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今天必須保持對中國一切重大爭議性政治議題的中立

王希哲

謝韜說：“不清理毛澤東的罪惡﹐中國不能前進 ”。
贊成謝韜。但也要照顧另一個方面：“不肯定毛澤東的功績﹐中國不能前進”。

現在謝韜們和右翼自由派不正在“清理毛澤東的罪惡”嗎？誰反對你清理了嗎？
誰壓制你清理了嗎？過去中共是壓制的，不許任何人“清理毛澤東的罪惡”的，
我們那時就堅決反對中共的壓制。但現在“黨中央”已經聽之任之，由你去清
理了，不抓你，不壓你，任你上網宣傳你了，你去清理不就行了嗎？你還要怎
樣呢？你還埋怨誰“不清理”呢？

無非是，“清理毛澤東的罪惡”還只是右翼的活動，還沒有上升為“黨中央決
議”，還不是政府行為。說穿了，謝韜們和右翼自由派是對“黨”說：“黨中
央啊，請你支持我們，站在我們一邊，與我們一起去清理毛澤東的罪惡吧”，
不然“中國不能前進”啊！

這本質就是要借黨的勢，仗黨的勢去“清理”毛澤東。就是根本不相信依靠自己
的清理，就能爭取到中國最大多數的人民信服你，跟着你走，去“清理毛澤東的
罪惡”，而非要仗黨的勢不可！

但且慢。中國人民有沒有不認為毛澤東“罪惡”，只認為毛澤東功績的一派？或，
還有沒有既認為毛澤東罪惡，也認為毛澤東功績的一派？當然有，應該說不少。
我老王就屬“既認為毛澤東罪惡，也認為毛澤東功績的一派”。既然如此，大家
平等，你清理你的，我清理我的，有矛盾處，討論便是，憑什麼你就可以想要仗
黨的勢，來壓我，壓其他一切擁毛派？只許你“清理毛澤東的罪惡”，不許我肯
定毛澤東的功績？你說，“不清理毛澤東的罪惡﹐中國不能前進”；我說“不肯
定毛澤東的功績﹐中國不能前進”，不行嗎？

老王這點認識，就是從文革評論，得出的教訓。

本來文革功罪，也應是中國人各自說各自的觀點，平等討論便是。但右翼自由派
和民運偏不，他們非要你與他們一樣不分青紅皂白去“全盤否定文革”，稍有異
議，便罵得一頭狗血。他們真有絕對真理？人民文革派就真的一點沒有道理？沒
有一點發言權利？他們這般的蠻橫憑仗什麼？歸根結底說穿了，無非是仗着當年
鄧小平“黨中央”右派官僚們為自家復辟利益“全盤否定文革”，三十幾年在中
國全社會造成的反文革一派的絕對語言霸權。他們仗共產黨的勢，仗到今天！很
吃了甜頭。

現在，他們明明可以自己去“清理毛澤東的罪惡”了，沒人壓制他們了，他們卻
非要再吃仗黨的勢“全盤否定文革”的甜頭，非要拉着“黨中央”來與他們一起
“清理毛澤東的罪惡”。原來，反共右派想要得勢也還得靠“黨”啊！還要
仗共產黨的撐腰，去壓倒另一派啊！

不允許！老王的意見是，哪怕老王百分之百贊成“清理毛澤東的罪惡”，他
也要堅決維護中國人民中，肯定毛澤東功績一派人的權利，不許右翼走仗黨
的勢“全盤否定文革”，絕對壓迫反對意見的老路子。

其實，“黨中央”本來就不應該壟斷中國政治，需要改革。但在改革前，在“黨
中央”事實還在壟斷中國政治的情形下，黨中央必須保持對中國一切爭議性重大
政治議題的中立，放手讓左右兩派去爭論，不可聽右翼自由派花言巧語，片面站
在哪一邊，接受哪一派的口號，去壓制另一派。

老王
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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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鶴慈 江迅 專訪謝韜﹕不清理毛澤東的罪惡﹐中國不能前進 2008-02-26 04:35:21 [點擊:27]
專訪謝韜﹕不清理毛澤東的罪惡﹐中國不能前進

江迅

以一篇論述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線之爭的謝韜﹐坦承文章所以轟動﹐是因為表述了人們長期隱藏在心中的歷史感覺與反思。只要共產黨向民主憲政的方向小步前進﹐二十年後中國就會有大的轉變。

在香港大學本部大樓二一八畢業生議會廳﹐百多名聽眾擠得滿滿的。來自北京的着名理論家謝韜演講“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問題”。八十六歲的謝韜﹐雖行動遲緩﹐卻中氣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聽者頗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層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場政治理論風波。身處中共思想理論界重大爭議的旋風中心﹐他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卻背了一首他的舊詩作﹕“行雲流水去﹐清風明月來。生動無凝滯﹐芯花漫自開。”一首恬淡雋永的小詩﹐正是他此際的心情寫照。

他說﹐中國的問題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產黨方向正確﹐向民主憲政的方向前進﹐小步前進﹐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進﹐積小步為大步﹐也許二三十年後會有大的轉變。《炎黃春秋》有勇氣發表這一文章﹐就是一種促﹐讓人們看到了中國的一點希望﹐同時也讓人看到領導者在汲取教訓﹐作歷史反思﹐採取寬容態度。歷史在緩慢地向前推進﹐在無聲無息地逐漸地轉換着。中國的問題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說﹕“二十年後的大轉變﹐我們這樣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現在三十多歲的人﹐經過二十年的奮鬥﹐他們與舊的那套沒有聯繫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時候﹐會有大的轉變。我們雖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着一天﹐有話就說。我風風雨雨幾十年都過來了﹐入黨六十年﹐在中國也算是最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教員﹐到了晚年﹐未來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問題﹐說點真話﹐自己都愧對自己了。見上帝之前﹐留下幾句真話﹐就是這樣的心情。”

