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今民主社會的觀察和思考

作者：紹羅什•索羅斯，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主席、公開社會研究所主席。

------單單是分權、言論自由以及自由選舉並不確保開放社會；為此還需要致力於追求真相。

紐約－奧威爾在其小說《1984年》中冷竣地描寫了一個獨裁主權中，所有的通信都受到真相部的控制，而異議人士則受到政治警察的迫害。美國依舊是由憲法和法治管轄的民主國家，擁有多樣性的媒體，但是還是有令人不安的跡象表明奧威爾所描繪的宣傳手段已經在這裡生根。

確實，自從奧威爾的時代以來，欺騙伎倆經歷了巨大的改進。許多這些伎倆都是與商業產品和服務的廣告和市場營銷有關而得到開發並適用於政治。它們有所區分的特點是它們可以用錢來買到。近來，認知科學使得欺騙伎倆更為有效，產生了一些專門“取得成效”的政治專業人士。

這些專業人士以其取得的成就而自豪，而且甚至可能得到崇拜成功而不問成功之道的美國公眾的尊敬。這一事實讓人們對卡爾•波普的開放社會的概念產生懷疑。儘管完善的知識是無法得到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思辯而獲得對現實更好的理解。開放社會就是建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之上。

波普沒有認識到，在民主政治中，獲得公眾支持要優先於追求真相。在其他領域，例如科學和工業，向世界強加某人的觀點的衝動會遇到外部現實的阻力。但是在政治中，選民對於現實的感覺卻可以得到輕易操縱。結果，政治對話即使在民主社會中也並不一定會引向對現實更好的理解。

民主政治引向操縱的原因在於政壇人物們並不渴望說明真相。他們想要贏得選舉，而贏得選舉的最佳方式就是歪曲事實，為其所用。

了解這一點並不應該讓我們放棄開放社會的概念，而是修改和重新確定其理由。我們必須放棄波普默認的假定，那就是，政治對話的目標在於更好地理解現實並且作為明確的要求再次申明現實。單單是分權、言論自由以及自由選舉並不確保開放社會；為此還需要致力於追求真相。

我們需要為政治對話引入新的規則。這些規則無法與科學方法相同，但是它們在性質上應該近似，即把追求真相作為判斷政治觀點的標準。只有在公眾關心真相併且在發現政壇人物故意欺騙的時候懲罰他們，政壇人物們才會尊重、而不是操縱真相。而公眾應當關心真相，因為欺騙在人們選擇代表的時候誤導人民，歪曲政策選擇，破壞責任制度並且摧毀民主國家中的信任，所以，公眾應當關心真相。

近來的歷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建立在錯誤事實基礎上的政策將會適得其反。布什政府對於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的反應是宣布反恐戰爭並且把批評當作不愛國。這些獲得了公眾的支持，但是其結果卻與布什政府的意願背道而馳，對於該政府和美國而言都是如此。

現實的困難是，當政治人物歪曲事實的時候(公眾)並不容易清楚地識別。在此，媒體、政治精英人物以及教育系統應該發揮重要的作用，他們必須發揮監督的作用。此外，公眾需要培養一種免疫力，抵制形形色色的欺騙伎倆。最為有效的技術在潛意識的層面上運作，當情緒被激起而處於一種無意識狀態的時候，公眾就會處於無力的不設防狀態而被裹脅。但是，如果公眾知道了不同的技術，他們就有可能拒絕它們。

共和黨民意測驗專家倫茨說，他從小說《1984年》中學到了其中一個頗有影響力的技術。這一伎倆改變含義並顛倒事實。如此，福克斯新聞自稱為“公平和不偏不倚”，而卡爾•羅夫及其助手們長於將其對手最為強大的特徵轉變為其致命的弱點，他們使用暗示和謊言來詆毀對手的成就。他們就是如此用膽小鬼和姦詐的暗示擊敗了兩位戰功卓著的越戰老兵 － 2002年的克里蘭和2004年的克里。而布什和副總統切尼儘管兩人都逃避服兵役，卻被描繪成為真正的愛國者。

另一種伎倆就是移花接木，也就是指責對手的動機，或者指責對手使用實際上是他們自己使用的伎倆。例如，沃儒威茨指責我是“反美陰謀的列寧”，而他自己就是一個前托洛茨基份子。對於他來說，對手不應予以辯論，而是予以殲滅。

美國公眾極為容易接受被操縱的所謂“真相”，這種現象日益增加地支配着國家的政治話語氛圍。實際上，有一整套的出版物就是從事這樣的工作，其中有些還宣稱是主流媒體。但是我相信，通過激發對於奧威爾所描述的虛假新聞的憎恨還是有可能讓公眾獲得辨別能力的。現在需要的是齊心合力指出操縱的伎倆，並且點出使用這些伎倆的人的名字並讓他們蒙羞。

現在就是開始這一努力的絕佳時機，美國人好像正從一個惡夢中清醒。從近幾年的經歷中，我們知道了政治對話中批判思維的最高地位並不是理所應當就應該在那裡的 － 我們早就應該知道這一點。只有清醒並尊重事實的選民，並且(用選票)懲罰撒謊者和進行欺騙的政壇人物，才能夠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