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發展，中國正迎來一個關鍵時期。中國經濟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處理發展過程中的問題。顯然，如果沒有經濟的發展，就不會遇到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資產價格膨脹等問題，甚至也不會有環境問題。因此，有經濟學家稱之為“成長的煩惱”。

風物長宜放眼量。如果把中國當前的問題放在一個更寬廣的經濟增長史背景下加以審視，可以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正處於由少年向青年轉變的關口。要成功應對中國經濟成長的煩惱，同樣需要立足長遠，着眼於大局，全面提升經濟治理水平，而這要求我們建立一個科學而綜合的社會經濟治理體系。

首先，在本幣升值過程中，貨幣政策應保持在緊縮通道中運行。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引致的本幣升值，是新興市場國家跨入新的發展階段需要謹慎處理的問題。本幣升值過程的流動性輸入通常會對國內的一般物價尤其是資產價格造成壓力。然而，由於貨幣政策的施行理念不同，不同國家的資產價格擴張的程度有很大區別。

日本和德國是經常被引為經驗教訓的正反兩個例子。根據國際清算銀行計算的綜合資產價格指數（扣除一般物價上漲），日本在1970-1985年期間取幾何平均的年資產價格漲幅大約為2.1%，1985-1989年期間大約為17%；聯邦德國（西德）在1971-1985年期間年資產價格漲幅大約為1.5%，1985-1991年期間大約為3.8%。在升值背景下的資產價格表現上，兩國的轉型績效拉開差距，並對兩國未來20年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嚴重的路徑依賴。

日、德兩國的匯率史顯示，升值本身並不一定會造成資產價格膨脹，並致使經濟長期躊躇不前。一個猜想是，與本幣升值相伴隨的貨幣政策區別可能是兩國升值結果迥異的重要原因。為了繼續維持出口導向的經濟模式，日元在升值的同時，實行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德國則把馬克升值放在一個適度偏緊的貨幣環境中進行，資產價格膨脹從而得到抑制。實踐顯示，偏緊的貨幣政策有利於經濟向更高的均衡發展路徑過渡。

在這方面，對中國應有借鑑作用。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在回收流動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離目標水平還有差距。全年CPI可能達到4.5％，資產部門的狀況也不容樂觀。這種狀況的背景是，實際利率仍為負，而信貸規模增速過快，今年以來M2的同比增長率已超15％。鑑於上述經驗，貨幣政策有必要進一步向德國模式靠攏。

其次，在貨幣政策從總量上控制流動性的同時，財政政策應在引導流動性合理分布上起到更大的作用。目前的結構性物價上漲尤其是資產價格高漲是流動性過度向局部領域傾斜的結果。對此，財政政策應該發揮相對靈活的結構調整。一方面，為重新引導流動性的合理分布，財稅政策應增加資產轉手環節的稅收。一些類似托賓稅的稅制有助於增加投機的成本，減少流動性推高資產價格的激勵。另一方面，財政可以將集中起來的流動性，增加對低收入階層、落後地區的轉移支付、改革醫療教育體系、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流動性向這些不均衡的領域引導不會對股市和大城市的房地產市場造成直接壓力，而夯實社會福利體系也是應對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挑戰的題中應有之義。

最後，應將擴大增量投資渠道、豐富金融工具擺在一個更重要的位置。美國的經驗是，在次貸危機之前，每年流入將近萬億美元、資本項目下總債務3.5萬億美元以上、並且M2/GDP值穩步增加，正是得益於債券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以及國際金融市場吸收了大量的流動性，美國才沒有出現明顯的股市泡沫。這意味着，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拓展金融創新有利於分散流動性集中的風險。

要成功應對中國經濟“成長的煩惱”，應建立一個科學的綜合性的社會經濟治理體系。這一體系的建設可從三個方面入手：在本幣升值過程中，貨幣政策應保持在緊縮通道中運行；在貨幣政策進行總量控制的同時，財政政策應引導流動性合理分布；將擴大投資渠道、豐富金融工具擺在一個更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