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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加平:評楊毅將軍的兩文兩話
送交者: lesson 2007年03月31日16:36:51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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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有之鄉所發《呂加平:評楊毅將軍的兩文兩話》——信息量大,建議仔細閱讀
作者: 老師傅轉
日期: 2007-03-29 22:32

呂加平:評楊毅將軍的兩文兩話

作者:呂加平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點擊數89 更新時間:2007-3-29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703/16905.html

評楊毅將軍的兩文兩話 呂加平 2007年2月8日

楊毅將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少將,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網上公布了他的兩篇文章和兩次談話。
兩篇文章一篇是2006年6月2日發表在《環球》雜誌上的《軍方往來能否助推中美關係》,另一篇是同月9日發表在《國際先驅導報》上的《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
兩次談話一次是同年9月11日在中國企業高峰會議上的發言,另一次是因為2007年1月9日中國公布了研製成功殲-10型戰鬥機並裝備部隊引來國際上新一輪“中國軍事威脅論”抄作而接受中新社記者的採訪談。
楊毅將軍在這兩文兩話中比較完整系統和明確地表述了他個人和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對美國全球軍事戰略和包括軍事關係在內的中美關係的看法(見附件一)。

楊毅將軍是中國軍方軍事科學戰略研究專業和教學方面的權威學者和代言人,他的這些觀點可能也代表了國防大學甚至整個中國軍方、乃至中共黨政最高決策層對美國全球戰略和中美軍政經關係的判定和看法,因此必然引起國內外軍事戰略和國際關係界的密切關注,尤其會引起美國朝野戰略研究專家、軍情機構智囊和軍政決策高層的高度重視。但是如果對楊將軍這兩文兩話的觀點進行深入分析的話,人們會提出這樣的一些問題:

1,楊毅將軍說,已經牢牢雄踞世界霸主寶座無任何國家可敵而“一覽眾山小”的美國,“無論是在武器裝備還是在作戰理論等方面都領先其他主要國家十幾年,甚至數十年”,但是“目前正在加大投入,研製許多未來新概念武器裝備,發展全球快速、精確打擊能力。”“可以說美國正在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的技術和資金的投入發展軍事力量。”
然而,美國目前和今後仍然如此賣力地擴充先進軍備和提高全球打擊能力,其所要達到的全球戰略企圖,難道真的如楊毅將軍所說的:“就是(為了)永遠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嗎?或者說,已經強大到了超過世界其他主要國家十幾年、幾十年而沒有任何挑戰對手的美國,為了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地位,還有必要費這麼大的力氣,如此“大炮打蒼蠅”地大驚小怪、小題大做、鋪張浪費嗎?

2,改革以後始終在說,中國因為進行“文革”而落後世界發達水平20年,使中國處於落後挨打的地位。可是經過近30年的改革,雖然說中國的國力有所提高,但卻是仍然落後於世界發達水平20年以上。在軍事領域方面,中國的現代化程度在整體上正如楊將軍說的,落後世界發達水平15—25年,而且兩者間的差距仍在繼續擴大。
八十年代以後的20多年來,由於對軍事和軍隊建設始終投入不足,致使中國軍隊現代化信息化水平和核心高端軍科技術更是大幅度落後於美國等發達國家,軍隊的武器裝備在質量上甚至落後於一些中小國家,而且優秀人才大量流失。

於是也就引出了這樣三個思考,第一個是:根據有關《決議》和相應宣傳,中國人都認為10年“文革”使中國落後世界發達水平20年是一場大“倒退”大“失敗”、大“災難”,並對其發動者和擁護者咒罵了近30年。可見中國人對國家儘快強大的渴望情結,對“落後就要受欺負”的高度敏感和難以忍受程度,對不能使國家強大反而造成落後的行動視為大敵而深惡痛絕的心理,也對能通過改革開放而使中國儘快強大躋進發達強國之林的強烈希望和企盼之心。
可是改革了近30年後,中國仍然大大落後於世界發達水平,而且還在繼續擴大差距而會更加落後,甚至又還產生了諸如貪污腐敗長期泛濫、化公為私明目張胆、兩極分化極其嚴重、敲詐勒索明火執仗、貧富差距驚人懸殊、殘酷剝削沒有商量、官商勾結錢權交易、買官賣官生意興旺、以強凌弱比比皆是、坑蒙拐騙防不勝防、假冒偽劣鋪天蓋地、看病就業重重困難、教育昂貴令人咋舌、不正之風越刮越狂、犯罪活動肆無忌憚、社會治安人心惶惶、道德作風墮落敗壞、黃賭毒黑氣焰囂張、生態惡化日甚一日,環境污染越來越廣、各種資源掠奪破壞,事故傷亡世界之王、騷亂事件此起彼伏、弱勢群體加劇不滿等等等等全方位的嚴重社會問題和潛在社會危機,也就是楊將軍在《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一文中說的:“中國面臨着各種國內挑戰”。那麼這一切表現又說明什麼呢? 是否也是一場失敗和另一種表現形式的“災難”呢?

