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雲霄一羽毛（二）

──先總統蔣公冥誕百二十周年祭

蘆笛

三、時代背景以及蔣氏功過

評價歷史人物之難，在於今人常常忘記時代背景以及當時的人的認知水平，用現代價值觀去對絲毫不具備現代覺悟的歷史人物作簡單的道德批判。此類典型錯誤，我已經在《史可法的悲劇》中解剖過了，強調指出不能像那位網上寫手“碧血汗青”一樣，用後世從西洋舶來的“民族主義”價值觀去對徹底缺乏此類覺悟的古人作簡單的道德褒貶，這麼做就是強姦歷史人物。

但這是不是說，今人評論古人必須徹底放棄現代視角，什麼道義批判都不能作？倘若此，則世上也就只有發掘、考證、陳述史實的史學家，沒有依據這些史實作出評判的史評家了。

我個人的看法是，關鍵在於把握好評判的標準。具體來說，應該在尊重歷史人物的真實精神世界和時代限制的基礎上，根據他們的行為對國計民生以及對社會進步（亦即趨向於西方文明模式的進化）的影響，來臧否這些人物。

如此作出的評價雖然基於客觀史實，卻因引入了主觀價值觀而不可避免地成為主觀評價。但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史評家能達到的最高境界，因為任何評論都只可能是主觀的，人們所謂“客觀”，指的只可能是評價的事實依據，而非評價使用的價值標準。因此，一份有價值的史評，引起爭論的只能是作者使用的價值標準，而不該是他依據的史實。換言之，絕對忠於客觀史實乃是史評的及格標準。

這就是我的努力方向。我並不要求讀者接受我的價值標準，但我希望我賴以作出結論的基本史實是無懈可擊的。因此，希望讀者的批駁能聚焦在本文中可能存在的史實錯誤和思路破綻上，不必試圖說服我接受您們的價值標準，否則只能是浪費彼此的時間──我已經老到不可能改變自己的價值觀了。

竊以為，在評價蔣公的平生事跡時，有幾個事實必須牢記在心：

１）從晚清直到現代中國（現代台灣不計），中國從未出過民主政治家，也沒有幾個人對西方民主有起碼的了解（含如今所謂海外民運人士）。

２）從晚清直到抗戰，中國最大的危機是外患而非內憂，內部危機其實是外來文明衝擊引起落後的東土文明傳統信念的土崩瓦解，說到底還是外患使然。特別是在２０年代以後，中國面臨着被蘇日兩國瓜分肢解的現實危險，而強弱對比使得中國國脈如絲，命在旦夕。中華民族立國以來還從未遇到過如此險惡的局面。

３）國民的共識和急迫願望是富國強兵，抵禦外侮，在後期則是抗擊日蘇直接發動或通過其代理人發動的侵略戰爭，救亡圖存，並不是實行西式民主，更不是王怡輩於今加以美化歌頌的“聯省自治”。此所以為如今許多學者扼腕不止的五四運動“救亡壓倒啟蒙”的趨向必然發生。

４）基於這最大的危機，立志救國的各路神仙根據西方提供的模式，開出了不同的方子：洋務派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今日中共一樣，主張“四個堅持”，在保持現體制的前提下引入西方技術。此類主張為甲午戰爭結局粉碎。立憲派主張君主立憲（一般人只知道康梁特別是後者是立憲派首領，卻不知從袁世凱直至繼任的北洋軍閥們其實都根據德國日本等軍事強國的榜樣，一度認定實行憲政乃是富國強兵的正道）；孫中山等人主張暴力革命，建立共和國；孫文之餘脈共產黨人則墮入魔道，認定“走俄國人的路”乃是富強的速成方。方子雖然各不相同，但鵠的都是“富國強兵，洗雪國恥”，與實行民主毫不相干。

５）當時無論朝野無任何人有起碼的公民意識（包括權利意識與契約精神），全都是“見拳頭而羅拜，視規則如婊子”的“狼羊律”信徒（如今更加如此，sigh）。很明顯，要在這種崇拜權勢和實力、藐視規則的流氓國家推行本質是社會契約的民主憲政，根本沒有可行性。

６）因此，當時中國唯一能爭取到的最好出路，便是君主立憲制，利用人民絕對服從君主的思維慣性，靠虛君的權威去推行憲政。只有在遵守社會契約成了全民本能之後，才能考慮政府甚至國家元首由民選產生，否則只會欲速不達，“走向反面”，使得社會越發失去實行憲政的可能，而這不幸就是中國自辛亥革命以來發生的事。