他說﹕“中國當前最主要的問題﹐是要重新評價毛澤東﹐重新清理毛澤東﹐在走向一個更有活力的民主社會中﹐清理毛澤東的思想和政治障礙﹐不清理毛澤東幾十年來造成的罪惡﹐中國不能前進。胡錦濤最近提出四個堅持﹕堅持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和諧社會﹐建設小康社會﹐用這新的四個堅持取代了舊的四個堅持﹐這就是一個進步﹐就是在前進﹐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轉變過來﹐但它每前進一步﹐我們應該歡迎﹐中國社會目前還沒有到翻天覆地巨變的時候。”

謝韜患有心臟病﹑高血壓﹐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動主要是讀書﹐早晚兩次在住宅小區散步。最高興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組織部副部長﹑毛澤東政治秘書李銳﹑中共中央原宣傳部長朱厚澤等是他家的常客。他們關上門交換最新獲得的政壇信息﹐說說在門外不好說的真話。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謝韜發表了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檄文後﹐朋友們都為他擔心。他笑着說﹕“直到今天﹐有關部門有關領導沒有任何人為此找我談話。”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學校﹐即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委依往年慣例上他家探望﹐送給他一盆天鴻爪花﹐還有一套寢具﹑一封賀信。謝韜說﹐兩個月過去了﹐花還盛開着。

謝韜和夫人是九月六日從北京來香港的﹐參加《明報月刊》五百期誌慶講座﹐他是主講嘉賓。同一飛機抵達香港的還有特邀嘉賓﹑《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原中國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和女兒《炎黃春秋》副秘書長杜明明等人。謝韜說﹐他和發表這一文章的《炎黃春秋》都沒有遇到麻煩﹐這是當局的“寬容”﹐體現了官方的一種“保護”。

未被處分體現寬容

文章發表後﹐他和《炎黃春秋》的朋友們都提心弔膽﹐因為不知道當局會有什麼反應﹐是未知數心裡就不踏實。但文章發表的五個月裡﹐領導上沒有任何反應。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報》才刊登一篇答讀者問的文章﹐論及此文。這前後中央下達一個精神﹕此文不傳播﹐不轉載﹐不批判﹐不爭論﹐個人可以對此表態。中央沒有干涉﹑打壓文章掀起的討論氣氛。對意識形態理論爭論﹐中央不急於發表意見﹐採取一種開明的寬容態度﹐也是在汲取歷史教訓﹐這是中央和領導人的一種進步。

謝韜說﹐按照中共傳統﹐任何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召開﹐全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學習代表大會的有關文件﹐以黨代會的文件統一全黨的思想﹐不希望干擾﹐不希望有雜音﹐不希望分散關注點。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發表這篇文章﹐公開討論長達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沒有與中國人民見面的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在中國一貫都是封鎖的﹐批判的﹐現在可以公開談論﹐象徵意義很大。他認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七大會朝民主社會主義前進一步﹐不會開倒車。他說﹕“中國缺少的不是誰說得正確﹐誰說錯了﹐而是把話說出來﹐這個現象本身更具意義。中國曾經是有話不能說﹐而今能說了﹐引起社會爭論﹐這就是進步。”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寫好了。謝韜與一些朋友商談中﹐預測文章提出的問題具有很大衝擊力。長期來在當局封鎖下﹐這一問題是無法公開討論的﹐對毛澤東思想的否定﹐對列寧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這在中國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政治問題﹐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壓着沒有發表。不知是誰將他的這篇文章放到網上﹐散布很快﹐當時他還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黃春秋》編輯部朋友給他電話﹐說從網上看到了這篇文章﹐想將文本里一些尖銳或敏感的用詞作些改動﹐準備在《炎黃春秋》上發表﹐謝韜同意了。

他說﹕“發表前﹐編輯部多次作了研究﹐為發表這篇文章作了三種準備。一是可能會引來上級部門指令封門﹐那就要找律師打官司。一是這一期被禁止發行﹐以前也有過先例﹐如果是這樣﹐編輯部就提前發行一部分雜誌。一是刊出後﹐上面有人來打招呼﹐要求編輯部作檢討﹐或者其他一些相關措施﹐施加政治壓力。”文章終於破土見了陽光﹐引起強烈反響﹐而中央採取少見的寬容態度。謝韜說﹕“這令我們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應。文章受到傳統左派狂熱攻擊﹐各地舉行了十多場大批判會﹐指責我顛覆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反憲法﹐反黨章﹐都不是講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為表述了人們長期隱藏在心中的歷史感覺﹑歷史反思。文章的觀點﹐不是他一個人的﹐許多朋友和同事在長期的政治和學術的經歷後﹐也有同樣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過是系統地加以表述。他說﹕“中國曆次運動﹐大家從切身經驗里﹐有自己的歷史感覺﹐很多人都在作歷史反思﹐包括黨內一些領導幹部。這是一個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過是他們當中的一個。中國這幾十年培養了這樣的一種人﹐年輕時真心為革命﹐真心去擁護﹐到了晚年﹐經歷了幾十年風雨﹐人就想說點真話﹐面對真實的歷史去探討未來。”■

謝韜小檔案

今年八十六歲﹐曾任重慶《新華日報》記者﹑延安新華總社編輯。一九四九年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副社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長

原載《亞洲周刊》