第二個思考是:“文革”結束後不久,按照毛澤東所說的“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注1),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並在1981年6月以“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注2)等為由,對“文革”進行了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並將它定性為“內亂”、“動亂”、“倒退”的“嚴重災難”,“浩劫”之禍,還展開了“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對毛澤東多年‘妖魔化’”(注3)的“非毛”否“文革”運動。

然而在“非毛”否“文革”基礎上按照新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摸論”(摸着石頭過河)和“先富論”(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三論”搞起來的特色改革,經過近30年的社會實踐檢驗,
卻明白無疑地證明了中國仍然落後世界發達水平20年以上,人均落後更是巨大,並產生了以上所列的那麼多、那麼嚴重並已被毛澤東早就預言而中了的種種損害先進生產力、敗壞先進文化和侵害大多數人權益的黨政社會全面腐敗問題,
那麼是否也應該再進行一場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讓全國廣大人民來公開判定一下改革究竟是成功了呢,還是失敗了呢?(曾有人統計,28年來已有30項改革措施已經得到了公認的失敗)。
而且拿楊將軍的話來說,在軍事上中國不僅在20年內趕不上美國,即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這種使中國永遠落後和更加落後而永遠處於挨打受欺負地位的狀況,何以證明改革要比“文革”“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呢?何以體現“強大了才不會受欺侮”、“在本世紀末(指二十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改革初衷和理念呢?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
全國軍民是否也應該再次通過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而展開一場新的“撥亂反正”和“非某”“否某”運動來清算和償還這近30年的“歷史舊賬”,實現中華民族這個已經苦苦追求了100多年的“民富國強”、“富國強兵”的騰飛之夢呢?

第三個思考是:由於過去20多年的誤軍弱軍政策和腐敗侵害,使中國軍事力量更加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對於這種狀況,中國確實如楊將軍無奈而說的“即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甚至可能永遠也追不上美國了。
中國如此落後力弱難以趕美,並且對美國實行不去挑戰的防禦戰略,根本不具備對它構成爭霸威脅,可是美國對中國的稍微壯大,稍微有些仍比美國落後的“先進武器”,卻就視為洪水猛獸,大驚小呼“中國軍事威脅”,非要百般“妖魔化”地去嚴加防範和打壓,這是為什麼呢?
美國在軍事安全方面對中國的戰略,難道真像楊將軍說的是“防禦型的”、“防範型的”、“目前主要是防止中國軍事力量的壯大,從而挑戰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優勢地位”嗎?
楊將軍難道沒有發現,美國這樣“大炮打蒼蠅”地“防範”和打壓如此落後力弱並且只求和平發展的中國,已經過分地超出了它的“主要是防止中國軍事力量的壯大,從而挑戰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優勢地位”的對華“防禦型”、“防範型”戰略要求了嗎?

中國在改革以後的近30年中,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反倒是越改革越落後於世界發達水平,尤其在軍事上,到現在甚至到了“即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的無奈地步,這是為什麼呢?其根本原因,胡錦濤主席給出了答案。

今年1月8日,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上轉載了曾發表於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報》上一篇標題為《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見附件二),隨後這篇文章又被《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中央直屬新聞單位以及其他官方刊物和網站廣泛轉載,引起了觀察人士和海內外輿論的密切注意。
該文作者47歲的俞可平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據國外報道他還有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前沿智囊人物之稱。他在這篇文章中主要傳達兩個信息,第一個是中國應該建立“官員民選、權力受民眾制約”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個是胡錦濤主席的民主戰略思想。

對於第一個信息,文章說:“民主最實質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選擇”。“在民主政治條件下,官員要通過公民的選舉產生,要得到多數人的擁護與支持;其官員權力要受到民眾的制約,他不能為所欲為,還要與老百姓平起平坐、討價還價”,這樣民主就“是個好東西”。而“如果政府主要用強制手段,讓人民接受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制度,那就是國內的政治專制,是國內政治的暴政”。
俞可平在文中強調指出:“在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種。也就是說,相對而言,民主是人類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民主保證我們的基本人權,給人們提供平等的機會,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利,人類的人格就是不完整的。”而“政治民主是歷史的潮流,不斷走向民主是世界各國的必然趨勢 ”。“推行民主的手段不應當是國家的強制,而應當是人民的同意”,“應當尊重人民自己的自願選擇”。

