樂着，這樣的感覺，比如去看一個悲劇電影，那就是一個痛並快樂着的感覺。

因此，手機並不是最終產品，最終的產品是和別人通信的時候產生的好感覺。彩電不是最終產品，最終的產品是彩電播出的畫面讓觀眾產生的好的感覺。豬肉不是最終產品，豬肉買回家還要有進一步的勞動，要把它加工成可口的菜餚，送到嘴裡吃，味道好的感覺，不飢餓的感覺，才是最終的產品。

也就是說，人類社會創造的林林總總的各種產品，目的都是為了生產一種好感覺。

現在來分析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下一個公社社員的勞動。我記得有一位北大的資深經濟學教授，當年是知青的，他就回憶說那個時候的勞動效率之低下，他說大冬天就有人在地頭呼呼大睡，當然是在偷懶。現在肯定不會了，現在改革開放之後，那都是努力幹活的。

著名的海爾公司，它的管理有一個深入公司人心的口號，叫做“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因此，相信海爾人都努力工作，因為不努力工作，就有可能丟工作，丟工作是讓人感到恐懼的事情，在這種恐懼感的驅使下，人們一害怕，當然就努力工作，因此可以稱之為“恐懼管理辦法”。這也是改革開放之後的重要理念。

再回過頭來分析一下那個公社社員，假設他就是那個幹活偷懶的人，我們現在從歷史鏡頭上看到，他正在地頭呼呼大睡。那麼，為什麼他會呼呼大睡呢？因為他沒有恐懼感，他覺得他困了，人困了就應當睡，睡覺不應當有恐懼感，所以他就睡了，而事實上也沒有人懲罰他，這也是社會主義大鍋飯效率低下的原因。

來說深圳，我就知道，在深圳當出租車司機的，假設他平均每個小時掙一百元錢（具體多少我不知道，我不過打個比方）。那麼，這個出租車司機也可以選擇呼呼大睡，比如說正在出車時期，他把車開到一個停車場，然後就在車裡呼呼大睡。能不能做到？是能做到的。假設他睡了一個小時，那麼，也就是說他少掙了一百元錢。但是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講，他的睡覺也是一種勞動，這種勞動也讓他產生了一種舒服的好的感覺，就是消除疲勞的感覺，這個勞動的價值，就是一百元錢。也就是說，出租車司機睡覺的時候也是在生產，產品是睡覺時的好感覺，產品的價錢是一百元。

因此上來說那個公社社員，他在地頭睡覺，其實也是一種勞動，只不過勞動產品被他直接享用，那就是睡覺時的好感覺。

其實，毛澤東時代的公社社員們也並不都在生產的時候睡覺，他們也生產糧食的，否則怎麼解釋有那麼多億的人都還活着？也就是說，根據這個那個原理，解釋毛澤東時代挨餓那很正常，但解釋為什麼那麼多人活着才會感到困惑，解釋起來是很困難的。我猜想公社社員們在選擇生產的時候，一定是覺得生產這件事情很好玩，可以活動活動筋骨，鍛煉一下身體，或者有機會當模範，當了模範就有機會爬到十三級幹部，享受特供產品，能夠坐小汽車坐軟臥，等等。如果他們不覺得生產好玩的時候，當然會選擇睡覺。也就是說，他們是自由的。他們一直在生產產品，不過有的時候是為了自己生產睡覺產品罷了。

其實，也並不只是睡覺，也有婦女在上班的時候生產毛線衣的，這也是產品，沒有計入國民生產總值的產品。大家在勞動的時候不幹活了，聊起天來了，生產的是聊天產品，是獲得的聊天的好感覺。

而市場經濟的關鍵在於，由於恐懼法管理，導致了人們拼命努力幹活，不敢在上班時睡大覺，產品源源不斷地產生出來，許多人都有了冰箱彩電手機等等大件。現在則是私人汽車泛濫。當然，享用這些產品都能夠產生好感覺，因此是富裕了，獲得的好感覺更多了。但是副作用是，地球的資源被迅速耗盡了，空氣江河湖海都受到了嚴重污染。而這些污染又導致了不好的感覺。

因此出現環保主義者，呼籲大家保護環境。換句話說，就是在能夠獲得大量產品的情況下，主動地搞“自我貧窮”，抑制自己獲得好感覺的欲望。

而我就覺得，從這種“自我貧窮”的約束出發，也許毛澤東時代的管理辦法，是更加有可能做到環保的。因為睡大覺肯定不污染環境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