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新近鬧出公私不分的醜聞：他利用職權為自己的相好薩哈·麗莎升職加薪，使得這一不起眼的中層職員的工資，甚至超過了她臨時外調職位所在的美國國務院第一把手國務卿賴斯的薪水。

　　這一醜聞不僅導致世界銀行本身的職業協會公開要求沃爾福威茨辭職下台，使得這位原布什政府中地位最高的新保守主義大員的政治生涯陷入重大危機，更彰顯了布什政府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巨大的道德赤字導致政治權威的流失。

　　在伊拉克戰爭泥沼和層出不窮的內政醜聞的多重壓力下，布什政府處處被動，對美國內外政策的主導能力可以說已經降到了最低點。

　　《華盛頓郵報》近日一篇署名社論，題目便是《白宮裡停電》。在筆者看來，如果布什總統不敢在伊朗核問題採取冒險政策，那麼白宮在布什剩下的任期內將相當於內閣制度下失去大選之後的“看守政府”。

人質問題上失去道德權威

　　這一情況固然與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決策和施政錯誤有關，但是更重要的因素，實在是布什和共和黨“保守革命”道德權威的嚴重下降。

　　導致後一現象的原因，則是布什政府的道德高調與實際施政的重大差距，包括政府大員的個人操守低下。

　　以新保守主義干將沃爾福威茨為例，他不僅是“輸出（美式）民主”的積極鼓吹者，因而成為伊拉克戰爭的主要設計師，更在被布什政府強行“推薦”而出長世行後，打出“反對腐敗”的大旗，意圖藉此來按華盛頓意圖“徹底改造”世界銀行，結果卻私下提拔照顧自己的情人，成為領頭腐敗的活例。

　　即便他最後能夠在布什政府支持下苦撐下去，也已經在世行內部聲譽掃地而難有作為。

　　布什政府道德赤字導致美國政策障礙的最明顯例子，無過於伊朗核問題。不管德黑蘭口口聲聲的“純粹和平目的”，其核計劃的軍事用意在國際上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而且伊朗核計劃的深度和廣度，也遠遠超過當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

　　但是布什政府為了發動伊拉克戰爭而製造散布的關於薩達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謊言，尤其是前國務卿鮑威爾將軍在聯合國信誓旦旦引用的虛假情報，使得布什政府在伊朗核問題上難以重建國際信譽，而大大地束縛了華盛頓的外交手腳。

　　伊朗新近俘虜英國水兵事件，表明布什政府的道德赤字甚至打擊到忠實“盟國”外交能力。英美傳媒普遍承認這一事件是伊朗在國際公關宣傳上的一大勝利，而老牌殖民高手英國這次“受盡屈辱”卻不得不忍氣吞聲。

“反恐”難具說服力

　　這裡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反恐”戰爭以來美國對“恐怖嫌犯”的刑求虐待和其他違背國際公法的手段，使得西方在這一明顯的“人質”外交事件上完全失去道德權威。

　　事件中英國《衛報》曾經發表一篇將此與美軍關塔那摩基地監獄酷刑黑幕以及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虐囚醜聞對比的諷刺評論，淋漓盡致地暴露了美英此時的“道德陽萎”。

　　其他如在白宮不斷高唱“民主改造大中東”之後迅速回歸到依賴埃及、沙地、約旦等專制阿拉伯政權的外交路線，都代表布什政府在國際上尤其在穆斯林世界中道德權威的大出血。

　　在美國國內，布什政府的道德赤字同樣糟糕。例如在“反恐”戰爭以來白宮震耳欲聾的“支前”和“擁軍”愛國宣傳之下，卻出現了華盛頓地區軍人醫院中美軍下層傷殘老兵遭到粗劣治療和護理的驚人醜聞，暴露了政府上層“愛國”高調的偽善。

　　白宮上層人士的個人操守，也成為這一道德赤字的直接把柄。例如《洛杉磯時報》近日在一篇署名社論中公開質問：在布什總統繼續要求美國人民為“反恐”貢獻犧牲之際，他自己的女兒為何不前赴伊拉克？

　　更精彩的是據《紐約時報》報道，在民主黨控制的美國國會新近通過限期伊拉克美軍撤退的議案之後，布什總統和切尼副總統都出面指責民主黨人“不愛國”，引起國會中唯一的伊拉克戰爭老兵、賓州民主黨籍眾議員墨菲（Patrick Murphy）公開反駁：切尼自稱在越戰時期有“更要緊的事務”而四次延期逃避兵役，所以沒有資格批評在伊拉克打過仗的民主黨人“不愛國”。白宮在道德赤字下的政治弱勢在此暴露無遺。

　　毫無疑問，美國政府的道德赤字在國際上為北京外交提供了大量活動餘地，使得重新掌握國會多數的不少民主黨人耿耿於懷，而可以預期未來來自國會的“反華”動作。但是中國當局也未嘗沒有自己的重大道德赤字危機，而束縛限制了內外政策空間。台海問題之外，北京新近在親民主黨的好萊塢人士壓力下相當突然地改變了在蘇丹達爾富爾問題上的若干立場，便是明顯的例子。

·作者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