怎樣才能做到官員不要上級任命而要通過民選、權力要受民眾制約,而又沒有國家強制、政治專制的政治民主呢?文章雖然沒有明說,但大家也都明白,在由一個政黨獨家集權執政下,官員是不可能由廣大黨員和民眾按照自己的意願在公開、公平、公正的條件下選舉出來,並在以後可以對其進行監督制約的,只有建立多黨民主競選的民主政治制度才能做到。
也就是要成立具有獨立政治地位而不受某一個黨領導和控制的多個政黨,並由這多個平等獨立政黨通過各自黨內黨員的公開民主競選,推舉出自己黨的競選候選人,然後再由全體選民根據各個政黨的業績和候選人的治國綱領與能力表現,按照自己的選擇意願,進行公開投票選舉,並按照以多為勝的原則,將在選舉中獲得多數選票的某一政黨的候選人確定為下一屆執掌權力的官員。另一個或多個選舉失敗的政黨,一面同廣大公民一道,按照法律監督執政黨和官員在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同時為下一屆的全民選舉新官員作各種準備。如果執政官員觸犯法律或嚴重犯法,在野各黨和選民可以啟動法律程序將其處分、罷免或彈劾。
這就是俞可平所說的“是個好東西”的民主。而要實現這種政治民主,又正如該文所說的“我們不照搬國外的政治模式”,但“我們要充分吸取人類政治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包括民主政治方面的優秀成果”。而這個優秀成果,就是由人民自由選擇和統治的多黨競選和民眾監督的民主政治制度。

對於第二個信息,文章傳達說:“我們正在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對於我們來說,民主更是一個好東西,也更加必不可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最近胡錦濤主席又進而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胡錦濤主席一言而擊中要害。中國正是因為沒有實行民主政治制度,所以不僅沒有建成社會主義,而且也難以實現能夠達到世界發達水平的現代化,這也就是中國經30年沒有民主改革的“改革”而仍然落後甚至會永遠落後的根本癥結所在。而要想實現現代化趕超世界發達水平,就必須要實行這個“人類迄今發明和推行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即被世界公認並已被人類社會長期歷史實踐所證明是好東西的“官員民選、權力受民眾制約”的多黨民主競選和公民公開監督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就是如毛澤東曾說過的:“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學之處。我們反對它,只是反對它的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注4);“蘇聯搞修正主義,德國搞法西斯,相比之下,還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注5)。

現在胡錦濤主席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也正是在告訴和指導全國軍民,“有了民主,才有現代化”;只有符合世界民主化大潮流的歷史必然趨勢 ,實行“迄今人類最好”的多黨民主政治制度,才能使中國擺脫落後,實現現代化,真正富強起來。而也正是在胡錦濤主席“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即“有了民主,才有現代化”的民主戰略思想指導下,中國軍隊才會在現代化軍事變革進程中進行了結構性調整和償還“歷史的舊賬”,並在先進武器研製上取得了突破和躍升。對於胡錦濤主席的這個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而能促進和推動中國軍事等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實現現代化的民主戰略思想,楊將軍和已經在償還“歷史舊賬”和結構性調整的軍事變革中深受其益的軍方,應該是深有感受的,也是熱烈擁護和支持的。

