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禮偉是我的北大校友,現在在中國廣州一所大學當教授,而且“勇於”反美. 他曾勇敢地在南方周末上發表文章,將美國大選稱為 “一地雞毛”,並感到噁心. 在一篇回應讀者的文章中,莊禮偉還頗為矯情地宣稱：“我比較喜歡做的事，仍然是對各種成為‘中心’的現實事物‘冷嘲熱諷’，提醒大家注意上面的污跡和雞毛。這是我個人的作戰崗位。”讀到這裡，我不禁啞然失笑。我想反問的一點是：難道對美國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的正面評論，在中國成了“中心”和“主流”嗎？看看中國大陸的央視和《環球時報》，這些御用媒體哪天不在醜化和攻擊美國?
在此背景下，莊禮偉一邊故作公允地作旁觀的哲人狀，一邊又把自己打扮成“戰士”的模樣，仿佛自己真的有一個“戰鬥崗位”似的。其實，與其說他是在真誠地戰鬥，不如說是在作一種表演式的戰鬥——在中國批評美國，從來就不需要勇氣，這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常識。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批評美國而受到中國政府的懲罰，莊先生能夠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來嗎？我倒是可以舉出一長串因為揭露中國社會的真相而被打壓的學者和媒體工作者的例子來：秦暉、劉軍寧、何清漣、錢理群、袁偉時、李大同、盧躍剛、昝愛宗、王光澤……莊先生為何不向他們好好學習呢？

莊禮偉的“噁心”顯然是用錯了地方。包括莊禮偉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公民，迄今為止連選舉街道辦事處負責人的選舉權都還不能完整地運用，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乃是一紙空文；就在莊禮偉生活的廣州，像孫志剛這樣一位無辜的大學生，僅僅因為沒有隨身帶暫住證，就被警察抓捕，在收容遣送所里被活活打死。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歷來就喜歡對美國雞蛋裡挑骨頭，卻漠視自己身邊可悲、可怕的現實。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莊禮偉本該為自己身邊發生的種種邪惡事件感到噁心和憤怒，卻偏偏對美國大選感到“噁心”——這種“噁心”也未免太過於矯情了吧？

當然，這不是莊禮偉一個人的問題，而是作為一門學科的“國際關係學”、“國際政治學”的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被偏見、被意識形態的教條所束縛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政治方面的研究，僅僅是討好“今上”的御用學術。因此，辱罵西方和美化自己是這個領域的學者們慣用的伎倆，惟其如此，方能獲得來自當局的研究經費，才有機會出入中南海成為“南書房行走”。當然，其真正的學術價值也就幾乎為零。

在舞台上表演京劇，當然不是戰鬥。罵一個根本不會回擊的對手，當然也不是戰鬥。在我看來，對於一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來說，真正的戰鬥，是為那些礦難中遇難民工的權益呼喊，是關心每一個被凌辱和被虐待的同胞，是譴責那些暴虐的官僚和警察。真正的戰士、真正的作戰崗位，不是色厲內荏地指出美國的“雞毛”，而是指出中國這個所謂的“和諧社會”的“不和諧”之處，並對這個“太平盛世”發出“盛世危言”——這需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莊禮偉願不願意冒着失去學術地位的風險來試一試呢？我想這名位子差不多坐穩了的大教授大概是不會有勇氣回答這個問題的.

(本文作者為余杰.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