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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澤東提議三峽建壩 周恩來主持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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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建政後，長江中下游屢受洪水威脅，毛澤東開始考慮治水。1954年，長江發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毛澤東欲將三峽工程提上議事日程。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就提出了三峽建設要“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並委託周恩來親自抓三峽工程。但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三峽工程被擱置。

三峽工程醞釀階段 興建荊江分洪工程

　　長江流域1949年遭遇大洪水，荊江大堤險象環生。毛澤東開始考慮治水、治江和防洪的方略。1950年2月，長江水利委員會提出在荊江大堤南岸興建荊江分洪工程的計劃，當聽說工程使用壽命只有二十年時，毛澤東說了一句：“二十年夠了。”當即拍板定案。該工程於1952年動工建成。但在毛澤東看來，荊江分洪工程不過是權宜之計，是救急的過渡性治標工程；只要根除水患的治本工程建成之後，這一治標工程就可以棄置不用了。

　　而治本之策就是在長江上游的峽谷地區築壩建水庫，將多餘的洪水攔蓄在山區人煙較少之地，從根本上解除洪水對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的威脅。

　　1953年2月，毛澤東南下，特邀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到“長江”艦上長談，毛澤東當時指着三峽口上說：“那為什麼不在這個總口子上卡起來，畢其功於一役？先修那個三峽水庫，怎麼樣？”

　　這次談話之後，林一山即組織專人調查研究，看看在長江上游的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烏江四大河流興建水利工程代替三峽工程，究竟能否解決長江中下游的防洪問題。結果發現，四河工程只能控制長江上游的局部地區雨洪，而從四河工程到宜昌的大約三十萬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如發生雨洪則無法控制，長江中下游的洪水威脅仍然存在。結論：三峽工程對根除長江水患有不可替代的主體作用。

　　對於毛澤東來講，當時還只是提出和思考三峽工程的問題，還沒有急急上馬的意圖。在他的思想上，三峽工程尚處於醞釀階段。

三峽工程提上議事日程

　　1954年，長江發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使形勢急轉直下。荊江分洪工程三次開閘分洪，雖對江洪有所緩解，但中南重鎮武漢仍然危在旦夕。數百萬軍民晝夜奮戰，拼死抗爭，終於保住了武漢，免除了滅頂之災；但長江、漢江干堤仍有64處潰口，損失十分嚴重，僅湖北境內受害農田就達兩億多畝，受災人口九千多萬，死亡三萬多人，南北大動脈京廣鐵路中斷正常營運一百天。

　　在這種嚴重的災情面前，毛澤東在長江大水之後親臨武漢視察。他揮筆寫道：“慶賀武漢人民戰勝1954年的洪水，還要準備戰勝今後可能發生的同樣的洪水”。毛澤東欲將三峽工程提上議事日程了。

　　1954年12月，毛澤東的專列抵達武漢，急召林一山面談。在列車赴京途中，毛澤東與林一山主要探究了三峽工程的技術可能性問題。這表明，關於三峽工程問題，毛澤東不只是在“思考”，而是已經開始“行動”了。

　　1956年7月，毛澤東在武漢暢遊長江時說：“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此時，協助編制長江流域規劃和研究三峽工程的蘇聯專家已經到華工作，三峽論證已全面展開。

毛澤東委託周恩抓三峽工程

　　在1958年1月，中共中央南寧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三峽建設要“積極準備，充分可靠”的方針，並委託周恩來親自抓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工程。當時，毛澤東伸出四根手指笑着對周恩來說：“恩來，你來抓三峽工程，一年抓四次。”

　　受命抓三峽工程的周恩來很謹慎，1958年2月27日，由周恩來親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兩位副總理參加的三峽工程會議在武漢長江江面上的“江峽”號客輪上舉行。因為是一邊考察，一邊開會，所以被稱作“三峽現場會”。會議的第一項議程就是長江三峽大壩選址。

　　當時，擺在周恩來面前的有三個壩址方案。

　　一是美國專家薩凡奇的南津關方案。二是蘇聯專家德米特里也夫斯基的貓兒峽方案。三是中國專家林一山等提出的三斗坪方案。三斗坪位於長江廟南寬谷南岸。

　　會後，周恩來等從武漢溯江而上，視察荊江大堤和三峽規劃中的壩址三斗坪。幾天后，在成都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向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展示了他實地考察帶來的中堡島岩芯，三峽壩址確定選在三斗坪。
　
　　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周恩來做了長江流域規劃和三峽問題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意見》明確提出：“從國家長遠的經濟發展和技術條件兩個方面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現在應當採取積極準備和充分可靠的方針，進行各項有關的工作。”

　　1958年3月30日，毛澤東還視察了葛洲壩壩址。

　　1958年6月，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第一次科研會議在武漢召開，82個相關單位的268人參加，會後向中央報送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科學技術研究會議的報告》。

　　同年8月，周恩來主持了北戴河的長江三峽會議，更具體地研究了進一步加快三峽設計及準備工作的有關問題，要求1958年底完成三峽初設要點報告。會議還明確指出：“為1961年開工作好準備。”從這一年開始，軍事部門開始做長期的、大量的工程防護試驗研究工作。

　　1959年5月，在武昌對《三峽初設要點報告》進行了為期十天的討論，一致通過選用三斗坪壩址，大壩可按正常蓄水位兩百米設計。

　　1960年4月，水電部組織了水電系統的蘇聯專家18人及國內有關單位的專家一百餘人在三峽查勘，研究選擇壩址。同月，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廣州召開經濟協作會，討論了在“二五”期間投資四億元、準備1961年三峽工程開工的問題。由於暫時經濟困難和國際形勢影響，三峽建設步伐得到調整。8月蘇聯政府撤回了有關專家。

　　而隨着“文化大革命”爆發，“珍寶島事件”導致邊境衝突，國際形勢驟然緊張，毛澤東號召全國：“要準備打仗!”發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這些成為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三峽工程問題便不可避免地被束之高閣。(圖：1958年2月27日至3月5日，周恩來視察長江三峽，和水利專家一起到三峽兩岸研究未來三峽工程壩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