在楊毅將軍的兩文兩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的觀點,也就是如楊將軍說的:“中國不僅在20年內,即使在100年內也趕不上美國”。而“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和積極防禦的軍事戰略,中國面臨着各種國內挑戰,中國決不會走與任何國家,特別是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的道路”,因此“中美軍事力量之間不會上演‘龜兔賽跑’的神話”。
把楊將軍的話說白了就是,中國這隻與美國相比是只越跑越慢、差距越拉越大的“慢龜”,根本比不過美國這隻沒有任何比賽對手而“一覽眾山小”卻仍在越跑越快、越沖越遠的“快兔”。中國既然100年也跑不過美國,甚至永遠跑不過美國,也就寧願甘當“縮頭烏龜”而執意不去同美國這隻“強悍快兔”賽跑,來一個你跑你的,我不賽我的,“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井水不犯河水”,“葡萄就是酸的”,“惹不起,卻躲得起”。堅決不去“挑戰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優勢地位”,讓美國可以“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的地位”,因此“中美軍力‘龜兔賽跑’論可休矣!”。
對於楊將軍的這個“中美‘龜兔’免賽論”,如果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和對華戰略方針確實就是為了“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地位”和為了防禦中國軍事力量得到壯大後挑戰美國霸權,這倒還好說。因為美國在看到中國的確再也不可能趕上和超過自己而會永遠落後下去,中國也真的甘當“縮頭烏龜”而決不去比試和挑戰美國,美國的世界軍事霸主的優勢地位根本不會被觸動,於是可能就會相信代表中國軍方發言的楊將軍的“中美龜兔免賽論”,也就會手下留情地放過中國,願意讓中國成為永遠跑不過美國、不可能對美國在地區和全球的軍事霸主地位構成挑戰威脅的慢悠悠蹣跚“縮頭烏龜”,甚至會將“中國威脅論”改為“中國無害論”。

然而現在的問題卻是,如果美國的全球戰略目標並不僅僅是為了“永遠保持世界軍事霸主地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也並不僅僅是為了防止、防禦和防範中國壯大起來後在地區和全球向美國的優勢地位發起挑戰,這怎麼辦呢?
如楊將軍說的,美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對華政策從戰略到戰術都是進攻型的,美國就是要“通過各種渠道和各種方式來促使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朝着美國所希望的方向演變”;美國在軍事戰略的戰術上對中國也是進攻型的,而且是“咄咄逼人的。
具體表現是,美國調整軍事力量部署和軍事基地布局,加強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甚至印度的軍事關係,強化美台軍事關係,加大反對和堵截各國和中國開展軍事裝備合作的力度等等”;美國在攻防兼備的對華經貿交往上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是進攻型的,它“一方面企圖占領和擴大中國的市場份額,謀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又防範和限制高技術流向中國”。
而在軍事安全上,楊將軍卻認為美國為了防止中國強大起來挑戰美國霸權,所以其對華戰略不是進攻型的,而是防禦和防範型的,認定美國並沒有把軍事力量作為更迭中國政權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手段。

楊將軍對美國對華戰略的這種判定,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和不合邏輯,因為所有的各種進攻性行動都會引發中美兩國關係的不快和緊張,甚至會發生事端和衝突,也就會使美國在軍事安全上反而變得不安全,從而破壞美國對華的防禦性戰略,美國這樣做不是在沒事找事、自找麻煩嗎?因此,看來美國在軍事安全上的對華戰略並不是像楊將軍所說的是防禦性和防範性的,而是潛伏有更大的進攻性戰略的內容。
而如果美國對中國不僅僅是“防禦型”、“防範型”的,而是還具有隱秘的進攻性戰略企圖的話,那麼它就很可能會根本不相信楊將軍含有“韜光養晦”、麻痹美國之嫌的話,不會讓中國去當不願同它賽跑的“縮頭慢龜”,而是會與以朝核爆為契機已在不久前把“防衛廳”升級為“防衛省”而開始向外向型和核武國軍事轉變的日本等盟友夥伴一起,在具體戰術上和整體戰略上都採取種種主動措施,誘使甚至逼迫中國這隻實行“縮頭”戰略的“慢龜”同它賽跑,同它進行軍備競賽,就是要把落後中國團團圍住,對中國“兵臨城下”,製造矛盾,挑起事端,“引蛇出洞”,非要以強克弱地把中國比輸、拖垮、使其改變顏色和瓦解崩潰不可。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楊將軍所說的中美“龜兔賽跑”神話還休得了嗎?中國還做得到不去和美國進行“龜兔賽跑”嗎?