承認了這些基本事實之後，客觀的讀者不難看出，辛亥革命與促進社會進步的大方向完全背道而馳。孫文等革命亂黨在民國成立前後犯下的滔天大錯（不說是大罪吧）有三：

第一、在清廷退讓到願意“虛君共和”、實行憲政並任命了責任內閣之後，還要堅持成立民國。宋教仁不但拒絕了袁世凱的招安，還揚言要派出死士源源北上，刺殺袁世凱，嚇得袁乖乖屈服，使得中國就此錯過了化辛亥革命為英國式光榮革命的良機。

第二、首開賣身投靠外國人，以主權、資源甚至領土換取外國資助推翻本國政敵的濫觴。在南京政府成立後，孫反對南北議和，堅持北伐，為此曾企圖以中國主權換取日本援助，解決革命政府的財政危機。幸虧日本人不感興趣，這一賣國陰謀才未得逞。此後他越演越烈，先是和日本人簽訂了駭人聽聞的《十一條》，後來竟發展到賣身投靠蘇聯人，打響了蘇日瓜分控制中國的代理戰爭的第一槍。

第三、在民國成立後，孫文等人拒絕把自己改造為西方式忠誠的反對派，不顧國家財政極度困難，無理反對袁提出的向五國財團作善後借款的主張，竟以此以及所謂宋教仁案為藉口，悍然發動武裝叛亂（所謂“二次革命”），墮落為近代史上第一個大軍閥，打響了“槍桿子裡出政權”、以暴力踐踏遊戲規則的軍閥戰爭第一槍。在此榜樣的感召下，不僅為辛亥革命製造出來的大大小小的革命軍閥以及反革命軍閥從此開始擁兵自雄，武裝割據，就連袁世凱都從自身經歷中痛苦地領會到：“作尊重規則的君子即寸步難行，當揮舞拳頭的流氓則通行無阻”，逐漸放棄對國會和憲法的尊重，動用實力甚至流氓手段去實現削減各省民軍、整頓社會亂局、使國家逐漸恢復正常的正當目的，由此形成了至今遺禍無窮的“拳頭強過規則”的“反規則”。

因此，推原禍始，孫文才是通過自己身體力行，把“狼羊律”變成了中國國教的第一人。這傳統由我黨承先啟後、發揚光大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這才使得今日中國統治者陷在“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永恆困境中，從根本上堵死了由統治者作出實質性讓步、進行和平改革的可能。

下文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對蔣公各個歷史時期的功過是非略作評述。

（一）辛亥革命時期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對中國的社會進步（亦即向西式文明社會的演變）起到的是促退而非促進作用。既然如此，則蔣介石氏作為革命亂黨，率敢死隊進攻杭州巡撫衙門，就並非什麼光輝業績而是恥辱。好在彼時他不過是一個革命憤青，並非什麼歷史人物，其對中國歷史影響可以忽略不計。

（二）廣東割據時代

孫文在旨在顛覆憲政的“二次革命”的武裝叛亂慘敗後一度流亡海外，恢復了“遠距離革命家” 身份（此乃辛亥前梁任公對革命亂黨的諷刺，恰似為今日海外“民主革命家”們度身定做。中國之永遠不會前進，於茲可見一斑）。１９１７年孫趁張勳復辟引起的北京政局混亂，在舊桂系軍閥陸榮廷擁戴下跑到廣州，召開了所謂“國會非常會議”，成立了所謂“護法軍政府”，孫當選為所謂“大元帥”。旋因非常國會改組，設置了七總裁制架空了孫，孫於是辭職離開。護法軍政府的成立，標誌着南北對峙局面的形成，軍閥混戰由此大規模開場。

１９２０年，陳炯明靠武力驅逐盤踞廣州之舊桂系及滇系，恭請孫回去主事。孫於是令非常國會選舉他為“非常大總統”，同時準備北伐。１９２２年６月，陳炯明因反對北伐，主張聯省自治，和孫鬧翻，命葉舉攻擊總統府，孫扔下宋慶齡逃到永豐艦上。蔣介石聞訊後從上海趕來救駕，獲得了孫中山的信任，奠定了他日後發跡的基礎。

１９２３年初，滇軍軍閥楊希閩擊敗陳炯明，邀請孫中山回廣州主事，孫中山已於是年１月２６日和蘇俄特使越飛在上海發表了《孫越宣言》，回到廣州後隨即開始 “聯俄容共”。是年八月，孫派蔣介石赴俄考察，約四個月後回國。１９２４年５月３日，孫任命蔣為黃埔軍校校長，蔣從此開始正式發跡。黃埔學生軍在他的指揮下參加了兩次東征陳炯明，並平定了楊希閩和劉震寰的“叛變”（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楊部竟然是第一次東征主力）。

