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在與學自聯打交道中，建利是我最好的朋友。民陣民聯大聯合的失敗，反使我們接近起來；我長途旅行甚至住他家，他為此騰出了自己的正房。王希哲逃出大陸後，曾對我宣稱：“楊建利是目前與我合作最好的”，我心中大不以為然。因為那時希哲就是深藍，藍得發紫（近幾年又紫得泛紅，那是另一個故事），楊建利卻未必如此。一次，我暗問建利：紐約歡迎郝柏村的酒會上，大家齊呼“好院長”，你卻稱他“郝資政”，不掃人興麽？他笑道：我存心的。由此可見，建利的理念，高於派性。在務實方面，建利在魏京生聯席會議上發言批“政治兒戲”，也深得我心。他因此大受圍攻，我因此看好他在民運的將來。在海外，我能談得攏的愈來愈少，但建利總還是我屈指可數有事就商量的一個，所以我們就成了忘年之交。

他是我十年來回國“對話”最小範圍時的通報對象之一，我對他無有隱瞞，正如對胡平、劉青等一樣；雖然他們間或多或少有着隔閡。但我與建利其實也有大分歧：出事前他問我，你看國民黨在大陸前景如何？我全然不看好。於是，話題就嘎然而止。但，建利對我有囑託，我答應了——因為當時紐約的多人多無此膽識，僅有建利願以廿一世紀基金會名義相配合。不過，建利終究沒有向我和盤托出他的打算。

待到建利被捕，我才恍然大悟，深怪他行事太急。但我既有允諾，便得有所作為，否則不義。
我接着回母國了，向上海方面提出：逮捕並判楊建利是錯誤的。結果就是“誰叫他節外生枝”的回話。我一頭霧水，只有猜測：這是又一個王策的故事。象王炳章那樣干不行，象王策、楊建利那樣又敗。和平轉型之路，真難！

第二年，我再回國，乾脆提出一見楊建利的要求。對方即給京去電。兩小時後，回音來了：說是已報上去，中央什麽時候有回話，完全不知道，除非你能在此守幾個月......
去年，余應邀赴京。聞“還有什麽要求”，便立即提出“見楊建利”。當場委婉謝絕，說是楊馬上要釋放，還有外交因素等等，“不能節外生枝”。我倒抽一口冷氣。其實我並非不信傅湘的告誡，而是覺得自己已有過允諾，總得行到黃河才可以死心。但我回來也沒給傅湘報告。因為八字沒半撇，我能拿什麽安慰她呢？而當局的花言，我早已不信。

這樣，風風雨雨又一年。面對浮萍似的“合作者”接二連三的背叛反噬誣陷，我每每想到建利：
在這個時代，在世風日下的華人社會中，象楊建利這樣的，實在是寥若晨星。

而今建利是全程坐足刑期，就要出來了。這令我鬆了口氣。其實，我要是他，就留在國內——而今正風雲變幻之時。
一別五年，在這快速轉換場景的大宇宙里，內心的小宇宙正不知又是幾世幾劫。我的想法，早公諸於網；建利的想法，就要看他踏上新大陸後的表白了。

不管咋樣，過去的一章已經翻過，化為歷史的血肉，進入永恆。明天的一章，須從頭起步。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我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