由此可見,中美“龜兔賽跑”休不休的主動權並不掌握在一廂情願的中國手裡,而是掌握在比中國強大得多也主動得多,而且可以隨意決定是否比賽和支配賽程的美國人手裡。而美國能夠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就是要把自己的軍事力量作為更迭中國政權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威懾訛詐手段—不用軍事打擊和戰爭方式直接進攻你,而是用軍事優勢和戰爭威脅的強大威懾“兵臨城下”、“泰山壓頂”地逼迫你就範,這是一種比直接軍事進攻更厲害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大力度、大包圍進攻性戰略。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2001年4月1日發生中美撞機事件的幾乎同一天,美國政府公開宣布要戰略東移於亞太,以集中對付被上台不久的布什總統稱為“潛在競爭對手”的中國,雖然中國在撞機事件上對美國表現得大軟特軟而使美國占盡勝利者的便宜,美國卻因為要戰略東移也仍然把中美關係降到了“冰點”。
只是因為不久後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布什政府要趨兵阿富汗、伊拉克去進行“反恐”戰爭,以便控制西亞戰略要地和中東豐富石油,擴大對世界控制的霸權範圍,並獲取大量軍火訂單而大發戰爭橫財(據2月6日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道,今年美國的軍費開支將達到7100多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用於伊拉克戰爭)。這時,由於需要中國“反恐”相助,也為了避免東西兩線作戰,就不再輕言會刺激中國、惡化中美關係的戰略東移,緩和了同中國的關係,使中國暫時躲過了美國戰略東移衝擊的一“劫”。
但是從那時起直到今日的近5年時間裡,美國並沒有停止戰略東移的計劃和步伐,以“反恐”戰爭為掩護而對中國的包圍、遏制、滲透和聯合周邊盟友甚至歐洲夥伴的對華合圍行動和種種逼近部署始終在進行着。甚至把印度也拉了過去,企圖重演1962年利用印度吸引中國注意力於亞印方向的老把戲。不過這次不是因為害怕中國發動出擊亞太的對美“抄後”攻勢,而是反過來要在亞太對中國發起軟硬主動攻勢時使中國受到印度牽制而陷於兩面受敵的困境。可見美國在“反恐”期間對中國悄悄的戰略東移行動已見成效,只是為了避免腹背受敵和因反恐的影響而還未做好準備,所以做得不那麼露骨而已。

然而一旦它撤出伊拉克和打壓伊朗而能夠從中東、西亞抽出身來,並壓住意欲再度強大崛起企圖重現前蘇聯雄風而要與美國比試的俄羅斯,很可能又要恢復戰略東移計劃並加緊聯合日韓澳台等大舉反華了。
這個時候,中國又怎麼辦呢?仍然落後力弱並存在眾多嚴重國內潛在危機挑戰的中國,在這場美國強迫你參加的“龜兔賽跑”中,能做到不去同美國“比賽”抗爭嗎?中國區區的那點進攻性軍事力量能夠起到“遏制任何對手、使他們不敢輕易進行軍事訛詐和軍事侵略”的作用嗎?
如果真的衝突起來的話,武器裝備和信息化、現代化程度依然落後美國幾十年並已經長期遠離了毛澤東全球戰略思想指導的中國軍隊,能做到“戰之能勝”而打贏這場高科技現代化戰爭嗎?對於美國在強大武力壓迫和軍事威懾下對中國進行“民主、人權、金融、經貿、資源、能源”發難的“顏色革命”攻勢,中國能頂得住嗎?
改革開放之初,中共避談和拒絕市場經濟,但是後來一方面出自國內經濟變革的市場供求需要,另一方面來自美國西方要求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強大壓力,後來中共只得宣布廢止計劃經濟而實行市場經濟;以前一直諱莫如深、被視為大敵的“人權”,不久前卻也被承認了,現在中國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談“人權”並要維護自己的“人權”了。
那麼在這次的政治民主改革進程中,如果中國社會內部出現多種力量對這種“顏色革命”予以響應而發生社會危機和爆發動盪,已與廣大民眾疏遠了的中國黨政軍警能防得住、壓得下嗎?