在這過程中，蔣自然要憑才幹與實力，在國民黨那個廢物大雜燴中逐漸崛起，歷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革命軍軍事總監而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在俄國顧問和共產黨人的幫助下，蔣訓練出來的學生軍經過密集洗腦，具有對革命領袖的忠誠、堅定的宗教信仰和為革命事業必死的決心，裝備了蘇俄提供的先進武器（與蘇聯翻臉後則改為德國裝備），因而成了精神面貌與舊式軍隊截然不同、絕對可靠的黨軍，當然要變成國民革命軍的骨幹力量。一直到３０年代，所謂“中央軍”都是當時中國軍隊中戰鬥力最強的精銳武裝，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張國燾都畏之如豺虎。根據張國燾回憶錄，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他見一方面軍形同乞丐，狼狽萬狀，大為詫異，問毛怎麼會混得這麼慘，毛答曰：“中央軍飛機大炮厲害呀！”而根據楊奎松教授的研究，張國燾之所以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拒絕北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陝南吃過胡宗南的苦頭，從此畏胡如虎。

由此可見蔣介石頗有諸葛亮的才能，亦即“長於治軍，短於謀略”，如袁公世凱一樣，善於練兵以及治國，但不善於領兵打仗，更不精通陰謀詭計，和毛澤東的天賦取向完全相反。

這當然只是個人才能評價，與其歷史地位無關。那麼，蔣介石在此期內扮演的角色應該在歷史上如何定位？

竊以為，孫文割據廣東，造成南北對峙局面，首先打響了分裂中國的第一槍，完全是不顧中國當時所處國際環境之險惡，削弱甚至取消中國國防力量的開門揖盜的犯罪行為。在他的反覆號召下，西南軍閥雲集在他的旗幟下，以“護法”為名擁兵稱雄，割據地方，公開對抗中央，使得中央政府形同虛設，全國只有“省防”而無 “國防”。軍閥之間無休無止的混戰，不但虛耗了國家資源，大傷民族元氣，使得中國後來在日本入侵之際毫無抵抗能力，而且使得連美國那種歷來對中國沒有惡意的國家，都對中國人是否有能耐管理好自己的國家徹底失望。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際社會雖然迫於道義對日本作了譴責，並在國聯通過決議令日本撤軍。但日本退出國聯後，國際社會也就默認了既成事實，並未採取實際行動制裁日本。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英美有許多人認為中國人不具備管理自己的能力，永遠處於混亂之中，不如讓日本人去代管還好些。

因此，孫中山雖然在黃埔軍校開辦前一直沒有私人武裝，但他不但是軍閥主義（亦即“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簡稱“軍政”）的發明人，而且是推動軍閥混戰的永不熄火的發動機。他和小軍閥的區別，只在於大部分小軍閥沒有武力統一中國的野心，而他和段祺瑞都有這種野心。當然，統一中國當時在客觀上具有抵禦外來侵略的進步意義，但即使是在這點上他和段也有本質區別：首先，北京政府在法統上是正統，而孫的“護法軍政府”乃是地道的叛亂政府；其次，段至少還是個民族主義者，並不曾如孫中山那樣開門揖盜，飲鴆止渴，以“聯俄容共”那後患無窮的非常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打響了為蘇俄打代理戰爭的第一槍。最後，段並沒有什麼意識形態偏執，從未像孫那樣一心要作“民主民師”（＝穆罕默德式的“教主＋皇帝”），以他那東剽西竊、ＧＰ不通的“三民主義”來統一全民思想，作為新國教。哪怕是從個人私德而言，他也絕非任何一個北洋軍閥之匹──人家不管怎樣還沒有黑社會背景，不是青幫大頭目，更不曾實行恐怖主義，不但暗殺政敵，就連區區記者黃遠生都有本事下令暗殺了。

既然大背景如此，則孫中山在廣東的一切蠢動都只能視為毫無原則的軍閥混戰，只能加深人民的苦難，毫無道義可言。蔣介石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當然也就不可能光彩到哪兒去。但必須指出，如果沒有蔣介石，孫中山即使不死，再折騰幾十年也只會“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是因為此人極度缺乏才能，雖然首倡軍閥主義並終身躬行實踐，但國民黨中唯有蔣介石才有足夠幹才，把這軍閥主義（亦即“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化為成功現實。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蔣介石確實是孫中山的忠實弟子，國民黨的大功臣。

（未完待續）
(海納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