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非典型肺炎在中国爆发以来，虽然中国某些官员和在处理疫情的手法上有不可以原谅的错误，但是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人采取的果断措施，令我们眼前一亮，一个集全国之力，共同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战役，在中国的大地上打响了，我们能够战胜非典型肺炎吗？在世界范围的医疗界与非典型肺炎斗争的行列里，中国战斗在最前线，中国的战斗力已经在显现，虽然病毒仍然在肆虐，虽然战斗仍然艰巨，但是，我相信中国。

目前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致病因素和发病机理仍然处于认识的初级阶段，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毛主席说过“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切实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对待非典型肺炎病源的态度也是如此，不允许有半点的浮躁和急功近利。

四月十三日，加拿大科学家宣布“于4月12日破解了疑似ＳＡＲＳ病毒的基因码”，然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茱莉·葛伯丁医生在亚特兰大召开记者会，宣布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造成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极可能属于冠状病毒类（coronavirus），而这类病毒类是导致普通感冒（common cold）的病毒。”，消息宣布后，立刻引来一些崇洋者的喧哗，似乎洋人又枪了先机，又可以代替洋人在国人目前抖抖“高贵”了。

但是，我认为在非典型肺炎病源的探索上，中国及中国香港的医学科学家的态度就比较谨慎和踏实，因为病例比较多的条件，做的实验样本比较多，实验结果的可信度应该比较高，不能轻易下结论就是单一的冠状病毒类引发了非典型肺炎。记得在广东省发病的高峰期，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学家，在广东省死亡的病例身体器官上进行了仔细的实验，最初的结果是衣原体全部呈阳性，有的专家就肯定了衣原体的致病作用，但是有的专家表示保留，现在看来，这是中国医学专家认真负责的专业精神的体现和科学不怕争论态度的体现，现在看来，可能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是复合型的。记得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学家在中央台详细介绍过衣愿原体和冠状病毒的对比实验，都有若干例（两位数）的病例支持，不同的致病源还拌有不同的病理表现，随着病例的增加，中国医学界的成果应该还会进一步深入。

香港也因为有1千多例患者和近百名死亡病例而获得了丰富的临床资料，“自非典型肺炎爆发以来，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了跨学科的研究队伍，积极寻找引发此病症各种可能的病毒根源。直至今日，中大研究者发现在85名病人中，26人(30.6%)的样本发现有副粘液病毒，14人(16.4%)的样本发现一全新的冠状病毒，另4人(4.7%)含两种病毒。”（《南华早报》），可见香港的研究也支持多致病源的结论，并且，据昨天的电视报道，还发现了两种病毒都没有存在的死亡病例。并且，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学家“…从香港其中一名病人的样本破解冠状病毒的基因组的其中重要部份。…中大最新的基因排列结果与刚于今日由加拿大史密夫基因研究中心所发表者绝大部份相同。但在中大所发现的基因序列内，有一些有趣及可能极重要的基因序列与加拿大所发现的不同。”

而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过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早在3月21日“从非典型性肺炎组织标本中成功地分离出了冠状病毒”，并且，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合作，“于2003年4月16日完成了对不同病例的四株与SAR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密切相关的冠状病毒基因组解码工作。”

照此认真工作下去，坚持走中国（中国香港）的路，发扬我们过去提倡的“全国一盘棋”的协作精神，不怕反复，认真吸收世界卫生界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唯一拥有的庞大病例群体的基础上，最富研究治疗和价值的成果，必定在中国完成。

反观美国的“快速”结论，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记得台湾岛内发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后，就急急忙忙把样本送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台湾自己不可以做？），当时美国并没有宣布有病例，但是却很快地准确地反馈给台湾岛内信息，说是发现了冠状病毒，并且可能是类似猪身上的冠状病毒，怎么会如此快，就象预知的一样。当时美国方面倒没怎么大的宣扬动作，台湾官员在电视上高调宣布这一结论，是不是要表明台湾岛内与美国在关系上的某种含义。在加拿大的基因测序结果出来后，美国人的声音才大了起来，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台湾岛内和美国的病例数仍然很少。

从统计学的观点看，我还是认为在大样本量支持下的中国（中国香港）的研究结果要坚实得多。从治疗方面看，似乎中国，特别是广东的效果要好得多，死亡率低于医疗硬件水平高于中国大陆的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加拿大。今天，就看到香港电视台播放广东专家对香港医院的治疗方案的“强烈保留”意见，正好香港的治疗方案与加拿大的相同，也受到美国专家的“强烈质疑”。说明我们的治疗水平是世界一流的，WHO的专家来中国时，就很诚恳地、非“政治语言”地私下对中国同行的水平表示赞赏。

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政治体制，有众志成城的决心，有忘我奋斗的医务工作者，我们有祖国传统医学的宝库，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我相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