需要提及的是,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相比較,民主黨更注重發揮美國“軟實力”優勢而強調促進國外民主與人權,即文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作用,而共和黨則主要依靠超強軍事力量的“硬實力”優勢發揮美國霸主之威的作用,因此民主黨比共和黨更重視對中國的“民主、人權”攻勢。
據筆者所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民主黨克林頓政府上台後,一方面以八九事件為由繼續對中國實行全面制裁,以迫使中國實行有利於美國可以大規模進軍中國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則對中國施加民主和人權的政治壓力,迫使中國當局同意由大陸民間自發組織起來並得到美國支持的、以徐文利為主席的“中國民主黨”合法化,同意該黨在22個省市發展黨員和進行活動。
可以說,這個“中國民主黨”是中共取得國家政權以後在中國大陸上第一個被允許成立的、可以不接受、不服從中共領導的獨立合法政黨,由此在中國大陸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兩黨獨立並存的局面。
1997年鄧小平去世以後,該黨被宣布為非法,加以取締,並逮捕監禁了徐文利及各地各級的領導人和骨幹,但該黨的組織成員及眾多支持者、同情者仍然堅持自己在中國實行多黨民主競選制的政治主張;
在擁毛的左派方面,據傳某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在“中國民主黨”建立的同期,以擁毛派為基礎,組織起了有數十萬人加入的中國“馬毛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政黨,即毛派中國共產黨,以區別於現在執政統治的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的中共,即他們認為的鄧派中國共產黨,其領導人還曾以該“馬毛黨”的名義向抗洪搶險的解放軍進行過慰問。可以說,這是中國在共產黨運動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第二個共產黨,由此形成了在朝掌權的鄧派中共與在野新建的毛派中共兩個獨立中國共產黨並存的局面。
也就是說,在對中國以“民主、人權”攻勢為主的美國民主黨克林頓政府執政期間,中國大陸有三個獨立的黨,即執政的鄧派中國共產黨,在野合法的“中國民主黨”和雖未被批准為合法但人數眾多的毛派中國共產黨,中國大陸真正出現了多黨並存的局面。
後來毛派中國共產黨也與“中國民主黨”一樣被取締了,領導人和骨幹被逮捕監禁,但其組織成員和廣大工農無產者弱勢群體始終堅持擁毛和為“文革”平反,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民主權力。

到1999年春天時,克林頓民主黨政府為了拔掉原蘇聯即俄羅斯在東歐的前哨陣地南聯盟,消除其在東歐的影響力,為北約東擴掃清障礙,發動了科索沃戰爭。
這時,美國最擔心的是中國趁美國在歐洲西線忙於戰爭而無暇東顧之時趁機在亞太東線的台海發起助俄制美的“抄後”攻勢,因此克林頓政府在戰爭高潮之時又悍然下令轟炸襲擊中國駐南大使館,以觀察中國的動靜和試探領導人的反應。
結果發現中國方面極為麻木而根本無此打算和準備。不僅如此,雖然炸館襲擊引發了中國廣大軍民強烈的反美浪潮,成千上萬被激怒了的人們自發湧向美國駐華大使館前,連續一周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遊行,更多的中國人在全國各地紛紛聲討美國暴行,
北京卻反倒害怕引起風波而對遊行嚴加控制,數天后予以制止(從這次反美遊行以後直到現在的8年間,中國人自發上街遊行被完全禁止和鎮壓),而且在事後甚至反而指令國務院總理赴華盛頓去搞討好美國的“消氣外交”。
這使美國政府喜出望外,於是就在科索沃放心大膽地大打出手,並最終打垮和逼降南聯盟,基本趕走了俄羅斯。而且由於看到中國如此軟弱和怕美,也就大長了美國鄙華、欺華的氣焰。所以科索沃戰爭一結束,克林頓政府即就揮師東向,台灣李登輝趁機拋出“兩國論”,挑起台海戰爭危機,美國則又通過支持中國國內的民主訴求、營救民主民運人士和支持法輪功等,再一次向中國發起“民主和人權”攻勢。

美國民主黨熱衷於對中國採取“民主、人權”的演變攻勢,現在共和黨也要加強對中國的“顏色革命”攻勢了。

冷戰結束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國家安全戰略上的主要區別在於,民主黨實行自由主義的“接觸戰略”,它把軍事力量看作促進建立一個由美國領導而有利於增進美國利益的國際體系的有益工具,所要達到的三大戰略目標是增進美國安全、促進經濟繁榮和促進國外的民主與人權;
共和黨實行的是新保守主義的“國防轉型”戰略,它以軍事實力為首要手段,以獨霸世界為根本目的,通過打造出一支全能的軍事力量,來威懾任何可能的威脅和打敗一切可能的對手,即通過果斷使用武力確保美國及盟友的安全;使潛在對手無力同美國進行有效的軍事競爭;威懾對美國利益的威脅和恫嚇;在威懾失效時一舉擊敗任何對手,以此使美國的軍事力量達到了無任何敵手的絕對優勢地位而使之更具主動性和進攻性。

共和黨布什政府上台後,在老布什政府第一次伊拉克戰爭即海灣戰爭和克林頓政府科索沃戰爭的基礎上,通過“反恐”戰爭,基本上實現了這個“國防轉型”的戰略目標,打造出了一支無任何對手的強大高科技軍事力量。
在此期間,被取締而監禁多年的“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利,在布什政府的交涉下被釋放去了美國,這預示着共和黨也要對中國展開民主與人權的攻勢了。果然,以美國國務卿賴斯在2006年1月18日發表《布局調整—美國的轉型外交》的演講為標誌,
共和黨布什政府開始實行對別國加大民主與人權攻勢的“外交轉型”戰略,其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如布什總統所說:“支持每個國家、每種文化中民主運動和民主制度的發展,最終實現我們結束這個世界的暴政這一目標,這就是美國的政策”(注6)。
而布什政府這一“結束這個世界的暴政”政策所針對的最大目標,就是中國,而這也恰恰證明了美國的對華戰略並不僅僅是防禦性和防範性的,也不僅僅是為了防止中國對它霸權的挑戰。

