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非典型肺炎在中國爆發以來，雖然中國某些官員和在處理疫情的手法上有不可以原諒的錯誤，但是黨和國家新一代領導人採取的果斷措施，令我們眼前一亮，一個集全國之力，共同抗擊非典型肺炎的戰役，在中國的大地上打響了，我們能夠戰勝非典型肺炎嗎？在世界範圍的醫療界與非典型肺炎鬥爭的行列里，中國戰鬥在最前線，中國的戰鬥力已經在顯現，雖然病毒仍然在肆虐，雖然戰鬥仍然艱巨，但是，我相信中國。

目前人們對非典型肺炎的致病因素和發病機理仍然處於認識的初級階段，有一個知識積累的過程，毛主席說過“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的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切實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對待非典型肺炎病源的態度也是如此，不允許有半點的浮躁和急功近利。

四月十三日，加拿大科學家宣布“於4月12日破解了疑似ＳＡＲＳ病毒的基因碼”，然後“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茱莉·葛伯丁醫生在亞特蘭大召開記者會，宣布中心的研究結果顯示，造成非典型肺炎的病毒極可能屬於冠狀病毒類（coronavirus），而這類病毒類是導致普通感冒（common cold）的病毒。”，消息宣布後，立刻引來一些崇洋者的喧譁，似乎洋人又槍了先機，又可以代替洋人在國人目前抖抖“高貴”了。

但是，我認為在非典型肺炎病源的探索上，中國及中國香港的醫學科學家的態度就比較謹慎和踏實，因為病例比較多的條件，做的實驗樣本比較多，實驗結果的可信度應該比較高，不能輕易下結論就是單一的冠狀病毒類引發了非典型肺炎。記得在廣東省發病的高峰期，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學家，在廣東省死亡的病例身體器官上進行了仔細的實驗，最初的結果是衣原體全部呈陽性，有的專家就肯定了衣原體的致病作用，但是有的專家表示保留，現在看來，這是中國醫學專家認真負責的專業精神的體現和科學不怕爭論態度的體現，現在看來，可能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是複合型的。記得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學家在中央台詳細介紹過衣願原體和冠狀病毒的對比實驗，都有若干例（兩位數）的病例支持，不同的致病源還拌有不同的病理表現，隨着病例的增加，中國醫學界的成果應該還會進一步深入。

香港也因為有1千多例患者和近百名死亡病例而獲得了豐富的臨床資料，“自非典型肺炎爆發以來，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了跨學科的研究隊伍，積極尋找引發此病症各種可能的病毒根源。直至今日，中大研究者發現在85名病人中，26人(30.6%)的樣本發現有副粘液病毒，14人(16.4%)的樣本發現一全新的冠狀病毒，另4人(4.7%)含兩種病毒。”（《南華早報》），可見香港的研究也支持多致病源的結論，並且，據昨天的電視報道，還發現了兩種病毒都沒有存在的死亡病例。並且，香港中文大學的科學家“…從香港其中一名病人的樣本破解冠狀病毒的基因組的其中重要部份。…中大最新的基因排列結果與剛於今日由加拿大史密夫基因研究中心所發表者絕大部份相同。但在中大所發現的基因序列內，有一些有趣及可能極重要的基因序列與加拿大所發現的不同。”

而胡錦濤總書記視察過的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早在3月21日“從非典型性肺炎組織標本中成功地分離出了冠狀病毒”，並且，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與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合作，“於2003年4月16日完成了對不同病例的四株與SARS(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密切相關的冠狀病毒基因組解碼工作。”

照此認真工作下去，堅持走中國（中國香港）的路，發揚我們過去提倡的“全國一盤棋”的協作精神，不怕反覆，認真吸收世界衛生界的研究成果，在全世界唯一擁有的龐大病例群體的基礎上，最富研究治療和價值的成果，必定在中國完成。

反觀美國的“快速”結論，我覺得有些不可思議，記得台灣島內發現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後，就急急忙忙把樣本送到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台灣自己不可以做？），當時美國並沒有宣布有病例，但是卻很快地準確地反饋給台灣島內信息，說是發現了冠狀病毒，並且可能是類似豬身上的冠狀病毒，怎麼會如此快，就象預知的一樣。當時美國方面倒沒怎麼大的宣揚動作，台灣官員在電視上高調宣布這一結論，是不是要表明台灣島內與美國在關係上的某種含義。在加拿大的基因測序結果出來後，美國人的聲音才大了起來，實際上到現在為止，台灣島內和美國的病例數仍然很少。

從統計學的觀點看，我還是認為在大樣本量支持下的中國（中國香港）的研究結果要堅實得多。從治療方面看，似乎中國，特別是廣東的效果要好得多，死亡率低於醫療硬件水平高於中國大陸的香港和新加坡，甚至加拿大。今天，就看到香港電視台播放廣東專家對香港醫院的治療方案的“強烈保留”意見，正好香港的治療方案與加拿大的相同，也受到美國專家的“強烈質疑”。說明我們的治療水平是世界一流的，WHO的專家來中國時，就很誠懇地、非“政治語言”地私下對中國同行的水平表示讚賞。

我們有我們的優勢，我們有共產黨統一領導的政治體制，有眾志成城的決心，有忘我奮鬥的醫務工作者，我們有祖國傳統醫學的寶庫，我們不應該妄自菲薄。我相信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