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至清，江西便有書院1017所，居全國首位. 其中以宋代為最，其書院林立、學規完備，影響深遠，是他處所無法相比的。學術界一致公認，書院始建於江西，且發達於江西。
宋代的歷史文化名人，更是匯聚於江西，尤其是與客家文化區相接壤的臨川。《宋史例傳》中，所列入的江西名人，有219位，居全國第一。而宋代江西的進士達5442名，狀元達122名（居全國第二），與唐代江西進士65名，狀元2名，（居全國第十）相比，可謂呈幾何級數上升。
宋神宗元豐三年，即公元1080年，江西在冊總戶數為136萬，其中，被列為“客戶”的有50萬，占36％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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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宋代的進士5442名,全國第2;明清也是全國第二
從湖南瀏陽到炎陵，再從始興到英德，長達上千里的客家人居住帶上的客家人大都是明初自江西遷來的，口音只略有區別。而他們遷入的原因，都只有一個，那便是明朝取代元朝之際，陳友諒在南方稱帝，惹惱了朱元璋，在滅了陳友諒之後，朱元璋對曾支持過陳友諒的地方，實施了滅絕政策，原住民逃亡一空之後，江西人大量填補進來，於是形成這麼一條客家人的居住帶。廣府人常常不解，南雄珠璣巷是他們的開基地，為何現在幾乎不見廣府人而只有客家人，其實也就是這一原因。
由此可見，當大批移民填補至湘東粵北的“空白地帶”之前，也就是明初之前，即宋元年間，客家民系便早已經形成了，不可能晚至明清之際，至於得名，那又當別論。
確認了這一條，我們再談歷史文化的動因。其實，客家人並不是如有些人所認為的，他們只承傳了中原農耕文化那種重義氣、偏保守的傳統，而沒有敢於冒險的、開放的海洋文化精神。應該說，他們是二者兼有的。人們一般認為宋代是中國文明由盛至衰的轉折點，但是，宋代的科學技術仍在處於上升時期，超過了盛唐，像指南針、火藥等重大發明。宋代的經濟也相當地繁榮。兩宋年間，中國的文化重心南移，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個重心，可以說是在江西———客家人最早形成的地方。
曾有過一項調查，稱自唐至清，江西便有書院1017所，居全國首位。其中以宋代為最，其書院林立、學規完備，影響深遠，是他處所無法相比的。學術界一致公認，書院始建於江西，且發達於江西。正是書院，帶來了宗族祠堂辟公田為“學田”、辟公禾為“學谷”的傳統———這一傳統，則由客家人傳承下來了，直至今天仍沒有變化。
宋代的歷史文化名人，更是匯聚於江西，尤其是與客家文化區相接壤的臨川。《宋史例傳》中，所列入的江西名人，有219位，居全國第一。而宋代江西的進士達5442名，狀元達122名（居全國第二），與唐代江西進士65名，狀元2名，（居全國第十）相比，可謂呈幾何級數上升。
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以安邦治國的巨大智慧，成了政壇上的重臣，勇敢地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綱領，被時人叫作“拗相公”；而歐陽修更以直言敢諫，不阿權貴，關心人民疾苦聞名，且對北宋詩文革新運動有着重大貢獻，成為當時的文壇領袖。及至明代，還有個被視為“東方莎士比亞”的湯顯祖……無疑，這些歷史文化名人，對客家民系民性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客家人的“硬頸”精神，多才多藝等等。可以說，正是如此深厚的文化背景，方能催生這麼個形而上的民系，脫離了兩宋的歷史文化動因去談客家民系的形成，不僅蒼白無力，甚至有點似隔靴搔癢。我們還可以看到如下數字：
宋神宗元豐三年，即公元1080年，江西在冊總戶數為136萬，其中，被列為“客戶”的有50萬，占36％強。及至宋徽宗崇寧元年，即公元1102年，全國戶口為2026萬，其中江西有201萬，占10％，居全國之首。
人文薈萃，名人輩出，與人口大規模南下、匯聚，顯然是有直接關係的。尤其是南宋，偏安於一隅，江西更成為南下士族的首選。當然，“客戶”並不完全等於客家，但我們至少可以從中得知，客家民系此時已經形成，而且早已處於“自在”的階段了。沒有強大的文化背景，是不足以催生這個蟄伏了相當之久的大遷徙的民系的。
而宋朝的積弱，更大大地激發了漢民族的文化自尊。可以說，文天祥典型地體現了客家人強烈的漢民族的文化自尊。人們也不難發現，元兵南下，清軍入關，抵抗得最強烈的都是在南方。以至西方史學家稱南宋門銀湖之戰為東方“滑鐵盧之役”，認為中國的進步便是由此逆轉的。文天祥在獄中寫下的《正氣歌》不僅歷代壯士可以背誦，直至今天，仍是激勵我們奮發的雄文。
毫無疑義，在強大的文化背景下的人文鼎盛，又在極為慘烈的國破人亡的積弱之中，南下早已到達江西的相當一批“客戶”，便自覺或不自覺地形成背負漢民族正宗的族群意識，激發出空前未有的文化自尊！
我以為，這正是客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最鮮明也最雄辯的標誌！
前承傳唐宋海洋文化，中有宋代鼎盛於贛的文化背景，而後更有宋末在積弱之際激起的漢民族的文化自尊，這三段歷史文化演進，都熔鑄在客家民系的身上，因此，作為這個民系，最後形成或定型於唐宋的贛或贛閩之間，應是合乎歷史邏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