因此可以預計:從現在到2008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只要美俄矛盾不上升為美俄中三角關係的主要矛盾,伊朗、朝鮮、敘利亞等和拉美一些反美國家的反美行動和國際恐怖活動也不會對美國造成可以轉移其戰略方向的作用,那麼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都會對中國大打“民主、人權”牌,策動對中國的“顏色革命”。
這其中失政8年的民主黨為了突出自己的政績,吸引更多的選票,其對中國的民主人權和反華攻勢可能會比共和黨更甚。尤其如果前總統克林頓的夫人希拉里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話,她為了增加獲勝資本而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將會更加熱衷於對中國民主、人權攻勢的“顏色革命”。
最近在美國發生的華人飯店炸雞被誣炸鼠的“雞肉鼠代”案而掀起全美反華人浪潮,以及美國要向世貿組織起訴中國,甚至日本也在抄作釣魚島能源開發問題而製造中日緊張關係等,就是美國將要加大反華力度的例證和信號。而不久前李登輝突然聲稱放棄“台獨”,也是在表明台灣將配合美國對大陸由“台獨”攻勢將轉而採用民主人權攻勢。
而在美國總統選舉結束後,如果美俄矛盾仍不突出,其他矛盾也不能扭轉美國的既定戰略方向,那麼不論是民主黨入主白宮,還是共和黨繼續連任,都會以無人可敵的超強軍事實力優勢為威懾後盾和壓迫手段,步步緊逼地對中國發動推進政治民主化進程的民主、人權攻勢,策動“顏色革命”。

在此強大民主外力的高壓下,加上國內呼籲應該實行“官員民選、權力由民制約”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還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等領袖指示的影響和作用,和廣大民眾對黨政社會腐敗泛濫的強烈痛恨,以及對不要“國家強制”的“政治專制”和“政治暴政”而要“民選官、民督權”政治民主的強烈要求,中國社會內部的左右兩大民間政治力量及其政黨又會不顧高壓而重新出現和崛起,全國各省各地更多自發的民間組織團體甚至各色政黨乃至法輪功等,也都會紛紛而出。
而且擁毛派會支持始終被當作敵對顛覆勢力而受到無情專政打擊的民主派為在中國開放黨禁報禁言禁而實行多黨民主制的頑強努力,民主派也會支持20多年來吃盡二遍苦受夠二薦罪而被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以廣大工農無產者弱勢群體為主體的擁毛派為自身解放的奮力抗爭,雙方求大同存小異,以防被利用矛盾、挑動對立、分化瓦解和各個擊破。
而不論擁毛派還是民主派,他們為自身解放的維權行動和為實現中國民主的不懈追求,都應該會得到胡錦濤主席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因為胡錦濤不僅說過“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注7)而堅決擁毛,而且也已經通過《民主是個好東西》傳達了他的民主戰略思想,也就是主張在中國實行“以人為本”、“民選官、民督權”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民主立國之本,和“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即“有了民主才有現代化”的民主強國之路。
因此在擁毛和民主兩大派為實現民主政治的不懈努力下,在胡錦濤民主戰略思想的指導和推動下,就可以組成中共黨內外、民間左中右各派的民主聯合陣線,由此形成中國社會多黨民主政治體制的雛形。而這也很可能就是今後,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和奧運會以後,中國社會符合世界政治民主潮流的民主化改革進程政局發展的必然趨勢。

然而另一方面,也如《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所說的:“如果一個國家主要用強制的手段,讓其他國家的人民也接受自己的所謂民主制度,那就是國際的政治專政,是國際的暴政。”
因此不難看出,從現在起,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內主張政治民主和執意政治專政的兩派,以及在野的中國社會中所有不滿中共近30年改革中的不良表現和不佳現狀但又都不希望“天下大亂”的各種社會力量,都在以各自不同的心態和準備,等待着既能促進中國民主化變革進程、又可能會造成中國社會動盪危機的強大民主外力的來臨和衝擊。
而又如《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文所說的:“無論是國內專制還是國際專制,都是與民主的本質背道而馳”。面臨這種內外壓力,“如何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代價,取得最大的民主效益”,如何“推進民主政治”,“需要政治家和民眾的智慧”,“需要精心的制度設計和高超的政治技巧”。

由此可見,美國對擁有強大軍事實力和核武庫而與美爭霸以獲“均勢”地位的前蘇聯,採取的是以“硬實力”為主、“軟實力”輔之的軍備競賽和反蘇抗蘇軍事攻勢壓力,將它比垮、鬥垮和瓦解;而對落後力弱根本無法同美比試和挑戰的中國,則是準備採取以強大軍事優勢“硬實力”為威懾後盾而以人權民主“軟實力”為主攻武器的“顏色革命”攻勢,去更迭中國的政權和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
而且對美國來說,它對中國這樣做,對自己還有一個“天上掉餡餅”的巨大好處,就是可以輕而易舉、毫不費力地侵吞和占據中國的大量資金財富:因為中國占人口極少數的富人非法聚斂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因此只要中國一亂,這批占有不義之財的貪官富豪有錢人就會攜巨款紛紛出逃到美國西方,中國國內資金就會被大量抽走,而美國對這些逃亡財主則可以留錢而趕人,將這筆巨額不義資產占為己有;因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美元外匯儲備並大量購買了美國政府的國債,所以只要中國一抗,美國就可以將其凍結,這時中國就會淪落為像討不到自己血汗“工錢”的“農民工”一樣的慘狀。
如此一來,中國必會爆發經濟金融危機,而這也更有利於美國對中國策動“顏色革命”。這就是美國對分別由帝國主義國家變來的和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變來的兩個不同國情和國力的社會主義大國,所採取的兩種不同的“和平演變”方式。

因此,楊毅將軍兩文兩話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和對華戰略的判定,以及對中美“龜兔”免賽論和“美國並沒有把軍事力量作為更迭中國政權或中國政治制度的主要手段”的觀點,在筆者看來,似乎有些低估了已雄踞世界霸主寶座和占據全球戰略最高點而又具有200多年大國國際鬥爭豐富經驗和老到手段的美國了。
實際上美國在二戰結束後展開與蘇聯爭霸的冷戰較量,其全球戰略的企圖和目標,倒真的是為了防止、防禦和防範具有強大軍事實力和核武庫的蘇聯染指和奪取世界霸權,以能使自己“永遠保持”在二戰中獲取的和在二戰後擴大的“世界霸主地位”。

但在蘇聯這個唯一能與自己抗衡的對手解體而使以美蘇爭霸為主的冷戰結束以後,已打破戰後“雅爾塔”世界格局而穩居世界霸主地位並且無人可敵而“一覽眾山小”的美國,它在冷戰時期為了防止蘇聯奪霸以使自己“永遠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的全球戰略內容和目標已經逐漸地在變了,到現在乃至今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它已經不是僅僅在為永遠保持世界霸權和防禦不可能同它爭霸的中國挑戰而快跑了,而是在追求和實現更深層也更隱秘的全球戰略目標了。

因此如果現在還在以冷戰階段的眼光和角度去觀察、思考和分析判斷全球的和中美的戰略關係問題而在戰略研究上不能“與時俱進”,這顯然有些不適應新時代歷史階段的戰略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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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注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129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
(注2) 解放軍政治學院資料室和解放軍報編輯部編寫:《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0-29頁。長征出版社1981年8月出版。
(注3) “毛澤東的人民歷史觀”課題組、毛澤東旗幟網站、北京大地微微文化研究所編著:《嚮往毛澤東—新世紀第一波“毛澤東熱”大潮掃描》,第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注4) 楊奎松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34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注5) 據一位知情者透露,毛澤東在1964-1965年間,有一次在同幾位秘書談話時問:“你們看這個社會主義能勝利嗎?”在沒有得到滿意的回答後他說:“我看你們年青人都沒有說實話。依我看,這個社會主義很難勝利,……社會主義失敗了,中國有幾個前途,一個是蘇聯的路,一個是德國的路,一個是英美西方的路。蘇聯搞修正主義,德國搞法西斯,都不好。相比之下,還是英美民主制度要好些。”這段談話因為有關的回憶錄未准出版,所以現在還不能作為正式佐證。
(注6 王偉男 周建明撰文:《從“國防轉型”到“轉型外交—演變中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及其對中國的含義”》)
(注7) 同(注3)第113頁 (1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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